○绍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亲政。时太后既崩，中外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今日乃国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机，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灵，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为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亦顺众言而逐之。是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时苏轼方具疏将谏，及见祖禹奏，曰：“经世之文也。”遂附名同进而毁已草。疏入，不报。会有旨召内侍刘瑗、乐士宣等十人复职，祖禹又谏曰：“陛下亲政以来，未闻访一贤臣，而所召乃先内侍。四海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不可。”弗听。侍讲丰稷亦以为言，出知颍州。范祖禹复请对，曰：“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又用兵开边，结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赖先帝觉悟，罢逐两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满天下，不可复去。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者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李稷、陆师闵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刘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乱。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悬。惟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复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言：“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唐亡之祸基于开元。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摧陷。用臣兴土木之工，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上曰：“所召内臣，朕岂有意任用，止欲各与差遣尔。”祖禹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读学士苏轼乞外补，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吕大防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即召对，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帝深纳之，遂复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复遥授团练使。给事吴安诗不书惇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诰词，皆不听。刘安世极谏章惇等不可用，贬出知成德军。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故有是命。范纯仁以时用大臣皆从中出，侍从、台谏亦多不由进拟，乃言于帝曰：“陛下亲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帝不纳。

三月，策进士于集英殿，李清臣发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其意盖绌元祐之政也。苏辙谏曰：“伏见策题力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深鉴其失，代之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天书，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之梓宫。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濮议，朝廷汹汹者数年，先帝寝之，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屡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大事去矣。”帝览奏大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词，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事之始，进退大臣，不当如诃斥奴仆。”右丞邓润甫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帝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帝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辙竟落职，知汝州。及进士对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礼部侍郎杨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置前列。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矣。

以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司马光谕布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义不可为。”遂以户部尚书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宁，过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张商英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时为开封推官，上书言：“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复屡诣执政求进，且为谀词贻苏轼，求入台。吕公著闻之不悦，出为河东提刑。至是，召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积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极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建明，中书之勘会，户部之行遣，言官之论列，词臣之诰命，无非指摘抉扬，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望陛下与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论司马光、文彦博奸邪负国，至比宣仁为吕、武。全台御史赵挺之等复会劾苏轼草麻有“民亦劳止。”之语，以为诽谤先帝，黜轼知英州。范纯仁谏曰：“熙宁法度皆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之际，始用言者，特行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今乃有是奏，岂非观望耶？”帝不听。

癸丑，白虹贯日。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顺天意。帝从之，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于是天下晓然知帝意所向矣。

罢翰林院学士范祖禹。时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罢。

壬戌，以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帝有绍复熙、丰之志，首起惇为相，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遂引其党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责，协谋报复。惇之被召也，通判陈瓘从众道谒之。惇闻瓘名，邀与同舟，询当世之务。瓘因问惇曰：“天子待公为政，敢问何先。”惇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势无急于此。”瓘曰：“公误矣。果尔，将失天下之望。”惇厉声曰：“光不务缵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为今之计，惟消朋党，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则左重，移置之右则右重，俱不可也。熙宁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悦。帝既相惇，范纯仁请去益力，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

召蔡京为户部尚书。

以林希为中书舍人。章惇尝言：“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会希赴成都，过阙，惇欲使典书诰，逞毒于元祐诸臣，且许以为执政。希久不得志，请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贬黜之制，皆希为之，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草制罢，掷笔于地曰：“坏名节矣。”

丁卯，章惇请复行免役法。差、雇两法，置司讲议，久而不决。蔡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初，司马光尽革熙、丰之政，而罢雇役复差役独于人情未协。至是，京、惇相倚，遂执以为词，复行免役法，识者愈见其奸。

戊辰，以蔡卞为国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先帝之圣。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纪，类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诏从之。卞遂从安石从子防所求安石旧作《日录》，尽改正史。

闰月壬申，复以陆师闵等为诸提举常平官。

五月，以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履为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惇、确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时谓之“四凶”，为刘安世所论而出。至是，惇复引用，俾报复仇怨，元祐旧臣无一得免者矣。

秋七月丁巳，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官，诏谕天下。时台谏黄履、周秩、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翟思、刘拯、井亮采等交章论司马光等变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请发光、公著冢，斫棺暴尸。帝问许将，将对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夺光、公著赠谥，仆所立碑，夺王岩叟赠官，贬大防为秘书监，挚为光禄卿，辙为少府监，并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为相，首倡绍述之说，以计去苏辙、范纯仁，亟复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悦，复与为异。惇既贬司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进曰：“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大骇物听。”帝乃下诏曰：“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议罚，其布告天下。”初，朋党论起，帝曰：“梁焘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议，朕皆记之。”又曰：“苏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也。”由是颂获免，而焘止谪提举舒州灵仙观。挚语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谪吾曹，死无所恨。正虑意在报复，奈天下何。”

八月，罢广惠仓，复免行钱。

冬十月，以吕惠卿知大名府。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纳之。及惠卿至京，请对，见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计卒不施而去。时论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复蔡确观文殿大学士。

十二月，蔡卞进重修《神宗实录》，于是范祖禹及赵彦若、黄庭坚等坐诋诬降官，安置永、澧黔州，迁卞为翰林学士。初，礼部侍郎陆佃预修《实录》，数与祖禹等争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处，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至是佃亦落职。言者又以吕大防监修《神宗实录》，徙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贬监察御史常安民。时，蔡京深结中官裴彦臣，安民因论之，谓“京奸足以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内结中官，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党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不可不早觉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无及矣。”是时京之奸尚隐，人多未测，独安民首发之。又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朋附之流遂从而和之。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谀佞无耻，近乃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为博士，亲定光谥为文正，近乃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章疏前后至数十百上，度终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复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反复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奸，于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贻吕公著书白帝，以为比帝于汉灵。帝怒，安民不辨，赖安焘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论安民党于苏轼兄弟，遂出为滁州监酒税。

十一月，安焘罢。时，章惇用白帖贬谪元祐臣僚，焘言于帝，帝疑之。郑雍谓惇曰：“王安石作相，尝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之以白帝，焘言不行。惇怨焘，言焘与常安民表里，出知郑州。

时吕大防等窜居远州，会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数十人当终身勿徙。范纯仁闻之忧愤，欲斋戒上疏申理之。所亲劝其勿触怒，万一远斥，非高年所宜。纯仁曰：“事至于此，无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系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然牛、李之党祸数十年，沦胥不解，岂可尚遵前轨。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习水土，炎荒非久处之地，又忧虞不测，何以自存。臣曾与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亲见，臣之激切，止是仰报圣德。向来章惇、吕惠卿虽为贬谪，不出里居。今赵彦若已死贬所。愿陛下断自渊衷，将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观文殿大学士，徙知随州。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罢，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亲政之初，见虑未定，范、吕诸贤在廷，左右弼谟，俾日迩忠谠，疏绝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业，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进，阴觊柄用，首发绍述之说，以乱国是。群奸嗣之，衡决莫障，遂重为缙绅之祸。

二月己未，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马光等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易法度，罪恶至深。当时凶党，虽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惩责。”遂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夺赵瞻、傅尧俞赠谥，追韩维到任及孙固、范百禄胡宗愈等遗表恩。未几，复追贬光朱崖军司户，公著昌化军司户。

癸未，流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于岭南，贬韩维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泾原入朝，帝访大防安否，且曰：“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二三年可复见也。”大忠泄其语于章惇，惇绳之益力。会侍御史来之邵言：“司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诛。独刘挚尚存，实天以遗陛下。”于是三省言：“吕大防等为臣不忠，罪与司马光等不异。顷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生死异罪，无以垂示万世。”遂贬大防舒州，挚鼎州团练副使，辙化州，焘雷州别驾，纯仁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刘奉世光禄少卿，郴州居住，寻安置柳州。韩维落职致仕，再谪均州安置。王觌、韩川、孙升、吕陶、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顾临、范纯粹、孔武仲、王钦臣、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姚勔、吴安诗、秦观十七人，通、随、峡、衡、蔡、亳、单、饶、均、池、信、和、金、光、衢、连、横等诸州居住。王攽落职致仕。孔平仲落职知衡州。张耒、晁补之、贾易并监当官。朱光庭、孙觉、赵卨、李之纯、杜纯、李周并追夺官秩。复追贬孔文仲李周为别驾。中书舍人叶涛当制，文极丑诋，闻者切齿。先是，左司谏张商英上言：“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以激怒之。由此诸贤皆不免。

纯仁时因疾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或谓近名，纯仁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之爱君，有怀不尽，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时韩维谪均州，其子诉维执政日与司马光不合，得免行。纯仁之子欲以纯仁与光议役法不同为请，冀得免行，纯仁曰：“吾用君实荐以致宰相，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则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无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闻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纯仁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

甲申，贬太师致仕文彦博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谏张商英尝言彦博背国负恩，朋附司马光，故贬。

闰月甲辰，苏轼谪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范祖禹移宾州安置，刘安世移高州安置。

三月，章惇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惇志不快，于是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唯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讟宗庙，睥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章著。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缉而藏之，岁久必致沦弃。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请即命序辰及直学士院徐铎编类。凡司马光等一时施行文书，攟拾附着，悉不遗，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缙绅之士无得脱祸者矣。邹浩言：“初旨但分两等，谓语及先帝并语言过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难分之迹，而典刑轻重随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于近臣。愿加省察，以为来事之监。”卞党薛昂、林自又乞毁司马光《资治通鉴》板，太学博士陈瓘因策士引神宗所制序文以问，昂、自议沮。

四月己亥，吕大防将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丰。大防为相，用人各尽其能，不事边幅，而天下臻于富庶，竟以贬死，天下惜之。上闻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请归葬，即许之。一时议者谓痛贬元祐党人皆非上意也。

十一月癸酉，贬刘奉世于柳州安置，程颐于涪州编管。颐时放归田里，帝一日与辅臣语及元祐政事，曰：“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于是言者论颐与司马光同恶相济，遂削籍窜涪州。颐在涪与门人讲学不辍，《周易》传亦在涪所著也。

复立市易务。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再窜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刘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刘安世尤深，必欲置诸死地，至是，讽蔡京并陷二人以罪。安世至贬所，惇阴令杀陈衍使者过梅，胁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为转运判官，使杀之。判官承意疾驰且至，家人号泣不食，安世饮食起居如平时。至夜半，其人忽呕血而死，安世获免。祖禹寻卒。祖禹在经筵劝讲论谏常数十万言，开陈治道，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虽贾谊、陆贽不能过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进《新修敕令式》。惇读于帝前，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者乎？”惇等对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史点检三省、枢密院，并依元丰旧制。

闰月，置看详诉理局。安惇言：“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熙、丰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蔡卞劝章惇置局，命中书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详。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会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