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缺和补
我们用文艺创作的眼光去看《史记》，《史记》每篇的制作便应该在司马迁的生活史上各占一个地位。现在的《史记》篇第是经过司马迁组织过的，它在写作时的本来次第如何，一定是另一副样子。我现在就想尽可能地加以推测。
为了做这步工作，不能不问《史记》本来写全没有？关于这，答复很容易：本来一定是写全的。因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自序》里连字数都计算出来了，当然是写全了。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存稿原来也不止一份。
可是，《汉书·司马迁传》里说：“而十篇缺，有录无书。”于是平白地给我们添了一个疑团，既不晓得这十篇是如何缺的，也不晓得这缺的十篇究竟是哪些。
为什么缺？是触忌被削，还是偶尔散逸。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小。因为，就现存的书看，其中触忌的也仍然不少，讽刺得也已经相当厉害，亡失的几篇也不会更刻毒到什么地步。偶尔散逸，却比较近情些。这是因为，《史记》一书最初的流传，是各篇单行的。散逸的几篇（假如真有散逸），也许是受了自然淘汰的结果。
至于普通所谓缺的十篇是哪几篇呢？据《汉书》注中的张晏说，是：
（一）《景纪》 （六）《汉兴以来将相年表》
（二）《武纪》 （七）《日者列传》
（三）《礼书》 （八）《三王世家》
（四）《乐书》 （九）《龟策列传》
（五）《兵书》 （十）《傅靳列传》
后人如吕祖谦、王鸣盛等，对此都有所论列。他们觉得真正亡失的，只有《武纪》一篇。现在我们看这十篇，除了《傅靳列传》外，的确都有些特别处：《景纪》由于有过因触忌而削去的传说（《自序集解》引《汉旧仪》注，《西京杂记》卷六同），不知道现在的《景纪》是否就是原样？《武纪》乃是把《封禅书》又载了一遍；《礼书》钞自荀子的《礼论》及《议兵篇》；《乐书》钞自《乐记》；《兵书》为现在《史记》所无，但却有一篇与之相当的《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则有表无序，和他表不类；《三王世家》是只载了些策文；《日者列传》与《龟策列传》，在风格上又仿佛真出自第二手。那么，除了《傅靳列传》外，这九篇确是有些问题了！
可是也并非绝无商量的馀地：《孝景本纪》和《汉书》上的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赞语的确是司马迁的笔调，再则赞语主旨也和《自序》中提出所以作《孝景本纪》者相符合，这就是在刻削诸侯，酿成七国之乱的一点。吕祖谦说：“其篇具在。”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孝武本纪》（其实应该叫《今上本纪》），截取《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又加上一个冒，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的确可疑。然而我们看《自序》中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作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你虽然也偶尔觉悟，但是像吃鸦片一样，不知不觉就又为方士的胡话所诱惑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出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
《礼书》和《乐书》也难说不是原样。《史记》本是撰次旧闻的，讲礼乐而取自《荀子》和《乐记》，这采择不能算坏。（中国讲礼乐，有超过它们的么？）再说，司马迁的书中，本有许多地方袭用《荀子》（详第七章第七节），大概他对于荀学很信仰，在这里遂以荀子为代言（《乐记》也是荀学，余别有考），就毫无足怪了！况且，《礼书》和《乐书》的篇首，都有司马迁手笔的叙文，所以纵然让步了说，这两篇只能说不全，而不是缺！
《兵书》就是《律书》，《律书》是存在的，不过也未必全而已。
《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所差的是没有序文，我们也很难因为它没有序文，就连表的本身存在也否认了。
《三王世家》，不错，只载了些策文，然而《自序》里明明说：“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策文之外，本别无重要之处，所以现存的样子，也不会和原样多末远。赞语则确是司马迁的格调，吕祖谦又说对了！
《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笔调自然有些特别，然而司马迁的风格本来变化多端，我们也很难武断他不能写这类的文章。《龟策列传》中说到伐大宛，说到巫蛊，这是司马迁的时代；说到“余至江南”，这是司马迁的足踪；最后说出“岂不信哉”，这是司马迁惯于用反笔作讽刺的技术；所以这篇一定是司马迁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一部分了。《日者列传》，我疑心也许是司马谈的旧稿吧。总之，这两篇也都不能放在散逸之列。
九篇既如此，而《傅靳列传》，就更看不出是后人补作之迹了。假若张晏不提及，恐怕谁也不会这样怀疑过！
那末，所谓散逸的十篇，实在散逸得有限。反之，现存的其他篇中，却被后人附加得不少，也有的是显然不全的。《楚元王世家》就是后者的例。因为，赞中明有“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的话，但是正文中一点记载也没有，其他传中一点补充也没有（《史记》原有互见之例），假若正文不是后人改补，也一定是有缺失了。
总之，《史记》有零星的补缀，却无整篇的散亡。《史记》每一篇中都不免有点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它像陈年的古董一样，修补和锈蚀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态却也始终古意盎然，流动在每一部分里。
二 《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
我们为考订司马迁著《史记》时各篇的先后，我们先须把可能是司马谈写的除去。
司马谈在临死时叮嘱司马迁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看样子好像司马谈只是想论著而不曾动笔似的，可是再看当时司马迁在俯首流涕中的答话是：“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知所谓“欲论著”乃是畅所欲言之意，收集的材料和主要的见地却未尝不是早已有着了。在这些材料和见地中，难道就没有比较可以近乎完稿的么？司马迁又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难道这故事和世传中，就没有他父亲在比较上已经整齐得就绪的么？
在这种意味下，《史记》里可能有司马谈的著作的，我看有八篇，这是：《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日者列传》。
我辨别的标准是这样的：第一，就思想上，司马谈惟一留给我们的可靠的著作是《论六家要旨》，所以和这篇的论点符合与否就是一个试金石。第二，就时代上，《史记》里所叙的亲历的时代有远在司马迁以前，非他父亲不能接得上的。第三，就文字上，《史记》中时而讳谈，时而不讳，这不讳的就可能是谈自著。
那末，我们看这八文：《孝景本纪》，除赞外，无文章可言。赞里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这很像《论六家要旨》里责备法家的话：“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我原说过，《论六家要旨》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政论，与其说是讲空洞的学派，不如说是批评当时的实际政治，所以《孝景本纪》和《论六家要旨》似乎都是司马谈手笔。再说，我推测《论六家要旨》的写作不出公元前一三五（建元六年，黄老派的统治者窦太后死的一年）到一二四（元朔五年，公孙弘倡议置博士弟子，以奖诱儒术的一年）之间，而《景纪》赞中提及主父偃上书天子下推恩令的事，那时是公元前一二七（元朔二年），二文正可能是同一时之作。这时司马迁才九岁。假若死在元封元年（前一一○）的司马谈，以六十左右计，草此二文时是将近五十岁的吧。
《律书》可能是司马谈作，因既云“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则必作于武帝对外用兵以前，文中亦确只叙至文帝之事而止，这正是司马谈的时代，此其一；篇末讲“神使气，气就形”，讲“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均与《论六家要旨》中所谓“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诸语相类，此其二。
《晋世家》之所以令我疑心也是司马谈的著作处，是因为其中没有讳谈。在这世家的后一半里，有：“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按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到宦者赵谈处，是改为：“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在《史记》本书里讳谈的地方也不少：
（一）《赵世家》 “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索隐》：《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
（二）《平原君虞卿列传》 “邯郸传舍吏子李同（《正义》：名谈，太史公讳改也）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
（三）《季布栾布列传》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集解》，徐广曰：《汉书》作赵谈，司马迁以父名谈，故改之）。”
（四）《佞幸列传》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索隐》：案《汉书》作赵谈，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
（五）《袁盎晁错列传》 “宦者赵同（《集解》，徐广曰：《汉书》作谈字）以数幸，常害袁盎。”
反之，书中不讳谈的例，则除了《晋世家》外，有《李斯列传》中的“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有《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在论封禅的遗札中），有《滑稽列传》中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有《自序》中的“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现在牵涉到汉人临文讳不讳的问题了。胡适之先生最近写了两篇论文，一是《两汉人临文不讳考》，一是《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都发表在本年三月出版的《图书季刊》新五卷一期上。他的结论是：“避讳制度和他种社会制度一样，也曾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在那长时期的历程上，有时变宽，有时变严，有时颇倾向合理化，有时又变的更不近人情。”可是他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们现在的需要上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第一，他的取材多半限于东汉，让我们不易判定司马迁的时代究竟是避讳制度变宽的时候还是变严的时候；第二，他的论据，几乎全限于帝讳，于是让我们难于说“家讳”究竟是否也那样有弹性。
单就《史记》论，我们不妨在实际上分析那讳与不讳的两组文字。先说在不讳的方面，《自序》和《司马相如列传》、《滑稽列传》应该不算。因为，《自序》是表彰他父亲的，名字一定要从真，当然不会讳。《司马相如列传》、《滑稽列传》中的“谈”，是“谈”的本义，并非人名，找了代字，意义就会两样，所以也没法讳。只有《晋世家》中的惠伯谈，《李斯列传》中的韩谈，却是可讳而未讳的，这值得我们注意。
很有趣的一个对照是，这不讳的一组和讳的一组有一个大不同：讳的一组的文字往往与司马迁的身世相关，而不讳者则否。例如《赵世家》中就有“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的话，冯王孙见《冯唐传》，乃是司马迁的朋友，所谓“亦奇士，与余善”的。《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就有“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的话，这也正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所谓“发愤之所为作”的见解。至于《季布栾布列传》、《袁盎晁错列传》、《佞幸列传》中的赵同，又恰是《报任少卿书》中的“同子参乘，袁丝变色”的同一刺心的目标。可见讳谈的五文中，都有司马迁的生活烙印在！不讳的二文（《晋世家》和《李斯列传》），那司马迁的影子却淡得多。所以，很可能这不讳的两篇大体上是司马谈写的。
《老庄申韩列传》也有司马谈写的可能。我的根据是：老庄变而为申韩，未必是指哲学思想的演化，却可能是指汉代的政治精神由文帝的黄老术变而为景帝的刻薄和武帝的严刑峻法，推原祸始，却是文帝，幸而文帝在技术上却灵活得多，“而老子深远矣”，是贬之，却也是不得已，就其次而怀念之。这主旨和《论六家要旨》太相似，所以可能也是司马谈著。再则叙到老子的后人时，至李解而止，解为胶西王邛太傅，按胶西王邛以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封，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诛，为什么只叙到司马迁生前二十年就完了呢？可能是由于司马谈去写才如此的。
《刺客列传》和《郦生陆贾列传》也有各别叫人生疑的地方。《刺客列传》的赞里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是秦始皇的侍医，荆轲做刺客时曾在场，那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距司马谈之死（公元前一一○），有一百十七年的光景。假若司马谈活六十岁，则当生于公元前一七○左右，距这事的发生还有五十几年呢！这事是必须夏无且活得很大，而公孙季功、董生等又在很年轻时听见这故事，他们也活得很大，而司马谈也是在很年轻时就又听见那转述，才可能。赞中的“余”说是司马谈已有些牵强，说是司马迁简直是不可能了！所以《刺客列传》的著者是司马谈，比说是司马迁，靠得住得多。
《郦生陆贾列传》的可疑之点也在赞里。赞里说：“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按本传上文说平原君自刭后，文帝闻而惜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匈奴，遂死匈奴中。”查《匈奴列传》，在文帝六年时（公元前一七四），曾使中大夫意到匈奴那儿去，这个中大夫意可能就是平原君朱建之子的名字，朱建之自杀是由于淮南王厉把辟阳侯杀了，自己有设计的嫌疑而然，这事发生在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死后即召其子为中大夫。这和中大夫意之使匈奴，相距三年，事正衔接。假如中大夫意就是朱建之子，这是在司马迁生前四十年就死在匈奴中了，如何能和司马迁有来往？所以这里的“余”，也只有司马谈才可能了。
《日者列传》只叙述到了贾谊少年时的故事，又叙到贾谊之死。贾谊之死是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假若司马迁写的，为什么后来的卜者就不载了？而且，文中的老庄思想十分浓，不惟司马季主动辄援用老庄，就是宋忠、贾谊也彼此以老子无名的道理相责勉，后来宋忠使匈奴，抵罪了，贾谊当师傅，绝食而死了，传里也用老庄的眼光结束他们说：“此务华绝根者也。”这种道家立场，不更像是司马谈么？假若有人觉得这篇的风格与司马迁的文字不类，也许可以就在这里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了。
总之，这八篇都有司马谈作的可能。我说可能，是说还不能认为就是定论。尤其像《晋世家赞》中之重在主上的忌刻，仿佛仍在讽刺汉武帝，《李斯列传》之写，似乎仍是宣泄《报任少卿书》中“李斯相也，具五刑”的愤慨，且篇首笔调有和《货殖列传》相类处，也有和《报任少卿书》相类处，这不仍然让我们想到还是司马迁写的可能较大些么？我们的解释只能是：这两篇原是司马谈的手稿，但不妨司马迁有着修润或借题发挥处。再如《刺客列传》，假若所说的公孙季功是公孙弘（《平津侯列传》上说他字季，也许是掉了一个功字），则本文仍有司马迁著作的可能。因为，公孙弘是活了八十高龄的，他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司马迁已经十五岁了，他生于高祖七年（公元前二○○），距荆轲刺秦王只有二十七年。假若夏无且经过了那次刺杀事件，还活了三四十年，是有机会可以告诉公孙弘的；公孙弘也可以转告给十几岁的小历史家司马迁的。不过这样说，还是嫌太凑合，不如把著作权断给司马谈近情理。其他五篇，以对《郦生陆贾列传》的论据较强，《律书》次之，《老庄申韩列传》又次之，《孝景本纪》和《日者列传》就更薄弱了。好在我说是可能，这就是像航海的人，偶而见了些树叶木片，不禁作一点悬想的试探而已。
三 《史记》中不易辨别为谈著抑迁著者
其次我们要除去那些既看不出司马谈的著作痕迹，也无从见其与司马迁的现实生活之关系的，这是：
（一）《殷本纪》
（二）《秦本纪》
（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1)
（四）《燕召公世家》
（五）《宋微子世家》
（六）《楚元王世家》
（七）《荆燕世家》
（八）《乐毅列传》
（九）《田单列传》
这几篇在讨论《史记》中各文的著作先后时都只好存而不论。两次除去的结果，我们所论者只有一百一十三篇。
四 司马迁著述之根据与其创作时之情形
在论司马迁的著作先后之前，我们对于他的写作根据和写作方法，还要有一个一般的考察。
他著作的根据，大概不外是：
（一）政府的档案 这不只从“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国家图书馆里当然有档案）一语可以知之，从《三王世家》中保存的策文可以知之，从《淮南衡山列传》所录的刻奏可以知之，而且从《傅靳蒯成列传》中的军功，如靳歙之“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以及《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诏书奏答，尤见非根据档案是决写不出的。
（二）现成的书篇 司马迁一则说：“整齐百家杂语。”二则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三则说：“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就知道他根据以前的书篇处是很多的。他又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他得利用的书是多末丰富，又多末方便！
（三）父亲的旧稿 这就是司马迁所谓“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司马谈原已经编订了些呢。不过照“无忘吾所欲论著”看来，似乎有的是资料，大概札记之类而已，缺的是成篇的东西，以及所加的精微的论断。《史记》中可能看出是司马谈的手笔的，我们前面已论过了。
（四）实际的见闻 司马迁所著各文，类多以旅行及听人述说为印证。
（五）自己的推断 司马迁是一个哲人，也是一个诗人，他往往凭他的智慧而对史料有所抉择并贯串，又凭他的情感和幻想而有所虚构。
这五种成分合起来，就构成他的《史记》。认真说起来，他在《史记》中根据已成的东西处是远超过于自己的摸索的。懂得这种情形，就不怪《史记》中风格之杂了，也不暇怪他偶而有着矛盾了；反之，却只觉得他“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
关于他的著述方法，是和他的著述根据分不开的。他著述既已依据前人为多，所以他的工作乃是整理剪裁（这就是他所谓“整齐”），乃是对已有资料而寻出或赋予一种意义。此外，则是运用他的文学天才，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大部分是人生苦果）交织于其中，让所写的生动而亲切，把已往的宛然变为目前。这就是他的本领。
就他的整理剪裁言，他的工作是客观性质的。因而他往往采取已有的论断，作为代言，假若和自己的不相远。例如《秦始皇本纪》后就援用大篇幅贾谊的话，即后来的班固也把他俩的话并为一谈，认为贾谊、司马迁说得如何如何了。这样看来，他的书中一定有不少是保存原来资料的面目的。
可是他也一定有着改装的地方。他的改装的方式是有两种：一是翻译，把古代难懂的文字翻成当时平易的文字，《五帝本纪》就是一例。二是就原书的文义重写，如《孟子》“王何必曰利”一段，即重写为：“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这见之于《魏世家》。我们试把《孟子》原文来一比对，就看出司马迁把原书的迂阔改去了，换上的乃是更符合战国时代的纵横面目。因为他有这种译和改，所以全书中也不尽留有所采各书的原形。只是现在我们所敢说的，他之保存或改动原始资料，并不均匀，加之司马迁本人的风格也确是丰富与变幻，往往随题赋形，所以那痕迹就更十分难辨了。
就他的文学才情言，《史记》又是非常主观的。他渲染上许多许多的感情，他也费了不少精力在琢磨他的文章上。在这方面看，《史记》在史书之外，乃是一部像近代所谓小说或者是抒情诗式的创作。创作有创作的一般特点，那是靠灵感，而优劣不能自主，也不能预期。一篇之成，也不知道经过多少失败。因而往往有弃稿，但这弃稿也每每存于现在的书中。所以《史记》也不尽是满意称心之作。
我这样述说的意思，是指明《史记》决不是完美的，可是正因为它不美满，它不会陷入庸俗，却像斑剥的钟鼎彝器或残缺的古人字画一般，那精妙幽媚处不惟不因此而失，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它的慕恋。同时我也是指明，要断定《史记》中司马迁的著作面目，是只可在相当限度内行之，关于他的著作先后，尤其是不能不在十分保留的态度之下而从事了。
五 就著作时代上对司马迁作品之划分
我们要想推测司马迁创作先后的话，只能从他书中的和他实际生活的连系处去找。这样我们便发觉童年的感印给他十分深，李陵案的刺戟更时时有着馀响了。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百一十三篇著作分为六个集团。第一是，不能确指为司马迁何时所作，然而能广泛地指为司马迁的文章的，这有：
（一）《吕后本纪》 从赞文“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看来，似乎是暗衬后来武帝时代之多事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司马迁作，虽然作于何时不明确。
（二）《鲁周公世家》 “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这是讥讽一般讲道德、说仁义而实际上毫无道德仁义的儒家如公孙弘之流的，与司马迁的常时态度正相合。何时写的？却还是没有任何痕迹。
（三）《田敬仲完世家》 赞里说田乞、田常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那样大的政变，却推在好像遵循卦兆似的，也只有浪漫精神的司马迁才能为之。
（四）《田儋列传》 主旨当然在写田横之气骨以及那同时自杀的五百人之壮烈，仿佛说流氓起家的汉朝，就没有这样出色人物！不是司马迁，谁会这样讥讽？
（五）《张丞相列传》 这更是极其狠辣的一篇讽刺。记了武帝以前的儿个丞相以后，一说到“及今上时”，便只列出几个人名，竟说：“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简直是说武帝朝中无人了！但那笔锋还不止此，又在侧面对那几个像样的丞相，也借端对汉朝大攻击了一番；他说像张苍那末好，可是也没赞成改服易色的事，而木强的周昌，敢于击伤吕后吏的任敖，刚毅守节的申屠嘉，却并不曾有萧、曹、陈平那般人的奸滑本领（司马迁故意说这是“术学”）！表面上让人看着好像是遗憾似的，实际上却是赞美，意思是说当今连这样人物都不见了！这曲曲折折的挖苦，只有司马迁会！
（六）《刘敬叔孙通列传》 主旨在写“面谀以得亲贵”的叔孙通，赞里讽刺地说：“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讽当时儒家，已成了司马迁的习惯；借机会把道家也加以冷嘲了，又是他父亲所不肯为的；所以这文章一定是出自司马迁，而不是出自司马谈，虽然在时代上没叙到多末晚。
（七）《扁鹊仓公列传》 给人治病，则同行嫉妒，不给人治病，则病家怨望。中国社会实在太难处了！扁鹊以技见殃，仓公匿迹当刑，左右都不对，有本领就活该倒霉。其中隐然有司马迁的感慨在！
（八）《吴王濞列传》 赞里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眼光那样锐利，笔下有那样逼人的锋芒，这不是温和的司马谈所能措手，断然是司马迁作！
以上八篇为一组，都只能断其为司马迁之所著，却无从确定其所著之先后者。
第二组是，司马迁之作《史记》，因为有他父亲的薰陶并自己的天才，所以未必自为太史令时始着笔。书中一定有一些少作。现在只能看出是司马迁在作郎中之前，有着遨游的踪迹或者遨游以前的征象的，则有：
（一）《三王世家》 现在的《三王世家》虽未必为司马迁原本，但照《自序》中所讲，即着重在文辞，现在所有的，也就几乎全是策文，所以原文纵存，也不会多出什么来。三王之立，是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时司马迁十九岁。我想可能是司马迁当时就见了这策文，而十分爱好，遂铭记下来的。所以这可能是书中最早的文字。
（二）《淮南衡山列传》 我认为也是司马迁少作，因为，篇中最后所叙为衡山王之败，时为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司马迁方十五岁，此其一；篇中录张苍等奏文，占很多篇幅，或者是成熟期的司马迁所不屑为，此其二；说到荆楚民风，只称“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并未证之以自己的见闻，也许这是司马迁在遨游（二十岁）之前作，此其三。也许有人疑惑难道不会是司马谈写的么？我的答复是，不会，因为赞文之风格奇崛，与谈异。
（三）《项羽本纪》 在司马迁开始遨游以后，其路线当是先东下，至江淮，由是南行，至会稽，折入九疑，又北上至长沙，更北上盘桓齐鲁之间，再南下至于徐州，徘徊于淮阳，于是就归途，至大梁，登箕山，重返京师。汉初的许多人物及史迹，大半得自徐州的厄困之际。对于项羽的人格之感发，也就是此行的收获。项羽初起时只二十四岁，自杀时也不过三十一岁（那时的对手汉高祖却已是五十六岁了）。他的叱咤风云，斗力不斗智，都是一种狂式的少年精神之表现，他的失败在此，他的可爱也在此。能和这发生共鸣的司马迁，应该也是在少年可知了。所以《项羽本纪》，恐在此行后不久作。
（四）同样精神的，是《鲸布列传》。司马迁说项羽“何兴之暴也”，司马迁说鲸布也是“何其拔兴之暴也”。那种狂风暴雨似的勇敢和锐气，最后却也同样悲壮地失败了，真是项羽的好配角！《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季布，本来也可以列在这里，那是“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的，不过由于另外的理由，我们断为以后作。此外，和项羽的“才气过人”相类的，有“才气天下无双”的李广，有“一奋其气，威信敌国”的蔺相如，但也都基于其他理由，把著作时日暂不列于此。
（五）《高祖本纪》 写豁如的高祖，文章便也很疏荡大度。不过汉高祖一副流氓相，却也留了一个逼真的记录。凡汉初事都多系此时作。
（六）《萧相国世家》一方面讽刺萧何，说他因缘时会，“依日月之末光”；说他借别人的流血，成自己的官运，“淮阴、鲸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说他虽然位高名大，但不过是一个侍卫之流，“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但另一方面却仍是侧击汉高祖，既说汉高祖的小气，只记得萧何多送了二钱，又说高祖的猜忌，就是恭谨的萧何，倘若他不是故意与民争田，以除却获得民和的嫌疑，性命就怕难保。与《高祖本纪》可为一类。
（七）《留侯世家》 仍然是讽刺，张良虽才智过人；但取悦于吕氏，日常设计，也多半一派阴柔，一点丈夫气也没有。“状貌如妇人好女”，这不是大讽刺么？
（八）《陈丞相世家》 陈平更是一个盗嫂受金的无耻之徒，他也能容于吕氏的天下，文帝立后，他自知功不如周勃，却以退为进，让周勃坐第一把交椅的丞相，可是乘机使周勃露出弱点，终于自己享一个独份儿的相位了。
（九）《春申君列传》 赞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此所谓楚是指淮扬一带，因为春申君时楚已迁陈。这踪迹应是在司马迁厄困鄱、薛、彭城以后，过梁、楚以归的时候，故次于此。
以上九篇又为一组，大都以二十遨游为中心。本来可以系之于这次壮游的作品的，还可有许多：像先到了江淮之地的《淮阴侯列传》，像关系他南下到了会稽的《越王勾践世家》，像北上到了长沙的《屈原贾生列传》，像以齐鲁为中心的《儒林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像仍以薛、徐为背境的《孟尝君列传》、《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傅靳蒯成列传》（这都是他“适丰沛，问其遗老”而得的成绩），像最后“过梁、楚以归”时所感发的《魏世家》、《信陵君列传》，以及流露“登箕山”的游踪的《伯夷列传》等均是。但这十四篇，我们却都分别留到后面再说，理由也见后。
第三组文字，包括见出他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的一段生活的。约自司马迁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司马迁是锐于进取的，在他初为太史令时，颇想荐士，所以书中有荐士思想的也大半属于此际。这组是：
（一）《周本纪》 赞中有“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时为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在封禅前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三。
（二）《司马相如列传》 文中叙列“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父，禅肃然”。相如卒于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封禅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时司马迁二十六岁，正奉使归来，适逢父丧，但以职务关系，又匆匆就道扈驾之际。
（三）《孟子荀卿列传》 文中一方面写“迁远而阔于事情”，因而“困于齐梁”的孟子，另方面却也写到处“郊迎”的驺衍。对前者是同情，对后者是讥讽。后者之“闳大不经”，之讲“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之“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我猜想很有可能就是指武帝时的封禅的可笑以及那般苟合取容的儒者之可鄙的。
（四）《孝文本纪》 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五）《齐太公世家》 赞中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到泰山又到海上，这不是司马迁一人在齐鲁之都讲业时的情况了，乃是参加了汉武帝“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封禅书》）的行列时的踪迹了，当为此后不久作。篇中齐桓公要封禅一段，与《封禅书》同，不过一重在桓公之欲行，一重在管仲之劝阻而已。尤可见是封禅先后之际作。
（六）《蒙恬列传》 赞中有“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这恰是武帝封禅后，至海上，于是“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的路线，所以可能是代表此次大队巡行之尾声的。
（七）《平准书》 平准的成功，也是元封元年的事，而且这是封禅大典的经济基础：“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文中只叙到元封元年卜式和桑弘羊的摩擦而止，所以很可能就是这一年作的。
（八）《河渠书》 司马迁参加负薪塞河，是封禅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九）事，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可知是此役不久以后作了。
（九）《西南夷列传》 司马迁之奉使西南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但此文叙至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之伐滇，当是伐滇后作，时司马迁年二十七，距奉使已经三年了。地理文而疏荡有韵致，见出司马迁少年作风也有很从容的一种。
（十）《南越尉陀列传》 南越之平，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还在封禅的前一年。文或为此事不久作。
（十一）《东越列传》 东越之平，即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
（十二）《越王勾践世家》 《东越列传》与《越王勾践世家》相连，在后者中曾说：“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在前者中也时时提到勾践，二文相贯注，简直像一篇似的，可断为一时之作。
（十三）《陈杞世家》 越王勾践往前推，是杞，《陈杞世家》中又有“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的话，也仍可定为一时之作。再往前推，就将是《夏本纪》了，但《夏本纪》以其他理由，不计入这一期。
（十四）《朝鲜列传》 朝鲜之平，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时司马迁已二十八岁，或此事不久后作。
（十五）《傅靳蒯成列传》 在平朝鲜的这一年，司马迁继其父为太史令。成了史官以后，才有机会得读政府的档案。《傅靳蒯成列传》中的军功，是非根据档案不能写出的。所以起码是作于此年，或以后。
（十六）《信陵君列传》 在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以后，算是亲贵了，于是有荐士之意。如《与挚峻劝进书》，便是一例。《信陵君列传》赞：“信陵君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与此时情味合。篇中虽有“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者”的足迹，但必迟至这时才动笔了。
（十七）《魏世家》 赞亦有“吾适故大梁之墟”语，且又涉及信陵君，当与《信陵君列传》同时作。
（十八）《五帝本纪》 赞有“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语，按江淮为其壮游所经，空峒为其初为郎中时扈驾所到，初次到海上，则为元封封禅时事，惟北过涿鹿一行较晚，乃元封四年（公元前一○七）从武帝封禅北归时之踪迹，又文中叙黄帝所至之地亦多与武帝相似，正封禅空气颇浓时作。
（十九）《孔子世家》 篇中虽有“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语，但决不是二十岁遨游之际作。这是因为篇中又有“安国为今皇帝博士，早卒，安国生邛，邛生驩”字样，查安国约卒于公元前一二六以后，倘卒时为三十左右，后二十年可以有孙，是驩之生可能在公元前一○六年左右，《孔子世家》当作于此时。
（二十）《三代世表》 文中对孔子之了解及用语，有与《孔子世家》同者，如《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三代世表》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同把孔子了解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物，语句又同，恐亦一时之作。
（二十一）《仲尼弟子列传》 既写孔子，孔子弟子当继之而写。
以上二十一篇，乃是一组。参加封禅和初为太史令是这一期的司马迁的主要生活，时间以元封为中心。
第四组文字，是包括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至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之前，换言之，即以司马迁订太初历为始，中间汉武帝有伐大宛之役，到李陵案还未发生。这时，司马迁自三十二岁到三十六岁。那文字的篇目如下：
（一）《历书》 现在的《历书》，截至《历术甲子篇》以前，当为司马迁手笔，其中只叙至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恐怕就是司马迁订历时写的了。订太初历，是和他作《史记》同样不朽的大业，那时司马迁只有三十二岁！
（二）《礼书》 现在的《礼书》，截至“礼由人起”以前，为司马迁文。其中说：“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也当是纪念这一次的大改革的。
（三）《韩长孺列传》 韩安国虽死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但文中记载了他所推荐的人物壶遂。赞中说：“余与壶遂定律历”，可知是在太初定历后作。下文又说：“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相，会遂卒。”《汉书·律历志》称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与太史令司马迁等建议改历，可知当时壶遂官还未至詹事。文中虽记遂之卒，亦必距太初不远。本传对安国仍在讽刺，说他貌为忠厚，却又贪财，不过赞许他的一点，就是推举人才。这也仍是司马迁为太史令后的一贯荐士思想。
（四）《儒林列传》 大体上虽像司马迁早年讲业齐鲁之都的感印，然而文中叙及“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查《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兒宽为御史大夫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乃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可知此文不得早于这一年。兒宽也参加过太初历的订定，恐是此期写成。按《汉书·兒宽传》亦作“居位九岁，以官卒”。惟《百官公卿表》作八年卒，兹从《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兒宽传》。又馀广在“兒宽位至御史大夫”句下，注为“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必误无疑，因为那样便与《汉书》、《史记》两表不合，而且卒年将在太初前十年了，又如何赶得上订历呢？
（五）《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序中称“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表亦至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而止。这是确切看出作于太初四年的一例。
（六）《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表中亦只至太初四年。
（七）《大宛列传》 自太初元年起，汉武帝兴师伐大宛，“凡四岁而得罢焉”，大概在太初三年战事告一结束，到太初四年才把善后办好。《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和大宛马为线索的一篇又威风又有趣的妙文。李广利虽为伐大宛的主帅，但文中写得他黯然，反不若张骞的开场之功。全文总在写李广利之封侯，实不值一文而已。此文恐是大宛之役结束不久后作。
（八）《夏本纪》 《大宛列传》的赞中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和言九州山川的《夏本纪》相关，或者《夏本纪》也在《大宛列传》前后作的呢。《夏本纪》赞文中且提及孔子正夏时，正也是和太初订历的空气相近。
（九）《乐书》 中有“后伐大宛，得千里马”语，下面又有《天马歌》。当系伐大宛不久作。不过后接汲黯之直谏，公孙弘之借端排挤，但他们一个死于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一个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都在伐大宛之前一二十年间，何能谏《天马歌》，也何能以此为私人攻击的题目？难道真是司马迁只写艺术的真（汲黯和公孙弘的性格完全对），而不必顾及史实吗？抑是后人有了改动？不易断明。现在只是就其有伐大宛语，推测其或为此时作而已。
（十）《天官书》 后文讲荧惑，说“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最后的一个例，即“兵征大宛，星茀招摇”。可知或亦此时作。
（十一）《外戚世家》 最后叙及李夫人兄弟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这正是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事。查李广利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降匈奴，文中不及叙，可知此文最晚不能过征和三年。又按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惟未叙及废其母钩弋夫人事，亦未及昭帝之生，恐此文甚而也不得晚过太始三年。它之成大概在公元前一○一至九四间，作于伐大宛之际是最可能的。
（十二）《佞幸列传》 传中已叙及李夫人卒后，禽诛延年昆弟；广利是伐大宛时不及诛的一个，则延年之诛正在此时。此文之作，亦必去此未远。
（十三）《五宗世家》 以《汉书·诸侯王表》对读，《五宗世家》所叙，大抵以太初四年为限。只有长沙王鲋之立，《汉书》表在天汉元年（公元前一○○）。恐此文至迟在天汉元年作。又河间顷王授卒于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而文中只叙其立，不及其卒，可见此文再迟不能超过天汉四年。那时司马迁年三十九。
（十四）《万石张叔列传》 文中所叙最迟的事是：“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后为太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依《汉书·外戚恩泽表》，石德之赎免在天汉元年。此文或亦此后不久作。
以上十四篇，为一组。大抵到太初四年为止。《史记·自序》中一则说：“（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下面即接叙和壶遂的问答，问答毕，“于是论次其文”。二则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大概在太初以前，虽写有散篇，但到了太初元年，因为改历一事的大兴奋，遂鼓舞整理，到了太初四年，已经就绪。后来的，却只是修润或增补了。许多年表至太初四年而止，尤见其为一个明确的限界。至于《自序》中又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这一个“麟止”只是比喻的说法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吾道穷矣”之叹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因见麟而作《春秋》而已，决非指距太初还有二十几年前的元狩获麟。班固等所谓“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列传》）之说，也是指最后的修改（虽然事实上未必止于此时）而言，并非指原定的首尾。
现在说到数量上最多的第五组文字了，大都以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的李陵案为焦点。李陵以天汉二年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辨，下狱；次年（公元前九八）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族其全家。司马迁亦因而受腐刑。这是司马迁在三十七岁与三十八岁时的事。这次的创痛太深，所以流露于各篇中者亦最多；凡是感慨于资财的缺乏（他自己受刑后，是“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的），伤心于世态炎凉（李陵未败时，那些公卿王侯都是称贺的，后来就“媒孽其短”了），痛恨于狱吏的惨酷，鉴于一人受毁之易，荐士之难，以及友道的苦味，宦者之可耻，受了灾祸而隐忍，而发愤者之值得同情等，统统属之。
（一）《楚世家》 赞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俨然是一个人不可失势的寄慨。这其中有李陵的影子！
（二）《郑世家》 赞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世人的交情是多末不值钱！
（三）《张耳陈馀列传》 世界上的多少朋友，不过以利合，而尤莫著于张耳、陈馀。“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利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四）《吴太伯世家》 由《张耳陈馀列传》赞看，此或同一意之另一表现。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与以《伯夷列传》为列传首，同为司马迁之“反功利精神”。但竟然有人说他“崇势利而羞贱贫”了，真太冤枉！
（五）发这种感慨的，又有《孟尝君列传》。“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多末刺心！所以传中虽有“吾尝过薛”语，我们并不能认为是壮游期之作，必李陵案发生后作。
（六）把友道写得酣畅淋漓的，有《魏其武安列传》。田蚡未贵时，侍窦婴，跪起如子侄，后来窦婴失势，除灌夫外，宾客都散去。灌夫为同情窦婴，曾强邀田蚡来窦家。灌夫好酒使气，但这时幸未爆发。后来窦婴又约灌夫至田蚡家，便果然因酒醉而闹得不可开交了。传文就是专写这样的活剧。同时，“魏其（即窦婴）大将也，衣赭关三木”，“灌夫受辱居室”（《报任少卿书》），正是司马迁幽囚时的情味。所以《魏其武安列传》为此时作。
（七）《汲郑列传》 同一感慨：“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贱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八）世态岂只有炎凉的趋避而已，而且在人不得志时，只专会说一些坏话。《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即写之。传称：“主父偃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就连怒而杀之的武帝，也以为孔车难得了，这种人真太少！司马迁更于赞文中弹出他的悲调：“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和李陵之遭遇有多末相像！那唯一相当于孔车的长者，就只有司马迁自己了！
（九）因此，人的受毁是极易的。《司马穰苴列传》所叙可为一例：“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多末好的军事人才也不得施展了！
（十）《樗里子甘茂列传》 所叙为又一例：“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向寿、公孙奭由此怨谗甘茂。……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甘茂因贤被毁，竟因贤不得在位！
（十一）《穰侯列传》 所叙尤可见人言之可畏：“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只要有毁言，那样亲贵都不中用，那样有功都枉然，何况并不是李夫人一家的李陵？更何况不幸打了个败仗的李陵？
（十二）感伤于无钱无势而友道不得建立，司马迁乃有两方面的思想，一则愤慨于资财，于是作《货殖列传》。他说到沈痛处，有“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有“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把一切敢死犯法者都认为“其实皆为财用耳”，把一切妓女、游客、赌徒、方技都拆穿是“为重糈”，也就是为吃饭；最后，他更痛心到极点地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真读之欲哭！
（十三）《苏秦列传》 亦发此慨，“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后来苏秦散金报德时，对一人独后，他说：“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这话也相当沈痛了！
（十四）《张仪列传》 当与《苏秦列传》同时作。
（十五）司马迁在另方面则更憧憬于超乎利害以上的友谊了，于是作《管晏列传》。管仲感激鲍叔的话是：“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有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叙及晏婴时，亦有“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之语。此文论友道，论不羞小节而立功名，论荐士（鲍叔荐管仲，晏婴荐御者为大夫），均可视为因李陵案所刺戟而发。
（十六）与《管晏列传》之同样憧憬者为《韩世家》。赞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馀世，宜乎哉！”程婴是抱着赵氏孤儿逃匿山中的，公孙杵臼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换得赵氏孤儿的活路的，这事诚足感人；而韩厥就是能完成这事的始终的。司马迁以阴德许之，倾慕为何如！
（十七）《游侠列传》 也是这种理想的友谊的寄托。上等人既不讲信义，不讲交情，于是求之于下等人中。司马迁一则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二则说：“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司马迁之愤于横遭极刑，“交游莫救”，那呼援之声，还跃然纸上！
（十八）然而李陵案终于发生了，在李陵方面，乃是名将所常受的遭遇。《张释之冯唐列传》，即借冯唐之口，而说从前廉颇、李牧的往事的，其所以成功，乃在“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后来“赵王迁立，其母倡也……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冯唐更向文帝说现在就有一个良将，是魏尚，但因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而下吏削爵，所以就是有廉颇、李牧也不能用呢。由于冯唐的敢言，文帝的听谏，魏尚被赦了，仍做了云中守。这事和李陵也殊相像，但敢言的人——又是司马迁自己——是有了，而听谏的人却何在呢？
（十九）《廉颇蔺相如列传》 再记赵听郭开谗，诛李牧，而赵遂灭事。其中叙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不悦，客以市道为解，此与《孟尝君列传》中冯驩所劝者同，并可为此期作品之证。
（二十）《赵世家》 亦特重郭开谗李牧事，赞中即专论之：“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当为同时作。
（二十一）名将而遭败，只好归之于无可奈何的理由。所以《白起王翦列传》中有“为将三世者必败”之语，王翦、王贲、王离，这是三世。李陵也何尝不是三世？李广、李敢、李陵，到了陵，当然必败了，这和白起之被赐剑自裁，归之于阬敌；蒙恬之被逼吞药自杀，归之于绝地脉；李广之不封侯，也归之于杀降；是同样的寄慨而已。
（二十二）至于李陵案，在司马迁方面，更为贤人所常有的灾祸。“淮阴王也，受械于陈。”于是作《淮阴侯列传》。荐韩信者为萧何，而设计捕杀韩信者仍为萧何，人世之险如此！韩信当了楚王，“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这有隐忍就功名意。更可为一时之作之证。
（二十三）“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于是作《绛侯周勃世家》。周勃出狱以后，曾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公真不能不感慨系之！
（二十四）司马迁之痛心疾首于严刑峻法，写得森然可怖的，是《酷吏列传》。传中最后所叙的一个酷吏是杜周，杜周死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及叙，只叙其迁为御史大夫。迁为御史大夫在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可知此传不能出此五年间。
（二十五）由《酷吏列传》推，《循吏列传》亦必同时作。因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正是酷吏的对照，写循吏正是写何必威严的榜样。所叙循吏凡五人，都很有骨头，很能律己，但没有一个是汉朝人，这是讥讽汉朝便没有这样出色人物。再则酷吏与平准为因缘，汉武帝对外用兵之后，一方面行严法，一方面即兴利。酷吏也往往贪污，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官久，家赀累数巨万，便可为一例。现在这《循吏列传》中，孙叔敖把改了的币制又恢复了，公仪休避免与民争利，把自己种的菜丢了，把织布机烧了，并把织布的老婆也赶了，这处处有《平准书》的馀影，更见其与《酷吏列传》同时作。
（二十六）《秦始皇本纪》 其中写到用法而至“宗室振恐”，“黔首振恐”处，似《酷吏列传》，而因用法以至群盗更多，尤似。或为一时作。
（二十七）苛刻者必败，史公又把此意写于《陈涉世家》中：“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对武帝正不啻是警告，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预感！
（二十八）然而司马迁如何能敌住汉武帝？终于受了腐刑，于是只好转而想忍辱，成功一番事业了。司马迁因此对已往的英雄之幸与不幸更有着了解了，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于是作《屈原贾生列传》。汨罗遗迹，本是司马迁在壮游时所凭吊的，但到此际，却才更沈痛地有所感发了！
（二十九）“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于是作《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又说：“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接着便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可知正以自己比孙子了！
（三十）“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于是作《吕不韦列传》。其实《吕览》并不是不韦迁蜀以后作，传中也并不曾如此记载，而且《吕览》乃集客人之作，无所谓发愤，也够不上称为大事业，然而司马迁也顾不得这些了，说他是发愤，就是发愤！司马迁之可爱有如此者。
（三十一）穷愁著书之例又有虞卿，并且他也是为朋友（魏齐）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卒困于大梁的，司马迁此时对之当尤具同情。故《平原君虞卿列传》亦必此时作。
（三十二）忍辱而就功名的例子还多，又不止是著作家而已。像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于是作《伍子胥列传》。
（三十三）又如范睢、蔡泽，“不困厄，恶能激乎？”于是作《范睢蔡泽列传》。
（三十四）更进一步，并非一定有成就，可是已经受辱，司马迁也以隐忍就功名目之，这样的例是魏豹、彭越；故《魏豹彭越列传》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这就是《报任少卿书》中所念念不忘的“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具罪”，以及“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之意了。
（三十五）同一意者即写“季布为朱家钳奴”的《季布栾布列传》。赞中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这和《报任少卿书》的立意同处尤多，“欲有所用其未足”，自然就是“私心有所不尽”。“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就是“且夫臧获婢妾犹能自决”。此为李陵案所刺戟，亦毫无疑问。
（三十六）贤者受祸是受祸，可是常常有所成就，在现实世界中得意的人反而无称，这就是他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史记》中许以俶傥者有鲁仲连。他的配角邹阳，在狱中上书，司马迁亦称其“有足悲者”。或者这《鲁仲连邹阳列传》也是这时作的么？
（三十七）受了腐刑后的司马迁，最刺心者为宦竖一类的生活。《报任少卿书》所谓“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同子是赵谈，因父讳改，袁丝即袁盎，这故事见《袁盎晁错列传》。这列传一定作于此时。
（三十八）同样表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的，是写“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的《商君列传》，殆亦同时作。况且其中有赵良建议商鞅劝秦王显岩穴之士语，这也仍是司马迁的荐士思想，不过受刑后虽欲荐而已不复有往日的心情，《报任少卿书》不也就是因重又提及荐士而发的牢骚吗？此外，说商君“天资刻薄”，说商君“少恩”，或者即是对酷吏反抗的又一流露，那就更可能是此时作的了。
（三十九）司马迁受刑后，发觉自己的地位本来也并不高，“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于是索性把倡优也写一写。那就是《滑稽列传》。倡优就倡优，倡优何尝不富有智慧和同情？倡优何尝真正低下？
（四十）《封禅书》也止于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在“其后五年，复至泰山脩封”下，徐广注：天汉三年。下文又云：“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计，十二岁为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但《汉书·郊祀志》作“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十三岁就仍是天汉三年了。恐作十三岁者是。可知《封禅书》亦此时作。
（四十一）《孝武本纪》（当作《今上本纪》） 所叙述之事与《封禅书》同，我认为是司马迁重钞《封禅书》，故意作一个大讽刺的。别人怕还没有这个胆量！
（四十二）《梁孝王世家》 所叙最后时代为梁平王襄立三十九年卒，子无伤立。按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则汉武帝建元元年为梁共王四年，至武帝立四十三年而梁平王襄卒，此时当为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汉书·诸侯王表》作平王襄嗣四十年薨，较《史记》多一年，故无伤之立，应为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本文恐在天汉四年或太始元年作。
这四十二篇的一组，是包括文字最多的一组，李陵案之影响，在各文中大抵确切可征。其他如“李斯相也，而具五刑”，“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仲尼厄而作《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是则《李斯列传》、《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都有此时作的可能，不过《李斯传》中之谈字不讳，《孔子世家》未必重在雍渠，《老庄申韩列传》中之老子后人只至景帝世，所以我们只可能说这些文字均在以前，特到了史公受刑后，对其中之事实更有感触，甚或有所修改而已。更如写冤枉而只好罪地脉的《蒙恬列传》，写热心荐士而再以毁废，竟病酒而卒的《信陵君列传》，都也只好如是观。
现在说到最后的一组文字，第六组了。这一组包括太始和征和，少数传记则到了后元。司马迁在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出狱为中书令，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有从幸泰山及雍之役，《报任少卿书》即作于是年，时已四十三岁。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有巫蛊之祸，戾太子兵败自经，任安等腰斩，次年李广利降匈奴，这都是这一段落中之大事，可据以断定著作时代者。我觉得很可能司马迁即卒于李广利降匈奴之年，这是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司马迁年四十六。这一组文字有：
（一）《伯夷列传》《伯夷列传》似乎也是李陵案的馀响。其中如“时然后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极为显然。而文字之似《游侠列传》处尤多，如“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似《游侠列传》之“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颂义无穷”；又如“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似《游侠列传》之“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但后一例之遣词用字亦似《报任少卿书》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大概此文作于天汉二年至太初四年间。其间又有“圣人作而万物睹”一语，《索隐》、《正义》均谓指自己作《史记》，使世事益睹见之意，似乎也在受刑后，更觉其著作之重要性者。
（二）由《伯夷列传》，知《秦楚之际月表》恐亦同时作。根据是笔调相近：“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伯夷列传》）“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楚之际月表序》）不是很相像么？
（三）《十二诸侯年表》 亦同时作。
（四）《六国表》 亦同时作。因为，三表的序起笔全同。你看：“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兴……”这是《秦楚之际月表》的起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晞……”这是《十二诸侯年表》的起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这是《六国表》的起头。统统是太史公读旧文起，下即叙自古昔，当是因同时作而然。
（五）《卫康叔世家》 赞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父子相杀，或即指戾太子与武帝之事，那末，此文就可能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了。
（六）《管蔡世家》 中云：“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可知此必在《卫康叔世家》已成后作，故亦当系于此。
（七）《曹相国世家》 最后叙及“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当是此时作。
（八）《田叔列传》 最后叙及戾太子事：“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亦当为此时作。
（九）《卫将军骠骑列传》 叙及巫蛊及太子事者不止一条：“（公孙贺）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后。”“（韩说）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赵破奴）后坐巫蛊，族。”亦必此时作。
（十）《龟策列传》 亦叙及坐蛊事，“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
（十一）《樊郦滕灌列传》 叙至郦氏之后，“终根立，为太常，坐法，国除”，查《汉书·樊郦滕灌传》、《靳周传》则标明“坐巫蛊诛”，可见亦此时作。
（十二）《匈奴列传》 最后叙者为：“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广利之降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或者即作于此时。
（十三）《韩王信卢绾列传》 叙及“（韩嫣）弟说再封，数称将军，卒为案道侯，子代；岁馀，坐法死。后岁馀，说孙曾，拜为龙侯，续说后”。按韩说已死于征和二年，此两隔岁馀，是已及后元元年（公元前八八）。《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即作后元元年，是对的。不知这是不是仍为司马迁笔。
（十四）亦记韩曾后封为龙侯者为《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但作征和二年，恐怕是后人所增，又误记其年。
（十五）《史记》中所记更晚之年为后元二年（公元前八七）。有这样的年代者为《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中只说“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表中则书“征和”者二，书“后元”者一，表之第一行又有“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语，显系原表止于太初，后来又从太初算起，如果不是后人续书，就可能是司马迁原已在太初草就全表，后元二年却又作过最后的修订了。
（十六）《齐悼惠王世家》 赞有因地大而分之意，与《高祖功臣侯年表序》所谓富贵骄溢而至陨命亡国之意同，当为同一时之作。
（十七）《惠景间侯者年表》 书至后元三年（公元前八六）者二条，这已是昭帝改元为始元元年之时了，怕真是后人所增了。
（十八）《李将军列传》 虽叙到李陵之降，但观后文在叙“族陵母妻子”下，又称：“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则必在李陵案后颇久作。姑且把这篇最哀壮、最令人下泪的文字定为全书中除《自序》外最后的一文。
（十九）《自序》照理应该真正是最后的一文。文中叙及“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七年者由太初元年算起，徐广、张守节均注为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可断明此文至早在此年作，时司马迁年三十八。
这十九篇，大致可归为一组，乃是司马迁最后期的文字了。其中有明确的纪年，记出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戾太子之事者有六篇，记出征和三年李广利之降者有一篇，我觉得可能太史公即卒于是年，《李将军列传》和《自序》并此际为之，都是绝笔了。其他叙至后元，甚至昭帝世者，当是后人增入。总之，《史记》大概在太初订历之际规模粗具，已完成多篇，到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后，统统加入一种抒情的意味，并又完成一批，至征和三年，作了一次最后的修补。但也有不及修补者，遂只存前一二期之迹。
六 结论和馀论——兼论褚先生
我们的结论是，在一百三十篇的《史记》中，有八篇可能为司马谈著；有九篇不易断定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手笔者；有一百一十三篇，我们有权利可说是司马迁写的。
在这有权利可说是司马迁所写的一百一十三篇中，不易见著作时代者八篇，可略考时代者一百零五篇。在这一百零五篇中，可画为五期：元封封禅前（迁二十六岁前）为一期，约九篇；元封封禅时（二十六岁）为二期，约二十一篇；太初订历时（三十二岁）为三期，约十四篇；天汉时因李陵之祸受刑（三十八岁）后为四期，约四十二篇；征和戾太子事（四十五岁）前后为五期，约十九篇。我们可注意的是：
第一，太初改历是一件大事，司马迁由此而开始整理全稿，是可能的。那时是公元前一○四，他三十二岁。但此前必已有些存稿。
第二，《自序》言“至太初而讫”，诸表也多谱至太初四年而止，可见司马迁原有一个计画，只叙到这一年（公元前一○一）。
第三，李陵案是他创痛最深的一事，经过此案以后，书中流露特多，这是当然的。
第四，《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司马迁既尚健在，则再过三年的戾太子事，以及再过四年的李广利降匈奴事，当能亲见。这时是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司马迁年四十六。这应该已经是逼近最后修订他的全书的时候了。《史记》之从整理到写定，大概有十五年的光景。
第五，书中应叙及而未能叙及之年代，为《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及《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止于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外戚世家》未叙及征和三年（公元前九○）李广利之降，亦且未叙及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昭帝之生；《五宗世家》未叙至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河间顷王授之卒；《酷吏列传》未叙及太始三年杜周之死；皆为篇中之可确切定其时限者。
《自序》既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当写成后必有一份随身带着，可随时修改的，其他钞本则不可能。但后来这些本子却可互有聚散，这就是书中断限未必一致之故了。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附注一笔，《史记》中每一篇都可能一部分为此时作，一部分为彼时作，但现在未暇分论；又，一篇中亦每有两种可能，可推此时作彼时补，或径推为彼时作者，现在只能就认为最合理的一种可能论之。
在《史记》之外，现在所存的司马迁的作品还有：（一）《与挚峻书》，当为二期作品；（二）不全的《素王妙论》，与《货殖列传》殆同时作，故为四期作品；（三）《悲士不遇赋》亦为四期作品；（四）《报任少卿书》为五期作品。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馀皆藂残小论，不能比之。”（《御览》六百二）司马迁的产量是可惊的，但现在只留有这些了，而且其中免不了假！
最后，既讲到《史记》著作的先后，就不能不想到其中的缺补，一讲到缺补，就不能忘却褚先生了。
褚先生是两汉之际将近二十位补写《史记》的人物之一，只因那其馀的人物之成绩多半湮没了，所以褚先生在无意间——他本人也许不晓得——便冒了许多人的功，却也代了不少人的过。
褚先生名少孙，《汉书》上说他是沛人。曾跟着那时的大儒王式治过学。王式是武帝之孙昌邑王贺的老师。在昭帝死的一年（公元前七四），霍光等曾经迎昌邑王贺来嗣位，可是没有一个月，就因为他淫乱，而把他废了。他的许多臣，除了有多次谏净的，大半下狱而死。王式也几乎不免。王式当时曾被责问：为什么没有谏书？他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这样，便也幸而得保首领。但自此，却就回家，再不敢教书了。由这件事推断，褚少孙师事王式的时候，一定在公元前七四年以前。假设这时以二十多岁计，他的生年大概还和司马迁的垂暮相接。
褚少孙恐怕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浅陋。这是因为他的先生王式既很高明，他又受了很好的训练故。据说褚少孙去应博士弟子选的时候，那些博士见他进退有礼，诵说有法，决不强不知以为知，便都惊问他：到底跟着什么人学的？他答说是学自王式。大家对于王式是早晓得的，便立刻都推荐王式了。可是征来的结果，被同是讲《鲁诗》的博士江公所辱，遂谢病免归。后来褚少孙也是博士了，也传《鲁诗》，所以“《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褚先生原来也是一个经学专家呢。一般人所以想象他浅陋的缘故，实在是因为《史记》中的许多不高明的补文，那本不一定是他写的，却早就记在他的帐上而已。
我们统观《史记》中，明明标为褚先生补写的，有：
（一）《三代世表》后张夫子、褚先生问答的一段，说明契后稷无父而生的神话只是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并非真无父而生。至于《诗经》上说无父，传记上说有父，乃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话何尝不对！历史应该保存，神话也应该保存。同时褚先生的理性主义也流露出来了。
（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后，补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叙至孝宣时。
（三）《梁孝王世家》后特补叙窦太后之爱少子（即梁王），致造成“骄子不孝”的后果。叙事颇细微。
（四）《三王世家》后说明《封策书》的获得，并解说其中的文义。所引两段有荀子语。这篇在张晏所称褚补之内。
（五）《田叔列传》后附写任安事，不惟记录了司马迁一个机敏而忠诚的重要友人，而且传文很淳朴而生动，这是颇值得称道的一篇。
（六）《滑稽列传》后补写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王先生、西门豹六则。这是补传中比较可观的文字，而记叙西门豹之作弄女巫处，尤为传神。
（七）《日者列传》后，发了一套贤者避世的议论，兼及当时的各种占卜家和以一技见长的人。
（八）《龟策列传》后，说他求龟策传不可得，乃自太卜官中写取了一些龟策卜事。除了真正专门讲龟卜的几段以外，又留有一长段写神龟见梦于宋元王，但经过卫平的四次辩论，终于把它杀了的故事。这乃是最早的韵文小说。其中“物不全，乃生也”，也可说是一种“缺陷论”的哲学。这也是褚补传中很别致很可喜的一篇。所引也有荀子语。《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统在张晏所称褚补四篇之内。
还有几篇，并没有标明“褚先生曰”，但曾经被人认为也是他补的，这是：
（一）《孝武本纪》，抄《封禅书》，张晏谓褚补。
（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以后，司马贞《索隐》说是褚先生所补。这个表一直叙到孝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二○）。
（三）《礼书》，张守节《正义》说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
（四）《乐书》，张守节《正义》说是褚先生钞《乐记》，又把篇次颠倒了。
（五）《陈涉世家》后附“褚先生曰”，但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一作太史公；又证之以班固奏事，确系司马迁采取贾谊文。我们不晓得这“褚先生曰”是谁加的，可是至少在晋末徐广时就已经这样附会了。
（六）《外戚世家》后写有王太后（武帝母）、卫后，邢夫人（其美为尹夫人所惊愧）、钩弋夫人（昭帝母）四则。现有“褚先生曰”字样，可是张守节《正义》注道：“疑此元、成之间褚少孙续之也。”可知在盛唐时还不曾把著作责任确切推到褚先生身上。
（七）《楚元王世家》中有地节二年（公元前六八）字样，张守节《正义》也说是“盖褚先生误也”。
（八）《齐悼惠王世家》中有建始三年（公元前三○）字样，张守节《正义》也说是“褚先生次之”。
（九）《孟尝君列传》后冯驩一段，有人也疑惑是褚先生续写之。
（十）《张丞相列传》后，自车千秋以下，司马贞《索隐》说是“皆褚先生等所记”，加一等字，可见也未能的确断为褚先生之笔了。
（十一）《匈奴列传》末，《索隐》引张晏曰：“自狐鹿姑单于已下，皆刘向、褚先生所录，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汉书·匈奴传》有上下两卷。”似以前通行本尚有续文，中有褚先生笔，现在是归入《汉书》了。
总之，标明褚先生的有八则，被人疑惑是出自褚先生的有十一则，后者大半是推测之词，原不可靠，前者也有少数在疑似之间，好像只要《史记》中在时间上是到了司马迁绝笔以后的，大家就把责任推在褚少孙身上，他太冤枉，也太幸运了！但无论如何，他是对《史记》颇为热心的人物，一则说：“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三王世家》后）再则说：“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馀年，窃好太史公传。”（《龟策列传》后）他求仁得仁，的确已经和司马迁的名字一同不朽了！不一定传自他的手笔的，不必说了，标明他著的《任安传》、《西门豹传》、宋元王梦神龟事，文笔却都那样生动畅达而圆润，我们不能低估了他！他不惟长《鲁诗》，而且“治《春秋》”（《龟策列传》后），熟于《荀子》，偏于理性主义，学识是相当丰富的。他之对《史记》，更是同情地在爱好，在欣赏，并非以枯燥的史书视之。他之补《史记》，也是专给“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滑稽列传》后），好事者就是艺术上的爱好者，等于英文中的amateur，“游心骇耳”也正是对大艺术品的陶醉和惊奇，谁能再说褚先生浅陋呢？毋令独蒙恶声焉！
三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夜作
二十七日改毕于重庆
【注释】
(1)无从断定原表止于何年，现在之表，竟到了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