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的散文风格之来源
司马迁的散文，乃是纯正的散文，乃是唐宋以来所奉为模范的散文。——也就是古文家所推为正统的散文。
这种散文，或者以为是司马迁创始的，但倘加以考察，就知道这乃是汉朝的一种通俗文字。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看。例如刘邦在初起事时，曾书帛射城上，告沛父老：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这时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距司马迁生时还有七十多年。但这文字很有些像司马迁了。当时刘邦才有数百人。又不过是些乌合之众，这样的文字决非出自什么名家，而它的对象又是老百姓，所以我们应该以通俗文字视之。
又如在汉文帝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南越王尉佗因为陆贾的交涉成功，而取消帝号，曾上书称谢：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这时距司马迁之生约有四十年，风格也就更相似。南越在当时还是边远之地，风格也竟如此，可见这乃是当时普遍的通俗文字的风格了。
再如到了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淮南、衡山谋反，公孙弘引病请退，武帝报之以书：
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祸右武（据日本《史记会注考证》改），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问，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
这时代就更和司马迁的生年相近了，只有十几年的光景。这文字多么活泼自然！——当时一般的文字原来就是如此的。我说这种文字是纯正的散文，是因为它很淳朴有力，一点也不矫揉藻饰；尤其重要的，其中很少骈列的句法。其他像淳于意的女儿之上书求赎父罪，淳于意所陈的许多病历记录，严安、徐乐、主父偃等的奏书，齐哀王之致书诸侯讨吕氏等，都是这种文章。
当我们仔细分析这种风格时，便可发见大抵是很疏宕而从容，不拘拘于整齐的形式，但却十分有着韵致。如果找比方的话，大概只有宋元人的水墨画是和这相近的。这就是所谓奇，所谓逸，而司马迁即是这种风格中之更精炼，更纯粹，更高贵，更矫健的。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观察，我们可以说这种风格是来自秦文。秦文就是偏于奇横而不偏于骈偶的；她的韵文乃是以三句为韵，就已经是很好的一种说明了。在散文中，那就尤其显然。我们先从最早的文字看起吧，例如秦穆公的誓词：
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
这是公元前六二四年时的文章。又如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
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是公元前三六二年的时候。后来如张仪之檄楚相：
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事在公元前三二九年。秦昭王之约楚怀王：
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事在公元前三○○年。到了始皇时代，我们又可略举数例，一是议帝号令：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二是称始皇令：
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三是废封建令：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这都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时候。这些文字出自谁手，我们不晓得，但确是大手笔。当时最有名的大文学家则是李斯，我们试再举李斯的《焚书议》和《狱中上书》为例：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时在公元前二一三年。过了五年，李斯被囚，又从狱中上书：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李斯的其他文章尚多，不尽录。从这许多的秦文看来，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非常直致、坦率、峻厉、爽利，而有一种骠悍骄横的力量。它的风格和战国时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同。我们虽然还不曾对各国的文字统统作过分析，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战国的一般文字是一种以明快、锋利为特色的，而秦文在这方面并没有那样显著，反之，它的最显著的特点乃在有些霸气——原始的蛮横之气。
就是这种原始的蛮横状态，使它不甚拘拘于形式，有时虽有骈句，但总是整而不齐，如李斯文章中“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仿佛是偶句了，但紧接着又加上一句“率群下以造谤”，便把那整齐的形式打破了。
秦和西汉的文章虽然这样一线相承，但也经过了一种风格演化：那就是西汉时代的散文乃是把秦文更柔化了，更缠绵化了，更冲淡些了，更疏散些了。这是时代精神使然，也是《楚辞》的影响使然。司马迁讲西汉的政治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酷吏列传》）这话同样可应用于风格的演化上。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同时《楚辞》中那种抒情的意味，又不知不觉间吸入于汉人的笔下，于是便更多了一番情趣。
柏拉图说：“男子退化了，就变为女人。”这话在生理学上的意义如何，我们不想去批评。但这永远是艺术上风格的演进的一个律则。秦文之变而为西汉，西汉变而为东汉、魏、晋，都可拿这原则去说明。文字变到东汉，那就似乎太女性化了，而在西汉时却恰到好处。粗野和强悍是去掉了，只剩下刚健，但却并没有步入柔靡。
就在这种恰好的阶段上，出现了司马迁的散文。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称为奇而韵。奇就是来自秦文的矫健，而变为疏荡；韵就是由于经过《楚辞》的洗礼，使疏荡处不走入偏枯躁急，同时却又已经有着下一代的风格的萌芽。
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司马迁不止是一个历史家，而且是文学家（而且他之文学家的成分实多于历史家处）；《史记》也不止是历史书，而且是文学书；这统是尽人皆知的。但现在我们要强调一下，司马迁实在是意识地要把《史记》写成一部艺术品的，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实在是想尽量表现他的文采或者艺术天才的。讲艺术不能不讲形式，我认为《史记》一书里自有它的艺术形式律则。照我们所探研的结果，大抵是这样的：
第一 统一律
他竭力维持一篇作品的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在这种地方，他有时不惜牺牲历史上的真。可是他未尝没有补救的法子，那就是把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分散在不同的篇章里，而在同一篇章里则极力维持他那所要表现的某种突出的个性。例如《信陵君列传》里的主人公是仁厚而爱士的，几乎成了一个一无瑕疵的人物；而他之畏秦，不敢收留魏齐，不能欣赏虞卿之为了友道而抛弃相印，却写在《范睢蔡泽列传》里，又如在《汲郑列传》里的汲黯是多末鲠直、硬朗，又是一个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人物；但在《酷吏列传》中却露出了他之和周阳由“俱为忮”了。原来司马迁对于他所塑造的人物，也以艺术品视之，不能让他有任何杂质！
每一篇传——写得成功的传（这样的文字约占全书之半），司马迁写来都有一个中心的主题。他仿佛晓得每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尽量去创造这一个生命，去维护这一个生命，去发扬这一个生命。他写的舜，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孝谨的人物；他写的秦始皇，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刚毅戾深的人物；他写的项羽，是写他如何代表一种狂飙突起的精神；他写的刘邦，是写他如何有着大度和豪气，但又不免带流氓的意味；他写的《封禅书》，是要在飘飘欲仙之中而有着讽刺；他写的《平准书》，是要在借写经济之便，而掘发着当时的吏制和刑法；《越世家》在写范蠡的坚忍；《孔子世家》在写孔子之学礼，问礼，好礼，习礼，讲礼；《陈涉世家》是讲的草莽英雄的粗枝大叶；《外戚世家》是讲的人生命运之渺茫；《萧相国世家》是在写高祖的忌刻；《留侯世家》是在写张良之道家人格之完整；《管晏列传》等于论友道；《孟荀列传》无异于论阿世苟合与特立独行的对立；《孟尝君列传》是在写一个无赖子弟的领袖；《平原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托大的公子哥儿生活；《信陵君列传》是写一个真正礼贤下士的榜样；《春申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政客的宦海升沈；《范睢列传》是在写一个由私人利害出发的人物的成和败；《蔺相如列传》是在写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之应变处世的技巧；《屈原列传》纯然是在抒情的氛围里；《李斯列传》却像是写一个人的人格演化的小说；《张耳陈馀列传》写人结怨之渐；《淮阴侯列传》写决断为一人成败之机；《叔孙通列传》写希世度务的人物之得意；（李将军列传》写才气无双的将军之轲；《平津侯列传》写老官僚的脸谱；《汲黯列传》写憨直人的心肠；《酷吏列传》在写惨酷之中仍注意着人才的高下；《大宛列传》则感慨之中又透露着风趣；《货殖列传》写趋富避贫是人类的自然欲望；《太史公自序》写善承父志和辅翼《六经》是自己的志事——几乎每一篇都有他不放松的主题，为他紧紧抓牢，一意到底。
最有趣的是：同是一件事，他可以写好几次，但因为场合的不同，他可以有好几种写法。例如鸿门之宴，就有下面这样的差别：
（一）《项羽本纪》：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俱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1)，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须臾，沛公如厕，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二）《高祖本纪》：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三）《留侯世家》：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
（四）《樊郦滕灌列传》：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馀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肩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座，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郤，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诮让项羽，沛公事几殆。
我们分析这四个片段，就可见出在《项羽本纪》里所写的场面最全，因为这是项羽成败的关键。在这里，把范增的决断和项羽的淳朴坦率都写出来了，而高祖的窘迫和张良的从容也刻划出来了。到了《高祖本纪》中，因重在写高祖的成功，所以这事已减了重要，他的窘迫之态也就只淡淡的写出而已。同时在这两篇中都写出曹无伤之挑拨和被诛，因为他是关系这事的首尾的。《留侯世家》和《樊哙列传》便都把曹无伤卸去，因为这时已不重在这事的原委，却重在两人的贡献了。在《留侯世家》中，根本没提到樊哙，只说“及见项羽后解”，这是因为《留侯世家》重在写一个策士的从容划策的生活，加入一个武将，便不调和了。在《樊哙列传》中却也不把樊哙写得十分生龙活虎，这是因为樊哙根本并非那样有声有色的人物；至于在《项羽本纪》中所以写得那样生气勃勃者，乃是为了衬托项羽的原故而已。在《项羽本纪》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松懈的，没有一个片段是微弱的，因为否则就不能构成那个叱咤风云的氛围，不能表现那“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的霸王之狂突起的精神了。
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一样，他会选取最好的镜头。在同一个景色里，他会挑选最适宜的角落。在一群人之中，他会为他们拍合影，却也会为他们拍独照。他晓得任何一个艺术品一定有一个重心，由于这重心而构成完整。在这种意味上，他是一个优异的肖像画家，也是一个优异的雕刻家。同时，他也像一个大音乐家一样，他要在他每一个杰作里奏着独有的旋律。因此，我们在读过他所写的传后，总觉得馀音绕梁，时刻回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这种紧紧抓牢的主题，就是他的每一篇具有生命的传记的灵魂。由于这种各自独具的灵魂，所以每一篇传记都是像奇花异草样地，生气勃勃地呈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二 内外谐和律
司马迁尽量求他的文章之风格和他的文章中之人物性格相符合。卜封（buffon）所谓的“文如其人”，我们已不足以拿来批评司马迁了，我们却应该说是“文如其所写之人”。司马迁的风格之丰富简直是一个奇迹，而每一种风格的变换都以内容为转移。现在只举几个最显著的例子。像他写战功，便多半用短句：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东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侯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下辕、缑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犨，与南阳守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曹相国世家》
这些短句就宛如短兵相接的光景。在他写缠绵的情调时，那文字就入于潺缓悠扬。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馅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贾生列传》
在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简直忘了他是传记，却是辞赋了！
再如他写封禅，便多半用惝恍之笔，仿佛让人也到了烟云飘渺的蓬莱：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封禅书》
事情本在有无之间，文笔也便在若即若离之中。和这差不多的是他写老子。因为孔子见老子，有“犹龙”之叹，所以司马迁写老子时便也采了画龙的办法，让他鳞爪时隐时现：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2)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这样就更增加了那幽深的人格的老子之神秘性了。反之，他写信陵君，则是笔端十分仁厚：
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
语气都多末安详、和缓，而有着无限的暖意！
至于他写酷吏，那就是另一副技术了，酷吏是惨酷无情的，他便也出之以铁面无私：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奏事中上意。任用，与减宣相编，更为中丞十馀岁，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刻，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馀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馀人。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杜周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的酷吏，因为在他之前的那些酷吏的一切本领他都学来了，他会逢迎，他会枉法，他会贪赃，他会用刑。司马迁写他时所用的方法，却也是近于拷打的方法。这样拷打的结果，审问出那个最可恶的创始的张汤来了，而且又审问出一个更大的奖励酷吏的罪魁来了，那就是汉武帝。杜周论杀甚重，便中上意；杜周枉法，诏狱也便益多；杜周捕治得凶，天子便以为尽力无私。司马迁这时乃是像一个法官一样，而让汉武帝立在堂下了。酷吏的行为是惨酷的，酷吏所操持的世界是森森然有着鬼气的，可是司马迁在鞭打着他们的灵魂时却也同样无情，笔下严厉到极点，一点宽贷也没有的。
难道司马迁没有轻松之笔么？有，那就是在《滑稽列传》里：
淳于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循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在幽默的场合，他便还它一副笑脸。其他如写汉高祖时笔下便豁然有大度，写李广时乃使用一种疏疏朗朗的笔触，写孔子时是那样温良尔雅，写伍子胥时又是那样有着怨毒报复，总之，他的笔墨是在意识地使它和所写的内容相符合着。司马迁在这里乃是像一个熟练的名演员一样，他能够扮演老少男女的一切角色，演什么像什么。歌德说文艺的皮和核是分不开的，外就是内，内就是外，司马迁是充分做到了。每一篇作品，他晓得那灵魂和躯壳如何相一致着。
第三 对照律
司马迁往往用两种突出的性格或两种不同的情势，亦或两种不同的结果，作为对照，以增加作品的生动性。
我们具体地看罢，像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先写了项羽，项羽是一个纯然少年精神的代表，他初起事时才二十四岁，拔剑自刎时也才三十一岁。“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好勇斗狠”，正是这样的人物所表现的。同时司马迁却写了一个比项羽大二十五岁的“世故老人”，那就是汉高祖。在项羽自杀时，高祖五十六岁了。因为年龄的悬殊，当然一个要斗力，一个要斗智。一个纯任热情、才气和本能的愤怒，一个却常常经过理智底考虑而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结果那狂风暴雨式的素朴青年是失败了，而老有世故的滑头流氓成功了。这样的对照，司马迁觉得还不足，于是在项羽一边，又有项羽和范增的对照，这里同样有年龄的悬殊。范增大概大项羽四十多岁，而性格上则是天生的参谋人才，参谋人才要有男性的坚忍和意志；而项羽则是一个天生的元帅，元帅是要有母性的仁慈的（这一点，蒋百里在《全民族战争论》的序上提起过）。在汉高祖那边，则对照的是汉高祖和张良。高祖时刻受着窘迫，而张良永远能够从容。
同样有着这样的对照的，是信陵君和侯嬴。信陵君又是一个多情而仁厚的青年，而侯嬴则是阴鸷的老谋士，也七十多岁了。《越世家》中的范蠡和范蠡的长男也是一个对照。范蠡也是典型的军事参谋，他看得定，拿得牢，非常坚忍。可是他的长男不行，他没有听他父亲的话，他不忍得把钱轻轻丢给庄生，结果庄生为他救弟之死，却又依然把他弟弟送了命。这长男带弟尸回来的时候，亲友都为之悲痛，范蠡却笑道：“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因为他坚忍，所以可以帮勾践复仇，所以可以自己全命，所以可以自己致富，没有那个不能忍的长男之对照，范蠡的性格是不会这样明晰的。
在《封禅书》里，司马迁也是以对照律作为那一篇妙文的指导原则。这对照是汉武帝和方士。在汉武帝方面是愚，“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之，命之曰书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真被愚弄得可笑。而在方士方面是诈。例如骗了许多酒食赏赐的五利将军，最后却是“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治装里边，就不知是囊括了多少财物了。后来所谓“仙人好楼居”的公孙卿，也不过在大兴土木之中，克扣一些私钱而已。就是这种对照着的愚和诈的交织，构成了这一篇飘逸而又辛辣的杰作。
在《平准书》里则是官僚资本和农民意识的对照，一边是事析秋毫的兴利之臣的桑弘羊等，一边是上输助边的农民卜式。二者最后的冲突尖锐化了，卜式直然道：“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一边在牺牲，一边在榨取，这愤恨是无怪的。
此外，在《孔子世家》里是拿热心救世的孔子和个人主义的出世者老子、长沮、桀溺、接舆等相对照；在这里，我们一边看见有着对人世恋恋的温情，另一边看见那些聪明者之冷冷然的讽嘲。在《孟子荀卿列传》里，则是只顾主张不顾成败的思想家和一般阿世苟合的说客之对照，一边是寂寞，一边是受到处处的逢迎。在《刺客列传》中，就有着智深勇深的荆轲和天真躁急的太子丹之对照；在《汲黯列传》里，就有好直谏，而折人过的汲黯和专阿主意的张汤之对照；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有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的卫青，和不省士卒，有气敢任的霍去病之对照；在《刘敬叔孙通列传》里，就有出自内心的主张的刘敬与希世度务的叔孙通之对照；前者见了高祖，不肯改自己的破衣服，后者则脱掉自己的儒服，而换上汉高祖最爱的楚装了。
在许多对照之中，最常见的是因为一人性格行为不同，而得到善终与否的对照：有才能的苏秦，因齐大夫与之争宠之故，而被刺死；他的弟弟苏代、苏厉，因较平庸，即皆以寿终；见《苏秦列传》。扁鹊因为勇于为人治病，为同行所妒，结果被刺杀；仓公不敢为人治病了，却也被人怨恨，几乎受刑，然而终于解脱；见《扁鹊仓公列传》。主父偃锋芒太露，结果是族死；公孙弘善于自藏，貌为忠诚，便活了八十岁，“竟以丞相终”；见《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好出奇计，然而不免有些狂放的郦食其，到底为齐王所烹；而有些柔术的陆贾，却安车驷马，得到不少酒食，也“竟以寿终”；见《郦生陆贾列传》。——这里边有司马迁对于中国这个民族的弱点的了解，也有着处这个滑头社会的生存哲学，但不能不叫人感喟系之！
在许多对照中，写得最复杂的，是《魏其武安列传》。这里有着武安侯田蚡在未贵时对于魏其侯窦婴之跪起如子侄和后来说拜访而不想去拜访的对照；有着同为窦太后所不喜，因而家居，然而一个是真正失势，一个是慢慢更能握权的对照。又有着对于梁孝王、淮南王的关系的对照，窦婴主持家法，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而田蚡却曾经受淮南王财物，说：“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更有着在同是好客之中，而窦婴好客是在进贤，是发自真心，田蚡好客则只是做作，为和窦婴竞争，“欲以倾魏其诸将相”的对照。
在许多对照之中，写来最带有司马迁自己的感慨的，则是《张耳陈馀列传》和《李将军列传》。张耳、陈馀是刎颈交，但后来因为利害摩擦，陈馀竟以杀张耳为投降汉高祖的条件。在这一年之后，司马迁紧接着写张耳的儿子张敖得到部下爱戴的壮烈故事。他们部下想反叛汉高祖，准备成功后即归功张敖，失败后则自己任咎。结果失败了，便有十馀人争着寻死，更有贯高等甘受苦刑，以明张敖无罪，到张敖被赦，便认为使命已毕，终于绝肮自杀。这种义侠的行为和张耳、陈馀那种因利背德的结局，是多末大的对照呢！至于才气无双的名将李广，司马迁在用按部就班的程不识与之对照之外，却又写出他一个从弟李蔡，李蔡是中下人物，“名声出广下远甚，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广处处轲，李蔡竟直上青云，这对照实在更叫人难以为怀了。
对照的方法是像画家用了鲜明的色彩一样，是像戏剧家创造出对立的性格一样，于是让所描绘表现的对象更清晰了。
第四 对称律
大抵司马迁在写合传的时候，如果不用对照律，便往往用对称律，当然也有时二律并用。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审美意识，这是像大建筑物前一定摆两个大石狮，或者堂屋里一定挂一副对联似的。司马迁也是意识地要求这种安排的。例如《绛侯周勃世家》，事实是周勃、周亚夫父子二人的合传。在周勃传中写的是文帝之忌刻，文帝把他的丞相免了，叫他就国，后来逼得这样一个老实的人每见河东守尉来巡查时，便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终于入狱。在周亚夫传中，则写的是景帝的忌刻，因为他不赞成封皇后兄王信为侯，他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当时虽无话可说，以后就故意给他难堪，吃饭的时候不给他筷子，大块肉也不切开，终于借故把他抓入狱中，在他死后，就把王信封为侯了。周勃和周亚夫的遭遇便是对称着的。
在《管晏列传》中，是以论友情为中心的。在管仲方面就有鲍叔的知己之感，在晏婴方面就有着石父的“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的论调，这也是对称着的。
以上二例是稍微不太明显的，至于明显的例子那就太多了：《孙子吴起列传》中，孙膑和吴起都同样招忌。《白起王翦列传》中，一个因坑降作为赐死的理由，一个因三世为将作为必败的原因，这统统是以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作说词，而且又都隐指着李广、李陵的遭遇。《鲁仲连邹阳列传》则同为齐人，同擅长函札；《魏豹彭越列传》则同为魏王，同是被囚，被杀；《季布栾布列传》则同曾为奴，同曾为人救助，意气也有些类似；《袁盎晁错列传》则二人都是峭直刻深，不得善终。而《张释之冯唐列传》，在张释之方面，中间称道周勃，末尾以他的儿子张挚“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为馀波；在冯唐方面，则中间称道魏尚，末尾也以他的儿子冯遂“亦奇士”为馀波。《汲郑列传》吧，在汲黯方面，先说“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最后说“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在郑当时方面，则也是先说“其先郑君”，最后也同样说“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这更是意识地寻求对称形式了。
我们再看《汲郑列传》中：“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这两事明明是表现对称的美。又如《匈奴传》中：
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
这杀父自立和东败东胡固然有对称之美，而射马、射妻是对称，求马、求女也是对称。
司马迁语句上很避免骈偶，但对称的美感却仍是很强烈的。
第五 上升律
凡是司马迁叙一个情节或一种心理状态的进展时，往往使用这个逐渐加强或加浓的原理。例如《平准书》中：“……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兴利和严法是这时经济政策的两翼，司马迁写这现象，便是用着上升律的。
又如《留侯世家》中，写留侯为太子设计，招了四个须眉皓白的老人来，叫高祖看见了，先是“怪之”。后来知道了这四人就是高祖要寻访的名人，“上乃大惊”，到这四人临去时，高祖便“目送之”。在心理的过程上，便也是递进的。
再如《信陵君列传》中，“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弊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从这“公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公子色终不变”看，司马迁是在故意使用着上升律，以增加他作品之戏剧性的。
再如《张耳陈馀列传》中，二人之结怨，先是误会，张耳怨陈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次是责问，于是陈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陈馀把印绶交出了，不想张耳果然受下，于是陈馀“亦望张耳不让”，“由此陈馀、张耳遂有郤”，最后双方以兵戎相见，而且陈馀投降汉王的条件是“汉杀张耳乃从”了。这也是一种上升律，到了“汉杀张耳乃从”便是顶点。
其他，如《扁鹊列传》中，扁鹊见齐桓侯，先谓“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次谓“君有疾，在血脉”；又次谓“君有疾，在肠胃间”；最后则望见而逃，因为他病“已在骨髓”了。《魏其武安列传》中，魏其因失势客稀，先是“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以后“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同时武安的骄横，由“天下士、郡国诸侯愈益附武安”；到惹得武帝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再到坐在他哥哥的上座，“以为权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武安由此滋骄。”《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二人一进一退，先是“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后来“自是以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这统统是应用上升律，作为全传的结构的原理的。
第六 奇兵律
司马迁在行文时，是像行军一样。有时往往用一支奇兵，使他的行程得到更愉快的效果。最明显的是《平准书》中的卜式。《平准》是攻击当时的兴利之臣和严刑峻法的，卜式就是司马迁所设的奇兵，卜式在篇中时出时没，司马迁用他，以求杀敌致果。我们试看他先写那些富商大贾，“财或累数万，而不佐国家之急，”又写“征发之士益鲜”，这里都已经把卜式埋伏下了。后来卜式正式出现，要“输其家半助边”，又要“父子死之”以从军越南；他主张治民如牧羊，把恶羊斥去，勿令败群；他拜为齐王太傅时，而孔仅使天下铸作器；他被尊时，而天子下缗钱令；他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此后，是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最后是借卜式的话，“烹弘羊，天乃雨”，而文字也就立刻收场。
同样情形的是《魏其武安列传》中的籍福。叫武安让魏其为丞相的是他，劝魏其兼容的也是他，代武安向魏其要田地的又是他，在灌夫使酒骂座时强按着灌夫的脖颈向武安谢罪的还是他，这也是司马迁在行文时的一支奇兵呀。不过这回不是用他来攻击了，却是用他来点缀魏其、武安的结怨，仿佛是一个传令兵一样，让全文的消息更灵通些。
在《伯夷列传》中，是用孔子携带着颜渊，当了司马迁的一支奇兵。其中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如：“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如：“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这都是。但这回奇兵的用处又不是传令了，却是像哨探一样，站在了几个山头上。
第七 减轻律
这就是司马迁在叙述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却有时会忽然出现轻松之笔，让人的精神得到刹那间的解放，对他所说的故事会更集中注意地听下去，同时也别有一种新鲜的趣味。例如《孔子世家》，本来先叙孔子的谱系，又叙他出生的年代，俨然是一个教主的降世似的，却忽然说：“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这轻松的笔调恰恰给那太严肃的空气一种补偿。又如《萧相国世家》，本写他处在忌主汉高祖的手下，时时提心吊胆，已经很紧张了，而在他被拜为相国时，一般人来贺，召平却来吊，我们以为下面应该紧接召平的警告了吧，然而不，司马迁却写道：“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下面才写“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这样便像惊涛骇浪之中，忽然出现了驯良的白鸥似的，叫人有一种暂时解放的快感。再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要造反，伍被竭力谏阻，这也是十分紧张的局面，而伍被在谏词中却忽然讲到徐福告诉秦始皇在海上遇仙的故事，说他“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李将军列传》，在写他的命运蹭蹬之中，忽然叙到他“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都有这种作用。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的，就是司马迁凡写一个人的面貌性情时，决不在篇首，而是在叙过许多事情之后，拣一个适合的场合透露出来，可说毫无例外。我们略举数例吧：
《项羽本纪》：“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叙在项梁带他偷看秦始皇渡浙江以后，而在他拔剑杀会稽守之前。
《孔子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叙在他当季氏史和司职吏之后，而在适周问礼之前。
《留侯世家》：“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叙在他为高祖笼络鲸布、彭越、韩信之后，而在劝高祖不能听郦食其立六国之前。
《绛侯周勃世家》：“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叙在他的许多军功之后，而在诛诸吕之前。
《刺客列传》：“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叙在漫游各地之后，而在会燕太子丹之前。
《魏其武安列传》：“武安者，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叙在他当过太尉、拜过丞相之后，而在权移主上之前。
《李将军列传》：“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这也叙在他赎为庶人，拜为右北平太守之后，而在以郎中令攻匈奴之前。
《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叙在公孙弘被汲黯数度庭诘之后，而在畏责请退之前。
《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叙在他使蜀之后，而在谏猎之前。
其他像《大宛列传》中之叙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汲郑列传》中之叙“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游侠列传》中之叙郭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都是叙在中间的。
这种在文章的中间忽然叙出一个人的面貌性情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减轻律的一种应用，定有着一种调剂的效果，这固不特叙在适合的地位使人印象格外深，并恰满足了读者之要知其为人的兴味而已。
这七种形式律则：统一律、内外谐和律、对照律、对称律、上升律、奇兵律、减轻律，统统是司马迁在他的艺术制作过程中的指导原理。其中除了对称律是中国人的美感所特有，奇兵律和减轻律是司马迁的艺术所独具外，也可说是世界上任何艺术作品所共遵的律则。我们并不是说一个艺术家先晓得了这些律则而后去制作，我们也无意要求任何艺术上的学徒来探寻方法于此，我们只是在客观的事实之中而归纳出他——司马迁或其他艺术天才——所无意间而采取的途径而已。这像研究生物的行为一样，生物未尝为律则所支配，但生物学家却可以发现那些可以统摄事实的律则而已。
三 建筑结构与韵律
一种艺术品，都有他的结构。《史记》一部书，就整个看，有它整个的结构；就每一篇看，有它每一篇的结构。这像一个宫殿一样，整个是堂皇的设计，而每一个殿堂也都是匠心的经营。司马迁自己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照他看，《史记》不唯是一个建筑，简直是一个宇宙的缩影，秩序的天体之副本了。
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司马迁是一个浪漫派的艺术家，他之组织全书，是像李广用兵一样，好像没有部伍行阵，人人自便的光景，然而却并非绝对散漫。（绝对散漫，就不能带兵了。）司马迁有意把他的全书造成一个有机体。大抵本纪和世家是代表上古的统治阶级的谱系的，列传是以事情的性质配上时代的前后相类次的，“十表”和“八书”则是有意地补足全书的经纬的。
我们再详细地看吧。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说：“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馀乃为显诸侯。”在这十一人中，有四人不知所封，有一人无谱，所以结果只有六人可说。所谓五人之后皆为帝王，就是指舜、禹、契、后稷和伯翳，这就是《虞本纪》（《五帝本纪》的一部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的由来。他们都是唐虞时的名臣，而唐尧是黄帝、帝颛顼、帝喾一系的（至少就司马迁的看法是如此），所以《五帝本纪》便作了本纪的第一篇。
秦到了始皇，局面是很不同了，所以不能不扩大而独立了，成为《秦始皇本纪》。
项羽是秦汉之际的过渡统治者，虽和刘邦同样是揭竿而起的平民，但司马迁却这样问道：“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这是颇有问津于遗传学而假定项羽是舜后之意了，大概到《项羽本纪》为止，司马迁是把他们都算在古代帝王的大谱系里去的。
然而纯粹平民的刘邦成了功，于是有《高祖本纪》。下面四个本纪都是分别叙到汉代的君主的。以上就是十二本纪的来历。
司马迁在《管蔡世家》中又说：“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冄季载，其后世无所见。”这是说文王十子的下落的。其中五人或不知所封，或为人所灭，或后世无所见，其中一人入于本纪，四人入了世家（即《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卫世家》，而《曹世家》附见《管蔡世家》中）。倘若拿这话和前引《陈杞世家》的话合看，则我们又知道《陈杞世家》是叙舜和禹之后，《齐世家》是叙伯夷之后，《宋世家》是叙殷之后。我们从这里看，可以晓得，世家中一部分也是唐虞之际的名臣之后，一部分乃是周的子孙和功臣之后。属于后者的，还有《吴太伯世家》、《燕召公世家》、《晋世家》、《郑世家》，这可以说都属于《周本纪》的系统。属于前者的，还有颛顼之后的《楚世家》，禹之后的《越世家》，这可以说都属于《五帝本纪》的系统。以上是《世家》中前十二篇的来历。
《晋世家》中的陪臣，又化而为《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陈之后代齐，于是有《田敬仲完世家》。这是次四篇世家的来历。到了这《田敬仲完世家》，所谓六国者便已经叙完了，于是司马迁自齐王建的十六年起便总叙灭六国之事：“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于历下。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嘉，灭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一并于秦。”
《孔子世家》放在《田敬仲完世家》之后是有道理的，因为孔子到底与一般有国有土的诸侯不同，但是又不能划在秦汉时代的世家之内，所以只好处于六国之后，而且“孔子，其先宋人也”，这是宋的贵族，所以也便属于先秦这一个世家集团了。
叙孔子之后，是《陈涉世家》，代表一个新时代的过渡。以下十二个世家统统是属于汉代了。所以司马迁这三十世家也是颇有系统和次第的。
在七十列传之中，大概也可以划分几个集团：上古至《春秋》是一个集团，包括《伯夷列传》、《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即列传的前七篇。其中以司马穰苴和孙子、吴起同为兵家，故前后相次。
从《商鞅列传》至《屈原贾生列传》，共十七篇，是第二个集团，都是六国时人。其中头二篇《商鞅列传》和《苏秦列传》仿佛六国争雄的前奏，所以冠首。而《苏秦传》中称：“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可见《苏秦传》在《商鞅传》后是有道理的。张仪为苏秦所激而说秦，故《张仪传》又次之。张仪尚诈谋，下即接以“秦人称其智”的《樗里子列传》。因叙及秦，故《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又以类相从。这时与潮流不合的迂阔之士是孟子、荀卿，故又以《孟子荀卿列传》次之。各国并起抗秦，于是有四国公子，遂以《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信陵君列传》、《春申君列传》再次之。但终于抗不住秦，故以秦相《范睢蔡泽列传》接叙。以下叙各国挣扎奋斗的名将贤人，先是《乐毅列传》，因蔡泽是燕人，所以先叙燕事。廉颇、蔺相如属于赵，田单和鲁仲连属于齐，屈原属于楚，又分别叙之。邹阳也是齐人，也善尺牍，所以附在《鲁仲连列传》中，贾生也是诗赋家，所以附在《屈原列传》中。
以下《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四篇，属于秦始皇时代的集团。《刺客列传》重在荆轲，不过既叙其事，便也把荆轲以前的同类事也叙起来。
《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三篇又是一个集团，这是陈涉、项羽之际的人物的传记。
自《淮阴侯列传》到《季布栾布列传》，共九篇，所叙却属汉高祖时人。
自《袁盎晁错列传》到《吴王濞列传》，共六篇，所叙却属文、景二帝时代人，其中《扁鹊仓公列传》本重在仓公，而扁鹊也是因同为名医而先叙及之。
此下自《魏其武安列传》到《太史公自序》共二十四篇，所叙大体上属于武帝时的人物。这其中只有《循吏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似乎所叙都不是武帝时代的人物，但《滑稽列传》和《货殖列传》本不能放在列传的前头，而《循吏列传》是为与《酷吏列传》相对，所以只好放在《酷吏列传》之前。中间因为汲、郑二人也勉强可以称为汉武帝时的循吏，而儒林诸公也受酷吏的摧残与利用，故并插入二者之间。至于李广为名将，自然当在卫青、霍去病传之前，顾炎武说：“因为匈奴犯塞而有卫霍之功，故序匈奴于《卫将军骠骑传》之前。”因而中间又插入《匈奴列传》。《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四传都是以类相从。公孙弘、主父偃都有谏边郡之事，所以也次于四夷传之前，而在霍、卫传之后。因西南夷而及于奉使巴蜀的司马相如，所以《司马相如列传》又在《西南夷列传》之后。只有《大宛列传》何以在《酷吏列传》与《游侠列传》之间，而不在四夷传前后，我们却想不出什么理由。
然而大体上说，七十列传是有计划排列的。至于十个年表是以时代相次，却又参照先贵族后功臣的原理，所以《汉兴以来将相名臣》作了殿尾。“八书”的次第大概是依照了六艺，所以《礼》、《乐》二书居首；《律书》是兵书，相当于射；《历书》和《天官书》，相当于数。《封禅》接近于天官，故又次之。“不封禅兮安知外”，因封禅而知水灾，故《河渠书》再次之。《平准书》在最后，是像《货殖列传》在列传的末尾一样，因为用经济来解释社会和政治，那代表司马迁站在唯物论来了解历史的史观。
这样一看，可以见出司马迁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设计，而造成了全书之整个建筑的美。
现在再就司马迁对于单篇的结构看，他也是有意的要造成部分的建筑美的：
第一，他所写的合传，都是有理由才合并写的。就史学的意义说，他是要在演化之中而寻出体系；就美学的意义说，他是利用对照或对称的原理，而组成一种艺术品。这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不过也有不十分明显的，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平原君、虞卿合传，单就本传看是看不出理由的，就《范睢传》看就晓得了，原来他两人对于魏齐都很有些古道热肠：虞卿肯为朋友弃了相印，平原君肯为朋友而为秦昭王所困，这气味实在有些相投。并且由《范睢传》看，才晓得司马迁在《平原君传赞》中所下的“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的评语之故。韩王信和卢绾合传是因为二人同是处于一种情势而反汉，这就是赞中所谓“日疏自危，事穷智困”。樊、郦、滕、灌四人之合传，是因为都有武功，又都没有叛。《张丞相列传》中附及周昌、任敖、申屠嘉，是因为四人都是高祖时人，都老寿，又都各有所长。《万石张叔列传》中附及卫绾、直不疑、周文，是因为这一群都是恭谨之流。不过司马迁叙他们很有分寸，赞中说：“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馅，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是在他们共同点之中而又分出差等的，这赞语真是铢两悉称了。平津侯、主父偃之所以合传，除了有着对照外，又因为主父偃是公孙弘杀之。在合传中写得最有统一性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魏其武安列传》，那故事真是有机地穿插在一起了，业已超出了形式律则的应用。
第二，《史记》在每一篇文字中，确乎有首尾的呼应。例如《封禅书》中，开头即谓：“自古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矣(3)，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后来说秦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便道：“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再后来在讲过许多神怪之后，说到汉武帝要封禅了，便道：“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这就是回应上边的“即事用希”。司马迁惯于以秦骂汉，上面一个回应，即旨在说汉武帝之无其应而用事；后一个回应，却是重在功不至，德不洽。《封禅书》是叫人看得相当散漫的文字，但在这建筑物之中，仍然像设下钢骨水泥，架子很坚牢。在《越世家》中，后半叙范蠡成为大富翁，虽然有坚忍的线索在贯穿着，但仍然似乎有些牵合，于是司马迁早已有了主意，在开始劝越王暂时屈膝时，范蠡已经这样说：“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这里已经提到市了，范蠡会大做买卖也就不突兀了。又如在《货殖列传》中，表面看也是散漫的文字，但是开头所谓“君子富好行其德”，就是由下面范蠡去回应，“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开头所谓“人富而仁义附焉”，就是下文所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开头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就是下文所举壮士在军，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博戏驰逐，医方技术，吏士弄法，一切在求富益货的总说明。下半则全然讲素封，先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中谓：“蜀卓氏之先……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结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所以这篇文章依然有着首尾皆具的形式。再如《酷吏列传》中，先提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的结论，其后叙到义纵时说：“取为小治，奸益不胜。”叙到王温舒等时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都是顺着同一个筋骨的。至于《李将军列传》中，在篇首叙他的先人李信，篇末叙他的子孙李敢、李陵，也叫人觉得有一种形式。这种在每一篇中的结构形式，颇像一个纪念殿堂，在那前后都各有一个小牌坊似的。
更可注意的，这又不独一篇为然，就一般小文，记某一个人的一段词令，也往往采取此法，书中例子随处皆是。
《项羽本纪》中樊哙对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功高而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在这里，“秦王有虎狼之心”和“亡秦之续”是呼应着的。又项羽对他的骑兵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天之亡我，非战之罪”，其中两言之，便也构成一种首尾呼应的形式。
《越世家》中范蠡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免，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已望其丧之来也。”“必杀其弟”和“卒以杀其弟”也呼应着。
《平原君列传》中毛遂对楚王说：“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伯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以及后来平原君对毛遂说：“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在前者，“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在后者，“胜不敢复相士。”都是首尾各自重复一次，以为呼应的。
《信陵君列传》中，“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冯唐列传》中，冯唐说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大怒，以为冯唐不该当众侮辱，后来又问他：“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冯唐对了一大篇，从上古之遣将推毂起，说到李牧之如何可以放手去做，说到赵王迁之因谗诛李牧，遂致为秦所灭，说到现在就有一个魏尚，即有名将之风，而削爵被罚，他直然说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于是说：“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这小段文字则宛如坐飞机俯瞰风景一样，回翔一过，经历了千岩万壑，却又看到原来的山麓了。
《韩长孺列传》中，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这尤其是书中常见的形式了。
第三，司马迁为增加一篇文字的结构之美，常常使用一种重复的事项，让他的出现就像一种旋律，又像建筑长廊中的列柱似的，也的确构成一种美。例如在《项羽本纪》中，作为那样旋律的就是八千人和粮食：“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绝楚粮食，项王患之。……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尽。……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饥而遂取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八千人代表项羽起事时的豪气，最后无一人还，真有些不堪回首，粮食一节则是他的致命伤，篇中都频频提及，这都增高了全文的悲剧情调。
在《萧相国世家》中，萧何为避汉高祖的猜忌，让封并以家私财佐军，“高祖乃大喜”；又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乃大说”；果然怨声载道了，“上大笑曰：夫相国乃利民。”这大喜、大说、大笑也都是韵律。
《留侯世家》中，张良遇圯上老人一段，先叫他拾鞋，他“愕然，欲殴之”；以后老人又伸脚叫他给穿上，他“殊大惊，随目之”；老人与他相约会，他“因怪之”；到了老人与他相会时，第一次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第二次复怒曰：“后，何也？”最后一次，张良不到夜半就去先等了，老人喜曰：“当如是！”这也很有一种韵律。这情景宛如信陵君之待侯生，那里一方面是上升律的应用，一方面也是这种韵律的表现。
在《平原君列传》，写毛遂使楚事，是用十九人为韵律：“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这十九人不过抵毛遂一人，这一方面是对照律的应用，却也是表现散文的韵律。
在《刺客列传》中，写燕太子丹约荆轲刺秦王，说了一大篇以后，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后来答应了，燕太子丹给他车骑、美女，以顺适其意，但“久之，荆轲未有行意”。这两个“久之”也是韵律。同样的是《张释之列传》中，也屡用“久之”，以为节奏：“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顷之，至中郎将，从行之霸陵。……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张廷尉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头几个“久之”是见虽以文帝之贤，而张释之执法的态度之难入；最后一个“久之”是写景帝仍然忌恨张释之从前劾他不敬的事，而使张释之郁郁而终。其中又用“顷之”以为对照，“顷之”者见不合法的事情之层见叠出，这韵律是太有意义了！
再如《卢绾列传》中则以“至其亲幸，莫如卢绾”，“乃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为韵律；《夏侯婴传》中则以“太仆”为韵律；《灌婴传》中则以“疾战”为韵律；《李将军列传》中则以“善射”为韵律；《大宛列传》中则以“马”为韵律；而《酷吏列传》中以“上以为能”为韵律，那是别有击鼓而骂之妙了。
第四，司马迁在一篇的末尾，善于留有一些馀韵，令人读他的作品将毕时还要掩卷而思，或者有些咏叹似的。我们只检最佳的例子说一说吧：如《项羽本纪》最后写项羽死后，各地皆降，独鲁不下，直到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项羽是一个重感情的人，鲁人对他的忠诚，可以稍慰他的寂寞，而始封鲁公，终葬鲁地，颇有一场大梦的感觉，刘邦和他对敌了这样久，泣之而去，也颇有到了大限，恩怨俱消，而项羽之可爱的人格永远在人心怀之意。所以这文字结束得太好了！
《高祖本纪》的结尾乃在还沛，而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他也感慨伤怀起来。“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这样一来，于是一个流氓皇帝就还是一个多情的常人了。司马迁愿意和任何人的内心相接触着！
《封禅书》和《周亚父传》都有铿然而止的结束法。《封禅书》说：“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偏不说没有效。《周亚夫传》说：“条侯果饿死，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便仿佛这才称了景帝的心愿似的。《平准书》之以“烹弘羊，天乃雨”作结，也是这样结得清越，而叫人觉得有爽快之感的。
《信陵君列传》的结尾是：“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便也更增加了信陵君之可倾慕处了。
《屈原贾生列传》的后面说：“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终莫敢直谏”，这是反衬屈原的人格的；“竟为秦所灭”，是把楚国之亡系之于屈原，见他在楚国的分量的；百有馀年，始有贾生过湘水以吊，可以见出这些长时间内的寂寞了。
最有趣味的结尾是《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听了李园的话，以为与李园女弟生的孩子可以代为楚王，自己享福，但李园把女弟进献楚王以后，却把春申君杀了以灭口。“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司马迁本记楚事，而忽然写到秦，这是给仗恃裙带关系的人一个下场的榜样的！
感慨最深也最有情趣的结尾是《刺客列传》和《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中不唯在荆轲死后又叙到那和荆轲一起饮酒慨歌的高渐离瞎眼后击秦王的事，却又叙到从前那怒叱荆轲的鲁勾践，鲁勾践曾这样讲：“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结得太好了，话既由从前轻视荆轲的人道出，便表明鲁勾践也是和荆轲一流的豪杰，而那惋惜、赞叹却也就更令人咀嚼无尽了。《李将军列传》的结尾叙到“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责李氏子孙，正是爱护李广，而下面紧接“李陵既壮”，这文章真有顿挫，其声琅琅，叫人百读不厌。最后谓：“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以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珍惜李氏之极，也就是赞扬之极，而前文李将军的许多轲蹭蹬，便突又斗然涌上读者的心头了！
司马迁对全书有着设计不足为奇，奇在他的精神——对艺术的忠诚——灌注到每一篇文章，在每一篇文章里有着建筑上的美：或则用对照和对称，或则使首尾有着呼应，或则中间加上重复的旋律，或则末尾带着悠扬清越的终止音符，总之，凭他的艺术本能与创作天才，务使他那作品不朽而后已呢！
四 句调之分析
文学是一种以语言为表现工具的艺术，所以所谓文学上的天才都是由于他之控驭语言的能力而成的。现在我们就进一步从句调上分析司马迁的艺术造诣吧。
第一 句子的长短
司马迁是有魄力能够熔铸长句的人，如“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项羽本纪》）共十五字，“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高祖本纪》）共十九字，“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春申君列传》）共二十二字，这在中国传统的文字中是罕见的。这样的长句很有些像明人所译的《元朝秘史》或现代的欧化文了。司马迁在这一点上是有创造性的。——同时也见出他对语言的组织力、控驭力。
反之，他也有短句。短句多半用在紧张的场合。叙战功用短句，如《曹相国世家》，即有短兵相接的光景。叙荆轲刺秦王也是用短句：“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这是紧张万分的局面，司马迁便也以紧张之句写之。他的笔墨能够与情势相副，这又是一个例证。
他最短的句子是一字句：“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高祖本纪》）“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张仪列传》）一字句实在不能再短了！
他为了求疏朗参差之美，在行文中，往往长短句相间：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徒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秦始皇本纪》
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项羽本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孔子世家》
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信陵君列传》
范睢辞让。是日观范睢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范睢蔡泽列传》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刺客列传》
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屈原贾生列传》
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淮阴侯列传》
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李将军列传》
由于长短句之相间，而构成了《史记》之不整齐的美。
第二 句子的音节
我们说过，司马迁的散文，乃是标准的散文，乃是古文家所奉为正统的散文。它何以构成这样一种面目呢？原来也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音节上。原来诗的音节是在把单字的音节放在句尾，如：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而散文的音节（特别是司马迁及后来的追踪者）则把单字的音节放在句中：
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世家》
礼乐—缺—有间。——《孔子世家》
燕军—夜—大惊。——《田单列传》
乃今—得—闻教。——《刺客列传》
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魏其武安列传》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范睢蔡泽列传》
君—卒然—捐—馆舍。——《范睢蔡泽列传》
理由呢，大概是因为诗要吟哦，最后一字音节可以拖长，而散文却需要停顿，于是非二字音节停不住，而中间的一字音节则可以拉长一个拍子，——以字音论，是单音；以拍子论，则是两个拍子；于是和二字二拍的音节配合起来，便有整齐而变化之美了。
第三 如何应付骈偶
司马迁的散文是与骈偶对待的，因此他避免骈偶；但对称是一种美感，尤其是中国人的一种美感，这对司马迁也不能不是一种诱惑，于是他遂采取了一种寓骈于散的方法，清代的批评家也有呼之为意偶而笔不偶，或笔单而气双的。唯独在有一个场合，司马迁却是用偶句，那就是作为一段的收束的时候。
我们先看这些句子：
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郦生陆贾列传》
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籍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李将军列传》
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平原君虞卿列传》
这些都是可以用偶句的，但司马迁偏偏避开了。对称的美仍然在里边，可是在形式上却出之以参差不齐。
我们再看：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货殖列传》
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货殖列传》
这些句子都是业已构成对偶的，但前者忽然加上“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后者忽然把四字句改为“走死地如骛”，这是故意破坏那太整齐的呆板，以构成一种不整齐的美的。
至于同时连叙数事，故意变动句法，务期造成一种严格的散文，则有如下例：
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
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六国年表》
在这里，他都绝不用排句或偶句，便是为了维持他那浪漫性的风
格。——不整齐的美！
现在却要看他那使用偶句的场合了，那就是以双行作顿：
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平准书》
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陈丞相世家》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羽本纪》
有时，虽不用偶句，但也是用双笔作收：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廉颇蔺相如列传》
当是时，诸侯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季布栾布列传》
大概这一种收顿的方法，叫人觉得有一种稳重均衡的美。司马迁可说是不唯晓得太排比整齐的坏处，而且善为利用了。所以他之不用偶句，不是不及，而是超越了它。
第四 在整个文章结构上的作用
以偶句作停顿，这是司马迁的句法在整个文章结构上的作用之一，其实还不止此。因为文章的结构之故，司马迁的句法却有着变动。我们姑且用提笔、接笔、结笔三种来看吧：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平准书》
这“以为天用莫如龙”三句就是提笔。这是用整句作提的，很圆而劲。至如：
秦封范睢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范睢蔡泽列传》
这“范睢既相秦”三句也是提笔，这种提笔很有情趣，能叙明事情的原委，在结构上也有过一番经营。在提笔中最常见的，则是用“当是时”三字起：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本纪》
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信陵君列传》
不过“当是时”的作用，有时不止是提笔，而且把上文兜住，所以在清代的批评家则称之为“提顿”，而因为对前文有绾束之力，也叫“镇压”。
接笔是叙在文中，让上下文有连系，司马迁在这种场合往往用缓笔：
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萧何奇之。——《淮阴侯列传》
（苏秦）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张仪列传》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封禅书》
在这里，“上未之奇也”，“张仪之来也”，“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都是接笔，也都是用缓笔。司马迁惯好在一篇的中间而写一个的面貌性情，那也是兼有以缓笔作接笔之用的。
至于结笔，大抵司马迁在叙许多事件之后，总有一笔结束。如叙军功：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使各一人。——《曹相国世家》
如叙世系：
厘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曲沃桓叔孙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晋世家》
都是。这些结笔，假若单抽出来看，或不见精彩，可是放在全文中，便也有一种美。这《晋世家》中的一笔总帐，尤其详细而劲拔。又如《匈奴列传》中：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这也是好结笔，却也是非从全文一气读至此处，不容易欣赏他那总括的气魄的。
一篇文章之惹人注意，最重要的就是首与尾。因为首是予人印象之始，如果不佳，就令人不愿意读下去了；尾是予人印象之终，如果不佳，就让人对以前所已获得的好印象也破坏了。司马迁在这方面可说全顾到了。他用种种方法以求达到这个目的，上面说的不过一端而已。至于接笔，那是为要在文中免除人的疲劳，所以往往出之以松缓。
第五 善于写对话
各种人的不同性情，各种事情的不同场合，司马迁都能把他们在对话中写出。我们试看：
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留侯世家》
这是写从容画策的神情的。再看：
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张仪列传》
这是写家庭间夫妻的对话的，确不能与朋友间的对话相混。而：
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耶？”——《信陵君列传》
这就又是亲戚间的对话，而不能施之家庭间其他分子。再看：
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馀，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说王曰：“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主杀之。”张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高祖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十馀人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洿王为乎？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张耳陈馀列传》
一个忠厚，一个激昂，这对话能表现两种性格。像：
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仪。”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自比于汉？”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吾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郦生陆贾列传》
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王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耶？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耶？”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季布栾布列传》
前一例见尉佗的豪气，后一例见为人说项时的语调，这都是非对于社会生活有极深的经验的，不容易揣摩。还有：
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知之乎？”——《张释之冯唐列传》
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魏其武安列传》
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李将军列传》
这里一个是写对老人的谈话，一个是老太婆的口吻，一个是写醉汉，都多末恰切！
在他写的对话里能够看出年龄、性别、职业，以及处于一个什么场合。至于他能写口语，能写未完的语气，那更是人所习知的了。
第六 有意于造句
大凡一种艺术，如果无意去成功一种艺术品，那种艺术品是决不会成功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可以说是一切艺术家的态度。司马迁可说是意识地去创造他的艺术的，我们从他的造句上看出来：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孟子荀卿列传》
这不过是写驺子之受到处欢迎而已，你看他写每一个地方的欢迎便各是一副样子。这一个例子，或者还可说在字面上；再看：
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本纪》
这就不是在词藻上用力了，完全是白描，而这同一个相面的，相了四人，句子都不同，都有分寸。再看：
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悦，拜为少府。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酷吏列传》
这“治如其故”，“如故操”，本是一个意思，但他必须变换了笔墨去写，要说他是无意去制作一个艺术品，那真是不可能的。
古文家所谓文气之说，似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我们试比较：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高祖本纪》
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留侯世家》
一个是“决胜于千里之外”，一个是“决胜千里外”，这是因为前者是在三个排比之下，语势缓；后者则因在赞语中，篇幅小，而要有许多转折，文势便急。再比较：
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楚世家》
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屈原贾生列传》
同一事件，而前者所写是一个事实而止，后者所写则有一些抒情的意味，这是因为后者在子兰之上加了“稚子”，就更显得那意见之无足轻重，而怀王竟听了他，愈见怀王之昏愦，又把“奈何绝秦之欢心”缩削为“奈何绝秦欢”，于是语意更纯粹了，而声调更沈痛了，而“于是往会秦昭王”则既冗长而仅为一普通事实，至于“怀王卒行”便见怀王到底糊涂，楚国前途十分可悲，屈原心情非常刺痛了。
司马迁下一个句子，是像一个老练的士兵一样，决不虚发一弹。《司马穰苴列传》开头即说“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起初我们以为这句话很平常，其实不然，原来这文章就是记录田齐在齐国树立政权的斗争史的一个片段。这也就是司马穰苴起初不能不在齐立威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后来齐威王田和对《司马兵法》加以推崇的缘故。
司马迁是一个苦心的艺术家，凡精神所注，决没有泛泛之笔。
第七 语调之美
司马迁的语调之美，是说也说不尽的，现在姑举最容易发觉的几种：
一是圆浑。像《酷吏列传》中所说：“汉兴，破觚而为圜，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这古意盎然，含蓄高绝处，真宛如三代的钟鼎彝器，或晋人书法了。
二是韵致。像《信陵君列传》中之“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一段，其中“公子亦自知也”，就像春风荡漾一般，多末有着韵致。《汲郑列传》中之“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一段，其中“诚有味其言之也”，也很有赞叹的韵致。而《屈贾列传》中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馅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更是有名的例子，简直是诗了。所谓韵致，就是既从容，又有馀味。在叙事文中而有如许诗意，真是奇迹。
三是唱叹。《绛侯周勃世家》中，文帝在细柳劳军，“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在《封禅书》中，汉武帝听了公孙卿讲黄帝的故事后，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李将军列传》中“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商君列传》中“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这些地方都有一唱三叹之妙。
四是疏荡淡远。这可以看《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封禅书》，其中这样的句子最多，不备列。
五是沈酣。《刺客列传》中写荆轲与高渐离歌泣于市中一段，最可代表。
六是畅足。司马迁无论写苦与乐，一定写得十分畅快，神理气味十分尽致而后已。我们且看这些例子：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韩王信卢绾列传》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平准书》
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外戚世家》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魏其武安列传》
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孟尝君列传》
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信陵君列传》
这些都是十分带着踌躇满志的笔墨，所谓神完气足，笔酣墨饱，都是指这种文字吧。
一种艺术品之所以成功，必须是部分地好，合起来才能好，像大建筑一样，一砖一瓦的坚牢美观，正是整个建筑的必需条件，纵然不是充分条件。司马迁恰就是把精神能灌注在这一砖一瓦的！
五 司马迁之语汇及其运用
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去分析司马迁的艺术之最基本的构成成分，那就是语汇。凡是文学上的天才，语汇都是丰富的，这不惟见之于他们的用字之多，而且又见之于他们的用字之新。有人曾以这种用字的优长推许过莎士比亚，现在我们觉得这同样可以应用于司马迁。
自然，我们还不能从确切的统计上看司马迁的语汇有多少，但无疑是非常大量的。我们看在《货殖列传》中他说到许多人都是为钱，但他的表现法便有“为重赏使”，“皆为财用”，“奔富厚”，“亦为富贵容”，“为得味”，“重失负”，“为重糈”，“没于赂遗”七八种之多。
语汇之多，决不在识字多寡，而在能运用。能运用，便使许多熟字也都新鲜起来，于是一字有数字之用，无形中语汇也就丰富了。例如：
范睢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范睢蔡泽列传》
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馀人，纵一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酷吏列传》
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羽本纪》
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溃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项羽本纪》
其中“操”、“掩”、“眴”、“逢迎”，都是普通的字，但因为用到恰好的地方，都新颖而内涵加多。“操”有奇货可居之意；“掩”有不分皂白之意；“眴”见当时之势急，且先有谋；“逢迎”见风沙之猛，又好像故意和项王作对，而汉王因天幸才能脱身似的。
司马迁有时用代字，而且用得好，如《孟子荀卿列传》中：
客有见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耶？何故哉？”客以谓，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末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驱逐”就是“马”，“音声”就是“讴”，但先说得混，后说得实，倘若先言马和讴，后云驰驱与声音，情味就很不同了。
同时司马迁用字深稳而经济，他说吕不韦，“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他用一个“闻”字，已经把吕不韦褒贬得分寸俱有了。他写朱买臣与张汤之结怨，便说“买臣楚士”，楚士二字便把那后果已经含蓄在其中了。
他常常对一个整个传记，因为抓到最确切的几个字，而用以显示主题。《屈原传》中是“志”，他说：“其志洁”，“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悲其志”，他既抓到这个主要的字，便不放松了。《蔺相如传》中是“智勇”，传中处处写此二字，赞中便直然揭出“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因为司马迁是这样的善于控驭文字，所以他有时把文字当作游戏，像小狗小猫玩一个可爱的小球似的：
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平原君虞卿列传》
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张释之冯唐列传》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末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刘敬叔孙通列传》
文中的“先生”、“马”、“公”，便都是那拨弄着滚来滚去的皮球呢。
但司马迁尤其擅长的，却是他之运用虚字。这需要详细地欣赏下去：
（一）“矣”：“矣”字最能够代表司马迁的讽刺和抒情：
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封禅书》
这是写武帝之时而觉悟，但又不能自拔处。
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封禅书》
这是写那些方士之趋利骗人处。
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伐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这是讽刺武帝之好事，将卒之利用征伐。
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酷吏列传》
这是慨叹酷刑之深刻化的。
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凌迟衰微矣！——《李将军列传》
这是对李广寄以无限的同情与惋惜的。“矣”字可说是司马迁运用得最灵巧的一种武器了。
（二）“也”：用“也”字的时候，让文字格外多了一番从容，有舒缓悠扬之致：
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韩王信卢绾列传》
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汲郑列传》
（三）“而”：“而”字有时代表一种结果，“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季布栾布列传》）但大多是转折：
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平准书》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信陵君列传》
以“而”字为转折，原很普通，但司马迁用来却特别有一种娟峭之美，清脆之声。他之用“然而”亦然：
淳于，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陈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孟子荀卿列传》
本把淳于说得很好，然而一转，便一文不值了。
（四）“故”：“故”字本也很普通，但司马迁用来便能发挥它特有的作用：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平准书》
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魏其武安列传》
前“三人言利”之“故”字，是慨叹这事情的原委；后“以十二月晦”之“故”字，是指出那结果出于意外，却隐指武安从中造谣陷害。
（五）“则”：司马迁用“则”字也很别致：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项羽本纪》
这三个“则”字都有无限的声色。
（六）“乃”：司马迁能把“乃”字用得很响：
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项羽本纪》
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淮阴侯列传》
（七）“亦”：司马迁在轻易之中，却也把“亦”字发挥了许多作用。《春申君列传》的末尾说：“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陈丞相世家》中，陈平说：“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前一“亦”字映带裙带关系之不可恃，后一“亦”字写出陈平以谦词居功，确是老官僚的词令。
（八）“竟”：《信陵君列传》中有“公子竟留赵”，“竟病酒而死”，前一“竟”字表现那时的情势，指魏公子盗兵符，杀晋鄙，于是不敢归魏；后一“竟”字是哀其被毁，抑郁以死。《李将军列传》中有“专以射为戏，竟死”，《外戚世家》中有“竟不复幸”，“然竟无子”，都有出乎意料之外之意。前者重在惜李广之才，后者重在写人之不能操持命运。
（九）“卒”：“卒”和“竟”差不多；用得最有情味的是《孔子世家》：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妙在孔子驳斥了子路以后，自己也没有去。见他一面用世之急，一面却终于出处之慎，子路不能服孔子之口，但已动孔子之心了。这一个“卒”字代表多少情味！
（十）“欲”：《魏其武安列传》中，“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加一“欲”字，便写出田蚡之好客是有作用，是矫揉，什么也不值了。
（十一）“言”：《孟子荀卿列传》中，“自如淳于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所谓“言”就是齐之好士，只为虚名而已，一场热闹又化为乌有。
其他像用“当是时”以振起上下文，用“于是”以掘发一事之因果，同时又都有一种节奏上的作用，这都处处见出司马迁之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他能在基础的工作——句调和语汇——上已经做到止于至善的地步了！
六 司马迁的风格之特征及其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自来论《史记》的文章的多极了，我们现在姑举比较中肯的几种说法于此：
（一）韩愈说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可知他是以“雄深雅健”作为司马迁的风格的特色的。
（二）柳宗元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则柳宗元系以“洁”许《史记》的。
（三）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里指出的特征是“疏荡”、“奇气”。
（四）王楙说：“《新唐书》如近日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史记》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这是以“笔墨之外”论之。
（五）茅坤说：“案太史公所为《史记》，百三十篇，除世所传褚先生别补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讹，法度沿革或多遗佚，忠贤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论大道，而折中于六艺之至，固不能尽如圣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絜，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人舞剑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年绝调也。即如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为疏荡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而况其下者乎？”这里形容最为详尽，但最重要的自然是“疏荡遒逸”四字。
（六）姚祖恩说：“其文洸洋玮丽，无奇不备。……如游禁御，如历钧天，如梦前生，如泛重溟。”这是说他的风格之丰富。又说：“龙门善游，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间，卧游之逸品也。”这是以“逸品”目《史记》的。
（七）章学诚说：“《史记》体本质苍，而运之以轻灵。”这是以“质苍”作为《史记》的特质的。
（八）曾国藩说：“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这是仍以“奇”为司马迁之特色，特又注意到了司马迁之应付对称之美的底蕴。
（九）刘熙载论《史记》最详细，也最能探本。他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这是说司马迁之承继楚文化处。他又说：“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这也是以“逸气”许司马迁。但他却更说：“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他并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这都比前人的观察又进了一步。他更说：“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这就已经发现司马迁的风格多端，并非文如其人，而为文如其所传之人、文如其所传之事了。
以上九人，代表了自唐宋到明清的批评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的认识。他们的用语虽不同，但大致却可以得到共同或相似的看法。韩愈所谓“雄健”，就是章学诚所谓“质苍”；韩愈所谓“雅”，就是章学诚所谓“轻灵”，也就是柳宗元所谓“洁”。苏辙所谓“疏荡有奇气”，就是姚祖恩所谓“逸品”，就是王楙所谓“笔墨之外”，就是刘熙载所谓像王献之的书法那样“逸气纵横”。其中“逸”的一点，尤为一般人所一致感觉。
究竟“逸”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可说就是司马迁在风格上所表现的浪漫性而已。浪漫者在追求无限，所以司马迁在用字遣词上也都努力打破有限的拘束，所谓“疏荡有奇气”也不过是这意思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像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底特征。
不过同时当注意者，就是他这种逸品的风格：一、不柔弱；二、不枯燥；三、不单调；四、不粗疏。不柔弱就是雄健，所以茅坤称之为“遒逸”，单是逸是容易不深厚有力的。不枯燥就是有韵致，所以刘熙载称为“逸韵”。不单调者是司马迁的风格的特质。虽是逸，但不能限于逸，有所限就不足代表浪漫精神了，他却有时超乎逸，不拘拘于逸，正如他不拘拘于一切。这种风格上的丰富，为姚祖恩所感觉到，而称之为“无奇不备”；也为刘熙载所感觉到，而称之为“无我，而以万物为我”。逸即是不拘，便很容易和粗疏相混，然而不然，司马迁之逸，却是经过雕琢磨炼的经营苦心，那就是刘熙载所谓“精思”。以画喻之，司马迁的文如写意画，但并非率尔的写意，却是由工笔而写意，正如齐白石晚年的画，虽一两笔画一个鸟雀，但从前却是经过了把蜻蜓的翅纹也画出来的那样的苦工的。以书法喻之，司马迁的文如米芾的字，表面看是不拘常调，其实却是经过了观摩善碑名帖，集大成而为之。总之，他的逸是像辩证法中高一级的发展，虽若与低一级的状态近似，而实不同了。能够从分析上切实窥探这种秘密而最有收获的，那就是曾国藩，以及为他所领导的吴汝纶和张裕钊，“义必相辅，气不孤伸”，不过所发现的其中秘密之一而已。
一切是进步的，对于司马迁的风格之欣赏也可以看出愈后来愈精，我们真是叨时代之福了！
现在我们再说到司马迁和后来古文派的关系。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其中几乎有着“文统”的意味。因为，第一次的古文运动领袖是韩愈，他推崇司马迁。第二次的古文运动领袖是欧阳修，他推崇韩愈。后来的桐城派的先驱归有光，以司马迁为研究目标，后来者则追踪韩欧，而曾国藩一派又探索于《史记》。这样一来，前前后后，司马迁便成了古文运动的一个中心人物。
但我们现在要看看：究竟古文家所得于司马迁的是什么？是否及到司马迁，或不及司马迁，而且有着什么原因。刘熙载所谓“韩得其雄，欧得其逸”，而且一个善于发端，一个须看引绪，这便已经说出古文家大师之所以得于司马迁的了。大抵韩愈所得的是豪气，欧阳修所得的是唱叹，而司马迁兼之。
司马迁的文章可说是抒情的记事文，在这一点上能追踪的，我们不能不推归有光，虽然归有光所记的事却未必有什么价值。
一般的古文家所得于司马迁的却是一种调子。这种调子在《史记》中虽不普遍，但已确乎存在：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烟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伯夷列传》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刺客列传》
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游侠列传》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货殖列传》
这等文字都大抵是郁勃蓄势，最后一泻而出，而古文家往往专摹此种。实则是司马迁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文格如此，别人没有他的感情那样浓烈，身世又没有他那样可悲可愤，学来学去就是空架子了。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风格与他的人格是一事，浪漫精神是那共同的底蕴，古文家充其量所学的，不过是司马迁之雅洁而已，不过是司马迁在表面上的一点姿态而已。古文家对于司马迁的风格之研究，可说愈来愈精，但能够多少创作那同等（未必一样）的有生气的文章的，却愈来愈希。没有生活，没有性格，写不出那样文章，又有什么奇怪！可是司马迁的文章却毕竟可以永远不朽了！
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写毕于南京
【注释】
(1)中华书局本《史记》下文有“请以剑舞。”一句。——编者注
(2)中华书局本《史记》此句文字略有出入：“始秦与周全，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编者注
(3)中华书局本《史记》作“至梁父矣”。——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