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加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这是就他创作的本身论又是如此的。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地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二 《史记》与中国后来的小说戏剧
以司马迁的史诗之笔，他可以写小说。事实上他的许多好的传记也等于好的小说。自来在对司马迁以古文大师视之之外，也就有一种把《史记》当作小说的看法。不过这看法并不早，大概始于明，大盛于清，又为近代人所强调。这种看法原不错，司马迁原可以称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呢。
假若照我的看法，中国小说史可以分为五个时代，一是小说之名未确立，大家认为小说是琐碎杂说的时代，这时代包括先秦到汉。二是志怪时代，那就是汉魏六朝。三是传奇时代，从隋唐到宋。四是演义时代，从宋到明清。五是受欧洲小说影响时代，那就是现代。现代没有完，我们不敢也不能有总括的说明。其他四个时代却都有一种演化的共同点，那就是大都是由神怪而到人情。例如第二个时代中是以《神异记》、《十州记》那样的书开始，而最高峰却是《世说新语》。第三个时代是以《白猿传》、《古镜记》那样的神怪开始，而最高峰却是《莺莺传》那样的人情小说。第四个时代亦然，最高峰便是《红楼梦》一类写实的人情小说。而在第一时代中，假如以《庄子》那样的神怪寓言作为开端，而司马迁的《史记》便恰又代表一个最高峰，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期中的写实的人情小说了。
同时司马迁也确乎是生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意义的时代的，因为那同时便有一个大小说家虞初，说不定他们见过面，虞初的有些材料是得之于他的！
这是就司马迁的《史记》本身说是如此，倘若就以后的影响说，不但《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颇有自司马迁的《史记》中采取了的材料，就是司马迁写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便也很像给后来的恋爱小说作了先驱，而朱家、郭解的故事也直然是《水浒传》一类小说的前身。《聊帝志异》中的“异史氏曰”，那更是仿效《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了。过去的小说家，在意识上或不意识上，受司马迁之赐，恐怕是不可计量的。
同时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富有那末些传奇的材料之故，也成了后来戏曲家的宝库，试看《元曲选》中的：
郑廷玉《楚昭王》 纪君祥《赵氏孤儿》
高文秀《谇范叔》 无名氏《赚蒯通》
李寿卿《伍员吹箫》 无名氏《冻苏秦》
尚仲贤《气英布》 无名氏《马陵道》
《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中又有：
郑光祖《周公摄政》 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
金仁杰《萧何追韩信》
《脉望馆钞本元曲》中另有：
李文蔚《圯桥进履》 杨梓《豫让吞炭》
郑光祖《伊尹耕莘》 丹丘先生《卓文君私奔相如》
高文秀《渑池会》（《录鬼簿》、《正音谱》作《廉颇负荆》）
这是现存的一百三十二种元剧中之十六种采取自《史记》故事的剧本。还有逸套见于《雍熙乐府》中者二种：
赵明道《范蠡归湖》 王仲文《汉张良辞朝归山》
而京剧中之：
《渭水河》 《武昭关》
《八义图》（或称《搜孤救孤》）《文昭关》
《战樊城》 《浣纱计》
《长亭会》 《鱼肠剑》
《渑池会》（或称《完璧归赵》）《未央官》
《五雷神》（或称《孙庞斗智》）《喜封侯》（或称《蒯彻装疯》）
《黄金台》 《盗宗卷》（或称《兴汉图》）
《宇宙锋》 《监酒令》
《博浪椎》 《文君当垆》
《霸王别姬》
也统统是由《史记》中的故事而变为剧本的，正如唐人的传奇之作为元明剧作家的材料来源一样，也正如中世纪的传说之为莎士比亚所取资一样。司马迁的《史记》是成了宋明清的剧作家的探宝之地了。
我们说过司马迁不惟影响了后来的小说，他本人就也是一个小说家；这话同样可以说他和戏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这是就他之善于写紧张的局面（如楚汉大战、荆轲刺秦王、灌夫闹酒等），以及善于写对话而可见的。
因此，司马迁不唯在传统的文艺上有他的地位，就是以现代的文艺类属去衡量时，也同样有他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比重了。
三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司马迁是一个创作家，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批评家。——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常和历史家成为不解缘。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我们可由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去看。
先说他的理论，这又可分为五项：
一、文艺创作之心理学的根据 人为什么要创作？历来学者的答复是并不一致的。有的以为有利于“世道人心”；有的以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有的以为是为求偶；又有的以为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以拥护其利益；更有的则以为有如清泉松风，无非是一种天籁而已。
这些答案都可以说明一部分的作品，或作品的一部分，但不能解释所有作品，或整个作品，因为他们全然忽略了文艺创作家个人的心理的缘故。创作本是人类心灵至高的活动，在心理方面岂可以无因？所以现代的心理学界，有以“压抑说”和“补偿说”来解释文艺的创作的了，但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却也早已有了一个同调，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少卿书》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
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平原君虞卿列传》
这也可说是司马迁自己的体会和自白。我们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创作家，他之体会到创作的冲动之来源时，与其谓为由往例归纳而得，无宁说也是由自己的实际体验扩充而出，却又悟到前人也是如此而已。你看他在“故述往事，思来者”之后紧接着说：“于是自述陶唐以来，至获麟止，自黄帝始。”在“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之后，紧接着说：“仆窃不逊，自托于无能之辞。”司知他完全是以一个创作家而作的一种创作过程的自白，说到前人处却只是印证而已。
因为它是一个创作家的创作过程之自白，所以更值得我们重视，也更增加了我们的信赖，并更显得其中确有几分真理。按照变态心理学家佛洛乙德（freud）说：创作是人类受了压抑的欲望，在一种象征世界里的满足，所以创作与梦同功。厨川白村之《苦闷的象征》即根据于此。不过佛洛乙德在人类压抑的欲望中特别强调“性的要求”，未免把人类的生活看得太狭——至少把一般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之创作的动机看得太狭了。后来阿德勒（adler）又创了一种“补偿说”，以为人类在某一方面有着缺陷，便会发生“落伍情意综”（inferiorty complex），于是常在另一方面要求胜过他人，以为补偿。例如他说许多写实的小说家都是因为眼睛近视，看不清楚，由于这方面不如人，遂发生“落伍情意综”，结果遂在想象方面特别用力，思有以胜过他人，于是那描写入微的栩栩欲生的作品便产生了。司马迁的学说和他们有些相近，但佛洛乙德、阿德勒都是心理学家，厨川白村只是文艺理论家，远不如司马迁以一个创作家而“现身说法”来得更真切，更可靠，更中肯。
我们试加以比较。照司马迁的意思，创作的动机无疑也是一种补偿。他所谓“意有所郁结”恰可相当于“情意综”。既然说“有所郁结”，又说“不得通其道”，可知是有被压抑的成分了，这一点和佛洛乙德的看法相同；但被压抑的却并不一定是性的要求，则和佛洛乙德相异。而且司马迁认为文艺者并不是这种被压抑的欲望之象征的满足，却是在另一方面求一种补偿，此则更和佛洛乙德有距离而接近于阿德勒。然而阿德勒的说法却又嫌过分重视落伍情意综，所给的说明也未免琐碎鄙近，难道一个大写实主义的作家如莫泊桑的创作也只是因为眼睛的近视么？至于司马迁的解释，却是多方面的：或事业失败，如孔子；或精神郁闷，如虞卿；或遭遇不平，如屈原、韩非；或肢体受难，如孙膑、左丘。司马迁的看法是广阔得多，注意之点也大得多了。
然而司马迁的意思尚不止此。他觉得另有两点也很重要：一是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才华总有一种自觉，而不愿意随便埋没，这就是所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少卿书》）貌美的人不会躲在家里，口才好的人不会学缄默，天才总是自知的，也没有不爱表现的。虚伪谦卑的人决不会有伟大的作品。二是创作由于寂寞。人类最难为怀的时候，无过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写一写荆轲如何刺秦王，杨志如何卖刀，或者林冲如何雪夜上梁山了（鲁迅躲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候才写《呐喊》）！“述往事，思来者”，正就是这种心情。
补偿，寂寞，表现才华，这都是文艺创作之心理学的根据。创作由于受了压抑后的补偿，由于寂寞，由于表现才华，这观点是由人类之非理性成分出发的，所以就是单以司马迁的文艺理论看，司马迁也是浪漫的。
二、文艺创作之有用与无用 文艺创作是无用的，然而这种无用正是大用。此种无用为大用的道理，《老》、《庄》、《易传》里都有所推阐；但具体引用到文艺上，则自司马迁始。他一则说：“思垂空文以自见。”再则说：“自托于无能之辞。”无能者就是无“奇策才力”之能，无“招贤进能”之能，无“攻城野战”之能，无“取尊官厚禄”之能。就浅近之功利的观点看，文学家诚然无能，文学家的文章也诚然无用，然而“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到底是哪一类人更有永久性呢？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底是不是真无能呢？艺术的天才高于一切，艺术品的征服，所向无敌。以汉武帝与司马迁比，司马迁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决不会不及汉武帝，从这里看也就可看出在一方面无用而在另一方面却是大用的道理了。文学家常常卑视自己的成就，但却也常常对自己的才能与事业有着自负。这是因为文学家一方面既意识着他的大用，但也悲哀着另一方面的无用。可见他不必悲哀，他的大用正是无用的补偿！他倒应该感谢他的挫折、愤懑和郁结！
三、创作原理 创作有两种原理：一是当人类看见世界上许多具体的事物时，每想从中得到一些抽象的道理，这种道理不只在科学书与哲学书中有，就是文艺书中也有。例如“交情老更亲”，就几乎像一个普遍的原则，像这种原则的获得，可称之为创作上的抽象律。一是当人类空有一些观念或情绪时，却又每喜欢把它推之于具体的事物上，例如先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情感，而去写出具体的一百单八个好汉的故事便是。这可称之为具体律。抽象律是给许多肉体以灵魂，具体律是给一个灵魂以许多肉体。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的赞里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1)“推见至隐”就是抽象律，“本隐以之显”就是具体律。
四、艺术之节制作用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宣泄，其作用是节制而非激动，所以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乐书》）(2)《正义》对这话的解释是：“不乐至荒淫也。”正说对了。
五、幽默解 幽默（humour）是人生和文艺里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西洋的美学家或批评家都有很多学说去讨论它。在中国有与之略略相当的一个名词，就是所谓“滑稽”。滑稽和幽默当然有距离，这距离越到后来越大，但在司马迁所解释下的滑稽则与幽默的真解不相远。他曾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太史公自序》）又说：“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滑稽列传》）凝滞和纠缠的确是幽默的反对物，凡是“化不开”的人物不会懂得幽默。功利观点也是凝滞和纠缠的一种，所以懂得幽默的人或者在某一刹那而处在幽默空气中的人，他一定持有一种超功利的态度。所谓“不流世俗，不争势利”，正是指此。幽默是不伤害人的，否则变成冷讽；因此人类对于幽默的反应也是没有恶意的，所谓“人莫之害”是。幽默包括智慧和超脱，而且还有一点悲悯和温暖；它是会心的微笑，但其中含有泪。我们可以这样说：高等的滑稽就进而入于幽默，低级的幽默却不免流于滑稽。太史公在七十篇列传之中，居然给滑稽留出了一个独立的节目，可知他对此道之重视。他的《滑稽列传赞》也非常幽默：“淳于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指连赵事）；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以上是司马迁在批评上的理论。
我们现在再说司马迁在批评上的实践。司马迁是富有天才、识力和同情的大批评家，他具备着所有伟大批评家所应当有的条件。虽然他不曾写什么条分理析的批评论文，但他用叙述的方法把他那深刻而中肯的了解织入他的创作中。他像近代欧洲文艺传记家一样，描写就是批评。因为他观察深入和清楚，能够见到一个人的底蕴（包括好和坏），而出之以赞美或憎恶的浓烈情感；且即使是憎恶，却又不失其对书中人物的同情，所以他的书富有无限的魔力，我们可以说，他的书是时时在创造着，也时时在批评着。所以我们假如要在其中找出几段纯粹的批评文字是不可能的。下面也不过是一点“样本”而已。
一、对于孔子之礼赞 批评孔子，是一大难题，因为孔子的地位太重要，方面也太多，价值更是太大。如何称誉才能不失分寸？这应该是使太史公棘手的事。然而他却轻松的写出来了：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
他清楚地指出孔子的整个价值在对于六艺的贡献，尤其是礼。言简意赅，这是何等的识力！所以他时时以六艺和孔子并称，例如：“秦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封禅书》）“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都是。
六艺中，司马迁尤其着重孔子与礼的关系。《孔子世家》可说就是以礼为线索的，从“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到“适周问礼”，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到“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到“追迹三代之礼”，到“《书传》、《礼记》自孔氏”，直到“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在太史公心目中，孔子一生是与礼结不解之缘的。孔子的伦理思想原是由群到个人的，个人与群如何相安？孔子的解答也就是“礼”。——礼是就群的立场而给予个人的一种合理的制裁。太史公是真能了解孔子的。
同时太史公也很了解礼，所以他能够知道一生汲汲于礼的孔子的重要；但一般人常不愿受礼的约束，于是孔子就不免成为一个寂寞的失败者了。他说：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礼书》(3)
孔子是极其热心实现理想的人，但也是不轻易和现实妥协的人。例如太史公写道：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住，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索隐》上说：周文武起丰镐而王，“检《家语》及孔氏之书，并无此言，故桓谭亦以为诬”。其实太史公所写的是艺术的真，是一种心灵的记录，原不必拘拘于出处。“温温无所试”，是孔子的热心和寂寞；“然亦卒不行”，就是孔子的不苟。又如《史记》写孔子（六十八岁了！）归鲁的一段：
冉求将行（先是，在孔子六十岁时，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 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作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
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财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不阿世苟合以实现其主张，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处。荀子只讲究“固宠无患，崇美讳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八，《大学丛书》本），品格就较差了。司马迁对于荀子并无什么赞语，可见司马迁是有眼力的。
孔子的事业在礼，礼是“群”对于“个人”所加的正当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礼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实现了。孔子为说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见，于是作《春秋》。《春秋》不仅记“已然”，且标明“当然”，而其根据就是“礼”。司马迁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甚至以为《春秋》一书等于一种政变和革命，所以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自序》）的话。因此孔子不唯是一个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个革命领袖。《史记》就是想继承《春秋》的，这也可见出司马迁自负之重来；至于他对于《春秋》之了解，则多半近于公羊家言。
二、对于老庄申韩之批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时代，却难得司马迁给孔子写了那样向往的传记以后，却又分出篇幅来写了老庄申韩。他说老子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说庄子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申子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说韩非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又加以总评道：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
他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并不因此减却对韩非的同情。他一则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二则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有人以为批评家不能带情感，怕影响他的识力，其实不然，情感与识力原可并存不悖，大批评家且必须兼具此二者，吾于司马迁见之。
三、对屈原之了解 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而是论文或随笔。就像培忒（walter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一样，论到达文西和温克耳曼，到底是论文还是传记？实在没法说清。《史记》中尤其表现了这种体裁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
他为了要描写一个正直忠贞的人的真面貌，于是先写下周围那群小人的姿态以作衬托：
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乎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归葬。
结果正直忠贞的人失败，只好去作他的《离骚》了。在这里又用得着司马迁那发愤著书说了。所以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的真价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为他是忠君爱国，又有的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然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陵”。司马迁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侧重屈原之忠君爱国，而侧重“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在对这种社会作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
在太理智的人看来，也许觉得《离骚》，词句太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逻辑伤害了多少生命和创造力！）《天问》更凌乱，简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可珍的文艺创作，是痛苦至极的呼号，所以他从人性的深处去了解屈原为什么问天：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和那“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同让人吟味无穷。他在这里提到“正道直行”；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却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灭处！一个社会而不容一个正道直行的人存在，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
司马迁更从屈原的人格而谈到了他的风格，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4)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马迁的评传也真够艺术，他是那样说到人底心里，让人读了感到熨帖。
最后，司马迁之写屈原，始终为深挚而沈痛的同情所浸润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粗看起来，好像司马迁没有坚持的主张或见地一样，一会儿垂涕，一会儿又怪屈原，一会儿又爽然自失了。其实不然，这不过是表示他在丰盛的情感之下，感受力特别强些而已。批评家须有跃入作者精神世界里的本领，以作者之忧喜为忧喜，这一点，司马迁正是做到了。
司马迁既深切地了解孔子而加以礼赞过，现在又深切地了解屈原而加以礼赞着，孔子和屈原乃是中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个极峰，他们可以不朽，司马迁也可以不朽了。但司马迁的根性自是浪漫的，所以他对孔子有欣羡而不可企及之感；对于屈原，他们的精神交流却更直接些。至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为“终莫敢直谏”，缺少屈原之“正道直行”的精神，这是司马迁所不重视的。就是司马相如也不过是一个长于堆垛的辞匠，司马迁虽为之立传，但什么向往礼赞的话也没有（只是他说明《子虚赋》是藉三人为词，以推苑囿之大，而归于节俭以讽，却颇能举出赋体的文章之典型的结构所在），我们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分寸了。
四 司马迁之讽刺
曾有人写过《骂人的艺术》这样的书，但我认为在中国文人中最精于骂人的艺术的，恐怕没有超过司马迁的了。从前有人称司马迁的《史记》为谤书，章学诚很不以为然，说这是“读者之心自不平耳”，然而照我们看，《史记》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谤书，它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技术的峰巅。
他讽刺什么，以及如何讽刺，经过了清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渐渐有了确切的结论。大概中国读书人的理解力自明末清初便有了飞跃的进步，以后也更有着继续的发挥。倘若单以考据推许这个时代，那就只见其一面而已。
我们现在先说司马迁的讽刺目标吧。广泛地说，他所讽刺的就是他所处的朝代——汉。详细说，他所讽刺的是汉代之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汉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将相——之无识与不纯正；是汉朝一线相承的刻薄残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贪狠妄为。总之，他要在他的笔下，而把汉代形容得一文不值。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下面即历叙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汤武之王，修仁行义十馀世，就是秦之统一，也百有馀载，结论是“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言外是汉凭什么，既无德，又没费力，却这样容易得天下！他讥讽地说：“此乃传之大圣乎？”“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假若只看这两句，也许以为他是真的在颂扬了，然而这两句之间，却插入“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重复慨叹，就知道他确乎是以赞作讽了！
整个的汉代之来历，在司马迁眼光中是如此。而刘邦之为人，司马迁尤其挖苦得厉害。在《项羽本纪》中，项羽要烹他的父亲了，他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在《高祖本纪》中，他曾给太上皇拜寿，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萧相国世家》中，特别给萧何的封地多，那是因为“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嬴奉钱二也”；第一例见他之不孝，第二例见他之无赖，第三例见他之小气。而萧何的功绩虽然那样大，但如果不以家财佐军，不强买民田，以表示不能顺从民欲，则刘邦对他的猜忌是一点也不会放松的。就是对于韩信，韩信每打一次胜仗，他便“使人收其精兵”（《淮阴侯列传》），这同样见刘邦之忌刻。至于真正打仗的本领，那更没有。他有许多神异的事，仿佛是真命天子了，可是司马迁早藉萧何之口说出：“刘季固多大言。”那末一切神异也就多半是刘邦自造，化为乌有了。
和刘邦作对比的是项羽。项羽有真本领，有真性情，有真气概，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才是一个真正英雄，刘邦却是一个流氓而已。
不唯刘邦本人如此，就是他的周围，除了张良、陈平常设诡计之外，大半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老粗。司马迁在《樊郦滕灌列传》的赞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行，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萧相国世家》中也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曹相国世家》中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绛侯周勃世家》中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中庸。”意思是说他们统统是夤缘时会，因人成事而已。
这样的一个低能集团，那有才能的人处于其中，就未免太委屈了。韩信就是这样一个可惜的人才。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说：“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他并非责备韩信之不当叛逆，却只责备他发动得有些迟了而已！这意思多末明显！
司马迁在讽刺整个汉代以及汉初人物之外，时常揭发汉家一线相承的刻薄。高祖的猜忌，已见于《萧何传》和《韩信传》不必说。文景二帝似乎是忠厚正经的人，其实不然，在适当的时候，司马迁就不惜揭穿那真相了。例如《张释之传》中，文帝为一人惊了自己的马，就要致之死地，亏得释之据法力争，才处了罚金。可见这位废除肉刑的文帝，也是一个伪君子而已。又如《佞幸列传》中，文帝为爱一个宦者邓通，便许他铸钱成为富翁，文帝的行为何尝不乖张荒淫？至于景帝的刻薄寡恩，只要看《张释之传》中，因为释之曾在景帝为太子时弹刻过他不下司马门，到即位后，虽口头上说不忌恨此过，但只有一年多，便把张释之调为淮南王相了。司马迁在记“景帝不过也”之后，便拆穿了说：“犹尚以前过也。”又如《周亚父传》中，因为周亚父不许给王信封侯，景帝虽默然而止，但后来便故意请他吃饭不放筷子，给他难堪，到逼他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了。司马迁冷然写去，已把景帝的真面目揭露了。
可是在这种种之中，司马迁所要讽刺的最大的目标，却是汉武帝。在《封禅书》中辟头即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无其应而用事，功不至，德不洽，都是暗指武帝。封禅的本身，原已荒唐，但即退一步讲，却也有配有不配，司马迁是直然认为武帝不配的。他不好明讲，便藉管仲阻齐桓公，仲尼不肯论封禅，作为武器，略事攻击。整个文章中，都是写武帝之愚蠢、幼稚与可笑的。
《封禅书》之外，司马迁便在《酷吏列传》中写汉代残酷的家传，而尤重在武帝。其中屡有“天子闻之，以为能”之语，可见那酷吏之惨无人性，实在是武帝的授意和怂恿。那最大的酷吏如张汤、杜周也不过是“善伺候”，能窥探武帝的意旨，而去找出理由，又去执行而已。
武帝之刻薄寡恩，不止对一般的臣下为然，就是对于宗室贵族也毫无留情。司马迁一则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说推恩（其实是削弱诸侯）的办法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他说这样一来，就可以“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其实他只是在打官腔，下面却说出了实话：“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意思是说如果不仁不义，手腕虽高，毕竟还是危险的了。二则在《高祖功臣侯年表》中说：原先受封的百有馀人，到了太初，不过百年之间，只存在了五个人，其馀都坐法亡国。司马迁在表面上把“子孙骄溢”放在首要的地位，而把“网亦少密焉”放在次要的地位。就是这样，他仍怕别人把“网密”看重了，下面紧接“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目的在再冲淡一下。然而其实他却正是重在“网密”的。太冲淡了，也怕别人把他的真正意思误会，但他又不能明言，于是只好混统地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意思是就是兢兢于当世之禁，也未必不犯法，因为“网密”的缘故！他的文字富有层次转折，于是让他的真意在若明若暗之间了。
武帝之好事，司马迁藉汲黯之口直说出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则说自来都是喜欢外攘夷狄的，“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就是天下太平，也要动动刀枪呢，于是有了许多封侯了！
至于武帝之横征暴敛，让民生凋敝，是见之于《平准书》中。但他不明指汉，却骂秦；也不说当代，却说古代不然：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曷尝竭天下之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武帝周围那些人物，他也很少瞧得起。公孙弘、张汤都是外宽内深的官僚。在《张丞相列传》中更说：“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则武帝时之无人也就可知了。至于能为社稷臣的汲黯，以及已成为名将的李广，却只有埋没抑郁以终而已。
武帝所用的人多半是恃裙带关系的亲幸之辈。田蚡、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是。司马迁都对他们各加讥讽。其中卫青、霍去病尤受宠爱，他们都以卫皇后为靠山。司马迁写卫皇后时便说：“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提到霍去病时便说：“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这都是说他们出身微贱，父女姊妹的关系也在可考不可考之间的。笔端是十分鄙夷着。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到了司马迁的笔下，算是一无所长了；浪漫精神是无限的，是不屈服于任何权威的，是没有任何奴隶的烙印的，我们于司马迁之讽武帝见之。以上尚是明显的，可指的讽刺，另外有些散布在各篇的夹缝里的，还有很多很多。
司马迁讽刺的目标既明，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他的阵法。他的阵法大概是这样的：一则用揭穿事实的方法，事实往往是最强有力的讽刺。如他写景帝，只说周亚夫死后，乃以王信为盖侯，就够了。二则用无言的讽刺，凡是他不赞成的事便不去写，如《循吏列传》中不叙汉代，《张丞相列传》中不叙那些备员的人物的事迹，读者自然可以晓得什么是在缺乏着了。三则用互见的方法，他决不把高祖的流氓行径及小气忌刻写在《高祖本纪》里，却分散在《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里。四则用反言的方法，他口头在赞扬，骨子里却是在讥讽。五则用轻重倒置的方法，偏把主旨放在次要。六则用指桑骂槐的方法，他不骂汉而骂秦，其实他对秦并不坏，《六国表》可见。七则用借刀杀人的方法，用孔子抵挡封禅，用汲黯直斥武帝。八则全然在语气里带出来，他用几个“矣”字，往往就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九则常用无理由为理由，如三世为将不祥，坑降不得封侯之类，那真正的理由却是统治者的忌刻。
总之，他的方法是逃避和隐藏，这样便瞒过了那时当局者的检查，也瞒过了后来太忠厚以及太粗心的读者了！
撇开司马迁的一切文学造诣不谈，即仅以讽刺论，他也应该坐第一把交椅！
五 总结——抒情诗人的司马迁及其最后归宿
然而在说过一切之后，司马迁却仍是一个抒情诗人！
只是感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不错，他有识力，也有学力，但就他本身而论，这却并不是他的性格中之最可贵，最可爱的。
他虽然因为家庭教育之故，对于儒学有些倾慕，然而并没有掩遮他的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根性。即以这道家的自然主义论，却也仍没有淹没了他那更根本的一点内心的宝藏，那便是他的浓挚、奔溢、冲决、对一切在同情着的感情。不错，他看事情很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的见解的导引之力。不错，他讽刺的对象很多，然而就是他所讽刺的人物，在他笔下写来，也依然带有大量的可爱的成分。他的自然主义，如果不加上“浪漫的”三个字，便成了没有生命的概念，与他的本质毫不相干了。
他的事业，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另有不朽的地方，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却是留下了最伟大的抒情篇什，虽然形式上却是历史。在他后代有许多知己，有无数的追踪的人物，但与他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连系，除非那些知己和追踪的人物在感情上和他有着共鸣。“发愤以抒情”，这是楚文化的精神，却也是西汉所承受了的伟大的精神遗产，而集中并充分发挥了的，只有司马迁。那是一个浪漫的世纪。司马迁就是那一个浪漫世纪的最伟大的雕像。
因为他是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常新——情感本是常新的。因为他是抒情诗人，他的识力和哲学并没引导他走入真正理智的陷阱。他对于若干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似乎很有所理解，然而归到根底，他唱起命运感的调子来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因为他有命运感，所以他有着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命运的渺茫而依然奋斗，却又终于失败了的伟大人格。孔子是如此，屈原是如此，信陵是如此，荆轲、项羽也是如此！
司马迁能赤裸裸地接触一切人物的本质，又能烛照一切人生的底层，于是而以情感唱叹着，同情着，描绘着了。
他是热情到这样的地步，因为热情而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他所觉得不可知的命运最后却也和他自己开起玩笑来。他在极大的屈辱之中，而与世长辞了！确切的卒年，我们不晓得。但公元前九○年，也就是司马迁四十六岁以后的生活，已经渺茫漶漫了。
司马迁身后的情形如何，我们所知的，也一如他的卒年那样模糊。他的家庭生活怎样，也从没有记载。有人说他有两个儿子，但那是根据华山道士的胡言，当然不可信。有人说他有一个侍妾隋清娱，可是这是褚遂良所见的一个女鬼，更觉荒唐。
唯一可靠的倒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杨敞。杨敞是一个老实人。杨敞的儿子杨恽却很有棱角，颇有外祖之风，连文格也十分相似（他之《报孙会宗书》直然是他的外祖《报任少卿书》的姊妹篇），他很爱读他外祖的《史记》，但他却因口祸被腰斩。司马迁的一生是一幕悲剧，连这和司马迁最有着精神上的连系的亲属却也以悲剧终！
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写毕于南京
三十六年九月二日校讫全稿于北平
【注释】
(1)《司马相如传》的赞，因为其中有扬雄的“靡靡之赋，劝百讽一”两句话，王若虚《辨惑》说是“后人以《汉书》赞益之”。现在看《汉书》赞，的确和《史记》赞文字差不多，不过开首有“司马迁称”字样。我们现在实在辨不清到底史公的原文是保留多少了，但无论如何，我所引用的二句紧接“司马迁称”四字之下，必是史公原文无疑。
(2)《乐书》多取《乐记》，但我所取的这一段在篇首，仍是司马氏文字。
(3)《礼书》多取《荀子》，但我所取的这一段在篇首，仍是司马氏文字。
(4)因为班固的《离骚序》上有：“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论似过其实”的话，后人遂以为司马迁《屈贾列传》系采淮南王安文，我以为未必可靠。淮南王安作《离骚传》的话，只见于《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列传》，而不见于《史记》卷一百十八《淮南衡山列传》。就班固所引者而言，这《离骚传》的确作得不坏，司马迁不该在《淮南传》里抹煞不提，况且他果已引用，更不会对此事推作不知，此其一。我们再看淮南王安的行事，只是一个庸才，就是所传的《淮南内篇》也多半是“集体创作”，他本人能否作出这样好的文章，诚为疑问，此其二。况且高诱（建安时人）的《淮南子叙目》上乃是说：“诏使为《离骚赋》”，并不是传，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离骚传”条说“传”应该是“傅”字。“傅”与“赋”古字通，颇可信。即《文心雕龙》虽然在《离骚篇》上说淮南作，而《神思篇》就又说“淮南崇朝而赋《骚》”了。可知刘勰已不能肯定。淮南作《离骚赋》比较可能，因为他作过那种《招隐士》一类的“楚辞”。我疑惑《屈原贾生列传》根本并无袭取淮南王安之处，反之，有人袭取《史记》而托之淮南，为班固误信，倒是可能的。班固的取材本不严格，不然，何以《古今人表》上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人物？此其三。退一步言，司马迁就是采取淮南《离骚传》，也不过《汉书》所引的几句而已，而且即这几句，为史公使用时也业已铸入史公的风格，是史公的创作而与淮南无涉了，此其四。总之，我们有理由说，《屈原贾生列传》的著作权应该归给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