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铁路联想到前清之祈雨

铁路与祈雨，这两件事情，相去未免太远吧，那么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也有个原故，因为前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官员，因为祈雨的公事，而乘火车，闹的得了罪了。我偶然想起这件事情来和诸君述说述说，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但是未说此事之前，须先把祈雨的事情说一说，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说到雨，是不是可以祈求下来？无论在此科学时代，不必辩论，就说在从前，凡稍有知识之人，也没有个人相信他是只凭祷告可以求得的；但是大多数的黎民，都以为可以求得，且到大旱的年头，每一农民，每一天亮，第一眼都是先看天上，有云无云，真是所谓如大旱之望云霓，急的真有要哭的情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得不祈雨，祈雨下雨与否不必论，总可以安抚安抚他们的心情。但是因为祈雨，往往闹成聚众斗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北方祈雨的办法，是抬着龙王爷，后头敲着大鼓大钹等，且各人头上，都戴着柳枝所扎之圈，到各大街去转，经过谁家门口，谁家就先预备下大桶的大缸的水，浇龙王爷的头，大家都说谁家门口泼的水多，谁家地里就下的雨大。这种龙王神像，与庙中所供之泥胎不同，而尺寸亦相当大，坐像约有五六尺高，又因抬往各处，故须全用木质，因倘非木质，则用水一浇，非散了架了不可，而这种神像，并非各村都有，甲村无有者，则往乙村去借，倘借不到，便偷，因此往往闹成斗殴的事情。人民对于祈雨的心情，这样急切，这样热烈，到时候，倘官员若不替他们祈雨，那是非鼓噪不可，他们说官员不重视人民，不关心农事，所以每逢大旱，知县知府藩台督抚以至皇帝，都是要求雨的。许多官员之中，或者有人以为雨可求下来，但自古的圣君良相，若以为他们认为雨可求下来，我确不敢十分相信，他们绝对不会那样的糊涂，例如李陽冰所书的城隍庙碑乃为求雨得雨而作也，头一句，就是“城隍神祀典无之”，其中又有“五日不雨则焚其庙”等语，这岂是相信雨可求的人所敢说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求雨呢，一则为安自己之心，二则为对付百姓而已，所以中国的僧道各门，也都祈雨，而西洋各种教会，也无不祈雨，也就是为尽自己的心就是了。可是大多数民人，总以为雨可下来的，倘民人自己求不下来，和尚道士以至官员求不下来，只面子不好看，还没什么重要关系，不过大家是要说他心不诚，道德不够，不能感动天地的就是了。常记得从前直隶省总督，在保定府求雨，除官员叩头求祝外，还有和尚道士两棚念经帮助，结果没有下雨，于是有人撰了一副对联曰：

婬道邪僧两坛经咒退风云雷雨

贪官污吏九叩首拜出日月星辰

这固然于该官员没什么损处，然由此可知人民之心理是怎么回事了。官员求不来雨，人民对他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大的责怪，倘皇帝求不下雨来，不但人民瞧不起他，而他自己也以为太不够面子，何也，因为他自以为是天子，天子者，乃上天之儿子，倘若求不下来，那就不是真正上天的儿子，岂有儿子求爸爸这点事，还不答应的呢？而人民认为他是真龙天子，龙自然能下雨，倘不能下，那就不是龙，当然就不够真龙天子了，所以从前天大旱再求不下雨来，皇帝一定要下罪己之诏，说自己道德不足格天，政治不能尽善，并命言官上诤谏的奏摺等等的这些言语，而民间也会有咏这种事情的诗谣，说：

欲求上帝降甘霖，还得精诚爱万民。

一个昏庸无道主，怎能格得上天心！

因为人民是这种思想，所以古来就有求雨的记载，若说上古时代，天子认为雨可求下或者有之，像从前的唐太宗，以至清朝的康熙皇帝，若说这样人，认为雨可求，恐怕是绝对没有的事，但是为人民的关系，又不能不求，而又怕雨求不下来，面子不好看，所以他创制求雨的程序制度，确非常的有思想，有趣味。他有什么妙法呢？无非设法拖延，要有伸缩力，可以把日期迁延的很长，什么时候下了雨，也可以算是求下来的，现在只把清朝的制度来说一说，就可以知道他用意的所在了。按北京建设的有风云雷雨四个神庙，都在皇城里头，庙的匾额，风日宣仁，云日凝和，雷日昭显，雨日时应，这四个庙，是专预备求雨用的。天气初旱，暂不理会，到了旱得人民沉不住气了，便派亲贵诣时应宫，行礼祈雨，三五天之内落了雨后，当然算是求下来的。倘无雨，则再派亲王敬谨行礼，这次的上谕，一定加上敬谨两字；再无雨，则派四个亲贵，分诣风云雷雨四庙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贝勒等分诣行礼；再无雨，则派亲王诣大高殿行礼祈求；再无雨，则或由皇帝亲诣行礼；再无雨，则派员到京西黑龙潭行礼祈求；再无雨，则英明些的皇帝，或到天坛去求或派员到邯郸县请铁牌，照旧例须按驿站前往。自北京至邯郸，约须走七八天，在此期内，要落了雨，便不必一定请回，只由该员（钦使）到邯郸行礼致谢，便妥，意思是铁牌敬畏皇帝，逆知派人来请，便赶紧落了雨了。倘此时无雨，则请得铁牌回京，回程又须七八天，在此期中，落了雨，亦算是请牌有灵。倘仍无雨，则到北京，供于先农坛或天坛中，派员行礼，行礼之后，三天之内落了雨，则当然算是神灵。如仍无雨，则再派大员，或亲王贝勒行礼，三日之内，有雨自然也要算是求下来的。如仍无雨，则或再求，或将铁牌贬出，在此时期中，落了雨，则算是铁牌怕充军，赶紧落雨。如此做法，自下上谕请铁牌，至贬铁牌，前后总有一月有余之日期，再加上，以前最初派员诣时应官行礼至皇帝亲到天坛行礼之时，约共行礼七八次，每次行礼，以五日计，亦有三十余日，两数字共合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安有这样长久，会不落雨的呢？倘落了雨，则都可以算是求下来的，于皇帝的面子，都过得去，请看他这祈雨的制度程度，便可以推测，当时制礼的人，不一定是糊涂了吧。

现在，才说因乘火车而得罪的官员。该年因为大旱，皇帝派丁某（好像姓丁，记不太清楚了），去请铁牌，彼时平汉路已修成，丁君不知旧制，乃乘火车前往，把铁牌请到北京，来回不过三天，派大员行礼，而未得雨，又求了一次又未落雨。于是有御史奏参，说丁君请铁牌，不循旧制，私自乘火车，应降以违制之罪，皇帝也因面子关系，果降丁君之罪。可巧不到一个月就下了雨了，倘果能照驿站行走，此时正在求雨期内而落了雨，于皇帝面子有多么好看，因他乘火车，提前了半个多月，闹得皇帝不够面子，这岂不是乘火车的毛病呢？所以皇帝为顾全自己面子起见，而不能不往当事人身上推，但上谕中，又不能说出耽延时日的真情形来，只好说了丁某奉旨，不能诚慎从事等语而已。当时有两首歌谣，以讥讽此事，曰：

奉命原须走驿程，请牌兼要请牌神。

火车虽快牌先到，无票牌神怎得乘？

祈雨极灵是铁牌，如何遇此雨期乖？

过期才得甘霖沛，想是牌神后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