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佚

有中国人胡某者，于开战前后在德国刊行德文之著作二种：一名《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辩护》，为开战前所刊；一名《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为开战后所刊者。

欧美人对于东洋民族多以为劣等国民，偶或见其长处，则直惊呼，以为黄祸其真倾耳；于东洋人之言论者极少；有时对于东洋人之言论呈赞词者多出于一时之好奇心或属于外交辞令而已。

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坦怀以倾听者亦较多。胡某之著作在平时未必有人过问，而此时却引起相当之反响，为赞否种种议论之的。今绍介其赞成者反对者与中立者之代表的意见，俾读者得知其概略焉。

台里乌司氏者对于此二书颇表同情，其批评之大意如下：

胡君者，保守者也。彼以古中国之文化为完全，较之欧洲文化著为优良。彼谓“诸君——欧人——于精神上之问题。即唯一之重大问题，非学于我等中国人不可，否则诸君之全文化，不日必将瓦解。诸君之文化不合于用，盖诸君之文化基于物质主义及恐怖与贪欲者也。至醇至圣之孔夫子当有支配全世界之时。彼示人以达于高洁深玄礼让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故诸君当弃其错误之世界观而采用中国之世界观。此诸君唯一之救济法也”云云。

胡君之忠告原不免稚气，盖人虽有采用新税制新制服者，而无轻易采用新世界观者也。又中国之文化于蒙古人种依其特殊之种性而尚有差别，在全异之人种未必可以移殖。况我等欧人自身之世界观自有完成之期，故吾人对于胡君之忠告惟有谢绝之而已。

然谓欧洲之文化不合于伦理之用，此胡君之主张亦殊正当。胡君著作之主旨实在于此。彼以其二千五百年以来之伦理的国民的经验视吾欧人殆如小儿，吾人倾听彼之言论使吾人对于世界观之大问题怅然有感矣。

夫欧洲人之世界观与中国人之世界观，原无可比较。欧洲人在今日尚无所谓自己之世界观者，欧洲拥其实地上之成功，高视一切，然其文化之殿堂中最神圣者，彼实无造之之能力。英国固无英国之世界观，法国亦然，德国亦然。是等诸国，仅有自犹太、小亚细亚、希腊之褴褛上剥落而杂布之世界观。虽欧洲之思想家亦有本于近代精神所产生之科学以新造国民的特有之世界观者，而是等之思想家对于从来国民之见解与公认的世界观之形成，无有何等之影响。我伟大德意志思想家之思想，学校中未尝体会之，通国之民不能知之。

此实为全问题之要点。胡君对于此点讥评深切。彼谓“我等中国人固不能深知欧洲人，欧洲人亦不能深知中国人。两者之间，固有重大之区别。然中国人尚能知自己之文化，欧人对于自己之文化大都盲目”。胡君此言，诚切欧洲之弱点。勒萨尔（德意志社会民权党之创立者）亦曾发此感叹，谓“德意志之诸大思想家如群鹤高翔天际，地上之人不得闻其羽搏之微音。”

中国人三岁之儿童在学校中学中国大思想家之思想，洞澈其精神；德国人在学校，于自国文化之高顶绝不得闻见。埃开、哈尔德培、梅兰普尼、休披那塞、康德、费息德休林克、哥的、黑知尔等伟大思想家，学校中不能受其影响，对于国民之感化故意隔绝之。

今世人频议学校之改革，彼等晏坐案头，编新教案之事项，历史须增二三时间，地理之二三时间中须教以某项某项，如是议论虽屡有所闻，而主要重大之问题，却不敢著手。主要问题者何？即德意志伟大思想家之精神可使之活动于学校否乎？德意志人于思想上任至何时可不建自己之家屋乎？德意志精神之内不须产出真实自由之新世界观乎？凡此种种皆重大问题，而世人竟不注意。德人所自矜之廉耻心，岂不爱其戟刺乎？德人之勇气，果在河处乎？此怯懦因循，安于半解，甘于卑下之病根也。

胡君既看破此欧洲之大弱点，故虽目睹欧洲之铁道电信及其他研究精确之事业，不起特别尊敬之念。以欧人于其最切要者，何故反缺焉不讲？胡君之眼光正射于此也。此其故由于精神的兴味之缺乏与精神的热烈拥护之缺乏也。欧洲人之伦理要素被实地的功利要素所压倒，优雅与微妙之情绪屈而不能伸，即宗教方面亦带物质主义之特征。

兹举例以实之，则自西亚细亚入欧洲之道义之主旨全属于物质的；其所谓善含有法律的命令之意，不从者降之以罚，从者酬之以赏，伦理之方面，即以如斯赏罚之概念为主。是非甚低级粗野之伦理观之显著特征乎？中国在纪元前五百年既有大心理学者从精神之根本动机说明，善为自成与自乐，非依酬报而动者，是以中国人有健全纯洁高贵完全之国民的伦理观，且极为人间的而非抽象的。欧洲人从来缺乏造成如斯之伦理观之能力，而尤可惜者，则我大思想家之思想成绩虽已有造成如是特独之世界观之基础与端绪，而不以与之于国民，使此事业乃倍觉困难焉。

欧洲人于精神上无何等之根据点。彼等初入学校所学者为犹太与后期希腊之世界观。此原不能常保其统一。无何，即以正反对之自然科学及有形知识入据彼等中心，由宗教传说而起之伦理的感情与全然冷酷之物质主义互相反拨，无一处能统一明了。其于伦理观也，先以不可不然之训诫注入。此种训诫——压制的，固定的，且极幼稚的——无何等心理上之衬托，未几即以精密之科学所产出与前之诫正相反对之进化论，生存竞争与本能之法则，提示彼等，肉迫彼等实现，与理想绝不调和。由如是混乱矛盾中教育而来之欧洲人，于出学校之后，更从各处听受哲学体系上之断片，而于哲学之真相则又无考求之时间，遂使欧洲作成一真相不明无依无据之迷的人间，在欧洲无论何人，其所得以为准据者，不过刑法而已。

中国人之伦理出于明晰之思索，且为国民的心理的；其世界观亦极简古。胡君对于此东西之差别指摘如下曰：“欧洲人在学校所学者，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中国人在学校所学者为君子之道。”胡君曰：“善者为我中国人之所发见，欧人当学之于我。”此胡君稚气之忠告。但我不可视此为中国贵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之言而一概排斥之。彼又有如下之言，亦未可以恶意解释。彼谓“中国之思想在欧洲诸君必不以为新，然诸君之大思想家如休披那塞、哥的者与支配中国二千五百年以来之思想何尝不同乎？”此言也，对于欧洲之教养，未免过于重视：在欧洲固未学休披那塞、哥的之精神，亦未尝有一息之气吹入于一般生活。此真相实为胡君所未注意也。

吾人必不欲一变此之情态则已，否则吾人虽不能于中国直接学得何物，而胡君之两书实激刺吾人之廉耻心与奋发心最为有力者也。

又有弗兰士氏者，谓欧洲目下之现态，使东洋人视为欧洲文明之破产，亦不无理由。于胡君之态度，亦大概承认。惟其所说之内容，则大表反对之意，而为基督教文明辩护，尤于德意志文明辩护更力。其言如下：

胡君谓“现下战局结束之方法当与交战国当局者以绝对之权力，使彼等提倡和平。无论何人，不得反抗。此为永免欧洲文化上所附带战祸之道，去英国风之崇尚民众，德国风之崇拜英雄之病而奉孔子之教”。此胡君对于民主的英国宁对于德国之同情较多，但彼尚视吾人为全然物质主义者，殊可惊也。彼谓科学与器械，军舰与铁道，知识与实地的成功，对之均不感服，而重要者在人物之问题，教吾人以内面的生活与精神的文化。

向以内面性之国民诗人及思想家之国民自夸之吾人，岂甘受如斯之言乎？岂竟听胡君之言行于中国学于孔子以求内面性乎？否，否；我国人之多数以我可尊之国民的传统将濒于危险者，是为事实。又有多数之人，虽在己国已经闲却之理想，远自异方来则反起多大之之注意焉。胡君之误解德国精神，可为世界误解德国精神之实例。此误解既自欧洲诸国始，吾人不可不捶胸自责其怠慢之罪，盖我诗人思想家之思想不传布于外国民族故也。德国之商业扩于世界，而德国之精神生活与德国之基督教不出国境，吾人当为精神的文化起见，对于世界尤对于为将来疆域之东亚大行布教。土尔其在战前，我敌人所设之学校一千有余，德人所经营之学校，不过四十至六十而已。在东亚地方盎格撒逊人之传道者，五千六百人，德国传道者仅二百三十四人。吾人在日本稍稍活动，故此国之亲德派较亲英派为优势。今吾人欲对于外国民主张吾人为理想主义的国民，必如之何而可乎？则当以吾人之理想介绍于外国是已。

台里乌司氏叹我国大思想家之思想不应用于学校，而羡中国三岁小儿得闻圣人之道，此二事均不免夸张，惟余对于学校中当大输入我思想家之思想，此事予极赞成。

台里乌司氏承认孔子伦理之优越而视欧西之伦理为全然物质主义，其主旨从西亚细亚输入，不过以赏罚之概念为动机，此言实为可惊。岂氏于我基督教并无何等之知识乎？我思想家之重此教者，非曾对于此以赏罚为动机之主旨，根本上加以变除乎？路德所谓唯一之美的宗教，康德所谓可爱之宗教，虽亦指此宗教，然岂指此赏罚的动机乎？台里乌司氏所谓“新又自由又真之世界观”即基督教之自由，而必迂折以取道于中国，不过一好奇之心而已。夫欲崇拜孔子，固可随意，今日之官能世界较彼可学之人尚多。至台里乌司氏推赏胡君之著作，谓微妙锐利，无逾于此，书中国妇人之屈辱地位，著者一部分否认之，一部分美化之，其尤可惊者，中国人不洁之癖，著者亦引以为中国人重精神而不注意于物质之一佐证。

如是无价值之书，能使吾人知我之精神界映于如是自说自话之男子之眼中者乃如是，则亦不得谓为全无价值。吾人当谢出版者之劳。

吾人又因此书而知横隔东西思想间之沟渠乃如是之大，虽偶见有两者通共之处，及仔细检之，亦皆似是而非；及其最后，则吾人党吾自身所有之可贵，依比较而意识愈明。我文化之基础与我德意志国民性须臾不可离之基督教，今因党争与因袭之灾难，渐不明了，一与东洋比较，则吾人始得明了，自觉吾人之强大的根本思想，即东洋人所难于理会之独立个性与个人责任之根本思想实为吾人之特长，伦理与政治之关系为我等不知孔教之困难，而于此处促生权力意志与活动性，或使纠纷之外的文化与德意志之内面性相合，在目下之战争为艰辛之试验，以示其决不崩坏之力。

又有普鲁克、陀尔福女士者，全与胡君之书同声相应，以弗兰士氏之言为不识东洋人之皮相者，颇赞美东洋之理想主义而悲西洋人之过倾于物质主义，谓欧人当学于东洋，其言过于褒美东洋。偏于感情，为妇女之本色，然此女子非全然醉心东洋者。凡己国民之特征，根本于历史与民族性者，尤热心维持。惟彼谓如此之觉悟，实为东洋宗教家之所赐也。

彼初欲皈依佛教以安心立命，见印度之一喇嘛僧，问改宗佛教之可否。喇嘛僧正襟言曰：“女士莫如学基督教。宗教如言语。弃国语者，妄；弃己国之宗教者，亦妄。速归于元受基督教之救。”彼遂依此语而得受基督教。尔来彼崇奉己国之文明，自觉其价值，而对于东洋钦慕之念，亦綦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