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白宫——竭诚的欢迎——事务繁忙——英美在法属北非进行干涉——我向战时内阁报告我们首次讨论的情况——大同盟计划——赫尔先生和“自由法国”运动——诺克斯先生和威克岛——澳大利亚的忧虑——我于12月25日向柯廷先生提出的报告——圣诞节在白宫——我向美国国会演说——圣诞节次日的一次难忘的经验——西南太平洋司令部——任命韦维尔将军——前途无望的任务——我延长逗留时期——到渥太华之行——我于12月30日向加拿大议会演说——哈里·劳德爵士——对战争前途的预测——在火车上度过除夕。
我们原来打算乘船溯波托马克河而上，再乘汽车前往白宫，但是我们经过将近十天的海上生活后，都急于结束行程。
因此，我们另行安排改为从汉普顿停泊处乘飞机，于12月22日黄昏后在华盛顿机场着陆。总统坐在汽车里在那里等候。我安慰而愉快地紧握住他那有力的手。不久，我们就抵达白宫，这里从各方面说来将成为我们在以后三个星期内的家园。我们在这里受到罗斯福夫人的欢迎，她费尽心思以使我们居住得适意。
我必须承认，我心里忙于想着一大堆的事情和我所必须完成的个人任务，以致在我的记忆中在重新清醒以前只保留了对于这些日子的一种模糊印象。当然，显著的特点是我同总统的接触。我们每天有几个小时见面，并且总是在一起进午餐，哈里·霍普金斯经常陪着我们。我们只谈事务，在许多方面（有大的方面，也有小的方面）达成了大量的协议。晚餐是比较具有社交性质的场合，但是也同样充满亲近和友好的气氛。总统拘泥于礼仪，亲自配好开头饮用的鸡尾酒，我把他坐在上面的椅车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表示尊敬，并也想到沃尔特·雷利爵士1把他的外衣铺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的故事。这位杰出政治家把他的意志贯彻到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将近十年之久，而他的心思似乎对激动我自己的心弦的那些推动力都作出了响应。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慕之情，这种感情随着我们结交的年代增进。因为我们两人由于需要或习惯，不得不在床上料理许多工作，所以只要他想来找我，他就来到我的房间里访谈，并且鼓励我对他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霍普金斯就住在我的卧室对面的房间里，而在他的隔壁，不久就设置好了我旅行中的地图室。总统对于皮姆上尉所完成的这项设置很感兴趣。他喜欢来到这里专心研究很快就布满几面墙壁的各个战区的大地图，在地图上舰队和军队的调动都准确而迅速地记录下来了。不久，他也设置了他自己的效率极高的地图室。
1沃尔特·雷利爵士（1552—1618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据传说，曾经脱下他华丽的外衣铺在路上的泥地上让女王走过。——译者
以小时计算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很快认识到在圣诞节以后，我必须立即对美国国会演说，并且在几天后在渥太华对加拿大议会演说。这些伟大的事项强使我的生命与精力接受繁重的要求，而且又是在所有的每日商谈和大量日常事务之外附加的。事实上我不知道自己怎样把这一切事做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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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我们在22日夜间第一次讨论的记录曾经保存下来。我立刻向总统和他邀请来参加讨论的人员提出英美在法属北非进行干涉的计划。总统在这时当然还没有读到我在船上写成的文件，我要等到次日才能把这些文件交给他。但是他显然对于我10月20日的信费过一番思索功夫。因此，我们大家发现我们的立场颇为相同。我给国内的报告表明我们在到达的那天夜间就深入地谈到了重要的问题。
首相致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12月23日
总统和我于昨夜（12月22日）讨论了北非局势。赫尔先生、韦尔斯先生、霍普金斯先生、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也参加了讨论。
2．我们一致认为如果希特勒被阻于俄国，他就一定会企图做点别的事，而他最可能采取的路线就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北非。我们在利比亚的成就，以及和法属北非携手的前景，是使希特勒想（如果他能够的话）尽快地占领摩洛哥的另一个理由。同时，根据报告，似乎威胁还不是迫在眉睫的，这或许是因为希特勒现在手中还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
3．我们一致认为在西北非洲和大西洋岛屿预先制止德国人是至关紧要的。除了其他一切理由之外，那两艘法国战列舰“让·巴尔”号和“黎歇留”号，对于夺得它们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真正的战利品。所以讨论的内容并不是·要·不·要·去·进·行，而是·怎·样·去·进·行。
4．曾有各种建议：
（1）美国政府可以用非常严肃和坚决的措词对维希说明这是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处境而站到保证使法兰西复国的这一边来的最后一次机会。作为这样做的表征，可以邀请贝当派魏刚代表他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同盟国会议。
（2）可以根据由于英国的推进和美国的参战并有意派遣一支军队到北非来而根本改观了的北非局势去同魏刚打交道。
5．在另一方面，有人建议说，采取这种程序的结果可能是得到贝当和魏刚的圆滑诺言而德国人却同时获知我们的意图，因此，如果要打这些交道，合适的办法就是·不·管·接·到·邀·请·与·否1，都制定出进入北非的一切计划。我着重指出由于美国参与这事，在法国，以及在北非的法国军队中，可能产生巨大的心理上的影响。赫尔先生认为当事情发展下去时，很可能在北非会出现一个领袖。
1原文为作者使用的斜体字。
总统说，他急切要使美国的地面部队尽快地在能够有最大助益的地方进行支援，并赞同在随便哪一种情况下，即不管接到邀请与否，都把进入北非的计划准备好的那个意见。
6．大家同意把这项计划交与各参谋部根据下述的这个假定去研究，即在那个区域内预先制止德国人的至关紧要的，而且利比亚战役如所预期那样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大家承认船舶问题显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7．我陈述了利比亚战事的进展情况，总统和其他美国人显然对此有了很深的印象并受到鼓舞。
8．在谈话中，总统提到他将在以后的会议上建议由美国更替我们在北爱尔兰的军队，并说要派三个或四个师到那里去。我热烈地欢迎这点，并说我希望那些师中将有一个装甲师。大家认为这不会同准备把一支美国军队开往北非的事情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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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两天后，总统向我提出的第一个主要计划就是起草一项将由所有对德国和意大利或对日本进行战争的国家签字的庄严宣言。总统和我重复应用我们制定大西洋宪章的方法而各把宣言稿准备好，再把它们合在一起。在原则上，在感情上，以及确实在文字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国内，战时内阁立刻对于所计划成立的大同盟的规模感到既惊奇又震动。当时曾有很多迅速的电讯来往，并且关于哪些政府和当局将在宣言上签字，以及对于先后次序也发生了一些困难问题。我们欣然把首位给与美国。战时内阁非常正确地不愿把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包括在内。赫尔先生反对插入“当局”字样，我用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要包括“自由法国”运动的组织在内，而这个组织在那时是不得美国国务院的欢心的。
这是我第一次会见科德尔·赫尔先生，我同他进行了几次会谈。据我看来，他在当时并不完全接近总统。在许多大事件当中，有一个小事件似乎支配着他的思想，这点使我惊异。在我离开英国以前，戴高乐将军曾经通知我们说，他想去解放由维希总督罗贝尔海军上将据守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1。“自由法国”的海军舰队是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件事的，并且英国外交部也看不出有反对的理由。但是如以后所出现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却想让一支加拿大远征军去占领。因此，我们要求戴高乐住手，而他的确说过他将这样做。然而，他却命令他的海军上将米塞利埃攻取了这些岛屿。“自由法国”的水兵们受到人民的热烈接待，并且一次公民投票表明有百分之九十的多数反对维希。
1两岛均在纽芬兰岛之南，法属殖民地。——译者
这事对赫尔先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认为国务院的政策已经遭到触犯。他在圣诞节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的初步消息表明，所谓1自由法国的船只在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专断的行动，它违反一切有关方面的协议，并且委实未经美国政府事前知晓或任何意义上同意。”他意欲把“自由法国人”逐出他们从维希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这两个岛屿，但是美国舆论却强烈地持另一种看法。他们在这严重时刻看到这两个岛已经获得解放感到很高兴。因为设在这些岛上的一个正在向全世界散布维希的谎言和毒素的并很可能发出秘密信号给这时追猎美国船只的德国潜艇的可憎恶的电台当可从此寂默无声了。“所谓自由法国”一词几乎引起了普遍的愤慨。
1原文为作者使用的斜体字。
赫尔先生的真正才能我是认识的，我对他怀有最大的敬意，但是我认为他把至多不过是一个部门的问题推到远远超出了它的范围的地方去了。在我们日常谈话中我看出总统对于这全盘事情是不满意的。总之，有很多其他的烦恼缠绕着我们，或者即将落到我们的头上来。我在外交部的强烈敦促下，支持了戴高乐将军和“所谓”自由法国。关于这个事件，美国和法国的书籍曾经有许多篇章的叙述，但是我们的主要讨论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受到丝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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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海军部长诺克斯先生显得非常苦恼的样子走进我的房间。他说，“你曾经遇见过多次灾难。请你告诉我，你对于以下的事情觉得怎样。我们曾经命令我们的舰队去同日本人打一次仗以解救威克岛，但是，在航行的几小时内，舰队司令已经决定转回来。在像这样的情形下，你当如何对待你的舰队司令呢？”我回答说，“当舰队司令们说出他们不能做什么事的时候，去干涉他们是危险的。他们总是有什么天气呀，燃料呀，或者别的事情拿来争辩。”威克岛经过少数美国海军陆战队拚死据守以后，就在那天陷落了，这些陆战队在他们阵亡或被俘以前使日本人受到远较他们自己的人数为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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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尽量体察澳大利亚政府由于日本战争机构的骇人的效率而陷入的心情。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失去了；他们最好的三个师在埃及，还有一个师在新加坡。他们了解到新加坡有致命的危险，他们担忧着澳大利亚本身会真的遭到侵略。
包括着过半数的全洲人口的他们所有的大城市都位于海岸上。集体退入内地，在没有兵工厂或供应物资的情况下组织游击队，就迫在他们的眼前。母国的援助是路途遥远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大洋洲的海面上只能慢慢建立起来。我本人并不相信当日本人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有那么多诱人的猎取物在掌握中的时候，他们会越过三千哩重洋去侵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内阁所见到的情景却不相同，强烈的凶兆使他们全体深为担忧。甚至在这危难的时刻，他们还坚持党派的倾轧。工党政府只占有两票多数。他们甚至反对为了防御本土的强迫兵役制。虽然容许反对党参加军事会议，全国联合政府却没有成立。
我致电柯廷先生如下：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1年12月25日
在日本加入战争以后，我们立即把正在乘着美国运输舰绕道好望角航行的英国第十八师在总统的允许下转调到孟买和锡兰，并且罗斯福先生现在已经同意使美国运输舰“芒特弗农”号装载的那个主要的［英国］旅直接前往新加坡。我们取消了把第十七印度师从印度调到波斯的计划，这个师现正开往马来亚。一星期前，我从船上拍无线电报到伦敦，建议由你把一个澳大利亚师从巴基斯坦召回，使它进入印度以接替派去的其他军队，或者如果能够安排，就直接前往新加坡。我已经使军事当局认识到，重要的是不要把需要用来保卫新加坡和柔佛的通路的军队完全用于保卫马来半岛北部。
他们将要缓慢地撤退，一面打拖延战，一面破坏交通。
2．美国和我们在海军方面遭受到的重大损失，使日本人有以大批援军登陆的能力，但是我们并不赞同你在12月24日致凯西先生的电报中表示的看法，认为新加坡要塞有早日陷落的危险，因为我们决心以最大毅力去保卫这个要塞。
3．你曾经获知支援你们的空军部队已经在途中。正当胜利在我们掌握中的时候，不顾奥金莱克将军的判断而把他的兵力调开，以致放松对隆美尔和利比亚的控制，这会是不明智的。我们已经训令驻中东的各总司令去商定计划，在利比亚局势容许时立即派遣战斗机和坦克到新加坡去。
4．我和三军参谋长同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密切磋商中，我们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他们不但感到保有新加坡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急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不断地由澳大利亚调军队和飞机去解救菲律宾群岛。如果菲律宾群岛陷落，总统可以同意把军队和飞机调到新加坡来。他也十分愿意派遣大量军队到澳大利亚来，因为美国人急切地想在澳大利亚建立对日战争的重要基地。韦维尔将军已经被任命为缅甸及印度的司令，并奉令把抵达印度的援军供给马来亚和缅甸前线。
他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也认识到新加坡的极端重要性。波纳尔将军现在已经到达。他是一位能力极强的陆军军官。
5．你可以指望，我将竭力加强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我正从我们的美国盟友方面寻求合作。我将在一两天内更明确地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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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庆祝仪式点缀着我们的圣诞节。白宫的花园里摆上了传统的圣诞树，总统和我在阳台上对聚集在幽暗中的许多群众作了简短的演说。我敢于把我所用的词句发表在这里，因为这些词句在这个场合和在这个环境中似乎是非常自然地从我心中发出来的。
我在远离我的本国，远离我的家庭的地方，然而我实在不能说我觉得远离了家乡，度过这个纪念节日。不管是由于我的母亲方面的血缘关系，还是由于我经过多年的活动频繁的生活而在这里发展了的友谊关系，还是由于说同一种语言，跪在同一个圣坛之前，以及在很大程度内追求同一个理想的伟大民族的共同事业中所存在着的崇高感情关系，我在这里——合众国的中心和最高地点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
我感觉到团结一致和兄弟般的联合，加上你们欢迎我的盛意，这使我相信我是有权利来坐在你们的炉边而分享你们的圣诞节的欢乐的。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夕。差不多全世界都陷入生死搏斗中，而国与国之间却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的武器互相进攻。设若我们不能确信把我们引向战场的并不是对于任何别国人民的土地或财富的贪欲，并不是卑俗的野心，也不是损人利己的不健康的欲望，那么，我们这个圣诞节期1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幸的。这里，在席卷了所有的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的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当中，这里，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每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豁达的心中都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着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而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快乐与和平的岛屿。
1指12月24日到1月6日。——译者
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游笑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游玩得更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吧，我们决心要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而使得这些孩子们不致被别人夺去了他们的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的世界上的权利。
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总统和我在圣诞节日同赴教堂，我在简单的仪式中获得了安宁，并欣赏地歌唱著名的赞美诗，其中有一首“啊，小市镇伯利恒”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的确，对于一切信仰宇宙是在精神统治下的人，这可以使他的信念大大坚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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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去履行对美国国会演说的邀约的。对于我所确信的英语民族的战无不胜的联盟来说，这个场合是重要的。我在以前从来没有对一个外国议会演说过。但是就我而言，因为可以把我的母亲方面的男性世系上溯五代是一位在乔治·华盛顿的军队里服役的尉官，所以就有可能感觉到有血统上的权利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中的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代表们发表演说。事情居然有这样的发展，这的确是奇特的；尽管不配如此，我再次感觉到我在某种决定了的计划中被使用了（我提到这点，或许可邀原宥）。
我花费圣诞日的大部分时光来准备我的演说。12月26日，当我在参众两院的领袖们陪同下从白宫向国会议事厅出发时，总统祝我幸运。沿着那些广阔的通路似乎有大批群众，但是为了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在美国是远超出英国的习惯做法的）却把他们隔开很远，有两三辆满载着武装便衣警察的汽车聚集在我们周围护卫。我下车后，出于一种强烈的兄弟情感，我想走到欢呼的群众面前去，但人们不允许我这样做。议事厅里面的情景是动人而又非同等闲的，我从一排扩音器看出去所见的那个半圆形大厅已经挤满人了。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十分自在，并感到比有时在英国下院还更加自信。人们以最大的善意和注意力来听取我所说的话。
在我的演说中，人们正好在我所期望的地方发出笑声和鼓掌声。声响最大的反应是在我说到日本的暴行时问道，“他们把我们当作什么一类人看待？”的时候。从这个庄严的集会中，我不断地意识到美国国家的能力和意志力。谁还怀疑一切将会好起来呢？
我结束演说时这样说：
参议院议员们和众议院议员们，我再费片刻时间从目前的纷争和动乱转而谈到未来的更广泛的基础。我们正在这里共同抵御一群要毁灭我们的强大敌人；我们正在这里共同保卫自由人所珍视的一切。在仅仅一个世代之中，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有两次临到我们头上；在我们一生之中，命运之神的长臂已经有两次伸过大洋来把美国拉入战争的最前线。如果我们在上次战争以后就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为了本身安全而采取了共同措施，这次祸患的再次发生是我们绝不会遭遇到的。
难道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子女，对遭受苦难的人类，不负有确保这些灾难不致第三次吞没我们的义务吗？恶性疫病可以在旧世界爆发而把破坏性的灾害带到新世界来，一旦开始蔓延，新世界就无法逃避；这已经得到证明了。我们为职责和谨慎所驱使，必须：第一，经常地和警觉地把憎恨和复仇的病源中心地区加以检查与及时处理，第二，成立一种适当组织，以确保这种疫病可以在它开始发生的最早的时期，在它还没有蔓延和猖獗于全球的时候，就受到控制。
五六年前，美国和英国可以不流一滴血而很容易地坚持要德国履行在世界大战后它所签订的条约中关于裁军的条款，并且也有机会去保证德国获得我们在大西洋宪章中所宣布过的不应不让任何国家（无纶战胜国或战败国）享有的那些原料，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再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曾经需要大力槌击，或者，如果你们容许我用别的语言，我就说，这人一定是心灵受到蒙蔽，如果他看不出在这个世界上有某种伟大的目标和计划正在完成，而我们荣幸地就是它的忠诚服务者。我们并未得到能窥测未来奥秘的禀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和不可侵犯的希望与信念，即在未来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本身的安全和大家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后来，那些领袖们随着我出来而走近围绕着议事厅的群众们，使我能够对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然后，秘密警察和他们的汽车又在我们的左右卫护行驶，把我送回白宫，总统曾经听到我的演说，他告诉我，我讲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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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人们正在紧张活动中。在不断接触和讨论的这些日子当中，我推测到总统同他的幕僚与顾问们正在拟定一项要向我提出的重要建议。在军事领域和在商务或生产领域里，美国人的思想自然倾向明确的、全盘的、合乎逻辑的最大规模的结论上。他们的实际思想和行动就建立在这些结论之上。他们觉得一旦把基础按照真实和广泛的方针作成了计划，所有其他阶段将会自然地，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跟着来到。英国人的思想却与此很不相同。我们并不认为合乎逻辑而又明确的原则对于在迅速变化和不可限定的形势下所应做的事情来说，一定就是唯一的锁钥。特别是在战争时，我们更加重视随机应变和临时安排，我们企图按照正在展开的事件去生存和制胜，而不渴望常以一些基本决定来支配事件。
关于这两种意见，有很多争辩的余地。分歧之处在于着重之点，但这是根深蒂固的。
哈里·霍普金斯对我说，“在你知道我们属意何人之前，不必匆忙地就拒绝总统行将对你提出的建议。”根据这一点，我看出了在东南亚成立盟军最高司令部和划定界线的问题即将来到。
次日，我获知美国人建议遴选韦维尔。由于遴选了一位英国司令官，我受到了祝贺，但是据我看来，由于日本人进袭，这位司令官指挥的战区不久将被攻陷，而能够拨归他调遣的军队也将被歼灭。我发现英国三军参谋长在获悉此事后也有同样的反应。
记录载明我在12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对他们说，我完全不相信这个安排是可行的或合适的。“那里的局势是，某些特殊战略地点是必须加以据守的，每一地区的司令完全明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困难问题在于应用运到那个区域的资源。这是只能由那些有关政府解决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附合美国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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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礼先生将他本人和内阁对于我向美国国会所作演说的贺电发给我，我在复电中开始向他提出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问题。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12月28日
获悉你们对我的演说感到满意我很高兴。欢迎是超乎寻常的。这里的工作进行得最为热烈。今天，总统和我费了五个小时去接见所有其他盟国或友邦以及英国自治领的代表们，并对他们说了激励的话。我同总统的会谈日益亲密而友好。比弗布鲁克也在供应问题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2．在西南太平洋统一指挥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昨夜，总统竭力主张要我任命一位单一的军官去指挥英国、美国和荷兰的陆海空军，今大早晨，马歇尔将军应我的邀请来访，他非常坚定地主张这件事。美国的海军部官员持反对意见，但是肯定地必将作出一种新的、影响深远的安排。
总统属意的人选是韦维尔将军。马歇尔显然已经进一步拟定了详细计划，并起草了训令稿。迄今我对计划持批评态度，虽然我钦佩这个提议的宽宏大量，我已表示担心它对美国舆论的影响。参谋长们已经整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当于今夜在获知他们的意见后，将我经过考虑的意见电告。
3．我将于明天下午启程赴渥太华，逗留两个整天，将在星期二对加拿大议会演说；然后回到此间再耽搁三四天，因为有很多事情要作出决定。我们正在作很大努力去寻找为各项必要的军队调动所需的船只。对全体同事致最亲切的问候。
在这样一种确实的基础上行动，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在我能够获悉本国方面的任何经过考虑的意见以前，有必要去满足总统和马歇尔将军的迫切愿望。事件发展得太快了，以致不能隔着大西洋作长时间的讨论。28日这天是我在同总统举行会议并同僚属们草拟下面的一系列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说明事实的电报中过去的。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12月29日
我已经对总统表示同意，我们应当接受他的建议，但必须得到内阁批准，他的建议是由马歇尔将军最热烈地赞同的：
（1）在西南太平洋应建立统一的指挥。界线还没有最后划定，但是姑认为包括马来半岛，包括缅甸前线在内，到菲律宾群岛，并向南到主要是达尔文港的那些必要的供应基地和澳大利亚北部的供应线。
（2）应任命韦维尔将军为美国、英国、英帝国与荷兰的所有可以由各有关政府拨归那个战区的陆海空军的总司令，或者如果愿意，称为最高司令。
（3）韦维尔将军的本部最初应设在泗水，他将以一位美国军官为副总司令。看来布雷特将军可能当选。
（4）战区内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的海军舰队，应按照（1）和（2）节中所规定的总则拨归美国的海军司令指挥。
（5）打算令韦维尔将军在南太平洋部分成立一个参谋部，正如从前福煦的高级统辖参谋部对于在法国的那些庞大的英法军队参谋部一样。他将接受一个适当的联合机构的命令，这个机构将对作为国防大臣的我和总统负责，总统也是所有美国军队的总司令。
（6）包括在韦维尔将军管区内的主要司令官将有缅甸总司令、新加坡和马来亚总司令、荷属东印度总司令、菲律宾群岛总司令和经由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亚北部的南方交通线总司令。
（7）对印度则必须任命一位代理总司令，澳大利亚则将有自己的总司令，印度和澳大利亚除按上述情况外，将不在韦维尔将军的管区以内，这两个地方是可以一方面从英国和中东，另一方面从美国把人员和物资运入战斗地区时所经过的两大基地。
（8）美国海军将继续对菲律宾群岛和大洋洲以东，包括美国到大洋洲的通路在内的整个太平洋负责。
（9）正在草拟给最高司令的训令，训令将保障各有关政府的必要的剩余利益，并概括地规定出最高司令的任务。这项草稿你不久就可收到。
2．我不曾企图对我们接受这项雅量与无私的美国建议去进行辩护或反驳，把这项建议作为一种制胜方法来看，我已经深信其优点。行动是迫切的，甚至在我于1月1日从加拿大回来以前，或许就得见诸实行。当然要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商议，但应等到我获悉战时内阁的意见以后，才能进行商议。这时，假如得到一切方面的赞同，此间人员将拟订细节。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12月29日
事情发展得很快。对于我在上次电报中所提出的、参谋长委员会也已赞同的办法，总统已经取得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同意。因此，我急切等待你的批准。总统将在我对他说明你同意时向荷兰人提议。外交部应当采取同样行动。
你也应当把以下电报发给韦维尔将军。此间人员正独自拟定细节，也同美国人一起拟定细节。达夫·库珀的使命形势如何，需要检查，并且无论如何不可使这类更大的解决办法复杂化起来。请把你的意见告我。
我得仰仗你来使国王获知各方面的消息，并取得他的批准。
我不得不向韦维尔将军提出的建议肯定是只有最高的责任感才能促使他去接受的。他将不得不在混乱的局面中承受失败的重担，这几乎是必然的了。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12月29日
务请在内阁批准总的政策以后把下文发给韦维尔将军：
总统同他的陆海军顾问们曾向我着重指出西南太平洋方面统一指挥的迫切需要，并且一致愿望，特别为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所竭力主张，由你去担任拨归那个战区的盟国陆海空军最高司令。有关训令正在起草中，里面的条款不久即将公布。虽然我希望在所涉及的没有先例的各点上这些条款将使你感到安心，我当然将乐于获知你对于各点的意见。
2．我确信你将珍视对你表示的信任，所以我要求你立即承担你的任务。事情是非常迫切的，所以不可因参谋长委员会正在研究的细节而稽延公开宣布，最迟的公布日期是1月1日，星期四。
3．你是具有同时照管若干各别战区的经验的唯一人员，你知道我们将支持你，并使你受到公正待遇。大家都认识到局势是多么阴暗和困难。总统将宣告你的任命是由他的意愿所促成的。
4．务请将你对于参谋部的意见告诉我，这个参谋部基本上将是一个前线参谋部，而不是一个实际指挥机构。如果你愿意使波纳尔充任你的参谋长，那么，珀西瓦尔就可以担任新加坡和马来亚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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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12月27日把以下电报发给艾德礼先生：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12月27日
多谢你同意延长我逗留的时期。
我将在12月30日，星期二对加拿大下院演说。早在新年期间就要再生下一个蛋来［即在英国下院演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乘12月28日到29日的夜车到渥太华，住在总督阿斯隆勋爵处。我于29日出席加拿大战时内阁的一个会议。以后，总理麦肯齐·金介绍我同反对党——保守党的领袖们会面，并让我留下来同他们在一起。这几位先生在忠诚和决心方面是无人胜过他们的，但是他们同时却叹息没有获得亲自去进行战争的荣誉而不得不倾听他们的反对党——自由党的党人们所表示出来的、为他们毕生拥护的许多意见。
我于30日对加拿大议会演说。在永不休止的行政工作进行中，要准备我的两篇越过大西洋去讲述而又传遍全世界的演说词，是一种极其辛苦的费力的工作。对于一位顽强的政界人物来说，讲演并不是一种重大的负担，但是在这样一种带电的大气中，要选择什么是要说的，什么是不要说的话，却令人担心和为难。我尽了自己的力量来准备。在加拿大讲述的演说中最成功之处就在说到维希政府的地方，加拿大仍然与这个政府保持着关系。
［在1940年］到北非去，这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在那里本来会居于法兰西帝国的领导地位。在非洲，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会拥有压倒优势的制海权。他们会得到美国的承认，并且可以利用他们储存在海外的所有的黄金。假如他们这样做，意大利可能已经在1940年年终以前被迫退出战争，法国将会在同盟国的会议中，以及在战胜国的会议桌上，维持住它的国家地位。可是他们的将军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当我警告他们说，不管他们怎样做，不列颠将单独继续作战的时候，他们的将军们对他们的总理和他的分裂的内阁说，“三个星期之后，英国将要像一只小鸡那样扭断自己的脖子。”嘿！什么小鸡，什么脖子，这是多么恶意的话呀！”
这进行得很好。为了引起回忆，我引述了哈里·劳德爵士的关于上次大战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开头一句是：
如果我们大家回顾过去的历史
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说出我们现
在的地位。
我在讲稿中写的是“那位伟大的老喜剧作家”。我在快讲到这儿时想到了“吟游诗人”这个字眼。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改进！我欢欣地知道他那时正在倾听，并且由于被引述到而感到高兴。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我为一个凭着他的激动人心的歌曲和勇敢的生平而对苏格兰民族和英帝国有过不可估量的功劳的人找到一个正确的字眼了。
在演说结束时，我大胆地试图对战争前途予以预测。
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前战争的三个主要时期或阶段。首先是巩固、联合和进行最后准备的时期。在这个必然以有着很多剧烈的战事为特征的时期中，我们将仍然在聚集我们的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并取得必要的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与船舶吨位，以使我们的陆军不论所需要的人数是多少都能够渡过把我们和敌人隔开来的海洋（俄国的情况除外）。只有当美国已经取得那么大的进展的，而你们正在予以有力援助的那个巨大的造船计划的进行达到高潮时，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全体男丁和现代科学装备的力量对准敌人。这一个时期将持续多久，要看投入所有我们的军事工业和造船厂中的生产努力的热情如何而定。
然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作解放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必须以收复已经失去或者还要失去的领土为目的，我们也必须指望被征服的民族从拯救和解放他们的军队与空军大批出现于他们的国境时起举行起义。为了这个目的，被敌人攻占的国家或地区，被征服的政府或政权，不应当松懈为了那个得到救援的日子而作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努力和准备。侵略者（不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在各处都必须被当作应当尽可能避开和隔离的患传染病的人。在不可能进行积极抵抗的情况下，必须维持消极抵抗。必须使侵略者和暴君们感觉到他们的昙花一现的胜利将要遭到可怕的清算，他们就是被追缉的人，他们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于充当敌人的工具的那些卖国贼和叛徒们，将予以特别的惩罚，将把他们移交给他们的同胞们去审判。
有一个第三阶段也得加以筹划，这就是对欧亚两洲的犯罪国家的城堡和本土进攻。
这样，我企图用几句话来阐明未来的暗淡和不可测度的奥秘。但是在这样对我们应当力图循以前进的道路加以预测时，我们绝不可忘记的是敌人的力量和敌人的行动可以在每一个阶段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而且你们当注意到我没有企图给各个阶段以任何时限上的规定。这些时限，要看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成就和战争的危险而变化无常的进程而定。
我很幸运，在华盛顿和渥太华的这些演说都很合时宜。这两篇演说的发表，是正当我们大家由于同盟的建立和它带来压倒优势的潜力而能够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并且又是在日本经过长期的、不可思议的准备而进行的袭击使一连串的损失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甚至在我以自信的语调讲话时，我能预先感觉到不久即将打在我们裸露的皮肉上的鞭挞。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以及在这些大洋的波涛所冲击的一切亚洲的陆地和岛屿上，不仅英国和荷兰，而且美国也不得不付出骇人的代价。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然是一个无限的军事灾难时期。
在光明再来到以前，我们必须忍受许多黑暗和令人厌倦的遭受失败和损失的月份。当我在除夕乘火车回华盛顿时，我被邀请到坐满了许多美国的重要新闻记者的车厢里去。我并不是抱有幻想地去祝贺他们大家度过一个光荣的新年。“1942年即将来临。这将是辛苦的一年——奋斗和危难的一年，并且是走向胜利的一大步。祝我们大家都安全而光荣地度过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