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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感发

第九讲 义山诗之梦的朦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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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绝响《锦瑟》

义山《锦瑟》可谓之为绝响之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所谓“绝响”,其好处即在于能在日常生活上加上梦的朦胧美(梦的色彩)。

一个诗人是day-dreamer,而此白日梦并非梦游,梦游是下意识作用,脑筋不是全部工作,此种意识为半意识。诗人之梦是整个的意识,故非梦游;且为美的,故不是噩梦;且非幻梦,因幻梦是空的、缥缈的。而诗人之梦是现实的,诗人之梦与幻梦相似而实不同。幻梦在醒后是空虚,梦中是切实而醒后结果是幻灭。

《锦瑟》之“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二句真美。烟雾不但散后是幻灭,即存在时亦有把握不住之苦痛,不能保存。种花一年,看花十日,但尚有十日;云烟则转眼即变,此一眼必不同于彼一眼。诗人之诗则不然,只要创造得出,其美如云、如烟、如雾,且能保留下来,千载后后人读之尚感觉其存在。故诗人之梦是切实的而非幻梦。诗人之将日常生活加上梦的美是诗人的天职。既曰天职,便不能躲避,只好实行。实行愈力则愈尽天职。

诗中无写实,写实与切实不同。不但诗,文学中亦不承认有写实。好诗皆有梦的色彩,梦是有色彩的。浪漫、传奇,在诗中有浪漫传奇色彩的易加上梦的朦胧美,而在日常生活中加上不易,因浪漫、传奇有一种新鲜的趣味。在吾囯诗中,日常生活上加上梦的朦胧美的作品甚少见。(在散文中如《史记·项羽本纪》,与其谓之为写实作品,毋宁谓之为传奇。)

有新鲜味者皆有刺激性,而久食则无味矣。此种加新鲜味,有刺激性、传奇性的作品,小说中谓之“演义”。梦的朦胧美加在写实上便是“附会”,便是“演义”。《三国演义》谓关公刀八十二斤、刘备双手过膝,此虽无艺术价值,而亦为“附会”,与诗人之加梦的色彩相似。

日常生活是平凡的,故写诗时必加梦的朦胧美。二者是冲突的,而大诗人能做到,使之成美的梦,有梦的美。李商隐能做到。

或谓《锦瑟》乃悼亡诗,亦可。首二句忆从前;三、四句一写前,一写今;“沧海”二句写从前之事。“珠有泪”并非痛苦的泪,“珠有泪”是写珠光,旧写美的泪亦曰“泪珠”、“珠泪”,此实盖很美的名词。不过用得多了,失去其刺激,令人不觉其美。平常多从泪联想到珠,李义山乃由珠联想到泪。“沧海月”如被海水洗过,更明、更亮,更觉在月光下之珠亦更亮、更圆。“烟”是暖的,故“蓝田日暖玉生烟”。“沧海”二句中已沉入梦中,故后二句曰“此情可待成追忆”,又曰“只是当时已惘然”。“惘然”二字真好,梦的朦胧美即在“惘然”。不是悲哀,也不是欣喜,只是将日常生活加上一层梦的朦胧美。

李义山是最能将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的诗人。李义山对日常生活不但能享受,且能欣赏。平常人多不会享受,如嚼大块的糖,既不会享受,更谈不到欣赏。

幼儿之好玩不是梦的朦胧美;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年人,坐在北海岸边,对着斜阳、楼台,默然不语,二者是谁能享受欣赏呢?恐怕还是后者。这真是惘然,是诗与生活成为一个,不但外面有诗的色彩而已。

古语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庄子·大宗师》),尚嫌其多此一笑。如慈母见爱儿归来对之一射之眼光,在小孩真是妙哉,我心受之,比相视而笑高。诗人在惘然中,如儿童在慈母眼光中,谈不到悲哀、欣喜。

悼亡非痛苦、失眠、吐血,而只是惘然。且不但此时,当时已惘然矣。

若令举一首诗为中国诗之代表,可举义山《锦瑟》。若不了解此诗,即不了解中国诗。

二 平凡——美

诗是要将日常的平凡生活美化(升华)。自此点看来,义山颇与西方唯美派相似。此名词[122]之含义甚深,浅言之,是要写出一种美的事物来,创造出美的东西来。能如此,便是尽诗人之天职,尽了诗人之良心。(可以王守仁“良知”、“良能”之“良”,释此“良”字。)

以唯美派说义山诗无何不妥,而中西唯美又不全同。中西唯美派全同者乃一点——为艺术的艺术,l’art pour i’art[123],并非要表现自己思想,给别人教训。至于义山与西方唯美派之大不同,即西方唯美派似不满意于日常生活,于是抛开了平凡事物而另去找、另去造;至义山则不然,不另起炉灶,亦不别生枝节,只是根据日常生活,而一写便美化了、升华了。并非另找,只是乔妆了出来——“乔妆”一词尚不妥,还是说“升华”。

研究义山诗之人多为其美所眩,实则读者读时应如化学之还原。诗人将平常变成美(作品),读者只见其美;实应不被其美外眩,应自美还原(回)到平凡,就可以认识义山了:

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二句,是写男女二性美满生活,而此美满生活并非固定,高楼与草屋同,只要二人调和即好。义山乃寒士,与其妻所过亦必为茅檐草屋、粗茶淡饭的生活,而义山写诗时将其美化了。

法国恶魔派诗人波特来尔(baudelaire)[124]所作之诗集《恶之华》(flowers of evils),不满意日常生活,故另写许多常人不写的,故人名之曰恶魔(名之为恶魔派,稍含恶意,实亦唯美派)。若谓b氏所写乃出奇的,则李氏所写是更近于人情的唯美派作品。

李义山不但与b氏不同,与李贺亦不同。义山诗无疑曾受《李长吉歌诗》(《昌谷集》)之影响。自义山诗中亦可看出其仿长吉之作品,如《燕台》诗,此类诗在义山集中成谜。每字、每句皆可解,而全篇不可解。欲了解义山此类诗,必起义山于九原不可。此类诗无疑地受长吉影响而失败了,因根本长吉即未全成功。或因中国文字、民族性不适于写此类作品亦未可知。

三 力的文学与韵的文学

义山诗最大成功是将日常生活美化成诗。不但《锦瑟》,自《二月二日》一首亦可看出。

老杜有《绝句漫兴九首》,其四曰: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李商隐《二月二日》曰: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此乃力的文学与韵的文学。老杜诗可以为力的代表,义山诗可以为韵的代表。

义山所写当为江南,因江北二月尚无三、四句之景,俗语“二月清明花开罢,三月清明不见花”。而吾人总见过“花须柳眼”、“紫蝶黄蜂”,此岂非甚平常?

首二句原亦平常,而义山写得好。如“东风日暖闻吹笙”,一读便觉到暖风拂面而来,不是因为其写暖,其音亦如暖风拂来。按格物讲,李之诗亦合乎科学。先说“笙”字。“三百篇”《鹿鸣》中“吹笙鼓簧”,笙内有簧,与笛、箫不同,簧如笙之声带。据说笙最怕冷,在三九吹不响,冷气一入则簧结而不动,故吹笙必天暖。清真词:

夜深簧暖笙清。

(《庆宫春》)

所写盖冬之夜,而屋内暖,故簧暖,故笙清,夜深而愈清。清真词又有: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少年游》)

亦笙与暖相连。义山之“东风日暖闻吹笙”,就直觉讲,一读则暖气上人心头。按科学讲,亦合,甚平常,而写得好,成功了。

试看诗中笙与笛之比较。杜牧之: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此亦很美之描写。雨自上而下,帘亦自上而下,落日相对是横的,一笛风也是横的。此句非是笛不可,与义山“东风日暖闻吹笙”可为相对,一写暖,一写凉。“东风日暖”时岂无人吹笛?有人吹亦不能写,正如“落日楼台”不能写吹笙一样。又如李益诗: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夜上受降城闻笛》)

必是吹芦管不可,此皆从反面证明义山吹笙之好。

至于“花须柳眼”二句亦好。常人看字是模糊的,了解是浮浅的,读诗不应如此。如“紫蝶黄蜂俱有情”,“有情”二字读时切不可滑过。平常诗人写有情简直无情,而义山写来沉重。曰“紫”曰“黄”,感觉亲切,故写有情是真有情,沉重。“花须柳眼各无赖”,“无赖”二字亦好。平常说“无赖”有贬义,此乃好意。如慈父、慈母跟前之爱儿娇女是无赖的,儿女向父母要钱买糖,慈父、慈母绝不会严责。日本译charming为爱娇,好,儿女的“无赖”非可恨的,而是爱娇。“花须柳眼”到春天亦如此。人已然看得不耐烦,而花仍在开,柳仍在舒,真是无赖。而此皆平常事物,李义山能就此写出美的作品来。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孟浩然句)二句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湘灵鼓瑟》)二句亦为韵的文学,而与义山之韵的文学不同。前者是在人生上加上自然之描写,结果只成为自然之表现,而非人生之表现。义山则是对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故其人生色彩较前者浓厚。“沧海月明”亦是大自然,李氏未尝不借重自然,而究竟是人生的色彩多。二者为韵的文学同,而其所以为韵的文学不同。

义山究用何种技术写出《锦瑟》之诗,姑且不论。且说伤感诗人如清黄仲则之:

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

(《都门秋思》)

清费丹旭《月下吹箫图》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

(《菊怀》)

似乎人生色彩比义山浓厚;而若以韵论,则差之太远。因黄氏之诗只能成为伤感的诗,此种诗很难写得有韵。抒情诗人自易流入伤感,而若细推其源当以陆放翁为最。如其:

万事从初聊复尔,百年强半欲何之?

(《感秋》)

此诗太显著,在技术上尚不及黄氏成功。黄氏之“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绮怀》)亦与之同出一源,黄盖出于陆。

此外另有一种愤慨的诗,牢骚、生气、发脾气,此即中国诗人之爱自暴自弃之原因。黄仲则之“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二句亦是愤慨,此派亦出于放翁。如放翁之:

阨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

(《书愤二首》之一)

苏武餐毡事盖为附会,然此二句尚好,二句字的笔画都多,可代表心中之不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则甚疏朗,好,可代表心中和平。“餐毡”、“嚼齿”二字好,而最糟在“久”、“空”,次则“阨穷”、“忧愤”,太平常。

伤感与愤慨虽分为二,实则一也。自暴与自弃亦不同,自弃是说自己什么都不成,自暴是目空一切,而此二者实亦一也。如武断、盲从亦二而一也。武断似乎最有主意,实则没有一个武断的人不盲从的:乃根本脑筋不清楚。自暴自弃似一积极,一消极,实亦一也。

李义山也写伤感、愤慨,而其长不在此。

李氏议论诗、纪事诗亦不高。如其七古《韩碑》一篇,乃有名代表作,亦无甚了不起。有之则高在字句上之锤炼修辞,一力摹古,有点做古董。

李义山好,就是韵的文学好,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

四 情操之自持

今再举其悼亡诗:

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

(《王十一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时饮,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此较黄、陆[125]真高。上句真伤感,若使其妻在,断不致如此寂寞;下句更伤感,若使其妻在,则绝不会令簟上尘满,自己做事亦可哀,而“簟竟床”的悲哀更甚。此盖衰老时的作品,衰老时本筋力不及,“欲拂尘时簟竟床”比放翁的“聊复尔”、“嚼齿空”深厚得多。此即因其能将日常生活升华,加上一层梦的朦胧美。结晶升华后本质虽同,而比未升华时美很多了。此义山之所以高于放翁也。

若说陆、黄的诗是冒出来的,则李之诗是沉下去的,沉下去再出来。“冒”则出而不入,陆、黄情绪李则情绪。李是用观照(欣赏)将情绪升华了。陆、黄一类诗,写欢喜便是欢喜,写悲哀便是悲哀;而观照诗人则在欢喜、烦恼时加以观照,看看欢喜、烦恼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方面观,一方面赏,有自持的功夫。沉得住气,不是不烦恼,不叫烦恼把自己压倒;不是不欢喜,不叫欢喜把自己炸裂。此即所谓情操。必须对自己情感仔细欣赏、体验,始能写出好诗。

常人每以为坏诗是情感不热烈,实则有许多诗人因情感热烈把诗的美破坏了。

义山《花下醉》:

夜半酒醒人去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客散,夜深,其伤感多深,而写得多美。残花不久,而尚持红烛,真是沉得住气。多么空虚——夜半酒醒;多么寂寞——人去后。从何欢喜?但真是蕴藉、敦厚、和平,还是情操的功夫?

若举一人为中国诗的代表,必举义山,举《锦瑟》,《锦瑟》亦是“更持红烛赏残花”,不但对外界欣赏,且对自己欣赏。

然此并非诗的最高境界。从观照欣赏生活得到情操自持,然但有此功夫尚不成,因但如此则成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局限在窄小生活里,非无修养,而无发展。如一诗人境界世界甚小,伤感没发展,老这样下去就完了。如后之西昆体就完了。义山此类诗至韩偓、端己必改变,西昆体学义山失败了。后之诗人之沾沾自喜、摇头晃脑亦本于此。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一利必有一弊。

中国诗人对大自然是最能欣赏的。无论“三百篇”之“杨柳依依”(《小雅·采薇》)或楚辞之“袅袅兮秋风”(《九歌·湘夫人》)等,皆是对自然的欣赏。而亦有对人生之欣赏,如李义山。

义山虽能对人生欣赏,而范围太小,只限自己一人之环境生活,不能跳出,而满足于此小范围。满足小范围即“自画”。此类诗人可写出很精致的诗,成一唯美派诗人,其精美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严格地批评又对他不满,即因太精致了。

义山的小天地并不见得总是快乐的,也有悲哀、困苦、烦恼,而他照样欣赏,照样得到满足。如《二月二日》一首,何尝快乐?是思乡诗,而写得美。看去似平和,实则内心是痛苦。末尾二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不但要看它美,须看他写的是何心情。“滩”,山峡之水,其流顶不平和;“莫悟”,不必了解;“游人”,义山自谓。此谓滩不必不平和地流,我心中亦不平和,不必你做一种警告,你不了解我。然义山在不平和的心情下,如何写出前四句那么美的诗?由此尚可悟出“情操”二字意义。观照欣赏,得到情操。吾人对诗人这一点功夫表示敬意、重视。诗人绝非拿诗看成好玩。我们对诗人写诗之内容、态度,表示敬意。

只是感情真实,没有情操,不能写出好诗。义山诗好,而其病在“自画”,非写人生,只限于与自己有关的生活。此类诗人是没发展的,没有出息的。所以老杜伟大,完全打破小天地之范围。其作品或者很粗糙,不精美,而不能不说他伟大、有分量。西洋写实派、自然派则如照相师。老杜诗不是摄影技师,而是演员。谭叫天说我唱谁时就是谁,老杜写诗亦然。故其诗不仅感动人,而且是有切肤之痛的。

老杜能受苦,义山就受不了,不但自己体力上受不了,且神经上受不了。如闻人以指甲刮玻璃之声便太不好听。不但自己不能受,且怕看别人受苦,不能分担别人苦痛。能分担(担荷)别人苦痛,并非残忍。老杜敢写苦痛,即因能担荷。诗人爱写美的事物,不能写苦,即因不能担荷。

义山情操一方面用的功夫很到家,就因为他有观照,有反省。这样虽易写出好诗,而易沾沾自喜,满足自己的小天地,而没有理想,没有力量。义山虽亦有时有一两句有力量的诗,而究竟太少。

诗中之蕴藉、朦胧、明快,各有其不得已,而非勉强,是行于所不得不行。李义山有《韩碑》一首,非其本色,乃别调。义山作风原是蕴藉,而《韩碑》不仅明快,直有点老辣。桃鲜,结果味同;而人有别调,此人之所以为人。人非圣佛,则心不能长在“中”(儒)、“定”(佛),应“执一以应无穷”——道。

诗人的“一”是多方面的。义山《韩碑》诗作诗时有两种不同动机:其一,替韩愈鸣不平,未免愤慨;其二,作此诗时心中有韩诗七古印象。在技术上义山最成功,取各家之长,绝不只学杜。如《韩碑》之学退之,然此尚有个性,虽硬亦与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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