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交兵之最初十五年间，宋以崩倒之战为常，而从未有一次屹决之胜。虏骑长驱远突，南至于南昌、长沙，东至于杭州、宁波，高宗仓皇浮海，仅免为徽、钦之续。时方百计通使，求拜表称臣而不获。暨秦桧秉钧，王伦使回，高宗始遂屈膝偷安之愿。然甫逾年而虏骑又南下矣。

自顺昌之战而形势一变。是役也，刘锜以壮弱杂□不盈二万之军，撄顺昌□薄之孤城，而败金兀术十余万之精锐，使之狼狈遁逃。声威所播，举国振奋。于是李宝捷于兴仁，姚仲捷于凤翔，牛皋捷于京西，孙显捷于陈蔡，曹成捷于大兴，王腾、成闵等先后捷于淮阳，杨从义捷于宝鸡，王贵、姚成捷颍昌，吴璘捷于陕州，韩世忠捷于泇口，杨沂中捷于拓皋，而岳飞捷于郾城。是时洪皓方奉使在燕，据其所见，金人震惧丧魄，悉迁燕之珍宝于北，意将捐燕以南而弃之。无如高宗，一意于和也。然高宗所以能终和，赖此战耳。朱晦庵曰：“虏人（经此）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其言谅矣。是则顺昌之战者，宋、金南北对峙之局所由奠也。论其在历史上之重要，视昆阳、赤壁、淝水诸役，岂有逊哉。而其两方众寡之悬殊，又与昆阳、赤壁、淝水诸役为类。

吾人读史至昆阳、赤壁、淝水诸役，每恨无亲历其事者之赡详记录，又无异源之资料以供参校；今所传者，既甚简略，又不知几经文人点窜，其去真象之远近，竟无以测之。顺昌之役，幸独不尔。现存此役之重要史料有七，请略述如下。

（一）杨汝翼之《顺昌之战胜破贼录》（下文省称《杨录》）。杨氏事迹，于本录外无可考见。本录中云：“某（作者）随轩而来，偶遭虏寇。迨兹平宁，敢以前后所见叙为纪实。”意杨氏当是刘锜左右司笔札者。本录为日记体，如下文所考，乃撰于战后两三月内，时作者盖尚留顺昌也。以亲见亲闻，而记于记忆尚新鲜之际，在原始史料中，所希觏也。

（二）汪若海陈报顺昌战功之《劄子》（下文省称《汪氏劄子》）。汪氏在战前官顺昌府通判，城将被围时，奉知府陈规命请援于朝。此《劄子》之来源，据其中所述，乃汪氏“躬往战地，或访亲见临阵之人，或质被虏得脱之士。”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三七载“若海移书辅臣”云云，其下录书中语皆见于此《劄子》中。则此劄子乃其移辅臣之书也。

以上二种皆全采于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分载卷二百一及二百二。

（三）刘锜自述顺昌之战略，经辗转传述而记入于《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者。《语类》皆朱子门弟子所记。其关于顺昌之战二则，乃刘锜亲言于张栋，张栋以告朱子，朱子以告其门弟子而记之者。二则乃二人各记同一谈话，而互有详略，且稍有参差，《语类》并收之。史法上所谓“传闻异辞”，此为最佳之实例。

（四）周南之《山房杂记》。周南略与朱子同时，官至秘书省正字。《杂记》见于其所撰《山房集》（涵芬楼秘笈本）卷八，中记刘锜事五则（其关于顺昌之战者一则），皆不见于他书。

（五）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会编》除全采《杨录》及《汪氏劄子》外，尚有许多关于刘锜之记载，不尽注明来源者。

（六）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省称《要录》）。心传号称良史，而《要录》记顺昌之战颇略，且时有颠倒凌乱，殆非其经意之笔也。《要录》因□编而修，此所记乃以《杨录》及《汪氏劄子》为主源，然其撰拟亦有出二文之外者，惜不注来历耳。所可异者，《要录》之考异小注中，屡引郭乔年之《顺昌破敌录》，而所引文皆见于今存之《杨录》中，仅偶有一两字之差异。岂《郭录》与《杨录》实即一书，而作者传闻歧出欤？抑《郭录》全采《杨录》，加以增广，而《要录》所引，适为其因袭之部分欤？以余观之，后一说为近实。《要录》小注所引尚有不著撰人之《顺昌破敌记》一则，原书今已佚，《要录》记顺昌之战虽稍略，然刘锜在此战以前及以后之事迹散见于《要录》中者则甚多，且大部分为《宋史·刘锜传》所不载，可采以补其缺也。

（七）《宋史·刘锜传》（下文省称《本传》）关于刘锜之史料，此最晚出。其记顺昌之战，一部分符于《杨录》，一部分符于李氏《要录》，而亦有出此二录之外者，显然，别有一源，惜此别源之来历不可考耳。所记此战前后之刘锜事迹，校以《要录》，不独互有详略，且时有重大之差歧，须重加考订。

南宋人笔记，于南宋名将，如韩世忠、岳飞辈多记其遗闻轶事，独于刘锜则缺如。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搜讨宋人笔记殆遍，而于刘锜只有短短之三则，其二摘自徐氏《会编》，其一采自朱子之《名臣言行录》，皆无关重要者。

以上所列举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之史料（此外，次要之资料尚有《十三处战功录》《中兴御武录》及《南宋十将传》，予因避地边荒，无从得见，须俟他日增补），过去史家尚未有汇聚而整理之，考校其异同，断取其可信，而综合为一比较能满人意之记述者。本书爰始为之。

下文分两部：

（一）《刘锜别传》，即抉择而融会一切有关史料之新记述。

1顺昌之战以前，2顺昌之战，3顺昌之战以后。此篇分三节，在第一及第三节中，遇有歧异之记载为本文所不采者，悉为考异，随文附注。此二节之史源，除《本传》《要录》及《会编》外，尚有朱子之《张复行状》。第三节之史源及其考异尽具于下一篇中，故不复以考异随文附注云。

（二）杨氏《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杨录》本身为一极有意义之历史文件，亦一极富趣味之读物。其中细节，《别传》格于文体，无法完全采入，抑其亲切之意味与时代之精神，一经转述便无法保存。要之此录自有独立永存之价值，而非任何转述所能替代。今以此录为正文，而悉采其他史料之详其所略者，或可以补其所阙者，或可以正讹误者，或与有出入而是非难遽决者，分别疏附其下，间加按语。庶学者览此，不惟于顺昌之战可得更亲切而深刻之印象，且于纪〔记〕载之源流与夫史家取裁之艰苦，亦可了然。窃以为凡关史中大事之有众多史源者，皆宜以此法处理之，兹篇其权舆也。

原载《益世报·史学副刊》（重庆版）第6期，1940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