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承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那我们现在的文学，与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比较起来，实在是太落后了。固然文学对于社会生活总是落后的，先有了社会生活，然后社会生活的表现才有可能；若先无社会生活的对象，则文学又将何从表现起呢？我们不是空想的唯美主义者，以为艺术是超社会生活的东西，或以为艺术家的创作不受时代的限制，艺术家的心灵是自由的，是超人的，是神秘的，或以为艺术的作品只是自我的表现……关于这种理论已无批驳的必要，因为稍有常识而非疯狂的人，都知道这种理论是空想的，而在现在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然而我们现代的文学对于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是太落后了，这确是不可掩没的事实，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专就我们中国来说罢，我们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我们应有认识的必要。在国际上，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之最严酷的压迫下；在国内，军阀与反动的封建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肆行对于劳苦群众的虐待与剥削，同时革命的浪潮日渐飞涨，所谓革命的运动不但是政治的，而且有经济制度改造的意义。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不但要求民族的自由，民权的建设，而且要求经济的解放，这弄得革命的浪花四溅，奇彩横生，开一个各国社会所从未会有的局面。在这一种社会生活里面，不但有残酷的压迫，弱者的哀吟，愚者的醉生梦死，怯者的退后，以及种种黑暗的阴影，而且有光荣的奋斗，强者的高歌，勇者的向前，以及一切令人震动的热情，呼声，壮烈的行为。我们不但可以观出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之无希望的，陈腐的，反动的，旧的，坏的方面来，而且可以寻出有希望的，进步的，新的，康健的原素，并且照大局看来，这种原素将要为产生新中国的根源。

我们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斗争极热烈的时代。现代中国的文学，照理讲，应当把这种斗争的生活表现出来。可是我们把现代中国文坛的数一数，有几部是表现这种斗争生活的著作？有几个是努力表现这种斗争生活的作家？我们只感觉得这些作家是瞎子，是聋子，心灵的丧失者，虽然我们的时代有如何大的狂风狂雨，而总不能与他们以深刻的，震动的，警觉的刺激。他们对于时代实在是太落后了。虽然这其间也有几个作家会发表过很刺激的政治论文，或空泛地喊几声所谓革命文学与劳动文学，但是这与作者的《文学家的资格》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对于文学家所要求的是文学的革命的作品，而不是一般人所能写到的，空空洞洞的，不可捉摸的论文。倘若某一个普通的人要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者，那我们就要他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徒空口说说是不行的。倘若某一个作家要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文学者，那我们就要请他拿出证据来，给我们以文学的革命的作品；若空口喊几声时髦的名词“革命文学”……这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

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太落后了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变化太迅速了！

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浪潮涌激得太紧急了！

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特殊的情形，改变得太迅速了，几乎令人没有思考的余地，就从五四运动算起罢，这几年间，中国革命的浪潮，就如昆仑山巅流下来的瀑布一样，简直一日千里，不可遏止，京汉路的二七惨案，五卅惨案，香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之占领上海……这些事变如急剧的暴风雨一般，把中国的社会根本地摇动起来，这逼得一般知识阶级不知所措。一部分知识阶级，被革命的浪潮完全送到坟墓里去了，他们或者完全投降反动的势力，或者装聋做哑转过身来，跳入过去的粪堆，做他们所谓“国故的运动”，一部分知识阶级，因为还保存着极端的自由主义之倾向，不愿意滚入反动势力的怀抱，但同时又不能与革命的势力接近，或者也可以说，并不能了解革命的意义……因之徘徊歧路，不知所从，此外还有一部分知识阶级，他们仍然继续地追随着革命的浪潮，为光荣的奋斗，但这是极少数了。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的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文学家要表现社会生活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必定要经过相当的思考的过程，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变化，却没有这样从容的顺序的能度，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因为作家追赶不上革命的步骤，所以由革命而演成的事象，以至于革命本身的意义，我们的作家都是不会了解的。因为不了解的原故，就是我们的作家想拿起笔来描写时代的生活，也将无从描写起。当作者描写某一件事物时，他必定对于某一件事物有相当的了解，倘若他没有相当的了解，那他将怎样下手呢？不错，我们的时代是黑暗与光明斗争的时代，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应为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但是当作家根本不了解现代生活是什么东西时，我们如何能向他提出应当表现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若对于革命没有了解，而想写一篇革命的著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情感方面说，我们的作家与旧世界的关系太深了，无论如何，不能即时与旧世界脱离，虽然在理性方面，他们也时常向着旧世界诅咒几句，了解旧世界之不宜存在，但是倘若你教他们与旧世界完全脱离关系，或爽爽快快地宣布旧世界的罪恶，而努力新世界的实现，那他们可就要徘徊而迟疑了。这是因为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没有对于革命的信心，没有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但是缺乏这些东西，是写不出来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革命文学家所必有的条件。从在理性方面承认革命，这还不算完事，一定要对于革命有真切的实感，有了真切的实感，然后才能写出革命的东西。倘若我们的作家对于旧世界的关系太深，而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这是没有大希望的事情，顶好还是让他们写出关于他们自己所了解的事物罢。一个旧式的政治家变为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固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一个不革命的作家变为一个革命的作家，这尤其是不容易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不革命的作家变为革命的作家，而是说不革命的作家自有其社会的，阶级的，一切传习的背景，就使他们在理性上已经领受了革命，而在情绪上，他们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旧的关系。

这一类的作家在现在中国的文坛上是很多的，他们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非常的革命，而在艺术的表现上，却未给我们一点革命的意义的东西。在现在的状况之下，他们并不是革命的商人，我们应当希望他们好好地做革命情绪的修养，慢慢地走到真正革命的路上来。他们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今后他们能否维持自己文学的生命，那就要看他们对于革命接近的程度之如何而定了。他们第一步要努力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认识，了解现代革命的真意义，决定在革命的浪潮中，谁个真是创造光明的要素。等到第一步办到了之后，他们应当努力与革命的势力接近，渐渐受革命情绪的浸润，而养成自己的革命的情绪。如此，他们才能复生起来，才能有革命的创作，否则，他们一定将要走入衰颓之一路了。时间是最严酷的东西，逼入无徘徊的余地，革命是伟大的试验者，一切过去的情绪与幻想，一定都要经过试验而被捐弃的。……

此外，在我们的文坛上，我们虽然看出有许多作家滚入反动的怀抱里去了，在行动方面，他们极力提倡不良的，俗恶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处处与现代革命的潮流相背驰；而在思想方面，他们极力走入反动的，陈旧的，反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的道路。这批假的唯美主义者才真正是革命的敌人。他们只能引导中国的文化向灭亡的，不上进的，衰颓的方面走去，而不能给与以稍微的利益。他们思想与行动的结果，只是使中华民族堕落，只是使中华民族永远沉沦于羞辱的奴隶的地位。虽然他们表面上是非常地欧化，但是在事实上，他们是中国旧势力与欧洲旧势力混合的代表，他们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工具却是对于革命最不利益的东西。这一批作家在艺术的表现上，从未创造出好的东西，在事实上他们也永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他们所走的路极端地与革命的倾向相背驰，与时代的要求相冲突，而在别一方面，只有革命能与作家以创造的活力，只有时代能与作家以有趣的材料，若抛弃革命，不顾时代，是不会创造出好的东西来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一批反动的作家，不但不能希望他们对于革命有什么了解与帮助，而且也不能希望他们在艺术上有什么好的表现。

如上所说，那我们对于中国文坛上的发展就算无希望了么？中国文坛就这样地消沉下去了么？其实这又不然。现代中国的文坛是发展着，并且我们对于这种发展抱着非常大的乐观。这并不是因为旧的作家给与了我们什么好的创作，或是因为他们在准备复生起来，而是因为在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一批新的作家。这一批新的作家，虽然现在还未成名，还未给与我们很好的成绩，但是他们前途将有非常大的发展。倘若我们对于旧的作家，要求他们认识时代，了解现代的社会生活，要求他们与革命的势力接近，那吗，我们对于这一批新的作家，这种要求却没有必要了。这是因为这一批新的作家被革命的潮流所涌出，他们自身就是革命，他们会参加过革命运动，他们富有革命情绪，他们没有把自己与革命分开……换而言之，他们与革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但了解现代革命的意义，而且以现代的革命为生命，没有革命便没有他们了。

这一批新的作家真是中国文坛的新力量！据我所知道的，他们现在还没有惊人的成绩，他们的名字还没有普遍于人们的耳里，但是他们现在在努力，努力完成时代所给与他们的任务。倘若我们对于旧的作家，希望他们写一些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那吗，我们对于这一批由革命浪潮中涌出的新作家，这一种希望却是成为剩余的了。这是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产儿，除开新时代所给与他们的材料而外，他们实在没有工夫再采取一些非必要的材料了。对于旧的作家，与革命没有关系的作家，只感觉得材料的缺乏，来源的枯竭，“做不出来了，……”但是对于新的作家，这关于材料一层，简直不成问题。他们只感觉得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写出所要写的东西，却不愁没有写的材料。革命该给与了他们多少材料！就是在这一方面讲他们已经较旧的作家为幸福了。

我们不愿意故意地夸大，说这一批新作家一定要有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批新作家的确是中国文坛的新力量。有良心的旧的作家，虽然他们也想与革命接近，但是因为与革命的关系，无论形式上，或精神上，实在是太生疏了，所以一时改变不过来，因之，我们也就不能希望他们有什么伟大的振作。至于一般完全滚入反动的怀抱里的作家呢，他们只能唱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歌吟，很羞辱的歌吟，而绝对不会给与我们以振兴中国文坛的力量。因之，振兴中国文坛的任务，不得不落到这一批新作家的身上来了。也许他们在技术方面，还是很幼稚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很热烈地努力，不但在思想方面，他们要战胜一切，而且在技术方面，他们也将要为一切的征服者。

中国文坛之有希望，就同中国社会之有希望，是一样的。在中国社会的中间，我们虽然可以看见许多反动的，陈腐的，非人性的，落后的，不健全的分子，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新的，前进的，创造的力量。虽然现代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黑暗可怕，但是光明的灯并没有灭，总有一日会大大地光亮起来。在中国文坛上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看出恶劣的倾向，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新的现象，我们并且相信这是中国文化的光荣。

无论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或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找出许多很可贵的创造光明的英雄来。在主观上，我们固然希望中国社会的改进与中国文坛的发展，就是在客观上，这种改进与发展的确是成为不可免的现象了。新中国一定有新中国的表现者，一定有新中国的歌者，让我们来庆祝新中国与它的歌者之健康罢！……

1927年12月1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