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无不可化之人，地无不可易之俗。今之神州禹域，称为远东文明之渊薮者，其始皆獉獉狉狉之苗族之所窟宅者也。由此推之，龙场虽僻，岂遂不足与为哉？

阳明初至，犹与夷俗不相习。既而以身作则，化导夷民。民皆感化，相率伐木为屋以栖之。阳明处之泰然，题其室曰“龙冈书院”，曰“寅宾堂”，曰“何陋轩”，曰“君子亭”，曰“玩易窝”，各作文以记之。蛮夷之长，亦争馈粱肉、金币、鞍马，皆不受。

明之中叶，上古三苗九黎之遗裔尚多。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山中，皆彼族栖息之乡（今湖南、广西已无土司）。朝廷不置汉官，仍其君长；子孙世袭，俨若封建之诸侯。顾其中又各别，一是土官。土官之系，皆出于汉族，凡事直受朝廷命吏之指挥，其职有长官司、土知州、土知县、土州同诸称。一是真土著，皆酋长自治其部人，而间接以受朝廷命吏之指挥。时水西宣慰安氏，有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以是颇崛强。政府议设军卫于其境，筑城郭以戍之，既而中止，然驿传尚存。安以据其要害，于己不便也，欲去之。阳明遗书折之，其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如其改之，从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绳之，使君必且无益。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越，故天子亦不得逾礼法，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有谁以为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书去，安氏遂不敢动。

安氏之部落中宋氏酋长，有阿贾阿札者，叛明，为地方患。阳明又遗书安宣慰司诋讽之，略谓：“阿贾阿札等，为地方患，传者谓使君实使之。始省中长官，得是说，即欲闻之于朝。既念使君平日颇忠实，未必有是。姑令使君讨贼，苟遂出军剿扑，则传闻皆妄矣。既而文移三至，分屯寨堡者，不闻擒斩以宣国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使君与宋氏同守土，而使君为之长，地方变乱，皆守土者之罪也。使君宜速出军，评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某非为人作说客者，使君幸熟思之。”安得书悚然，率所部平其难民赖以宁。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阳明在龙场，草一纸书，而强酋奉命，边境又安，非平日忠信笃敬之所欤？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字文同，遂宁人）闻其名，聘至省城，主讲贵阳书院。知行合一之理，即此时所讲明者也。其说如下：

徐爱问曰：“人皆知父当孝，兄当弟，却不能孝不能弟。以此观之，知、行明是两件事。”曰：“此已被私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也。未有知而不行者，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其本体。《大学》云：‘如好好色（上好字，呼到切，下如字），如恶恶臭（上恶字，乌路切，下如字）。’指明知、行之理，莫切于是。见好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见好色时，心已好之；不俟既见之后，又蓄意，好之也。闻恶臭属知，恶臭属行，但自恶臭时，已自恶之；不俟既闻之后，又立心恶之也。盖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自谪龙场，凡三载而归。在南京，复以“致良知”训学者。其说曰：知是心之本体，体心之天职在于知也。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良知之所以不假外求也。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语本《孟子》）。常人不能无私意，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礼，良知更无障碍。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阳明此一席话，足令志士闻声而起舞，懦夫闻风而立志。阳明之学，至是果大进矣。夫阳明之学，不进于诗礼昌明之地，而进于蛮荒僻壤之中，则洵乎评鉴忧患之益人不浅也！

【批评】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常人遇到困难，便觉忧伤憔悴；其又甚者，至于愤不欲生。汉时雒阳人贾谊（雒本作洛，汉以火德王火能胜水，故选洛作雒），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年二十余，文帝征为博士，甚见宠遇，将任以公卿之位。而诸大臣皆忌之，乃出为长沙太傅，谊意不自得。后又傅梁胜，胜坠马死。谊常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矣。夫贾谊外迁，未若廷杖之辱也。至长沙，至梁，未若龙场之僻也。居师傅之位，未若驿丞之贱也。谊竟不胜其忧患，郁郁而死。阳明则动心忍性，能以忧患而坚其志气，不以忧患而变其初心。此谊之所以早死，而阳明之所以能成一番事业也。成败关头，可不慎哉。

士大夫一遇乡老，便傲慢自大，以为不屑与语。至入蛮夷之中，则更避之若凂，否则恃势欺凌。宋季不能得南洋之助，以成恢复之季；不能得缅甸之助，以支偏安之局，皆以平日蔑视其人，故事急之际，求之而不应也。阳明在龙场，能使土人爱之如父母，敬之若师傅，危急之际，一纸空文，蛮王俯首，为国家弥患于无形，足为孔子忠信笃敬，可行蛮貊之注脚。

前朝处置边方，因其风俗不同中土，故用以夷治夷之法。拔其酋长，属于汉官，遂有宣慰司、土司之名，至于今不改。然所谓土司者，大抵不知世务，待其部落，惨酷无理，因循怠惰，有乱无治理。在昔闭关自治时代，无他人之觊觎，异族之争，竞犹可为治，今则不能矣。四川、云南、甘肃、新疆之边，土司充斥，万里膏腴，荒而不治，将折入英、俄、法诸国矣。我少年如能学成而往冒险，经营如欧人之于非美诸州，则统治之权，可以渐归汉族。不可折一兵，不遗一矢，得若千万里之殖民地矣。

人性本善，所以有不善者，私欲蔽之也。能刻刻迁善改过，则复其本性矣。而人多不能者，皆分知、行为二，而昧于心之天职之故。阳明好色恶臭之喻，令人言下恍然。顽廉懦立，断推此种议论。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之马堰人，阳明内兄弟也，奉阳明为师，随至龙场，信阳明之道，最早、最笃，如孔门之有颜子（名渊，字回，孔子弟子，居德行科之首。早卒）。曾游衡山，梦老僧抚其背而歌曰：“子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觉而异之，后果然。

世上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各地没有不能改变的风俗，现在的神州禹域，被称作中华文明之源起，当年也不过是一个草木丛生、野兽出没的蛮荒部族的后裔。从这里可以看出，龙场虽说偏僻，又怎么不值得加以教化呢？

王阳明刚到这里的时候，不熟悉当地民众生活习惯。但他以身作则，教化引导当地百姓。民众都被感化，争着为他砍树盖房作为安身之所。他泰然处之，为那些屋子分别题名为：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分别撰写文章来纪念。荒野蛮夷的首领们也争相送他粮食、肉食、金钱、鞍马，他都不接受。

明朝中叶，上古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还很多，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山中等地都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现在湖南、广西已经没有土司了）。朝廷对他们管理很是宽松，不派官吏管理，任由他们选出自己的首领，子子孙孙世袭职位，就像分封的诸侯一样。但这之中也有些分别，一种是土官，由汉族人担任，直接接受朝廷指挥管理，其职务有长官司、土知州、土知县、土州同等。还有一种是本地土著，都是由部落酋长自己管理，间接受朝廷指挥。当时水西宣慰司有安氏，坐拥千里土地，四十八万之众，凭借这个不大服从朝廷管理。于是当时政府在那里建了个小城戍守，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了，只是驿站还留存。安家认为那里占据了自己领地的要害所在，打算拆了它，王阳明给他们写了封信，说：“大凡朝廷定下的制度，都是由祖宗定下，后世子孙须要遵守，不能擅自修改。如果果真修改了，朝廷一旦发现，向来是要严厉查办的，对您必然没什么好处。您的先人，从汉唐以来，千余年时光过去，占有的土地，从属的人众，也没有更变过。之所以能一直这样，也是靠着世世代代遵守天子定下来的规矩，尽力做事，不敢越界一丝一毫。所以即便是天子也不能违背礼法无故伤害忠良。要不然，你这么富庶的土地，朝廷看着不错，便将之收回，又有谁敢说个不字？那么驿站要是能减少，想来也是能增加的，要是驿站都能更改，您这宣慰司也是可以革除的呀。从这个角度看来，确实害处多多，是您所没有思量的。”这封书信一发，安氏就不敢有异动了。

安氏部落里有个宋氏酋长，叫阿贾阿札，反叛明朝，是地方的一大忧患。王阳明就又修书一封给安氏指谪这件事，大意是：“阿贾阿札这类人，是地方的祸患，有人传言是您指使的，开始打算报告省里的长官们，他们得到这样的消息，那就肯定是要报告皇上的了。现在想到你平时很忠实的，未见得有这种事。我暂且让你派兵出去剿灭他们，则传闻会不攻自破。稍后公文接二连三而来，您屯住在寨中的军队，没听说擒拿或斩杀贼人来宣扬国威，而是只知道多次剽掠加重民怨。您同宋氏共同守护这片土地，您还是宋氏的首领，地方有变乱，罪责是要归到守护土地的人身上。您得赶紧出兵，平定这帮叛逆，塞住众小人的嘴，平息这种不实的议论，弥补之前的过失，才能求得未来的安宁。我也不是给别人当说客来的，您还是好好想想吧。”安氏看到书信大为惊恐，立马带着部属平定叛乱，民众这才得以过上安宁的日子。

孔子说：“能够做到言语忠诚守信、行为至诚恭敬，即使是野蛮之地也可以行得通。”王阳明在龙场，一封书信就能让强悍的蛮酋接受他的命令，安定了边疆，难道不是因为他平时就保有这些美德吗？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听到了他的美名，聘请他到省城贵阳书院讲学。他知行合一的道理，就是在这一阶段讲出来的。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徐爱问：“人们都知道对父亲应当孝顺，对兄长理当恭敬，却既不能孝顺，又不能恭敬。从这里看来，知道一件事和力行那件事原本是两件事。”他回答说：“这是知、行之间被私欲间断的后果，并不是知行一事本身了。天下并没有知道道理却不去力行的人，他们不去力行只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明白那些道理。圣贤人教导人知行合一，正是要恢复其本性。《大学》中曾经说道：‘就像喜欢美丽的颜色，厌恶肮脏的臭气一样，从心而生。’知行合一的道理在这句话中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将知道好的道理比作看到美丽的颜色，将努力践行比作对它的喜爱。看到美丽的颜色，不用再思再想，一眼就知道喜欢；闻到臭气肮脏就已经知道了，心里厌恶肮脏的臭气就已经行动了。但是从闻到肮脏的臭气，就已经起了厌恶的心，并不是等闻到肮脏的臭气之后，再立起一个厌恶的念头出来。总而言之，‘知’是行为的起因，‘行’是感悟之后自然生发的行为。‘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

自从他被贬龙场，转眼间三年期满。他到南京，又用他“致良知”的理论来教导学生。他说，知来自于心灵本身，而心灵本体的天职就在于感知世界。看到父兄，自然知道孝顺、尊敬。看到小孩子掉到井里，自然生发出恻隐之心。所以人的良知并不需要依托身外之物求得。一旦良知生发，又没有私心杂念阻碍，自然如大江奔流，一泻而出，充塞胸臆，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了。可寻常人又不能做到没有私心杂念，这便是要让人做格除物欲，走向良知的功课，战胜私欲来将自己复合于道，这样良知自然没有私欲阻隔，那么就可以充塞胸臆，返照自身。这便是澄净心灵，心灵一旦澄净，自然一举一念，都生于本心。

他这一席话，足够让所有听见的有志之士受鼓舞，坚定前行，无志之人听到，也能立定志向。经这一番磨难，他的学问到此方大为精进。他的学问未曾在儒学繁盛的中原精进，反倒是在那蛮夷荒山之中有所长进。可见，忧患对人的磨练与助益，果然很深啊！

【评论】

人生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寻常人遇到困难，就感到忧伤憔悴，甚而至于痛苦到不想活的地步。当年汉朝贾谊十八岁就能写很好的诗和文章，扬名一郡。二十多岁的时候他被皇上任命为博士，很受恩宠，最后出任公卿之职。但是很多大臣因而忌恨他，于是想办法将他贬到长沙作太傅。他很是失意。后来做了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一不留神落马摔死。他为此悲伤了一年多后抑郁而死，死时也不过三十三岁罢了。贾谊不过外迁贬谪，也未曾像王阳明那样受庭杖的侮辱；所到长沙，也总要好过龙场太多；贬作太傅，总要比一个小小驿丞有地位。贾谊还是禁不住打击，忧郁殒身。王阳明先生却能不受外界干扰，用忧患来坚定他的志气而并非因为忧患改变本心。这便是为什么贾谊死得早而王阳明却能成就一番事业的缘故。看来能否禁得住忧患的打击就像横亘在成与败之间的一道关口，一定要谨慎地对待呀！

中原士大夫一旦遇到乡下人，就傲慢自大，认为不值得与之交谈。若是跑到蛮夷人群之中，那肯定是要么避之不及，要么仗势欺凌。所以宋朝末年没有办法得到少数民族的帮助，最终失败；不能得到缅甸的扶助，以挽回偏安一隅的局面。这都是因为平时蔑视这些人，所以到了危机之时，再怎么求人也没用了！王阳明在龙场的时候，能让当地人像对父母一样地爱戴他，对老师一样地尊重他，那么一到危机之时，一封书信，就能让蛮族的首领顺从领命，为国家消弭祸患，使国家重归太平，这足可以作为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可行蛮貊”的最好解释。

前朝人处置地方事务，因为其地方风俗与中原不同，就采用本地人统治本地人的方法。选拔一些酋长，当作朝廷官吏对待他们，这才有了宣慰司、土司的称呼，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改变。然而那些土司们，根本不大懂得世俗政务，对待他管辖的部族残酷无理，因循守旧，怠惰无为，只能祸乱地方，完全起不到治理的作用。在以前闭关自守的时代，没有别人非分的企图，也没有少数民族之间纷乱之争，自然太平无事，但是现在就不能这样了。想一想我国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地，当地土司放着千里沃土荒芜而不去治理，很快就会被西方列强吞并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少年要是能学有所成，冒着危险前去治理，像欧洲人经营非洲、美洲那样治理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土地自将渐渐回归华夏而不费一兵一戈，就好比是得到了几万里的殖民地。

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之所以做出种种不善事，都是被私心杂念蒙蔽。能时时刻刻一心向善，不断弥补自己的过失，那么就能复归人的本性了。但是人们大多不能这么做，都是因为他们被私心杂念蒙蔽而把知、行分一为二，障蔽了心灵的本体，而不知天职本来如一的缘故。王阳明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引申出来的议论，真是叫人恍然大悟啊！能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怯弱的人变得坚强自立，一定就是这种议论啊！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余姚马堰人，是王阳明的妹夫，拜了他作老师，跟着他到龙场受苦，最早也最坚定信奉他的学说，就像颜回（颜回，名渊，字回，是孔子弟子，在德行科中最为优秀，英年早逝）之于孔夫子一样。徐爱曾经去衡山游玩，梦到老和尚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背，唱着：“你跟颜回德行相同，奈何寿命也是一样的。”他醒了以后大为惊异，后来果然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