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和哲学本身一样——也感到奇妙的动摇。它曾被抬举做最高的和立法的科学，但又曾陷于像“甲是甲”那样的记述和经院派推论规则的韵语的保管者的低微地位。它根据以它所研究的是思惟的法则，而世界又为绝对理性遵照着这些法则而造成为理由，要求陈示宇宙的基本构造法则的权力。后来它又压缩了它的主张，说它所研究的只是些无关事实或物体的正误而自然真确的推理法则。近代的客观唯心论者认为它是古代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的适当代替者，但别的人又把它看成是教人精于辩论的修辞学的一个分枝。有一个时候曾以穆勒（mill）从科学家的实践中吸取出来的真理发见的归纳论理去补充中世纪从亚理斯多德吸取的形式论理，而得了一个表面妥协的均衡。但德国哲学的研究者，数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虽曾互相攻击得很激烈，却也一致地向着正统论理学的演绎的证明和归纳的发见两方面进攻。
论理学呈现着一个混乱的情景。它的主题、范围或目的几乎都不得一致。这个不一致并不是形式的、名义的、而是影响一切问题的处理方法。试拿一个如判断的性质那样的基本事件来讲讲。我们可以引用名家将各种可能的异说尽列出来。判断是论理学的中心，但判断又全然不是论理的，而是个人的、心理的。如果是论理的，它就是概念和推论所从属的基本作用，而它又是概念和推论的后果。主辞和宾辞的区别是必要的，而又是不适当的，又或这个区别虽则有例可考，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甚至在那些主张主辞宾辞的关系是本质的的人们中间，有人说判断是未有主辞和宾辞以前的某种事物的分析，也有人说它是集主辞和宾辞而为另一事物的一个综合。有些人以为实在常是判断的主辞，又有人则以为“实在”是和论理没有关系的。在否认判断为宾辞对于主辞的归附，而承认它是原素间的关系的人们中间，有人说这个关系是“内面的”，有人说它是“外面的”，也有人说有时是属于内，有时是属于外。
如果论理是无关实际利害的一桩事体，这些矛盾虽是很多、很大，而至不能调解，也可以一笑置之。如果论理是有实际效果的，这些矛盾就很严重了。它们证明这种知的背驰和异致是有一个深奥原因的。其实，现代的论理学说确是一切哲学派别和争论所聚会和集中的要地。在经验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的关系的传统概念中所起变化，怎样影响伦理学呢？第一，它影响到论理学本身的性质。如果思考或智慧是立意改造经验的手段，那么论理学作为思考进程的一个记述，就不是纯形式的。它并不限于无关所论事件的真伪而在形式上正确的推理法则，而它又不像黑格尔（hegel）的论理学那样，研究宇宙的内具的思维结构，或像洛宰（lotze）、博山克（bosanquet）和其他认识论的论理学者那样，研究人类思想对于这个客观的思维结构的逐渐逼近。如果思考是使经验改造得以审慎推行的途径，论理学就是使所起改造可以成为更省事更有效的思考进程的一个清晰而有条理的方式。以论理研究者的常用语来讲，论理是科学也是艺术。从它对于思维的实际进程所作的有组织和证验的叙述这一点看，它是科学，从它在这个叙述的基础上规定各种方法使将来的思考趋向成功、避免失败这一点看，它是艺术。
这样，论理学是经验的或是规范的，是心理的或是法程的，那个争论就可以解决。论理学是兼有两面的。论理学是以实验材料的切实的和便于执行的供给做基础。人们已思考了许久，他们用种种方法去观察、推求和讨究，并且得到种种结果。人类学、神话、传说和祭祀的起源的研究，语言和文法，修辞学和前人的论理作品，告诉我们，人们曾经怎样思考过，各种思考曾以什么做目的而得了什么结果。心理学，无论是实验的或病理的，关于怎样思考和结什么果曾提供了许多重要知识。尤以各种科学发展的记述对于那些或是成功或是失败的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试验方法有所启示。由数学以至历史，每门科学各就它所研究的特殊资料提出各种错误的和有效的方法。论理学于是获得经验的研究的一个广大而几乎无尽藏的原野。
从来都说经验只告诉我们，人过去怎样思考，现在怎样思考，而论理学则研究规范，研究人应该怎样思考，真是愚蠢得可笑。有些种类的思考已由经验证明是没有归宿的，或更甚于没有归宿——而陷于虚妄和谬误。有些已在显著的经验里证明它们引到有效的和连续的发见去。研究和推论的各种方法的各种效果分明在经验中已证实了。反复申述经验的叙述“是什么”和规范的说明“应该是什怎”之间的区别，只是忽略了经验所明示的最重要的事实——成功和失败，即良好的思考和恶劣的思考的显明表示。重视这个经验启示的人，不患资料短少，无以作成一种“法程的”技巧。对于实际思考的经验的记录研究愈渊博，曾经失败和成功的思考间所存特质的关系也愈明显。由以经验确定了的这个因果关系就生出思考术的规范和法则。
数学常被引为是本于先天的法式和超经验的资料的纯规范思考的例证。但从历史方面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何以能避免数学的地位和冶金学一样是经验的那个结论，却令人难以明白。人们开始计算和度量东西正和他们开始捣碎和熔化东西是一样的。俗语说，根据一事可以推见另一事。某种方法成功了——不但在目前的实际意义里，而且在触发兴致、引起注意、鼓动尝试，以促进改良和进步的意义里，也是成功的。现今的数学论理学家或以为数学的结构是突然由具有纯论理构造的宙斯（zeus）的脑袋里跳出来的。然而这个结构却是长久的历史发展的一个产品，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曾进行过各种试验，有些人朝这个方向走，有些人朝另一个方向走；有些实习和操作陷于混乱，有些得到了成功的清理和有效的发展；这是一个根据经验的成败经常选择和改良材料和方法的历史。
所谓规范的先天的数学结构其实就是长年辛苦的经验所获得的成果。冶金学家对于矿石的研究实际也是一样。他也将过去曾被认为奏效最大的各种方法加以拣选、修正和组织。论理对于人类具有深刻的重要性，正因为它是由经验得来，而由经验施诸实用的。这样看来，论理的问题不外是在立意改组经验的研究发展和使用明智的方法的可能的问题。即使多叙一笔，说：这样的论理在数学和物理科学范围内虽已发展起来，而在道德的、政治的事件中以此为明智方法（即论理）的尚未见显著，也不过是以普通形式讲过而用特殊形式再说一遍而已。
让我们不加讨论就假定论理学的这个观念，进而讨论它的几个特质。第一是思考的起源对于将成为经验指导的明智方法的论理学所投射的光明。先前已经讲过，经验自始是关系行为、关系感觉运动的事类，而思考则从经验中引起纷繁困恼的特殊竞争而发生。人们在他们的自然状态，既无烦恼须自洗脱，又无困难须自制伏，是不会思考的。安逸、不劳而获的生活，就要成为一种无思无虑的生活，也会成为一种肆应而无所不能的生活。思考的人是生活受压迫，受束缚，而至不能直接以其行动而操胜算的人。人们遇着困难的时候，如果要遵照权力者的命令而行动，也不会自己去思考。军人是有许多困难和束缚的，但作为军人而言（如亚理斯多德所说）就不是著名的思想家。思想已有人替他们做好了，有官长替他们思想。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劳动者也是一样。所谓困难生思考，实只在非思考不能脱出困难和非思考摸不着解决途径的时候。凡是外界权威统治的地方，思考就被怀疑，就被憎厌。
然而思考不是解决个人困难的唯一途径。先前已经讲过，梦想、幻想、感情的理想化都是逃避困难和矛盾的道路。据现代心理学说，许多有条理的妄想和心病，例如神经过敏症，是发原于为解脱纷烦困恼而起的种种计虑。这样的考察阐明了因应付困难而起的思考所含的几个特质。刚才所讲那些简捷“解决”，并非解脱纠纷和问题，只是解脱关于这些纠纷和问题的情感而已。它们遮盖着它的意识，因为纠纷在事实上依然存在，而在思念中则已避免，于是产生错乱。
是以思考的第一个特质是面迎事实——考究，精细而广博的检查和观察。妨害思考进行（反映和以程式记述这作用的论理）顺遂最甚的，莫如视观察为思考以外的和思考以前的事情，和视思考为不包括新事实的观察作起一部分而能展布于头脑中的事情的那个习惯。凡想接近这样“思考”的，都是想接近刚才所讲的那个回避和自欺的方法。它以一串与感情相投并与理性一致的意义，代替对引起纠纷的情势的特征的考究。它倾向于所谓智的梦游病的那种唯心论。它产生了一个远离实际，而不以应用检验他们的思考的高高在上、不负责任的思想家阶级。这个情形助长了理论与实际的不幸分离，使一方不会理地偏重理论而另方则不合理地轻视它。它认为日常实务是粗野的，是死板的常规，正因为它将思考和理论搬到一个隔离的、高贵的领域。这样，唯心论者就和唯物论者竟然同谋将现实生活弄得贫乏而不均了。
思考与事实的分离，促进那种只堆积粗陋事实、斤斤细故，但永不考究它们的意义和效验的观察——这是一件安全的工作，因为它决不考虑运用所观察的事实去决定变更所遇情势的计划。反之，做为改造经验方法的思考，是把事实的观察看成是解释问题、勘定纠纷所在、确切地而不仅是模糊的情绪，他感到困难是什么，和困难在什么地方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不是无目的、无选择、杂乱无章的，它是有主旨、有特色，并为所遭纠纷的性质所限定的。它的主旨在于明确那被扰乱而致浑沌的情势，以启发现所当取的应付途径。当科学者无目的地从事观察的时候，也不过是因为他爱找问题作他研究的资料和响导，于是极力在剔抉那不露在表面的问题而已：我们以为他是在自寻烦恼，于纠葛中求满足。
是以具体事实的特殊的和广博的观察常常不只是顺应某一问题或困难的感触，而且是顺应那个困难的“意义”的漠然的识别，就是说，顺应那个困难在尔后的经验中所蕴蓄或所指示的关系。它是未来的事件的一个预想或先见。我们说“悬而未解”的纠纷，是很对的，当我们观察那纠纷的征状，我们是同时想望着，悬揣着——简单地说，缔构着一个观念，逐渐解析出意义来。当那纠纷不但是悬而未解，而且紧迫到临头的时候，我们就被压倒。我们并不思考，只是忧愁。引起思考的纠纷，是尚未完成而正在发展的纠纷，是在已发现事物能用作推断未来事物的标志的那种场合的纠纷。当我们明智地观察时，我们说，是领会，其实也是惶扰。我们警醒地注意将来的事。好奇、考究和查察指向着已经过去的事件，也指向着将来的事件。对于已往事件的兴味，就是要得着可以推断未来事件的证据、指标和征兆的兴味。观察就是诊断，而诊断则包含期待和准备的兴味。观察使我们豫先定好一个应付态度，以免猝然遇困而不知所措。
不曾存在的事物，只是豫想或推论的事物，是无从观察的。它没有事实的实际情势，没有依据，没有缘由，只是一个意思，一个观念。观念若非妄想，若非由情绪化了的希图逃脱和躲避的记忆所作成，就是由于正在发展的事实的考察而唤起的关于未来事件的豫想。铁匠注意他的铁，它的色泽和结构，以获得它正在变作什么东西的证据。医师诊察病人，以发觉在朝着一定方向变化的征候。科学家留心他的实验材料，以掌握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体的一条线索。所谓观察不是以它本身为目的，而是要获得证据和征兆的一种探究，这就表明除了观察还有推论，豫想——简单地说，观念、思考、或概念。
在一个更为专门的条理脉络里，查看所观察的事实和所设定的观念或意义的这个论理的关系，对于若干传统的哲学问题和疑难（包括关于判断中的主词和宾词的问题、知识中的主观和客观的问题、概括地说“现实”和“理想”的问题）有什么启发，是值得花些时光的。但现在我们只能指出，关于所观察的事实和所设定的观念在经验中的相关的起源和作用的这个见解，使我们看到它对于观念、意义、概念、或特别用以表示意识作用的任何名目的性质，所波及的若干重要影响。因为它们是可以发生或终须发生的某种事件的示意，它们是——像我们在理想的场合所常见的——应接正在进展的事物的驿站。发觉他的困难原因是压着他的一辆汽车的人，并没有得到安全的保障；他的观察、忖度可能太迟了。但如果他的预期的意念来得及时，他就有所凭借去设法避免这个危险。因为他豫知这个临到头来的结果，他就可以设法扭转当时的局势。一切精明的思考就是行动自由的扩大——从偶然的机会和命运解脱出来。“思考”代表应付途径的提示，而这种应付途径却与精明的观察对于将来的推论尚未得到结果而采取的那一种是不相同的。
志在得到一定结果的行动方案，应付程式——如铁匠以某种形相付与所融化了的铁，医生治疗患者使他易于复元，科学的实验者作出可以应用于其他事件的结论——在未以事件的结果证验过以前，以事件的性质论，是试验的，不确实的。关于真理的学说的这个事实的意义可以以后再谈，在这里留心所有概念、学说、系统，不管它们怎样精致，怎样坚实，必须视为假设，就已够了。它们应该被看做证验行动的根据，而非行动的结局。明白这个事实，就可以从世界除去死板的教条，就可以晓得关于思想的概念、学说和系统，永远是通过应用而发展的，就可以责成人们务必注意这些东西，看它们有什么是表示应行改变的，找机会宣扬它们。它们是工具，和一切工具同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
然而研究却只有在求知的趣味发展到思考本身附带可贵的东西，并且有它审美的道德的兴致时，才得自由。正因为知不是深壁自守，独了其事的，而是改造境遇的工具，是以往往有被用来维持成见或偏执的危险。于是省察就不能完全无缺。既豫定了必须得到某一特殊结果，它就不是真诚的。说一切知在它自身以外另有一个目的，是一件事，说知的发动豫定了必须达到的一个特殊目标又是一件事。说思考的工具性是为着得到个人所追求的片面私利而存在，更是错误。对无论什么目的的任何限制都是思考历程的限制。它表示思考还没有充分成长和运动而被缚束、牵制、受了干涉。只有目的在考究和验证的进程中而发展的一个情境，才是尽量促进知的情境。
这样看来，公平无私的研究绝不是说知识是深壁自守，不负责任的。它意谓着没有豫先立定一个特殊目的将观察的活动、观念的构成和应用闭藏起来。研究是已解放了。它受到鼓舞去注意关于确定问题或需要的种种事实，并追求提供线索的种种暗示。阻碍自由研究的事物很多、很强，因此，研究工作能自成一种愉快赏心的事情，或能挑引人的竞技本能，是至可庆幸的。
思考受社会习俗确定的目标的抑制除去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发展了。研究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终身事业。但这个不能证明学说和知识是以它们本身为目的，只在表面似乎是这样而已。对于一部分人，它们是以它们本身为目的。但这些人代表劳动的一种社会分工，而他们的专业化，只有在这样人与其他社会职业通力合作，对于别人的问题深感兴趣，并将所获结果转达别人，俾于行动中广泛应用时，才可信赖。在特别从事于知的事业的人们的这个社会关系被忘记了，而其阶级沦为孤立的时候，研究的刺激和目的自亦消失。它堕入无用的专业化，流为对于社会漠不关心的人们所做的一种理智上的冗务。琐细科目在科学名义下堆积起来，难解的辩证论的诸体系因而出现。于是这种业务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高尚名义下得到“合理化”。但当真科学的栈道被夺还时，这些事物被扫在一旁，也就被人忘掉。它们显露出一向都是那些不中用而无责任的人们的玩物。公平无私的研究的唯一保证，是研究者对于所与交处的人们的问题和需要有了社会的敏感。
工具说既重视公平无私的研究，与若干批评家的印象相反，对于演绎的方法极力推崇。因为有人说过概念、定义、概括、分类和引伸的推论的发展等的认识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就以为那些人轻视演绎的作用，或否认它的效果和必要，这是很奇怪的。工具说只不过想详细说出其价值的所在，以免找它的人走错路。它说知是起自明了问题内容的特殊观察，终于验证其解决方案的假设的特殊观察。但它又说最初的观察所提示和最后的观察所验证的观念和意义本身需要谨慎的考究和长期的发展，工具说就不应受人反对。说机关车是一种媒介，说它是经验的需要和满足的居间调处者，并不贬损机关车的小心而精巧的构造的价值，或减少为改善它的构造所专用的附件和方法的需要。亦惟机关车在经验中是一个居间调处者，不是元本的，也不是究竟的，故对于它的建设的发展无论怎样留心，总不至于过度。
像数学那样的演绎科学标志着方法的完成过程。一种方法，在研究它的那些人，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事并不比制造一种器具要有一种特设专业，更令人惊异。发明和完成工具的人很少是使用器具的人。但物的和智的工具确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后者的发展实超出直接而明显的用途。将方法本身做到完全的那种艺术的兴趣是浓厚的——犹如文明时代的日用器皿本身可以成为最精的艺术作品。但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个差别表示智的工具在效用上较为优胜。只因为它不是在心目中预定了一种特殊应用而后造成的，因为它是极普通的工具，所以它对于未曾预知的用途也可以自由适用。它能用以处理从未料及的种种问题。心对于一切智的变故在事前是有准备的，当新问题发现时，它无须等候到一个特殊工具造好。
更确切地讲，如果一个经验要是在别个经验也可以适用，抽象是少不了的。每一具体的经验在整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就是它自己，决不会有重复。从它的充分具体的性质看，它不提示什么教训，也不放射什么光明。所谓抽象，就是从具体经验中选出某一面，借它的帮助掌握其他事物。以它本身而论，它是一块断片，是它所从出的活的整体的一个贫乏的替身。但从目的论或实用的观点看，它是一种经验能利用到其他经验去的唯一途径——能够得到一种启发的唯一途径。所谓错误或悖谬的抽象论，是指这个断片的功用被忘却或忽略了，以致只就它本身便论定它是比之它所由而抽出的那个浑浊而乱杂的具体事象高出一等。由功用而不由构造和静态看，所谓抽象，就是从一种经验分出某事物以便移转到别个经验的意思。抽象即解放。一种抽象越是理论的，越是抽象的，或离在具体情态中所经验的东西越远，则越适于处置以后可能发生的无限驳杂的事物中的任何一个。古代的数学和物理学较诸现代的数学和物理学更为接近那粗糙的具体的经验。为了这个缘故，它们在帮助人对于那些在预料不到的新形相中出现的具体事物的洞察和支配是无能为力的。
抽象和概括常被认为是亲近的戚属。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作用的消极和积极的两面。抽象是使某因素得到自由而可以便用。概括就是那个用处。它推广并伸张出去。它在某一意义上讲是暗中跳跃。它是一种冒险。从一个具体事物撮取出来的能否有效地引用到别一个特殊事物，事前是不能保证的。别的事物既然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它们就必然各不相同。所谓“飞”的一种特性从具体的鸟产生的。这个抽象后来推广到蝙蝠去，而这个性质的适用更预想到蝙蝠还有鸟的若干特性。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概括的本质，也证示这处置的大胆。它将既往的一个经验的结果转移、引伸、适用到新经验的接受和解释去。演绎的历程纵能将这个增益和指导的作用所由运行的诸概念解明、限定、净化、整顿起来，但这些演绎无论怎样完满，决不能保证其结果。
在现代生活中组织的实用价值被看得这样重，关于分类和系统的工具意义似乎没有细述的必要了。当性质的和固定的物种的存在被否定了，不能成为知识的最高对象时，分类往往被人，尤其被经验学派，看成是单纯的语言的技巧。有概括若干特殊事物的词或字对于记忆和交谈是很便利的。类原只假定在言语里面，后来观念被认为事物和文字间的一种不易描摹的第三者，类就成了存在心意中的纯精神的事物。经验论的批判的处理在这点上说得很明白。以客观性付与类，就是鼓舞对于永远的种和玄妙的本质的信念，并以武器补助已经衰落的和人所厌恶的旧学——是洛克所已说明的见解。一般观念对于劳力的节省是有用的，使我们可以将特殊经验凝结为简单而便于搬运的包裹，使它更易于辩认各种新的观察。名目说（nominalism）和意想说（conceptualism）——以为种类只存在于言语或意念里的那种理论——走的路是对的。它注重系统和分类的目的论的性质，说它们是为达到目的的途程中的经济和能率而存在。但因为经验的主动的和行的方面被否认或忽略了，这个真理就沦为谬想。具体的事物原有种种动作的方式，它们和其他事物互相作用的接触点有多少，动作的方式就有多少。例如，一个东西在某种别的东西面前是无感觉、无反应的、只是蛰伏着，而对于其他事物则机警，奋竦而取攻势，再在第三个场合则只是顺受驯服。这些行动的各不相同的方式虽有无限差异，但在对于一个目的的共同关系上是可以归为一类的。明白道理的人断不会样样事都要去做。他有一定的主要目的和兴致，使他的行为互相联系而有效。有了目的就是加以限制、选择、集中和配置。于是按照行动的方式与所追求的目标间的关系而选择组织事物的一个基础由此奠定。樱树的归类因木工、园艺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鉴赏家而相异。因执行不同的意图，对于树那方面的动作与反应也要有不同的方式。假如注意到目的各有不同，那末各种分类都可能是同样妥当的。
然而特种分类的好坏却有一个纯客观的标准。某一分类可以促进木器工达到目的，而另一分类可以妨碍他。某一分类可以帮助植物学者有效地进行研究工作，而另一分类可以耽搁他、扰乱他。所以关于分类的那个目的论的学说不一定就会使我们接受“类是纯言语的或纯心意的”那个观念。任何技术的组织，包括研究技术在内，都不只是名目或意想，和百货店或铁道系统的组织是无异的。处理事物的需要，供给客观的标准。事物必须分别整理起来，以增进处理事务的成效。便利、经济和效率是分类的基础，但这些东西都不限于和别人的言语交换，也不限于内心的意识，它们涉及客观的行动，它们必须在外界获得效果。
同时，分类也不是先已存在于自然界的现成部署的誊本和复写，却是用以攻打将来和未知事物的兵器的库藏。为要成功起见，过去的知识细目必须由单纯事实还原到意义去，这种意义愈少、愈简而外延愈广，则愈好。它们必须有充分广阔的范围，以资研究怎样可以对付那预料不到的现象。它们必须安排妥贴不至重复，否则当它们被应用到新事件的时候就会自相抵触，产生混乱。为了在处置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事件时使行动顺利而经济，必须能够敏捷而确切地更换所用的攻击器具。换句话讲，各种类别必须整理成由更广泛而至更特殊的有次序的安排。不只要有街道，而街道又必须便于互相交通。分类能把经验的荒废的隘巷，变成秩序整然的道路系统，增进研究的转运和传递。人们一想到将来，预先准备去有效地和顺利地应付它的时候，演绎的诸作用和它们的效果就占了重要的地位。各种实业都有需要制出的货物，凡是减少材料的浪费和增进生产的经济和效率的都是宝贵的。现在已只剩下很少时间说明实验的和机能的论理所赋与
真理的性质了。这全然是由思考和观念产生的一个系论，因此也无须过虑。如果关于思考和观念的理解能够领会，真理的概念自然可以推寻出来。如果不能明白，无论怎样述叙关于真理的学说总免不了混乱，而那学说本身也不免武断和悖理。如果观念、意义、概念、学说和体系，对于一定环境的主动的改造，或对于某种特殊的困苦和纷扰的排除确是一种工具般的东西，它们的效能和价值就全系于这个工作的成功与否。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是可靠、健全、有效、好的、真的。如果它们不能排除纷乱，免脱谬误，而它们作用所及反致增加混乱、疑惑和祸患，那末它们便是虚忘。坚信、确证、凭据，系于作用和效果。美的行为胜过美的外貌。你们看他们的结果就可知道它们。真正指导我们的是真的——经证明能作这样的指导的功能正是所谓真理的正确意旨。副词“真”truly较诸形容词“真”true 或名词“真”truth 都更为重要。副词表示行为的状态和模样。观念或概念是根据一定途径行动得以清理某一特殊情境的一种要求、主张或计划。当那要求、主张、或计划得到施行的时候，·它·真·正·地·或·错·误·地·指·导·我·们，即它指引我们向着我们的目标去抑制或离开它。它的主动的、能动的功用是最重要的东西，它的正误真伪都包括在它的活动的性质里面。能起作用的假设是“真”的，所谓“真理”是一个抽象名词，适用于因其作用和效果而得着确证的、现实的、事前预想和心所起愿的诸事件的汇集。关于真理的这个概念的价值既完全系于先前所述关于思
考的说明的正误，那么，考察这个概念何以会受人厌弃便较诸只就它自身去解释它当更有用。它为什么被人憎恶，这个理由的一部实在于它的新奇和对它的说明中的缺点。例如当真理被看作一种满足时，常被误会为只是情绪的满足，私人的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但这里所谓满足却是观念和行动的目的和方法所由产生的问题的要求和条件的满足。这个满足包含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它不为乍起的念头或个人的嗜好所左右。又当真理被解作效用的时候，它常被认为对于纯个人的目的的一种效用，或特殊的个人所着意的一种利益。把真理当作满足私人野心和权势的工具的概念非常可厌，可是，批评家竟将这样一个意想归诸健全的人们，真是怪事。其实，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于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观念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除了这种浅薄的误解以外，使人不易接受这种真理见解的最大障碍就是那深入人心的古代传统的因袭。存在（exisatence）分为两大界，上界是完全的实在，下界是外观的、现象的、不完全的实在；而真伪也跟着这个区别成为事物本身的固定的、现成的、静的性质。至上的“实在”是真的；低级的不完全的“实在”是假的。它自命有实在性，但不能证实有这种性。它是诈伪、瞒欺、不值得信赖和信仰的。信仰所以错误，不是因为它引人走入迷途，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思考法。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容许依附虚伪的存在或实体。别的概念所以真，因为它们确与真“实在”——圆满终极的“实在”——有关涉。这样一个见解深藏在曾经接受（无论怎样简接地）古代和中世传统的每个人的头脑里面。而实用主义的真理说对于这个见解却激烈地挑起衅来，调和妥协是不可能的，这恐怕就是那新说所以至于引起震动的原因。
但这个对照形成了这新说的重要性而又于无意中妨碍了这新说的传受。旧思想实际使真理和权威的教义合一了。特别重视秩序的社会认为生长是痛苦的，认为变化是烦扰的，必然是要求得一个优越的真理的固定体以为凭依。它回头走向现成事物，去找真理的本原和证明。它退回已往的、先前的、原始的、先天的事物去找保证。往前看，提防意外事件、观望后果等念头，总是发生不安和恐怖。它扰乱那随伴着现成固定的“真理”观念的安定的心境。它把探究、不息的观察、假说的精细的发展和透彻的试验等责任的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在物理的事体，人们已慢慢地习于认为真的就是已证实的一切特殊信仰了。但他们仍不敢断然承认“真的就是证实了的”的含义并从中引伸真理的定义。因为他们在口头虽已承认定义应从具体的特殊的事件发生，而不应凭空造成加在特殊事物上，但仍很奇怪，人不愿依照这个准则去下真理的定义。“真的就是证实了的”这个认定的普遍化，使人们负责放弃政治的道德的信条并将它们所蓄的偏见委诸效验的检证。这样一个变化在社会里惹起权威的地位和决断的方法的大大的变革。这些变化的某些是新论理的最初结果。将在以下几次讲演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