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普遍采取的手段是虚造一些债权人，象杜·蒂耶虚立银号一般，引进一批克拉帕龙做破产人的化身：一方面减少真正的债主的清偿成数，作为破产人日后的资本，一方面也操纵了债权人的数目和债款的金额，以便通过他的协议书。合法而正经的债权人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捣乱而非法的债权人好比选举团里的冒牌选民。合法而正经的债权人有什么办法对付捣乱而非法的债权人呢？打倒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么？要赶出冒牌的债主，合法而正经的债主就得放下自己的买卖，委托一个商务代理人；而商务代理人因为无利可图，宁可照管破产案，把这桩小官司敷衍了事。而且要撵走捣乱的债主，必须钻到他们千头万绪的买卖中去，追溯到年深月久的时代，翻查老账，请求法院把冒牌债主的簿册调来，寻出作假的痕迹指给法官看，上堂申诉，到处奔走，把大众已经冷却的心重新鼓动起来。对付每一个捣乱而非法的债主，你都得使出堂吉诃德式的气力。就算对方的捣乱被你证明了，他也不过对法官们说一声：“对不起，你们误会了，其实我是很正经的”，说完打个招呼，一走了事。官司打来打去也损害不到破产人的权利，他尽可以跟堂吉诃德一直缠到高等法院。这期间，堂吉诃德自己的生意也形势不妙，可能破产了。

结论：破产管理人是债务人选择的，债权是债务人审核的，协议书是债务人自己安排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多少阴谋，多少斯卡纳赖尔式的把戏，弗隆坦式的花招，马斯卡里尔式的扯谎，司卡班式的空袋子，1可能从上面两套手段中发展出来，也可想而知了。作家要是愿意动笔，每桩破产案的材料都足够写成《克拉丽莎·哈洛》2那样十四大卷的著作。我们只举一个例。帕尔马、羊腿子、韦布律斯特、凯勒、纽沁根一帮人的师傅，赫赫有名的高布赛克，曾经想借一桩破产案，对一个以前给他吃过亏的生意人狠狠还敬一下。他拿到债务人一批期头开在协议书签订以后的票据，上面的数目加上清偿的成数，等于他的全部债款。高布赛克叫大家通过的协议书，把债权情让了百分之七十五。这样，债权人都吃了大亏，高布赛克却得了便宜。但破产人以破产商号的名义签出的违法票据，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折扣。结果高布赛克，了不起的高布赛克拿到的刚够一半，所以他遇到那个债务人，打起招呼来挖苦之余不乏敬意。

1斯卡纳赖尔是莫里哀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主角，是个粗俗狡猾的乡下人。弗隆坦是古代喜剧中无耻而俏皮的仆人。马斯卡里尔与司卡班都是莫里哀笔下精明能干、刁钻促狭的仆役。司卡班捉弄主人的父亲，说有刺客在搜寻他，叫他躲在袋里，把他痛打了几顿，诡说是刺客打的。

2《克拉丽莎·哈洛》，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有名的长篇小说。

破产人在破产以前十天所做的交易都可能被认为非法，所以一般精细的朋友特意物色一批为了利害关系跟破产人同样希望早日签订协议书的债主，跟他们做交易。一般极精明的债主去找一般极愚蠢或者极忙的债主，把破产案的前途说得万分黯淡，把他们的债权买下来，代价只及将来清偿成数的一半；买进的人日后除了在清偿成数中收回成本以外，还能赚到一半，或是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

破产的事好比有一所被抢劫过的屋子锁在那里，里头还剩着几袋钱。一个生意人要是从窗子里，从屋顶上，从地窖里，从什么窟窿里钻进屋子，摸到一袋两袋钱，把自己的份头加多一些，就算交了好运。在总崩溃的局面中，象别列津纳河边1那样只听见各自逃生的叫喊声中，什么事都又真又假，又合法又非法，又老实又不老实。一个人能不吃亏，别人就佩服他。而所谓不吃亏就是损害了别的债权人，自己捞进一笔。法国有过一桩轰动全国的大破产案：在一个设有高等法院的城市里，法官们和一些破产人都有银钱来往，便通同作弊，把法律的尊严破坏得干干净净；结果不得不把案子移送别的法院审理。地方上一朝发生了倒闭案，什么商务裁判，什么监查人，什么最高法院，都不起作用的了。

1拿破仑侵俄大军撤退时在白俄罗斯别列津纳河畔受到袭击，伤亡惨重。

生意上这种漆黑一团的情形，巴黎人体会很深；做买卖的都认为破产是没人保险的意外事故，只要自己被拖累的数目不大，即使空闲，也不肯冒冒失失为之浪费时间，宁可把损失作为烂账，自己还是做自己的生意。至于做小买卖的，老是为要应付月底的账弄得焦头烂额，关心自己的命运都来不及，怎么还敢打一桩又拖日子又费钱的官司！他也不想了解破产的内情，只学着大商人的样；他知道了损失，只有垂头丧气的份儿。

现在的大商人不再宣告破产，而是大家客客气气的办清理了：债务人能还多少，债权人就拿多少，出张收据把债务了结完事。这样既免得丢脸，又免得被法院拖延日子，既不用出商务代理人的酬金，也不必把存货压低价钱。个个人觉得破产的结果不如清理实惠。因此巴黎宣告清理的事比宣告破产的事多。

破产管理人的一幕，主要是证明凡是破产管理人都很清白，和破产人并无勾结。池子里的看客多多少少当过这个差事，知道所谓破产管理人就是有保障的债主。他听着人家的话，爱怎么相信就怎么相信；他在三个月之内把人欠欠人的账务审核完毕，然后在签订协议书的那一天出场。那时，临时破产管理人向大会提出一个简短的报告，通行的格式大概是这样：

“诸位先生，破产人总共欠我们一百万。我们把他当作一条沉没的破船一样全部拆卸了。钉子、木材、破铜烂铁，一共卖到三十万。因此我们放的债可以收回三成。债务人不是剩下十万八万而居然还有这个数目，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宣布他是个正人君子，应当对他情让一部分债款，以资鼓励。我们建议发还他资产，让他在十年或十二年之内偿还我们百分之五十，这是他答应我们的数目。协议书预备好了，请大家到办公室去签字！”

听了这篇话，商人们都心满意足，彼此拥抱，庆贺。协议书一经批准，破产人就恢复了商人的身分：资产拿回来了，买卖也重新做起来了；答应的清偿成数将来付不出的话，尽有权利再宣告破产。这种由第一次破产牵出来的第二次破产也是常有的事，好象女儿出嫁了九个月，做母亲的又生了一个孩子。

倘使协议不成，债权人便任命一批正式的破产管理人，拿出穷凶极恶的手段来了，例如联合经营债务人的业务，调度他的财产，没收他将来应得的东西，执管他的父亲、母亲、姑母等等的遗产。但是要实行这一类严厉的办法，债主们先得订一份共管的合同。

由此可见，破产有两种：一种是破产人还想复业的，一种是掉在水里情愿沉到河底去的。这个区别，皮勒罗知道很清楚。他和拉贡一样，认为经过第一种破产的人很难保持清白，经过第二种破产的人很难恢复元气。他先劝皮罗托把资产全部放弃，接着在市场上委托了一个最老实的商务代理人去执行，要他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债权人支配。按照法律规定，在办理破产手续的时期，破产人一家的口粮应当由债主供给，但皮勒罗通知商务裁判，说侄女和侄婿的生活归他维持。

杜·蒂耶早已布置好，要叫他的老东家在这一回破产中一刻不停的受罪。办法如下。因为时间在巴黎非常宝贵，两个破产管理人通常只有一个管事，另外一个不过是装装样子，署个名，象公证文件中的第二个公证人。而那个实际负责的管理人又往往依靠商务代理人。因此在巴黎，上面所说的第一种破产案进行非常迅速，在法定限期以内样样都封好，包扎好，端整好，安排好。不出一百天，商务裁判就能象那位大臣一样狠心地说一句：“华沙的秩序恢复了！”1杜·蒂耶的意思是要叫花粉商在生意场中永远不得翻身。破产管理人的名单原是杜·蒂耶在幕后操纵的，皮勒罗看了觉得大有文章。

1一八三一年俄军占领华沙，残杀起义人民。法国众议院开会时提出质问，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塞巴斯蒂亚尼回答说：“华沙的秩序恢复了！”

外号叫羊腿子的比多是债主中的大户，偏偏百事不问；吹毛求疵的小老头儿莫利讷并无损失，却样样当家作主。杜·蒂耶有心把商场中一个正人君子的尸首扔给那只小豺狼，让它玩弄够了再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