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国民革命

因为人们在生活上受着一种压迫，对于旧制度有不满的时候，便会生出了反抗的情绪，用一种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理想中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就是所谓革命。世界上无论是政治的革命、社会的革命、宗教的革命，或者其他一切的革命，莫不出发于这个理由。我中国自受清统治以后，人民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最先就有洪秀全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只因为他的革命阵线不健全，乃至于功败垂成。继之而起的，则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他自己用了40年继续不断地奋斗，把267年满人的统治权推翻，使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为民主共和政体，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现在有他的信徒在依照他的遗志，继续努力，以期完成一个平等自由的中华民国。

我们研究这种革命精神的来源，却不能否认与基督教有相当的关系：洪秀全既从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发动这十三年伟大的力量，虽然他那种利用基督教的手段不能叫我们赞同，而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却无可否认的。孙中山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受着基督教思想的熏陶，获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牺牲奋斗的原动力量。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生平。

对于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一般替他写传记的人，都把它隐讳。只有一位英国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 linebarger）的，写了一本《孙逸仙传记》，才把他一生的宗教生活毫无忌讳地述说出来。从这本书里我们大略可以知道，孙中山个人的宗教生活与他所领导的革命，不无密切的关系。

当他在14岁那年（1879年），跟着他的哥哥德彰离开了生长的翠亨家乡，到夏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去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后来又入了香港的皇家学校，在香港公理会喜嘉理（c．r．hager）牧师手里正式受洗，这年他是18岁（1883年）。他写在基督徒册籍上名字叫孙日新，因为广东音“日新”与“逸仙”是同音的。他为什么不写“逸仙”而写“日新”？我们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约的推想起来，或者是因为家庭中不赞成的缘故。他的哥哥也是反对的，因为那时候的读书费用，是由他的哥哥供给的。在香港进教的事，被他哥哥知道了，就写信给他，叫他与基督教断绝关系，否则不再予以经济上的援助。可是他的志向并不因此动摇，他哥哥没法，只好叫他回檀香山，说有业务相托。到了檀岛，他哥哥迫胁禁阻，且不给一钱。当时在侨居的信徒中，见他热心宗教，就资助他回国学习传道，后来弃传道而习医，原来想借行医以传道的。从“博济医院”毕业后，在澳门设立了医院，便开始进行他的革命工作了。先是他从进教以后，对于耶稣的牺牲精神，不但一天天地了解，而且生活变成基督化了。一本《圣经》，便做了他终身行事的法规，而有虔诚的信仰。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第三十三章里有一段话说：

他当耶稣教是文化的法规，他把中国文化同耶教国文化比较，看出中国没有一种进步的宗教的害处。他看见耶教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进的……因为他亲见耶教有实现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见耶教训练个人，增加他的力量，减少他的弱点。

他在那年回到家乡，曾经毁坏了翠亨村上万人崇拜的北帝神像，便引起了大众的咒诅，他们骂他：“这个疯孩子，都是外国教育使得这样的；这种亵渎神道的举动，只有洋人教得出来。”他的父亲因此也生了气，叫他离开了家乡。但是他还是拿着一本《圣经》，在一个小的油灯边静静地念着。林百克又记着说：

他这个时候，出神地想，……也觉得他已属于耶稣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分子。这个神像的碎木，和乡民反对的声浪，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不懂得耶稣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国人知道耶稣牺牲的道理，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的。第一，必须使民众的经济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于是也可以增高，他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救世的道理了……耶稣是爱与和平的救主。

这个时候，他已经深植了耶稣的牺牲无畏的精神，所以后来能够本着这种精神，始终不变，做他革命的事业。当他在31岁（1896）那一年，在英国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险，就是所谓“伦敦被难”的一件事。全是靠着他的宗教信仰与他的宗教关系下而脱险的。他被人诱到中国使馆去，被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密囚起来；那一天正是礼拜天，在将赴礼拜堂的途中发生的。他既被禁在使馆之中，外面一些也没有知道。使馆中正布置着怎样把他秘密运回中国，一切都预备好了，时间很急迫了，在这千钧一发、万无生望的时候，凭着他那宗教的信仰，用诚恳的祷告，得着上帝之助，借手于他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而得脱于难。我们看康德黎所著的《孙逸仙及中国之觉悟》（sun yen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以及他亲手写给香港道济会堂区凤墀长老的一封信，就可以知道他的宗教信仰。现在把这一封信抄录在下面：

启者，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之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递传食物各件。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帖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与传出外，与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二师一。他等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运往别处。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有街坊欲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沙侯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则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馆始惧而放我。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无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虏朝之名，从兹丧尽矣。弟现拟暂住数月，以交此间贤豪。弟遭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孙文。

他又写过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但在这一封信里，已经可以包括伦敦被难的大概情形了。他这次能在万分危险中得着释放，正如死里复活一样，全靠康德黎营救的力量。这位康德黎先生，在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还健在。当旅英华人开追悼会时，曾经到会，涕泪沾襟，挽词中有这么几句话：

孙先生革命的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

在这封短短的信里，充满着宗教的信仰，他怎样在危急的时候恳切地祈祷，从祈祷中怎样得到内心的安慰。在万无生望的当中，竟会脱出危险而安然无事，觉得是上帝的特别施恩，因而始终不忘他“从神道而入治道”的使命。（再看这位英国人侍者哥罗，怎肯为一个外国的犯人传递消息：当孙中山与他关说的时候，曾经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将为基督而受难”，因此得了感动。并不接受给他的酬报，把孙中山送他的金钱，交还给康德黎夫人，可见这位侍者，完全出于一种基督徒的义侠与同情。）及至得到康德黎的回信，知道有重生的希望，挥泪而感谢上帝。他虽然以后不很谈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却处处表现出他是“以耶稣之心为心”的。林百克所以说：

中山虽然不大谈论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为心的耶稣主义者；他是个全人类都是弟兄的耶稣主义者。

这结论实是确切不移，我们看他所发明的三民主义，更是充满着耶稣的博爱精神。记者在民国十五年曾经写过一篇《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的短文，把民族、民权、民生的含义与耶稣所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互相比较。张亦镜先生也在《真光杂志》第二十七卷十号里详细地比较过，并且列一个表做结论。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详细地重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发于耶稣的救世精神而来，这在平心静气加一番研究的人，决不会说是穿凿附会的。

1925年3月12日午前病卒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的时候，最后的遗嘱中，他承认是一个基督徒，要用基督教仪式，殡葬他的遗骸，因为他觉得一生（60岁）的生活与他努力的革命事业，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当时用基督教仪式举行丧礼，曾引起国民党同志中一部分的反对，孔祥熙等为此事通电解释，而素来反对基督教的汪精卫，为此事也曾有过说明：

中山先生曾说他是基督徒，临终并不否认，当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孙夫人和孙哲生主张在协和医院行基督教礼仪，但有一部分的人反对，我在当时却是放任的。

这是汪精卫在1925年对刘湛恩、李应林说的话，可以证明孙总理自己承认是基督徒的一件事是确实的。还有他的结发夫人卢氏，在后来答复香山商会的一封信，述说总理平生的末一段，有这样的几句：

……科父返天国，得闻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此乃科儿手书所言，十分多谢天父，允氏所求，复赐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

更是真确的见证。我们总孙总理一生的精神与事业，不但处处与基督精神相符合，而且能把基督精神活用于革命事业之上，这不可谓非基督教在中国的一大收获。崔沧海（即通约）在叙述《基督信徒合作革命之信史》一文中，不但证明孙总理是一忠实基督信徒，更说及当时参加革命的人中有不少基督信徒，其言曰：

先总理是一个平生忠实之基督教信徒，先总理之家庭也完全是基督教信徒。……总理少年信仰宗教，非常热烈；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见《真光杂志二十五周纪念特刊》）

中西教士与总理之患难结识，其名更仆难数：最著者其师康德黎，其友莫尔干，皆英人也；畏友区凤墀、杨襄甫、王煜初诸教士，皆我国人也；亦皆革命派之基督教信徒也。

他又叙述革命之初，往往借教堂为革命机关，在双门底长老会福音堂中，有传教师王质甫，曾帮助孙总理秘密工作，用教堂名义，暗藏军械于书箱中，秘密运输，为海关察破，连累牧师坐监。其他教堂为革命机关的，如永汉路四牌楼黄沙的长老会福音堂，河南的巴陵会福音堂，花地“格致书院”，芳村的“培英书院”，仁济大街的“博济医院”，油栏门天主教徒胡心泉的“鸿兴客栈”等处，可见基督教机关的赞助革命如此。更有基督徒之参加革命的，如首先为革命牺牲的史坚如，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虽没有正式受洗，但他对基督教却笃信而不疑。又如洪全福、邓荫南、李杞堂皆热心教徒，奔走于港澳之间。总理从日本派来梁务光、梁务义兄弟，皆巴色会信徒，为李准所杀害，后来莫荣新附逆，邓荫南愤不可遏，暗设机关于广州城南，基督徒黄福、谭思义、司徒不偏等密制炸弹炸药，以事机不密，三人皆被害。其他基督徒中热心济助军饷的，如吴东启、王棠、林护等人，更难计数。最令人难忘的，黄花冈之役中，已死难之七十二烈士，有几个基督徒，不过不能举其名。当时参加革命的，据崔氏所知的基督徒，曾列表如下：

续表

崔氏列此表时，尚矍铄健在，但今已故世。足见当时基督徒之参加革命的，仅广东一隅，已有如许人，他处当亦不少，惜无人调查耳。如今承继总理而领导革命的首领蒋总裁，亦正式领洗而为基督徒。其夫人宋美龄女士，本生长于基督徒家庭，为监理会本处传道宋跃如的第三女公子，兄弟姊妹一家皆为热心基督徒，其母宋太太十年前犹热心传道，奔走于教友家庭中探望。其戚属孔氏孙氏等，莫不信奉基督教。其他如冯玉祥、张之江、王宠惠、王正廷、钮永建、马相伯等，更属不一而足。可见基督教对于国民革命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