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代衙门有红有黑，红衙门根本不欠薪，就是欠也不过欠一两个月。黑衙门一欠就是十几个月，遇到年节，挖空心思，也只能发一两成薪水，一点也不稀奇。当时黑中之黑的苦衙门恐怕要属参谋本部了。

衙门在西安门大街，云白石的大楼，连围墙都粉得雪白，派头儿的确够瞧老半天的。据说原址是小德张的旧宅，后来小德张在永康胡同盖了新宅子，才把旧宅出手。民国成立，参谋总长坐得最长的，要算张怀之，黑衙门，苦差事，你不争我不要，所以张怀之反倒坐长远了。

遇到军阀一打内战，参谋本部就有生意上门，可以喘口气了。因为参谋本部的军事地图是经过专家测绘的，哪儿有山，哪儿有河，山多高，河多宽，都记载得详详细细。平常一文不值，一起战争，这种军事地图可就成了宝贝了。直系的军队来买，奉派也设法来要，卖个三五百张，衙门同事，就可以凑合发个三五成饷了。有一年实在大家穷极了，有人说从前小德张曾在宅子里有窖藏，在后园花丛里。于是有好事之徒，发起招股雇工挖宝，每股五块现大洋，将来挖出宝来，按股均分，并且打算给总长打个报告，一批准就动工。

后来有高明人说，这种报告怎么写，纵或报告上去总长也没法批呀，请机要跟总长打个招呼算了。

参加的人为了衙门的面子，躲开办公的日子，在礼拜天动工开挖，从早晨到天黑，十来个工人，挖了一整天，既没有挖到金银，也没找到珠宝；不过大家也没有白辛苦，一共挖出来十几口锈痕斑斑的大铁锅，失望之余，只好把铁锅论斤卖给打铁铺。还算好，参加投资的人没贴本，每股净得红利大洋七毛。事后以讹传讹，愣说参谋本部挖出来若干金元宝，等到真相大白，反倒成了当时一桩官场中的笑话。

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是在北平西长安街，紧挨着交通部。门前有面又高又大的影壁墙，有一年天寒岁暮，总长李思浩想来想去过年的头寸怎么也调度不开。政客中有位以算八字看风水起家的彭乐韬，凑巧正到财政部看朋友，李思浩听说彭精于堪舆之学，于是请彭把财政部里里外外的风水看一看。彭对看相确实有点儿研究，看风水这一门却不过是唬唬外行而已。看了半天，他说财政部明堂宽大，青龙双拥，座下吉星平平稳稳，并无不妥，只是门前影壁墙上有红瓷砖嵌着的一二三红点，拿掷骰子来说，掷出幺二三是要统赔的，如果改成四五六统吃，必定大吉大利。后来以粉刷墙壁为名，真的把幺二三改成四五六，是否财源滚滚而来，那只有天晓得了。

内政部北洋时代叫内务部，虽然在各部会里位列首席，可是内务部的穷，也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部里有一司叫褒扬司，举凡国家庆典忠孝节义的褒扬，都由这个司来办。北平有钱人家遇到尊亲大寿，或是父母之丧，总觉得能够托人请北洋首脑颁赐一方匾额，才算冠冕光显。可是那块荣典之玺，是存在内务部褒扬司里的。凡是有头有脸的人家，遇到办寿庆丧事，就会有人上门兜生意，谈褒扬了；少者百儿八十，多者千儿八百。等谈好盘子，由当事人写个呈文到部里，褒扬司往上一签，选定日期写好匾额，一座彩亭，一堂清音，由司内派人押着彩亭往当事人家里一送，还要扰本家一顿八大八小的酒席。酒足饭饱回到司里，就等着月底分褒扬费了。

所以，内务部有时欠十个八个月薪水，可是褒扬司就比别的司处强得多了。凡是部里同人，没有一位不想往褒扬司调的，可就是挤不进去。

内务部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叫坛庙管理处，是比较有入息的。所有北平的庵观寺院都属他管，诸如天地坛、日月坛、先农社稷坛，三海团城、三大殿、玉泉山、颐和园，也归处里管辖，有门票收入当然就不会欠薪了。内务部的卫生署，彼时既不取缔密医，更不查禁伪药，每年除了种种牛痘，打打霍乱预防针之外，可以说冷而又冷的衙门。可是在卫生署成立之初，居然有辆红牌六零六号汽车（当时政府机关汽车都是红牌），因为汽油无所从出，也就弃而不用了。后来因为坛庙管理处经费充裕，就把六零六号汽车拨给庙坛管理处使用。当时处长恽宝懿，是做过国务总理恽宝惠的堂弟。恽家在北平算得上是做官世家，自己家里有汽车，自然不愿坐汽车号码不雅的老爷车，所以汽车虽然拨给处长，可是仍旧搁在部里车库，没人去坐，不料反而引起一场纠纷。

当时内务总长是程克（仲渔），次长是王嵩儒（松如）。程那时正力捧朱琴心，这部汽车既然没人坐，于是朱四爷就不时借来代步，汽油自然是总务司设法支应。可是日子一长，虽然不是节约能源，可是穷衙门财源不足，为了设法免费供应汽油，总、次长二人为了这部破车发生不愉快。国务总理高凌霨，跟王嵩儒是儿女亲家，于是程仲渔吃瘪挂冠而去。报纸上把这件事绘影绘声，登了两三天，成了街头巷尾你说我道的政海趣闻。

民初北平一共有平奉、平浦、平绥、平汉四条铁路。平奉、平浦共用一个火车站，位置在正阳门以东，叫东车站，平汉在正阳门以西叫西车站，平绥在西直门，就叫西直门车站。虽然平绥路最短，交通线又是地瘠民贫的西北，客货两运都不太多，但只要通车，因为局面小开支轻，还勉强维持。最惨的是平汉铁路，路线既长，经过省份又多，总局设在东长安街，靠近王府井大街，人员众多，开支浩繁。另外，设在汉口的办事处，更是富丽堂皇，在汉口算是一等一的大机关。可是一遇上军阀割据，内战一起，不但铁路是柔肠寸断，而且挖铁轨、征车皮、劫车厢，把平汉铁路局的一点家当等于瓜分了，所以当时的平汉路局大家都叫他“贫寒路局”。

有一年薪水欠了六七个月没发，过旧历年再不想点办法，大家就真要罢工了。别人罢工不要紧，要是火车头司机跟烧煤工一罢工，那连北平到石家庄这一段也没法行车了。局长在情急之下，只有到交通部求救。

交通总长当时是吴毓鳞，思来想去，被他想出一条生路。您猜是什么好办法，西车站在全线通车的时候，客运货运非常频繁，所以上下行车有四座又宽又长的大月台。月台是法国人设计监造，天栅柱架，所用钢铁，都非常地道，于是跟东交民巷道胜银行一打商量，就拿车站铁棚钢柱做担保品，一下子就借了八十几万现大洋，不但平汉路局饥荒解决，交通部借此也沾润沾润，过了一个肥年。当时北洋政府之穷，您说到了什么程度。

北洋政府有个机关叫平政院，其实军阀时代枪杆就是法律，可以指挥一切，还谈什么平政不平政。这个机关，既然无足重视，自然列入闲曹。

有位湖北人方子明行四，跟黎黄陂有点姻亲关系，所以东一个兼差，西一个兼差，一人身兼数职。在平政院是佥事上行走，在农商、交通、盐务署都有兼差。有一天平政院秘书处总务秘书通知：“同人方佥事子明病逝医院，妻病子幼，即将扶榇还乡，不及举行丧礼，同人如有致送奠仪者，请交某某人代收。”

彼时大家都因领不到薪水，个个闹穷，可是人情味还是挺浓厚。普通份子六毛，有交情也不过一块到两块，如果送个五块或十块，那就是特别的大份子了。方四爷的丧事，既然秘书处有人代为张罗，把份子往秘书处一送，领份儿谢帖就完事大吉了。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刚擦黑儿，在中央公园沿着后河露椅上，有人看见方四爷跟朋友又说又笑，正在聊天。这位朋友看见方四爷的同事，越看越毛咕，不敢上前。幸亏有另一位同事也打这儿过，两个人乍着胆子，往前一凑合，果然是活生生的方子明。他俩大叫一声方子明复生，才把方四爷的话头打断。两位同事细一追究，敢情方四爷半年前闹了点饥荒，想来想去，求人不如求己，干脆在平政院报病故。倒不是跟大家打秋风，因为当时一般衙门，有个不成文规定，不管怎么穷，一旦同人在职病故，死者为大，所有生前欠薪都要设法发清。碰上慈心主官，还能弄点抚恤金。当时公务员都有三份儿两份儿差事，找欠薪多的衙门来一个在职病故，不但可以捞回一笔整钱，比月月拿个三两成薪水，那可强多了，方子明一划算就这样报病故了。

这两位同事一听，原来如此，当然不甘心给活人送奠敬，于是敲了方子明一个小竹杠，在来今雨轩每人来一客一块二毛五的西餐，同时答应给他保密。可是久而久之，方子明的活死人的绰号，还是传扬出来了，您想想，四五十年前的公务员可怜不可怜。

财政部所属在白纸坊的印刷局，算是财政部以下最阔的机关了，虽然中、中、交、农大四行，小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的钞票不一定交印刷局印，可是邮票、印花、各省银行市官钱局的钞票铜子票，以及政府公债、银元模子，都是印刷局承印承刻的。不管是奉派、直系、安福系，哪一派，谁当了财政总长，要把印刷局首先拿过来，派自己人当局长。

有人说，大栅栏同生照相馆一换政要大相片，跟着印刷局局长就要办移交了。话虽然是一句笑话，可是事实也真是如此。

印刷局既然是个肥缺，可是同人薪水照样一欠十个月八个月，因为新任局长一到差，介绍函履历片就像雪片一样纷纷而来。当时各机关只要一换首长，大小职员就都得回家蹲着等派令。新派令来了，您再上衙门请见，听候指派新职，如久等没消息，您这份儿差事就算吹啦。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哪像现在公务员，经过铨叙都有保障，不管换什么首长，只要本人不贪污不出错，就是天王老子其奈我何。有人说现在首长是住饭店的客人，一般职员反而像旅馆的主人，天天送往迎来，你走我不走，真是形容得一点也不错。

印刷局的文牍员、营业员没有限额。凡是推不开的人情，甩不掉的大帽子就往下派，同是文牍员，有的手谕上注上一个伙字，有的就不注。伙食费不论荐委，一律每月十七元，虽然数目不大，可是凡是领伙食费的人都可以按月领薪水，年终分花红。您要是列在不发伙食的范围之内，也许一个月领二三成薪，也许薪水一欠六七个月，那就说不定了。

谈到年终分红发奖金，在台湾的公务员恐怕连听都没听过。一过祭灶，局长就叫总务厅把职员录送去圈选。选定后，交秘书列单逐一召见，除了说几句慰勉话之外，致送固封信封一个，内中有局长手批致送本局印制日历若干份儿，最多的有五百份儿，最少也有五十份儿。如果要日历，那您到仓储课去领，您如果打算自己留几份儿，其余转让，那就有南纸店的伙计围上来了。

这种印制精细的故宫古物日历，市面上是卖两块大洋一份儿，您卖多少份儿，他们就买多少份儿。每份儿一块五毛，您要是批送三十份儿，那就是四十五元，照最起码的职员待遇核计，差不多就是一个半月年终奖金了，您说新鲜不新鲜。

民国六七年到十一二年，是北洋政府最艰窘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机关，或多或少都有欠薪，所幸差不多的公务员全有一两处兼差。到了月头上，这儿发三成，那儿发两成，凑合凑合也有一两百块钱，彼时生活程度不高，物价便宜，大家照样可以遛遛公园，摸上八圈，吃吃小馆，打个茶围，仍旧其乐融融。遇到逢年过节，有几个好事之徒，一起哄，大家一吆喝，成群搭伙儿往财政部一请愿，所以当时的公务员让新闻界送了个尊号叫“灾官”，到财政部请愿的专名词叫“坐索”。形形色色，各尽其妙，后来为欠薪还发行一次公债，发公债抵欠薪，于是有些人手里存着不少这种公债，等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当然这种公债就变成废纸了。

笔者好友海陵袁曲孙先生，手里这种公债很多，加上他还存有俄国的老羌帖、德国的老马克，一共好几皮箱。有一年过年，他忽然心血来潮，把公债、羌帖、马克一股脑儿拿出来当壁纸，把整间书室糊起来，请息侯金梁用甲骨文写了一个“金屋”的横额，在金屋里请大家吃春酒。名小说家张恨水俏皮地说：袁曲孙阔起来富可敌国，穷起来一文不值，说起来也算是一段灾官佳话呢。

总而言之，北洋时代公务员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如果跟现在的公务员来比，那可真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