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公约签字——李维诺夫的疑惧——美国军队被派到北爱尔兰——致战时内阁的1月3日报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它的顺利进行的效率——没有俄国代表参加——约翰·迪尔爵士的特殊地位——比弗布鲁克勋爵的“酵素”——美国的“军事生产局史”——美国供应品生产的大发展——商船产量的大发展——在棕榈海滨的休憩——有效的保密——从亚历山大传来的坏消息——意大利的“人控鱼雷”——我们的地中海作战舰队失去战斗力——对埃及的空军增援——关于印度自治的不合时宜的建议——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我于1月8日给艾登先生的电报——温德尔·威尔基：一个有趣的事件——回到白宫。
当我回到白宫时，在联合国公约上签字的一切手续都准备好了。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之间有过许多电报来往，但是这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总统曾经以最大的热诚努力去说服新近由于时局转变而再次得势的苏联大使李维诺夫接受“宗教自由”一语。因此，他被特地邀请到总统室里和我们共进午餐。他在本国有过艰苦的经验之后，不得不小心从事。后来，总统单独和他长谈，涉及他的灵魂问题和地狱之火的危险问题。罗斯福先生有几次对我们谈起他对这位俄国人说的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的确，我有一次对罗斯福先生作出许诺——如果他在下次竞选总统时失败，我当推荐他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但是我并没有就这点向内阁或国王作任何正式推荐，由于他在1944年的竞选中获胜，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李维诺夫显然在恐惧和战栗中就“宗教自由”问题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却把它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
战时内阁也提出了他们关于“社会保障”的论点，我是第一次失业保险法的起草人，所以真诚地同意了。经过在一个星期中大量的电报来往于世界各地之后，在大同盟的所有国家之间达成了协议。
1英国国教的最高领导人。——译者
“联合国”的名称是由总统提出，用来代替“协约国”这个名称。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进。我指出拜伦的《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我的朋友看：
这里，联合国拔出刀来的所在，
我们的同胞们那天在战斗！
这是许多将永垂不朽的事——而且一切都将永垂不朽。
1月1日早晨，总统坐在椅车上被推到我这里来。我从浴室出来，同意了宣言草稿。单凭宣言本身并不能赢得各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它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作战的目的。随后，在那天，罗斯福、我、李维诺夫和代表中国的宋子文在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个庄严的文件。汇集其余二十二十国家的签字的任务留给国务院去办了。这里得将宣言的最后本文记录下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和南斯拉夫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保全它们本土内和其他地区内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它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1）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2）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作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 ※ ※
在我向总统提出的别的一些请求当中，调遣三个或四个美国师进入北爱尔兰一事居于显要地位。我觉得有六万或七万美国军队开抵厄尔斯特1，将是美国决心在欧洲进行直接干涉的明确表示。这些新招募的军队可以正如在美国国内一样在厄尔斯特完成他们的训练，而同时成为一个战略上的因素。德国人必然要把这个行动认为是制止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又一个部署。我希望他们将夸大登陆军队的数目，这样就会继续注意西方。此外，渡过大西洋而来的每个美国师，使我们可以派遣一个训练有素的英国师出国到中东去，或者当然——而这是一向在我心上的——到北非去。虽然没有多少人（即使有的话）有这种看法，事实上，这却是走向我一心指望的由同盟国军队突袭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的第一个步骤。总统完全觉察到这点，所以虽然我们没有赋予这个概念以明确的形式，我却感觉到我们的思想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行的，虽然我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还没有必要去讨论具体的方法。
1爱尔兰岛北部地区的名称。——译者
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和他的专职顾问们也觉得进入爱尔兰的行动是同他们尽早进袭欧洲的意图相合的。因此，一切在顺利进行中。我们急于使敌人知道这个战略性行动，所以公布了事实，当然没有说出军队的数目来。我们也希望这将使德国军队留在西方，因而对俄国的战事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不能使英国公众和报纸明白我们的理由，所以就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评论。例如，有人问道，“为什么要把美国军队派到厄尔斯特去呢？把他们用于新加坡不是要好得多吗？”当我后来意识到这一种观点时，我想起波普1的诗句来：
1亚历山大·波普（1688——1744年），英国诗人。——译者
列位神祇啊！消灭空间和时间，
而使两位情人快乐吧。
当然，要派出一支军队通过那一大段路程而及时地发挥任何效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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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所有这些决定报告战时内阁。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3日
你当已收到我说到我们昨天所做的事情的两封电报。总统已经为现在进行合作的所有这些国家选择了“联合国”的名称。这比“同盟”或“协约国”要好得多，因为“同盟”这个字眼使他遇到宪法上的困难，而“协约国”则是平淡的。
2．我们无法把“或当局”这几个字插入宣言的最后一节中，因为李维诺夫不过是一个机械死板的人，他显然在经过他的遭遇之后，吓得心神不定。这可用换函的方式包括进去，函中说明“国家”这个名词包括像“自由法国”组织，或者可能在西班牙、北非或德国本身产生的起义组织那样的当局在内。由于已经有将近三十个国家获得通知，走漏消息是必然的事，所以亟待决定。总统也渴望在1月1日签字。
3．关于给韦维尔的训令，从速决定也是紧要的。这里，又必须听从美国的意见，须知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独的，而是结合在一起了。我个人赞成把缅甸包括在韦维尔的战区以内；
但是当地的缅甸总司令当然要以印度为根据地，并且具有他自己的任务。韦维尔必须与蒋介石作友好的接触，看来蒋介石对他和布雷特都不曾有太好的印象。
4．大批美国军队和空军调入北爱尔兰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现在搜罗必要的船只，以便如果可能当这些军队在运动期间就开始进行“超级体育家”作战计划。
5．我们在这里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极其亲近和随便，而且我在思想上已形成对总统最大的敬佩。他的目光之远大、他的决心和他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诚，是称赞不尽的。这里对于开头的一些不幸，并没有丝毫激动或烦恼的迹象，人们把这些不幸当作是当然的事，这些不幸将由集合拥有压倒优势的各种兵力来予以补偿。当然，在公众之中，不久将有一番激烈的争论。
6．请向战时内阁转致我对于他们非常善意的新年贺电的谢意。你喜欢我在加拿大的演说，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在那里受到的接待使我感动。
未来的历史家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第一次华盛顿会议——代号称作“阿卡迪亚”——的最宝贵和最持久的成果就是设立了现在著名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因为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必须住在靠近本国政府的地方，所以就由常驻华盛顿的高级军官充任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们每日，实际上每小时都同伦敦接触，因此就能够在不分昼夜的任何时刻对他们的美国同僚们说明和阐释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对于任何一个战争问题的意见。在世界各地区——卡萨布兰卡、华盛顿、魁北克、德黑兰、开罗、马耳他和克里米亚半岛——频繁举行的会议，把长官们本人集合在一起，有时达两星期之久。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战争期间举行的二百次正式集会中，有不下八九十次就是在这样的会议中举行的，而且大多数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这些隆重的集会中作出的。
经常的程序是，在清晨的时候，每一方的参谋长委员会自行开会。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双方集会而成为一体；他们往往在晚间又举行一次联合会议。他们考虑到战争的全盘指挥问题，并向总统和我提出商定的意见。当然这时我们自己的直接商讨经由电话或电报继续进行着，而我们是同自己的参谋人员保持着密切接触的。然而，专业顾问们的建议由全体会议加以考虑，于是就把命令发给所有的在战场上的司令官。不管在联合参谋长的会议上意见冲突是多么尖锐，不管争辩是多么坦率而甚至热烈，对于共同事业的真诚效忠却凌驾于国家或个人的利益之上。一经达成并由政府首脑们批准了的决定，就由大家，特别是由其原来的意见被推翻了的那些人完全忠诚地予以实行。从来没有一次不能达成对于行动的有效协议，或者不能发出给每个战区的司令官的明确的训令。每个执行命令的军官都知道他所收到的命令是具有双方政府的联合观念和专家权威的。在同盟国中从来没有设立过一个比这个机构更有用的作成机构，它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却在事实上继续存在到今天，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俄国人没有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他们有着一个辽远的、单一的、独立的战场，所以参谋部的合并既没有必要，也是无法实行的。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行动的一般范围和时间，而他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这就足够了。在这类事情方面，我们尽量在他们所允许的范围内同他们保持密切接触。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亲自到莫斯科的几次访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所有三个国家的参谋长们都聚晤在一张桌子的周围。
具有共同语言，当然是英美之间一切商讨中的最大便利。
在利用译员时所发生的稽延和常有的部分误会得以免除了。
但是有着说法的不同，这在初期曾经引起过一个有趣的事件。
英国参谋人员拟好了一个打算作为一件紧急的事提出来的文件，因而通知他们的美国同事们说，他们希望“列入议程”。
对于美国参谋人员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文件搁置在抽屉里并忘掉它。经过长时间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以后，双方才知道他们对于此事的得失之处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所要求的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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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叙述过迪尔元帅虽然不再是帝国总参谋长，却怎样地同我们一起乘“约克公爵”号前来。他曾经在一切商讨中起了他的充分作用，这不但在海上是这样，在我们会见美国的领袖们时，尤其是这样。我立刻看出他在他们面前所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平。没有一位由我们在这次战争期间派遣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军官曾经获得美国人的同等程度的尊重和信任。他的品格、谨慎和机智，使他几乎立刻获得总统的信任。同时，他同马歇尔将军又建立了一种真诚的同事关系和私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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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领域内曾经安排了大规模的扩充。在这些方面，比弗布鲁克是一位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的人物。美国官方发表的战时工业动员经过1对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明。美国战时生产管理局长唐纳德·纳尔逊曾经拟定了一些庞大的计划。“但是，”据这个美国的记载所说，“作大胆尝试的需要，却是由比弗布鲁克勋爵于12月29日给予纳尔逊以重大的影响的。……”经过情形，最好用纳尔逊先生自己的话语来描述：
1《战时生产局史》，1940——1945年。
比弗布鲁克勋爵强调这个事实，即我们必须把生产的眼界放得比1942年的高得很多，以对付一个资源丰富而顽强的敌人。他指出，我们对于现在进行的这样一种战争中所特有的物资损失还没有经验。……他再三强调这个事实，我们在计划生产必要的战争物资方面应当把我们的眼界放得更高。
例如他认为我们应当在1942年计划生产坦克四万五千辆，而不是努森先生所估计的三万辆。
这项美国记载继续说：
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把他逐渐灌入纳尔逊心中的酵素给与总统。在给总统的一项备忘录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把预料中的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1942年的生产与英国、俄国和美国的需要相比较。这种比较暴露了1942年的计划生产有巨额不足。坦克的不足数额是一万零五百辆；飞机的不足数额是二万六千七百三十架；大炮的不足数额是二万二千六百门；
步枪的不足数额是一百六十万枝。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生产指标必须增加，他深信指标可以实现，是由于“美国工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1942年的生产指标应该包括坦克四万五千辆，防坦克炮一万七千七百门、战斗机二万四千架和两倍于原定在那时制造的，并包括一切计划增加的产额在内的高射炮。
结果是订出了一系列的生产指标，其数量甚至超过纳尔逊所提出的。总统深信关于我们的工业能力的概念必须予以完全的检验。……他指示要完成一项军火生产计划，即在1942年生产作战飞机四万五千架，坦克四万五千辆，高射炮两万门，防坦克炮一万四千九百门和机关枪五十万挺。
我把所有这些好消息向国内报告。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4日
关于供应问题，曾经举行过一系列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总统本人和副总统主持的。每天，都进行谈判，讨论细节。
然后，在星期五，举行了由总统和我主持的一次会议。在星期六举行了两次会议。最后的结论是：
决定提高1942年的美国商船生产量到自重八百万吨，1943年到自重一千万吨，新的1942年造船计划在生产方面增加三分之一。
1942年和1943年作战武器生产计划经决定如下：
武器 1942年 1943年
作战飞机 45，000 100，000
坦 克 45，000 75，000
高射炮 20，000 35，000
防坦克炮 14，900 未定
地面和坦克
用的机关枪 500，00 未定
新的1942年生产计划表明1942年的生产计划上有所增加，在美国参战后此项计划曾经规定如下：
作战飞机 31，250
坦克 29，550
高射炮 8，900
防坦克炮 11，700
地面和坦克用的机关枪 238，000
指令已经发给一切有关部门。本星期内［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将简略地叙述到生产计划。预算将包括必要的财政项目。
马克斯此次任务完成得极好，霍普金斯简直是一位天使。
希望你听到生产计划有了大量的增加而感到欢喜。
到1943年底，这些惊人的数字已经被达到或超过。例1942年 5，339，000吨
1943年 12，384，000吨
不断地集中心思于整个战事，经常同总统和他的主要顾如在船舶方面，美国建造的新船吨数如下：
问们以及同我自己的顾问们商讨，我的两篇演说和加拿大之行，连同需要作出决定的紧急事务纷至杳来和所有同国内的同事们相互往来的电报——这一切使得在华盛顿的这个期间不但紧张和辛苦，而且甚至使我精疲力竭。我的美国朋友们认为我看起来已经疲倦了，因而应当休息一下。因此，斯退丁纽斯先生非常善意地把他的在靠近棕榈海滨的一个僻静处所的小别墅交给我使用，于是我在1月4日就乘飞机到那里去了。我动身前的夜间，在白宫的我的房间里的气温调节一时失灵，温度高得使人感到闷热，我在企图开窗时心脏稍微紧张了一些，以致引起延续了几天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的医药顾问查尔斯·威尔逊爵士却决定不使南方之行延期。
马歇尔将军陪同我们乘飞机前往，我同他作了几次欢洽的谈话。我们在斯退丁纽斯的别墅里过了五天，我们躺在荫凉处或日光下，沐浴在令人愉快的波浪中，尽管有一次出现了一条相当大的鲨鱼。他们说，那不过是一条“海底鲨”1，但是我并不完全放心。被一条海底鲨吃掉同被任何别种鲨鱼吃掉是一样不好的事，所以我从那时起就留在浅水的地方。
1栖于海底的鲨鱼，一般不大活泼。——译者
关于我的行踪的消息是严格保密的，白宫曾经对新闻界发出通知，说总统和我的一切行动应当被看待为如同美国的战列舰的行动一样。因此，报纸上没有出现只字。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多人在佛罗里达迎接我，并且有许多同我作过愉快交谈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等候在我们休憩处所的门口，但是没有一点儿消息泄漏到报纸上去。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5日
我将要到南方去几天，希望完全隐避一下，总统将要到海德公园去。在此期间，参谋人员正在辛勤地工作，我们回来后将对结果加以处理。在拟定攻势计划中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美国军队开入爱尔兰这个巨大行动在这一边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你必须确保我们那边把一切事情准备好。请注意要在这方面把工作做好，并且对于他们的特殊饮食等类事务，需要加以研究。
2．我猜想你了解到我们不但企图满足眼前的需要，而且也企图制定一个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有效地使用美国军队于敌方战线的计划。船舶是限制的因素。
3．我将高兴地把一切必要事项电达，因为我将经常保持电报联系。他们在这里正力图保守我的所在地点的秘密。关于我回国或我的行踪的消息，最好不要让我们的报纸加以推测。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7日
经过一段相当劳累的时期以后，遵照查尔斯·威尔逊1的劝告，我现正在南方休息几天。总统正在阻止美国报纸提到这事。请确保在英国不发出任何消息，否则美国报界将要着恼，而我将被他们和游客们所纠缠。
1查尔斯·威尔逊爵士现为莫兰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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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躺卧在“棕榈海滨”的柔和阳光下，并口述这一切电报和备忘录时，传来了关于意大利的“人控鱼雷”袭击亚历山大港而使“伊丽莎白女王”号和“英勇”号失去战斗力的消息。这事曾经在先前的一章中谈过。这个不幸事件紧接着这时所有我们的其他军舰损失而来，是最不凑巧，又最令人烦恼的了。我立刻看出它的严重性。地中海上的作战舰队暂时已不存在，而我们保卫埃及使其免于受到海上的直接进攻的海军力量已经暂时中断了。在这紧急关头，似乎有必要把从英国南部海岸所能够搜罗得到的鱼雷飞机都派出去。不久即将看到，这招致了不愉快的后果。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并致空军大臣 1942年1月7日
鉴于地中海上的海军局势，从海防空军总队或轰炸机总队派出强大的空军增援，特别是鱼雷飞机，是显然迫切和重要的。适当放松对德国等国和船舶的轰炸机攻势，这种做法必须加以接受。阿诺德将军1对我说，他将尽早派出两个轰炸机队，即八十架轰炸机，还有一些战斗机中队到厄尔斯特去。务请将你在做的事情和坎宁安海军上将是否获得安慰见告。
1美国陆军航空队队长。
我因惟恐意大利的冒险行动会在斯卡帕湾重演也感到不安。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月9日
非常令人不快的亚历山大港事件已经使我想到斯卡帕湾防范这种方式的袭击的安全问题。我们是不是事实上每隔二十分钟用深水炸弹巡逻入口处呢？无疑地，强大的水流比起亚历山大港的平静水面来会提供更多的保护。
现在情况怎样？
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让敌人知悉我们那两艘平稳地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大型战列舰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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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腾出了一些时间来处理几个困扰着我的困难问题。当然，印度总督和内阁再次提出了为印度制订一部新宪法，以使国民大会党在这部宪法之下团结起来，致力于共同事业和他们本身的安全的那种想法。我们将要在以后的一卷书中看到这一种无益的幻想。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7日
我希望我的同事们了解到在敌人已到边界上的时候在印度提出宪法的问题，尤其是修改宪法的那种危险。在这时使国民大会党掌权，因此我们可以“从印度获得更多的东西”的想法，似乎是缺乏根据的。但是如果采取任何选举形式或议会形式的基础，那就会成为必然的结果。把敌对的政界分子带到防御机构中来，就会使行动瘫痪。仅仅挑选友好的印度人，这将不致造成严重的危害，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满足政治上的要求。印度的自由党人虽然花言巧语，却从来没有能够兑现。印度军队正在出色地战斗，但是必须记住，他们是效忠于英王兼印度皇帝的，而国民大会和印度僧侣机构的统治将绝不会为一个正在战斗着的民族所容忍。
2．我认为你在美国舆论方面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我所见到的一切报纸上对印度的评论都是格外克制的，尤其是自从他们参战以后。这里的思想都集中在尽早打赢这场战争上。已经获得对省政府的控制权的国民大会党提名人的首要职责，就是重新负担起他们作为部长的责任，并显示出他们能够在这紧急的时候成功地做好委托给他们的巨大任务。务请把这些意见转达给内阁。我相信我们不致脱离我们所审慎采取的立场。
我因艾登先生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苏联的领土野心（特别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消息而感到非常不安。这些国家是彼得大帝的征服地，两百年以来处于沙皇的统治下。自从俄国革命以后，它们成为欧洲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它们就是现在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那些国家，可是非常活跃和凶暴。希特勒在1939年战争爆发以前和苏联打交道时，曾经把它们当作抵押品抛弃了。那里曾经发生过一次严厉的俄国和共产党人的清洗。凡是有权势的人物和分子都被以种种方法清除掉了。自此以后，这些刚强的民族的生活就转入地下了。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久希特勒带着一种纳粹式的反清洗回来了。最后，在总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再次控制了这些国家。这样，那要命的梳子来回几次梳过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是公理在什么地方是没有疑问的。
波罗的海国家应该独立自主。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2年1月8日
除在事实上承认以外，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1941年的俄国边界。这些边界是凭着可耻地同希特勒勾结的侵略行为而获得的。违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意愿而把他们移交给苏俄，这将违背我们进行这次战争的一切原则，并将辱没我们的事业。这也适用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芬兰，因为据我推测，对于这个国家是并不完全有意去征服和吞并的。
2．俄国可以根据战略上的理由而提出往列宁格勒的通路问题，芬兰人曾经利用这些通路来向它进攻。在波罗的海上有着一些对俄国的安全可能是必要的岛屿。在某些场合对布科维纳或比萨拉比亚的边界也可以援用战略上的安全为理由。在这些情况下，设若居民愿意，就必须让他们撤出，并给以赔偿。在其他的一切情况下，领土的转让则必须在战争结束以后由自由和公正地举行的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与俄国所建议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任何情况下，在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以前都谈不到解决边界的问题。我知道罗斯福总统同我一样坚定地持这个观点，他有好几次向我表示他对于我们在莫斯科所采取的坚定路线感到欣喜。假若英国内阁屈从这样的方针的话，我是不能作它的拥护者的。
3．我认为我们的诚意就包括在维护斯大林曾表示赞成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之中。我们同美国的联合也靠这一点。……
5．关于我们拒绝在战争的现阶段中做出有损于和平谈判的事，或背弃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对俄国产生的影响这一点，必须看到，他们只不过在遭到德国袭击时才参加战争，而在先前对于我们的命运表现毫不关心，并且他们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他们的军队曾经非常英勇地作战，并且在他们保卫本国本土的战斗中显示了无可置疑的巨大力量。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却从未想到我们。相反地，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援助他们，因为我们钦佩他们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也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行列。
6．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在战争结束时力量的对比将是怎样，或者战胜国的军队将到达什么地方。但是看来可能的是，美国和英国远不致精疲力竭，而将成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集团，而且苏联在建设方面将需要我们的援助，这将远较我们那时需求于他们的援助为多。
7．你曾经允诺由我们和美国及自治领共同研究俄国的要求。那项诺言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对于由我任首长的任何英国政府的意见，绝不可以有任何误解，这个意见就是它坚持大西洋宪章中所公布的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只要有关于割让领土的问题发生，就必须使这些原则格外发生作用。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一切关于领土的边界问题都必须留待缔结和平条约的会议去决定。
从法律上来说，事情的现状就是这样。
※ ※ ※
当我在“棕榈海滨”时，我当然以电话同总统和在华盛顿的英国参谋人员保持经常接触，而且在必要时，我也可以与伦敦通话。发生过一桩虽然在当时令人尴尬却是有趣的事件。温德尔·威尔基先生曾经要求同我会面。这时，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紧张。罗斯福对于我同反对党的著名人物会晤一事，似乎一点也不热心，因而我一直没有这样做。但是想起温德尔·威尔基在一年以前，于1941年1月间访问英国的事，以及我与他建立起来的恳挚关系，我觉得我不应当没有和他会面就离开美国的海岸，这也是我们的大使的意见。因此，我就在5日傍晚打电话给他。过了一些时候，我被告诉说，“你的电话接通了。”我就说，“我非常高兴同你谈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会面。我将要在明天晚上乘火车回来。你能不能在某一个地点上火车，同我一起旅行几小时？下星期六你将在哪里？”有一个声音答话说，“唔，就在我现在待的地方，在写字台旁边。”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你以为你在对谁讲话？”我回答说，“对温德尔·威尔基先生，不是吗？”答话是，“不对，你在对总统说话。”我听得不很清楚，就问，“谁？”
答话说，“你在对我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话。”我说道，“我本来不想在这时打扰你。我是要同温德尔·威尔基说话的，可是你们的电话交换机弄错了。”总统说，“我希望你在那里过得很好，而且快乐。”接着就愉快地谈了些私人的行动和计划，末了我问道，“我想你不致介意我盼望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吧？”对于这点，罗斯福说，“我不会介意的。”于是我们的谈话结束。
必须记住的是，这是在我们友好相处的早期，所以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我认为应该从哈里·霍普金斯那里探听一下曾否造成任何开罪之处。因此，我写信给他说：
请你告诉我，我盼望同我们说到的那个人谈话的这个行动是否有任何被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因为我确实认为以礼对待一位重要的社会人士，我是在按照我的职责行事；所以除非你给我以相反的劝告，我仍打算那样做。
霍普金斯说，不曾造成什么妨害。
※ ※ ※
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9日
3．你从来往的电报，就将看出我在这里并不是闲着的。
的确，我过的这种隐居生活已经使我能够把事情比在华盛顿的忙乱状态中更清晰地集中起来。我正在草拟一个论英美合作的重要文件，我将在回去以后立即同三军参谋部商讨，然后同总统商讨。
4．我非常高兴地获悉8日的辩论平和地过去了，并且下院愿意推迟对主要问题的讨论。当然，那些絮聒之言和咆哮之声，已经完全报道到了这里，并且人们会认为这是代表下院的意见的。曾经传到这里来的有几句话对于美国的舆论是不甚有益的，所以我将对总统说明我们不再能够控制个别议员表示奇特的意见，一如他不能控制美国国会里来自边远地区的议员们的意见那样。盼告知你和安东尼1发言的要点。
5．设若我把在星期二的讲话作为一种报告，而由别人紧接着动议休会，这可能是合宜的。这会使通常的批评能够提出来而且我还保有答复的权利。但是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我不禁感觉到我们有好多话要说，虽然我们不能把精彩的部分说出来。
我于9日晚间乘火车启程回华盛顿，11日抵达白宫。途中一直忙于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