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

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故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括以就此编。

盖表岁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书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虽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而因年以著统，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凡大书，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大者。变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也。而分注以备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

前代贤臣温国公司马文正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书修成后，又摘录书中的精要部分，另编《目录》三十卷，一并呈上。司马文正公晚年忧虑原书内容过于详细，而《目录》又过于简略，又另著《举要历》八十卷，以便详略适中，然而未能完成。

绍兴初年，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才又根据司马文正公的遗稿，重新撰成《举要补遗》若干卷，比之前书，可谓文字更加简约而事件更加完备了。然而往昔在他家里看到此书，得以恭敬地阅读，还是私自忧虑记忆力不强，不能做到领会其中的要领，进而详察其内容。所以曾经很不自量力，就与志同道合者参考两公所撰四种著作，另立主旨体例，增删改写，成就此书。

本书在纪年开始，先标明干支，每年之上，在行外书写相应的干支，如遇“甲”字、“子”字，就用朱砂书写，以示区别。当年虽无可记之事，依《举要》体例，亦存年代。依系年代标明统绪，凡系正统政权纪年，干支下大字书写；非正统政权纪年，分两行书写说明。大字书写以提示要领，凡是大字书写的，有正常之例，亦有变通之例。属于正常之例的，诸如重大事件的始起终末，兴起废止、灾害祥瑞、沿袭变革以及事关重要的号召命令、征战讨伐、杀戮生养、拜官罢免。属于变通之例的，即不属于以上范围，而其善举足可以为后人效法，其恶迹足可以为后世警戒的，均特加以陈述。而后分行注释，以完备述说，凡是分别加以阐述的内容，有的追溯其起因，有的总结其结果，有的详细陈述事件的经过，有的完整记载人物的言论；有的凭借事件的始末而体现，有的借助擢升罢免的异同而体现，有的依靠事类的性质而体现，有的通过家世的变迁而体现；其中尚有温国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录之说、所撰之评，而两

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名曰《资治通鉴纲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检阅，自备遗忘而已。

若两公述作之本意，则有非区区所敢及者。虽然，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

因述其指意条例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后之君子云。

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谨书。

公所遗漏的，与近代儒学大师折衷公允的评语，如今也颇摘录以附于文中。使得远近的历史年代，兴衰离合的国家统绪，详略不一的史实陈述，相同乖异的诸家议论，均能贯通一体，明白晓悉，了如指掌，给它取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共有若干（成书五十九）卷。将其存放于巾箱之中，姑且便于私下翻阅，以备自己遗忘罢了。

至于两公著述的本旨大意，其中有区区我辈所不敢涉及的。尽管如此，岁星围绕于天，那么天道得以显明；统绪匡正于民间，那么人道从而确定；大纲概举，那么鉴戒昭然可睹；众目毕张，那么几微明显可见。这样，凡是探求致知格物的学者，也将慨然有感于此，而两公的志向，或许从中有所感悟默识吧！

因述此书的旨意条例如上，列于篇章之首，以待后来君子。

乾道壬辰年（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夏四月甲子日，新安朱熹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