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朋先生：

康有为为人好歹，我们不去论他。至于他跟着张勋复辟，正是他的好处，因为他相信孔教，便要实行孔教教义，孔教的政治思想，他这始终一贯的精神，到可佩服，你为何要骂他出乖露丑呢？倘若康、张的事业成了功，必定大下上谕要尊崇孔子圣人之道，那时颂扬圣君（傅仪）、贤相（康有为）的，恐不止足下一人。如今康有力失败了，跟着下井投石，以成败论人，大可不必！

足下颂扬了半天孔子好，而所以然的好处，却没有一字。鄙人说孔子不好，却确有证据，并非不虚心不看书轻易说话。前几号本志，鄙人曾有好几篇非难孔教的论文和答人的通信，请足下细细研究一遍，“若那时再有疑义，提出几条问题出来，鄙人便当略抒所见，以酬足下之雅意”。若空说孔子好，孔子不好，都不足以服人。象足下此次空空的颂圣文，以后恕不答复。

陈秀独一九一八，十二，十五。

附张寿朋书

记者足下：

寿朋昨日到一位朋友家中，幸获与贵杂志《新青年》相遇。看未中篇，不忍释手，便一口气看下去，自四卷一号至五号，接连五本，整整看了一夜。《易卜生号》以下，敝友处尚未买到，故某亦以未获尽阅为憾。统观大著，“于菟三教，气吞全牛”询不愧乎《新青年》三个字矣。但是，窃有欲进而与诸君商榷之处，请先向诸君道个歉，然后再说。

寿朋今年三十岁了，早在十五六岁的时节，就不幸遭了极悲惨的境遇，不能再求学问，到廿多岁时候，也曾在新闻界混碗饭吃，又不幸因为主张太过激烈，遭了大大的危险；自从近来这几年，多在僻野山村中过日子，饱尝那“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风味，脑筋的陈腐不消说了。时势所趋，文学当然要改良，也不是一场什么大不了的事体，诸君又何必要大惊小怪的树起一块“文字革命”的招牌来呢？难道是杜工部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诸君须知道吾国的国民，和那惊风的小儿相似，越恐吓他，他越是不肯服药呢；所以寿朋想要劝诸君不要闹那“文字革命”，只说个“改良文学”就够了。

男女的问题，非待实行共产主义，“衣食足而知礼义”之后，断不能得圆满之解决。若现在便要打破贞操的防围，好有一比，比如劝那受了风寒的病人吃荤吃鱼一般。依寿朋愚见，对于男女之间的问题，现在所亟宜主持者三端：

（1）勉励男子的贞操，俾与女子均分那为时势所限的痛苦。（2）痛斥那男女间得新忘旧的行为，荒谬的恋爱。（3）改革男女吃醋的恶劣根性，嫉妒，要挟，怨讪之恶德。（按此三条，并行不悼。）贵杂志所译述各种小说、诗、歌，以及诸先生之诗，若《人力车夫》《宰羊》《落叶》《车毯》《相隔一重纸》《学徒若》（此诗音调，大类古诗中之孤儿行）诸篇，无一非仁人之言，恻隐之声。当兹人道不明，良心麻醉之时会，得此电气之力频频感射，亦当稍有苏醒，第“不忍毅触”一念，虽齐宣亦未尝不有，然究不足与为善者，不肯牺牲幸福，克制欲性，以尽救人之责故也。愚怠以为诸君以后所做的诗文，所译的小说，勿徒为悲天悯人，说消极方面的话；宜多从积极方面取材，庶足以“廉顽立懦”，惮豪杰之士闻风兴起也乎。（古诗中之东门行，新小说中之孤星泪，很有这种意思。）

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仁人之言也。所谓“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之意也。然此等观念，实不可输入这般恶浊众生的脑筋中。佛氏有言，“未世众生，业力深重”。他们听了这宗话，他将来要无恶不作，以为这非我的本心便不妨去做了。

西洋哲学，寿朋无能为役。然窃观古代希腊eleatic 派积静非动之学说，以较僧肇的《物不迁论》，法藏的《华严义》《海百门》，形相似而相差实远。何以故？情举一例，诸君就明白了。昔南北朝时有一法师讲色空义。他说，“一微尘析为众微体时，众微体空，故微尘亦空。”秦跋陀禅师笑其谬误，乃正云，“一微空故众微空。众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无中微，众微空中无一微”，（不暇查书，约记其意。）若积静非动之说，何以异于那位法师所说之色空义耶？诸君于本国学问每嫌其旧，而于西洋这种谬误的旧学，却又不嫌，抑又何耶？

柏格森“直觉”之说，果如贵杂志所谓者，则决不得与程正叔“德性之知”相附会。必欲勉强附会，只堪拟于佛氏之所谓“投胎舍”耳。鄙见如此，尚祈诸君有以审之。（程正叔“德性之知”是实有此知。不知柏氏之“直觉”，亦自己实有此觉否。）

近时德国eucken 美国wtlliamjames 人之学说，看来未必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性质相同，似无援引之必要。且王阳明之“良知”，当下即是，不更求之格物穷理。其谬误所极，不可胜道。在今日智识蒙昧之吾国，尤当摈之。（如张勋之徒，其良知但知复辟为好而即行，知行合一者也。）

中同文字里面夹七夹八夹些外国字，这种体裁，寿朋绝对不赞成。即如前面写的那几个外国字，要把一幅纸移转来写，好不费神。读起来，又不能成诵。（中国文字的写法，发笔本从左而右，顾行列则从右而左，殊不可解。如今可以把行列改作从左而右，较为方便。或竟改作横列，则于夹西文为便。然读时毕竟困难。）鄙意以为必须用外国字的意义添造些中国字，由中央大学研究会订定一部字典出来，久则必能通行全国。非但名词可造，即疏状词也可以造。乃至本国普通俗活之所有而文字之所无者亦须要造，如是，方足以资新文学乏应用也。（鄙意如取六书会意之法，则经济可造个‘■’字：从手，从利。世界语可造个：‘■’字：从言从通，或‘■’字：从言，从共。论理学可造个‘■’字：从言，从理省；或‘詓’字：从言，从法省。如取谐声之法，则用西文之首音以为其声，而以‘贝’字‘言’字等偏旁配之。或一义一字，或一义两字随便。其音务明了，笔画不宜太多。盖所重者在字义，字义既详定于字典中，一并附西文原字一则虽村学究亦能知之矣。）

世界愈文明，则学术新理愈多。一个人的精力哪里能够尽读世界各国的书？又安能遍学各国的文字？若定要学外国文字，才能够研究外国的学问，则学英文者不能研究法、德、俄等国的学问，学法、德、俄文字者亦然。如是，则非遍学各国文字不可。此翻译一道所以为学问上一件极有利益的事也。文字若能添造，译学若臻完美，则求学之人将那些学外国文的日子省出来，别有用处，岂不好吗？若谓西籍浩繁，美不胜收，不能遍译，则先其重要者，精妙者，简易者，徐及其余。人之读书，贵在触类而长，因故知新，岂以享现成家业，徒多为务哉？

诸君读了外国的好诗歌，好小说，入了神，得了味，恨不得便将他全副精神肚脏都搬运到中国文字里头来，就不免有些弄巧反拙，弄得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何以故？外国有外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中国有中国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所以每有在外国极有精神极有趣味的话，拿来中国却没有精神趣味了。若谙习外国文言的自然全读外国诗，不用读得译本。既是译本，自然要将他融化重新铸造一番。此非有大才力，费大精神不能。如贵杂志上的《老洛伯》那几章诗，很可以读。至如那首《牧歌》，寿朋却要认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因此故寿朋请诸君在翻译上还要费点儿神。（责备贤者，休怪休怪。）

诸君不嫌老聃、庄、列，却要痛骂魏伯阳、张伯端，岂知道教旁门虽有多歧，真诀初无二致。《参同》《悟真》，即道德经之枝苗也。论起来，道家金丹之术，本来没有多大的价值，但现在也没几个真正懂得的。那些打坐运气的人，早是发了昏，堕入五里云雾去了，诸君却又当他做御女摇战（邪道未尝无此）的工夫，口孽造得不小。这些小道，就不懂得，也不算事。但是既不懂得，便犯不着胡乱骂人。诸君若要问寿朋懂得么，寿朋只好答道：不懂。却愿意指引诸君去寻一位懂得的人问问。那人是谁？就是东洋最崇拜的明朝那位王阳明先生。

王莽学周公，曹孟德学文王。后来只有人骂王莽、曹孟德，并没有人连文王、周公也骂。诸君却因排康有为而诋及孔子，未免太猖狂得不成话了。就是康有为那老头儿他冒充尊孔也还不必与王莽、曹孟德同科。何以故？王莽、曹孟德是心术不正的小人，康有为却是太愚了。他少年时也抱了个很大的志愿，救国的热肠，只是没有学问阅历，干一回事干坏了，他还不悔悟，他还要目空一切，以为孔子的本领不过如此，我已经比得孔子了。狂来狂去，狂到今日，越变成个蠢物了。他跟着辫子大帅去干那复辟的事，出乖露丑，至死不变；现在还要说些什么“共和”“共乱”的谵活，真正可笑，亦复可怜。这就是狂人的殷鉴。大凡学者之责任，应该排伪以崇真，明真以消伪。诸君恶康而并且低及孔子，倘非感情之见，便是犯了心粗胆大的毛病。诸君要知道，人生不能出乎宇宙之外，决不能违天道的范围。孔子之道，便是天道。《易经》云，“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中席》里头几句说得好，“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云云。诸君若要仰面唾天，也只得由诸君罢了。

孔子之道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偏的不是局的；是精微的；不是粗犷的；是眼中看见十万步，脚下只用一步一步行去的。孔子之道，非是自己做得尽，是叫我们后世的人去继续光大的的；是暴君挖破了的；是俗儒削坏了的；是现今一般妄人污蔑了的；却仍旧是日月一般的光明，我们睁开眼，就看得见的。寿朋无似，为求那宇宙的真理，人生的正道，救世的方法，绞脑筋，耗心血，翻来复去，几阅寒暑，才干孔子之道真信得过。诸君若还虚心，再将孔、孟的书研究一遍，程、朱的书参考一回，想聪明胜过寿朋十倍，不难一旦掉转头来。若那时再有疑义，提出几条问题出来，寿朋便当略抒所见，以酬诸君之雅意。所谓“不有益于公，必有益于仆”。若诸君不再看一看书，便轻易说话，寿朋就要请诸君恕他“一声勿响”。诸君现在胡乱诋■孔子之处，寿朋亦不暇一一置辩。

此候著安。

张寿朋鞠躬

附录一周作人答的信

寿朋先生：

来信中间：有关于我所绍介的文字者少许，略答如后：

贞操问题的比喻虽然极险，但这问题何以不是药饵，定是“荤鱼”，却尚有可商之处，所以不能鲁莽赞同。男女问题的圆满解决，固非共产时代不能成功；但局部的解决，却现在也可实现。那时“衣食足而知礼义”，现在社会未知礼义，如何能知贞操？所以成了问题，正可提出研究。如因预想将来总有结局，此时便不必开口，则也有一比：比如人为潦水所浸，倘汲出若干，或自己垫高若干，原可较现状略略见好；今却云，潦水退完，一切都自完全干燥，此时不如浸者万勿说起也。至于提出的三事，（2）（3）本系坏事，也极望有人纠正；（1）的男子贞操，不知是否男子也不续娶，与女子一样守着肉体上的贞操，抑系别的意思，无从悬揣，所以不能妄下是非。

以前选译的几篇小说，派别并非一流。因为我的意思，是既愿供读者随便阅览，又愿积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所以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soiogud 与kuprin 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strindberg，实不觉“徒为悲天悯人，说消极方面的话”。至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本以为坏人中也有人性，可以教导改善；可见社会情状改良以后，恶事都将消灭，不必灰心。正是使“豪杰之士，闻风兴起”的话，来信却又以为听了“将来要无恶不作”。原来“末世众生，业力深重”，至于如此，我不解佛学，真是无从知道了。

《牧歌》原文本“高”，译的不成样子，已在apologia中说明，现不再说。至于“融化”之说，大约是将他改作中国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以后，便不是译本；如非改作，则风气习惯，如何“重新铸过”？我以为此后译本仍当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譬如六朝至唐所译释教经论文体，都与非释教经论不同；便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正当。唯直行中夹入原文，实是不便的事；来信以为可“竟改作横列”，我却十分赞成。

周作人七年十一月八日

附录二刘叔雅答的信

寿朋先生：

仆素不想冒充“学贯中西”，所以绝不肯“勉强附会”，所以提及程正叔者，取其“不假见闻”四字而已。来教问“不知柏氏之直觉亦自己实有此觉否”。柏氏方在巴黎collegedefrance当教授，请去问他自己可也。

刘叔雅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