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食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虽然，当其初返国也，齐之危乱，岌岌不可终日。既若彼，使魄力稍弱者，以为当此危局，苟还定而安集之，固非易矣！而逞暇更有所冀？譬诸今日之中国，虽好为大言者，未有敢邃侈然以帝国主义为救时之不二法门也。而管子乃异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问日：“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日：“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日：“不能。”管仲辞于君日：“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日：“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日：“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昔克林威尔当长期国会纷扰极点之后，独能征爱尔兰，实行重商主义，辉英国国威于海外；昔拿破仑当大革命后，全国为恐怖时代，独能提兵四出，蹂躏全欧，几使法国为世界共主。盖大豪杰之治国家，未有不取积极政策而取消极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诚大国民之模范哉！

虽然户管子非卤莽以图功也。其目的在极大极远，而其手段在极小极近。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曰：“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其民。”（《大匡篇》）桓公颔之，而未能行也。齐政弥乱，死亡相杀者踵相接；伐鲁伐宋，衄师而归。鲍叔忧之甚，日夜督责管仲。管仲曾不以为意。

（《大匡篇》）鲍叔谓管仲日：“异日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日：“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盖管子深知桓公之为人，以纵为擒，然后可得用也。如是者数年。

管子日：“骤令不行，民心乃外。”（《版法篇》）此言可谓知治本矣！盖国民根性久习于腐败者，欲突然革之，匪特功不易就，而流弊且往往无穷，变法之所以贵有次第也！管子之迟迟其布政者，谅不徒为桓公也，而亦为齐国之民。《戒篇》云（《管子》篇名，次在第二十六）：“早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大政治家将有事于国，必先从事于国民教育，造成一国之舆论，使民服其教而安其政。然后举而措之，孔子所以贵信而后劳其民也。管子其知此矣！

桓公既相管仲，自举其短，日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见《小匡》篇）以此论主术，洵可谓片言居要。盖处高明之地者，惟优柔寡断与暗昧无识最为害事，不徒为人君者为然矣。桓公之人格，与此相反，此其所以能用管子欤。

（《小匡篇》）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日：“诺。”管仲日：“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青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用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观此则知管子初政，首在用人各当其材，挈裘振领之效，既可睹矣。管子则不名一长而能尽众长，其居之不疑也若此。西人言政治家莫贵乎有自信力，管子其自信力极强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