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后基督教的新趋势

中国基督教从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训，觉得以前的传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当局对于教士帮助教友诉讼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于教友的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的运动，所以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友的团体，如山东、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处，都有这种组织，有些是培养教友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讨论个人传道方法的，有些是为邻友祈祷的；总之是以鼓励教友传道为目的，规定每人每年必须领导一人进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处地方，竟从700个教友，突然增加到3 000多人。同时，对于慕道者的训练，亦加紧起来，每个慕道者，非经过二三月的长期训练，不可以进教。其训练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学校一样，使他们学习一切教义问答，并且熟读经文及十诫等；或由教士们亲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训练期中，教会每开支了巨大的经费，予慕道者以相当的津贴；有时且利用赈灾的机会，吸引许多贫民，来受宗教的训练。在1910年直隶灾荒时，曾一面放赈，一面以金钱召人听道，结果，便增加了许多教友。这种方法，当然会引起一部分教士的反对；不过在施用这方法的人，以为待他们进教以后，可以用教育来把他们品格提高，并且在二三代以后，他们的子孙，从小就可以获得宗教的熏陶，而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们很普遍地采用这方法来吸引教友。

1900年以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只有十个修会，即方济各，奥斯定，多明尼，耶稣会，以及遣使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巴黎、密良、罗马等“外方传教会”。到1900年以后，便络绎增加到三十多会。（见前章《修会来华表》。）传教士的国别，起初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后来不论法、美、英、德、比、荷、坎、奥、匈、波、捷、瑞等国，皆派教士来华，其人数的增加，实足以惊人。

传教士人数增加表

传教区域增加表

续表

教友人数增加表

从上列各表，可以见得天主教在1900年后的进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显著的发展。

原中国之有新教育，实不能不归功于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从1850年开办“徐汇公学”以后，逐渐增设许多普通小学、中学与教理学校。为便利学生深造起见，法国耶稣会于1903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1925年北平的“辅仁大学”，初由美国本笃会所创办，到1933年改由圣言会管理；法国耶稣会又在1922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都已先后向中国教育部依法立案。据1930年的统计，三大学学生有1384名。高初中学校共51所，男生8306名，女生4026名。师范学生男279名，女生395名。至于高初小学，高小男校197所，学生10 389名，女校117所，学生8 387名。上述各级学校中，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而纯粹培植教内学生的，有教理学校8 640所，男女学生162 485名。教理教员养成学校中有男女青年1 631名。此外则专攻神学的修院，是培植传道人才的，在1930年一年中。习拉丁文的有4 351名，习哲学的有327名，习神学的有425名；尚有在罗马留学，预备晋升司铎的有29名。只就学生的人数比较，1930年的统计，差不多比1914年加了一倍；其教育发达的情形，可见一斑。

各教区中所设的“孤儿院”，有306处，收容孤儿有21 858名；圣婴会收养婴儿，有52894名。从上面种种数字上看，觉得天主教所特别注重的工作，即是收养婴孩孤儿与培植教内子女，使他们从小就得着宗教的训练，可以建立起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也设立了“留养院”有232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们担任看护之责。这些修女们，大都受过简单医药常识训练，所以对于婴儿、孤儿与老人遇寻常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可以为之医治。苟有重病，方送医院诊治。在汉口、陕西、上海等处曾设医院，施诊给药，在1930年这一年中，就医人数有7 061 492人；在广州亦曾设“麻疯院”一所，收容麻疯患者。

至于印刷和著作，据最近统计，共有定期刊物30余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1915年创办一日报，即天津的《益世报》，在中国的新闻界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20余处，规模较大的，要以北平、天津、上海为最；出版书籍，上海共有53万多册，重庆共有40万册，他如献县等处，亦出了不少书籍。为发展此种事业计，曾于1928年设立一个中枢机关于北平，名为“中华公教教育会”，大部分的工作，是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

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加紧中国领袖人才的训练，努力于中国教士与职员的增加。当1918年时，中国教士占35％，至1923年加到41％；1926年时中国职员占66％，十年之后，便增加到72％。对于一般新兴的建筑，大都采用中国式样。又编成了许多中国谱调的诗歌，教区的名称，都改为中国地名。这些工作，与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有相同的意味。1924年召集一次“中华全国公教会议”，议决从速建立一个经常自立的本国教会，并且划定了几个自立传教区。在这会议中，分设七个小组委员会，计划各方面工作的联合。此后几年中，传教区域，陆续移交于华籍神职班管理，使中国教会可以渐渐达到自立的地步。可见最近二十年来，跟着时代的潮流，向着这新方向迈进。

一般的批评，以为天主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实亦不尽然；我们看天主教在救灾救难的一方面，也很有伟大成绩。例如1931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及中国信徒发起的赈灾会，募得20余万元的赈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战事中，多数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难民收容所，并且设立许多军事医院，为救护伤兵之用。饶神父为难民奔走呼吁，划定难民安全区，不独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战区；受他荫庇的人，更何止几千百万。一般中西修士与教友，日夜为难民服务，尤不乏其人。中国领袖如陆伯鸿、马相伯等人，亦莫不为之尽力。

至于教友人数的增加，在1900年前，必须经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从1900至1912年，只十一年间已加了一倍。不过从1918年后，其增加的速率较为迟慢。1918年的统计为1 963 639人，到1924年加到2 244 366人，只增加到14．3％而已。

说到更正教，在1900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国人仇视基督教，多误会外人来华传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乱，各国乃有瓜分中国之议，但经教会人士力持正谊，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始得转危为安。其后山西浸会首先以其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而美国乃主张退还赔款，创办清华大学，各国多亦效法，均将赔款退还，遂使国人仇教心理为之一变。其次如政府锐意维新，广设学校，算术、英文及科学教员大都取材于教会；尤其在国民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国成立以后，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职的，更不乏其人；单在广东省政府中，当时任职人员，信徒竟占65％以上。并且基督教所办各种慈善事业，每每取得一般社会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时候，不独教会能慷慨捐输，尤必担任放赈事务，任劳任怨，涓滴归公，凡此皆足以改变国人对教会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获得一部分人的谅解。

在教会自身，因遭遇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弱点，力谋改弦更张。例如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从此更加猛进。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设办事处于宝山路，发行《圣报》为宣传机关。到1910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宣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遂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北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1920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报告有80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1921年增至150余处，1922年增至180多处，1923年增至290处，1924年增至330多处，在这四五年之间，几乎是级数的增加，进步之速，于此可见。同时，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推广到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亦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他处亦渐渐的无形消灭，惟香港至今犹存。

1910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苓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教会。1918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教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而成立华北的自立系统。同时，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庄、李逢谦等组织一个自立教会，名为“基督徒团契”。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处，尤努力于自立自养自传，而改称其教会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教会差不多都有谋求自立的计划；即未完全自立的教会，亦必将其原有名称，冠以“中国”字样，或改称为“中国基督教”。而在传道工作方面，都渐渐由华教士负起主要的责任，西教士乃退处于辅佐的地位。

其次，中国大多数的教友，不但觉悟到自身应负教会的一切责任，并且应推广布道工作到各方面，于是有“国内布道会”等的发起（另详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龙江、陕西、蒙古、云南等处布道，十数年间，成立了二三十处机关。

再次，谋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不但在事工上消灭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运动、归主运动、国内布道会、信仰自由请愿等等，已不复有宗派的区分。而1907年召集的“百年大会”，更表现了各教会的合作精神。该会自4月25日开会至5月8日闭会，以上海青年会新建的殉道堂为会场，各教会各机关所派出席代表，共有600多人，讨论的总题为“中国的教会”。结果，有人主张组织一个无宗派的基督教协会，亦有人主张各省组织省基督教联会，然后由省联会联合成全国基督教议会。此后，各省基督教纷纷组织了省联会，地方教会亦组织了许多地方联会。不过这次大会闭会以后，没有负责推进的中心机关，进行得很慢。直至1913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全国大会”，由穆德主席，组织成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关，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她的任务：（一）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二）在中西沟通的机关，与艾丁堡续行委办会通声气。（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业。（四）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五）为各教会的咨询机关。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昆山花园五号，聘请诚静怡为总干事，开始做调查与研究工作；把调查全国各方面的事业，印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在1914年出版，继续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1922年5月间又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中西出席代表有1 180人之多，与上次大会比较，见得进步了许多，上次会员中国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则占二分之一强。开会凡八日，分五股讨论，对于布道、医药、文字、教育、工业、妇女等问题，皆有详细的计划。改“中华续行委办会”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选举中西会员百人，以诚静怡为总干事，提倡“本色教会”，编成中西文《中华归主》两巨册，全国各教会的工作情形，悉载无遗。由是各教会咸谋联络或合并，除长老会曾于1907年成立“全国联合会”，并与公理会、伦敦会合组“中华基督教会”外，全国信义宗教会，亦成为“中华信义会”，全国圣公宗教会、亦联成“中华圣公会”，最近属于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亦已实行合并而为一会，这可以见得中国教会的日趋于联合统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则为因中日战事的发生，教会在物质方面虽受很大的损失，而在救济难民的工作上所尽的力量，却博得一般民众的好感，为千载一时的传道良机，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日愈巩固，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兹且以最近统计，列表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