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了汀荪的卧室，姚国英忙着找寻那方凳的原位，我却乘机瞧这卧室的布置。这卧室朝东壁上有一个装着铁直楞的窗口，两扇有木格的长玻璃窗，分明是由旧式的明瓦窗改造的，故而这次间中光线倒也不弱。那铜床的一端，靠着西面和中间分界的隔墙，床的正面向南，有一只红木的妆台，就靠隔墙排列着。妆台上放着些香烟罐，火柴，烟灰盆，茶壶，茶杯，一只小瓷钟，两个玻璃花瓶，却放得杂乱无章。妆台的南面有两扇通中间的板门，这时用木闩闩着，靠门放着一只新式沙发。这门似乎并不出入。靠东窗的一边，有一只大理石面子的面汤台，台上有一只搪瓷面盆，面盆边上挂着一块折叠的面巾。此外还有些木梳、发膏、漱口杯、牙粉瓶、肥皂缸一类的东西。面汤台的南面，有一口新式玻璃面衣橱，也是红木质的。衣橱前放着两只长背的藤垫椅子。

姚国英忽指着西边两扇画窗，说道：“霍先生，这就是放方凳的所在。”

霍桑已将那双皮拖鞋放在床前的地板上，正站在妆台面前。他回过头来点了点头，接着就将那妆台的靠床的一只抽屉抽开。抽屉中有一只黑纹皮的皮夹，一只四号明面的金表，还有一只赛银壳的纸烟盒。霍桑将皮夹打开，里面有三四张五元的钞票，一方图章，和一个钥匙。霍桑在几张名片中间翻了一翻，忽抽出了一张细瞧。

他惊异道：“唉，这大概是他的欠项的纪录罢？蒋方绶，一千元；小王，三百元；盛家森，一百元。……喂，春波兄他也欠你钱吗？”

杨春波皱紧了眉毛，用舌子舔着他的嘴唇，踌躇着不答。

汪银林又将怀疑的目光瞧着他，催逼道：“你为什么不说？他究竟欠你钱吗？”

杨春波低声道：“欠的。”

霍染又问道。“多少？”

杨春波道：“一共一千四百元。”

霍桑点头道：“对的，这里也照样写着。这数目分两次借的：第一次，八百元；第二次，六百元。对不对？”

杨春波点了点头，却不答话，目光却沉下了。

霍桑又用手要抽开靠近沙发的一只抽屉，那抽屉锁着。他瞧了一瞧，便从那皮夹中拣出来一枚钥匙，塞在锁孔中旋了一旋，竟应手而开。他在抽屉中翻了一翻，忽又发出惊异的声调。

“唉，这抽屉很杂乱，莫非有人翻动过了吗？……这里有三种票子：狗票，马票，和当票。狗票的数目最多，竟积到二寸厚了！当票也不算少。当款的数目，要算这两张最大；一张是一千二百；一张是九百。包朗，你是读当票的专家，请过来瞧瞧。当的是什么东西？”

我暗忖霍桑这样给我夸张，岂不要使我当场出丑？我本不曾当过朝奉，只曾向这班人讨教过一二。当票上的字，唯一的秘诀，就是将字写别和分割，对于几种普通的东西，他们有呼别的专门名词。并且他们写得很熟，一笔连串，不熟悉的便瞧不出来。我把那两张当票按过细细瞧，幸亏都认得出。

我答道：“这一干二百元的，是一只钻戒，已当了十二个月；九百元的，是一条珠项圈，时间更久，还是去年五月里当的，再过一月，就要满期没收了。”

姚国英又表示他的见解。“现在很明白了。这个人大概喜欢赌博，赌输了钱，便将他妻子的遗物去典质。现在典质和借贷部已到了绝路，就不得不自杀。霍先生，你以为怎样？”

霍桑点头道：“他的经济状况无疑是很坏的。”

汪银林正解开了死者身上的那件浴衣的绳结，细细察验他的身体。

霍桑问道。“他身上有别的伤痕吗？”

汪银林摇头答道：“完全没有。”他说着，重新将浴衣盖好，立直了身子。

霍桑忽又凑到死者的嘴唇近边嗅了一嗅。接着他又走到面汤台前瞧瞧面水，又翻开了面盆边上折叠的面巾，同样用鼻子嗅了一嗅。

汪银林问道：“他曾洗过脸吗？”

霍桑忽抬头答道：“你也来嗅嗅。这是什么臭味？”

汪银林果真凑到面盆上嗅了一嗅，说道：“似乎有些甜味，大概是生发膏臭味罢？”

姚国英忽抢着说道：“对了！从这种种情势上推测，我刚才的见解似乎更近事实。”

霍桑瞧着他问道：“何以见得？”

“他今天早晨起身以后，正在洗脸的当儿，忽而想到他自己经济的压迫，便发生自杀的意念。因为这种赌徒们，在赌时昏昏迷迷，往往不顾利害地一掷千金，只有在清晨神智清明的当儿，才有觉悟的机会、可惜他的觉悟已晚，一想到自身的危险，便不得不一死了之。霍先生，你认为这见解对不对？”

霍桑沉着目光，喃喃地说：“很有哲学意味。”

汪银林又旋转身去问杨春波道：“你昨夜里有没有跟他谈起过借款问题？”

杨春波慌忙答道：“‘没有。我们只谈着到吴凇去的话。”

这时候楼下忽发生一阵喧闹的声音，仿佛有什么人来了。

姚国英说道：“这里都已瞧过了，我们到楼下去罢。”

霍桑应道：“好，银林兄，这条丝带你拿着，让他们瞧瞧是什么人的。这些皮夹一类的东西，不妨留着，让检察官来收拾。最好请一个专家医士来，并且请他们就来检验。……唉，且慢，那枕头下面是什么东西呀？”他说着，又回到床面前去，把枕头翻开，忽现出一个黄色的西纸信封。他惊呼道：“唉，这里还有第四张符哩！”

姚国英也站住了脚步，回到床面前来。我见霍桑手中拿着的那个信封，正和以前的三个相同，信面上的钢笔字，也出于一个人的手笔。

霍桑说道。“唉！这个邮印是二十七日六时发的。今天是二十九日，昨天就应该送到。这封信是投寄在第五分局的。包朗，我记得第二封信，也有第五分局的印章。对不对？”

我答道：“正是，你说第五分局似乎在新闸方面。”

姚国英显着莫明其妙的神气，要想发话，但霍桑已很小心地将信中的信笺抽出。

“唉！果真又是一张怪符？”

我们大家却走过去瞧。这符又和前三张不同。我们几个人瞧了一瞧，大家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霍桑解释道：“这是很显明的，上面三点定是个‘三’字，就是‘三日死’三字，下面是新标点的惊叹号‘！’我们上一次假定那剑形的一竖一点是叹声号，现在可以证明了。”

姚国英惊诧道：“这是什么意思？奇怪！”

霍桑答道：“这里面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春波兄，你把这回事简单些说给姚署长听听。”

当杨春波给姚署长解释那怪符历史的时候，霍桑将那符信小心地折好，放在他的衣袋里。他又走到床面前去，翻开了下面的褥子搜寻，却没有什么。接着，他又蹲下了向床下窥探，忽又回到床背后去。我不知他发现了什么，便跟着他走过去瞧。他走到了床背后，又蹲下身子，从地板上抬起了一个有一寸光景长的纸烟尾。他拿了烟尾凑到鼻子上嗅嗅，又走到朝东窗口去细瞧。一会儿，他又回到妆台面前，把那罐使馆牌烟罐的盖开了，向罐内瞧了一瞧。他又开了靠床的那只抽屉，重新把那只赛银烟盒取出，打开了盒盖，里面还剩两支纸烟。

姚国英讲完了湖怪符的故事，失望道：“唉，这里面还有这样一幕鬼戏！这案子倒反而复杂哩！”

霍桑不理会他，自顾自地问道：“姚署长，春波兄，刚才你们上楼以后可曾吸过烟？”

姚国英和杨春波都旋转头来，回答没有。

霍桑把拾得的烟尾拿在手掌中，说道：“这烟尾落在床背后靠近床脚的地板上，我们进门时竟没有注意。这烟尾很新鲜，烟丝粗黑，虽已瞧不出什么牌子，但一定是廉价纸烟。死者的烟罐和烟盒里面，却都是高价的舶来品使馆牌。这样，以证明这烟尾决不是他丢在地板上的。”

汪银林道：“那么，今天早晨一定有一个吸纸烟的人进来过了。”

霍桑点头道：“这理解很对。因为烟尾的一端，还不曾干透，一定是今天早晨丢下的。”

汪银林的眼光又斜到杨春波的脸上，紧闭了嘴，似在暗暗点头。杨春波似有些儿惊慌。

杨春波总自动辩白这：“今天早晨我当真到这来过的，但我吸的是金星牌纸烟，烟丝细长而黄嫩。你们尽可以瞧。”他又从他的那件鼻烟色西装的胸口袋里，摸出那只银烟盒来。

汪银林冷冷地答道：“我并不说你啊。你为什么自己心虚？”

霍桑把那烟底放在他自己的烟盒里面，一边解围似地说：“我相信这种烟的确不是春波兄吸的。唉！楼下又有什么人回来了。我们下去。”

我们五个人由霍桑引导着，鱼贯地走出死者的卧室。霍桑走到中间的门口，又站住了探头向里面张望。那楼梯与中间之间，隔着一层板壁，连着两扇旧式的板门，这时那门开着。

霍桑道：“这中间里面也有一只床铺，像是一只！临时的客铺，昨夜里好像有人睡过。什么人呢？”

他的问话并没有人回答，接着我们一行人便走下楼去。

客堂中有一个老者，正在和那少女丽云谈话。旁边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短衣的男子，和一个年龄在五六十之间的老妇，都出神似地听着。我后来知道那老者就是死者的嗣父甘东坪，短衣男子是厨子阿三，老妇是苏州吴妈。

甘东评生得倒也气概不凡，宽阔的肩膊，挺直的腰背，红润润的面颊，和发话时宏亮的声音，都不见衰老之态。他的头发虽有些花白，但神气至多只有五十以上的年龄。他穿着一件低领的旧式圆花黑线春的薄棉袍子，袖子很长，腰身很阔，假使罩上一件马褂，倒很有旧官僚神气。他的脚上穿一双阔梁的缎鞋，一条破绉纱的绸夹裤，用带扎着脚管。他一听得我们的脚步声音踏进了客堂，便旋转身来，把两只长袖掩盖的手，按在胸前连连拱着。

他招呼道：“先生们，劳驾，劳驾唉，姚署长，你也来了。我真想不到，这孩子竟干出这种勾当。他已没有希望了吗？”

姚国英摇头道：“他已完全硬了，至少已死了两三个钟头。”

老人皱眉顿足地说。“唉！这真是家门不幸！先生们，请坐，请坐。”

我们坐定以后，那莫大姐端着茶盘出来，向我们五个人一个个敬茶。我瞧这莫大姐的年纪约有二十四五，蛋圆形的脸儿，红润润地不瘦不肥，皮色虽然黑些，五官端正，眉目清澈，倒也俊俏不俗。伊的身材比丽云要高些，上身穿一件淡蓝自由布的单衫，下面系一条黑级的大脚管裤子，一双天然脚上穿着白色细纱袜和黑哗叽的鞋子，打扮也很整洁。伊送过了茶，又拿着香烟罐出来敬客，举止上也很灵敏。

姚国英问道：“甘先生，你对于这回事，事前是否知情？”

老人答道：“我完全不知。我每天早晨总是风雨不更地要到城隍庙的湖心亭去的。昨夜他在什么时候回家，我也不知道。诸位不要见笑，我们父子间会面的机会很少：我出去时他没有起来，他回来时我却早已睡了。今天我出去时还只七点钟。我下楼时，吴妈正在打扫客堂，我女儿也刚才起身。直到刚才弄口烟纸店里的桂生到茶馆里去告诉我汀荪已吊死了，我才慌忙赶回。所以这一回事，正像晴天霹雳，我完全梦想不到。”

汪银林问道：“那么，我们先问问几个仆人。吴妈是不是起得最早的一个？”

甘东坪应道：“正是，伊每天起身得最早。吴妈，你走出来，几位先生要向你问几句话。”

一会儿，那个苏州妈子已从白漆的屏门后面出现。伊穿一件黑布的棉袄，头发花白，腰背也有些弯曲，但两只眼睛骨溜溜地转不定。伊的神气非常老练，绝无恐慌的样子。伊走到那张红木的方桌面前站住，伊的眼睛向两面椅子上的人瞧了一瞧，便等候问话。

汪银林问道：“吴妈，你今天早晨几点钟起身？”

吴妈答道：“大约六点半钟，天还没有亮足。”

我觉得伊的年龄虽老，声音却仍尖俏，说话时也不像一般年老仆妇们的没有层次。苏州妇女的声音，的确有使人陶醉的音乐意味，我好久没听到吴音，这时倒很有兴味。

汪银林又道：“你起身以后干些什么事？你应仔细些说。”

老妇仍不慌不忙地说道：“我起身以后，先去买豆腐浆一这是我天天的早课一回来后就打扫客堂。那时我见老爷下楼来，喝了豆腐浆就出去，小姐也起身了。我就出去泡水，预备大家洗脸，但大少爷的和高先生的洗脸水，都是莫大姐送上去的。”

汪银林插口问道：“高先生？他是谁？”

甘东坪抢着答道：“他是丽云的舅舅，叫高骏卿，在无锡勤益面粉厂里办事，前天从无锡来的，在这里耽搁了两夜，就住在这客堂楼上。他定意乘今天早晨的特别快车回无锡去，因为知道我一早要出去喝茶，故而昨夜里领先和我话别。今天早晨我出去时，他还没有醒，我也不曾惊动他。吴妈，高先生是什么时候出门的？”

老妇道：“他吃过早饭才走，八点钟已敲过了好一会。”

霍桑对于这一点似乎很注意。他下楼后始终静默，这时才第一次开口。

他问道：“甘先生，请问这位令亲也会吸纸烟吗？”

甘东坪答道：“不吸的。我们家里只有汀荪吸纸烟。先生，你为什么问到这个？”

霍桑答道：“我们刚才在楼上找着了一个香烟头，好像今天早晨有什么人进去过。”

老人呆了一呆，忽把眼光瞧到杨春波的脸上，却不发话。

汪银林继续问道：“吴妈，你说下去，以后你又干些什么事情？”

老妇道：“我泡了水回来，就到炊间里去烧粥，接着，我照常到楼上去收拾老爷的房间，又到楼下来打扫书房。到了八点半光景，那位高先生出去，他赏了一块钱，给我和莫大姐平分。我吃过了粥，和莫大姐分了赏钱，又到后院里洗了两双袜套，就出去买一个裤腰布，小姐也叫我顺便买些零碎东西。我出后门时，瞧见这位杨少爷进来。等到我买了裤腰布回来，才知道大少爷已吊死了。”

汪银林道：“这样说，你今天不曾见过大少爷？”

那苏州吴妈摇摇头，说：“没有，我不曾见他下楼。”

霍桑忽然低声向汪银林建议道：“这一点你还是问问莫大姐，伊也许比较明了些。”

汪银林点点头，又挥一挥手，说道：“你去叫莫大姐出来。”

吴妈点点头，便很从容地回身走到屏门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