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击败隆美尔——韦维尔的决心——5月15日和16日进攻塞卢姆和卡普措堡——有限的成就——“虎仔”在最初遭到的暂时困难——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开到——哈尔法亚于5月26日失守——“战斧”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低估了敌军的实力——我们于6月15日开始进攻——6月17日一天诸事不利——隆美尔没有追击——驯良的马——我于6月21日发出的电报——奥金莱克将军接替韦维尔将军——须在开罗办移交——一位总监——一封电报——奥利维尔·利特尔顿上尉——他被任命为驻中东国务大臣——我于7月4日致电罗斯福总统。
我们在国内的人都念念不忘要在西部沙漠击败隆美尔。
我们大家，不论是军是民，都认为这是最关重要的事，没有任何分歧。撤出希腊的悲剧、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骚乱、在克里特岛的惨痛斗争，若和我们对西部沙漠的胜利所应寄予的那一线希望相比较，就都算不了什么大事了。在伦敦，人们对这件事是没有什么争论的。
韦维尔当然要天天要碰到其他方面的棘手的问题，但是，他在思想上却坚定地和我们一致，认为粉碎隆美尔的大胆进攻，从而解救托卜鲁克之围，将使一切得到补偿。此外，他体会到，我们冒了多大危险，才将他在沙漠侧翼崩溃时所丧失的装甲车辆补足起来。他对于“老虎”计划抱有信心。他知道，经由地中海运给他将近三百辆坦克的努力意味着什么。
他精神焕发，并且没有忽视这一广泛的原则：在战争中，正如在生活中，凡事都是相对的。我们一致的战略概念可以说是正确的。这时，我们有一个间谍同隆美尔的总部保持密切接触，他供给我们确实的情报：隆美尔虽有实权，但地位很不稳固，困难很大。我们知道，他想保住自己但活动余地是很小的，也知道，德国最高统帅部已向他下了十分严厉的命令，不要妄图侥幸，而坐失胜利的机会。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5月7日
你和你部下的将军们可以自行判断，战术上的可能性是在塞卢姆，还是在托卜鲁克。但是，如果“老虎”计划成功的话，那就可放手大干了。“老虎”计划一经完成，我便立即命令从马耳他岛抽调“旋风”式飞机给你。那些德国鬼子一旦丧失主动权，就远不是那样危险可怕了。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
韦维尔得到了我们的一切情报，他力图争取主动，甚至在克里特岛战役迫在眉睫的时候，就想趁那声势逼人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师从的黎波里长途跋涉尚未全数到达以前，趁班加西还未被敌人有效地开辟为供应捷径以前，击败隆美尔。因此，他甚至想在按照“老虎”计划运到的坦克（韦维尔和我通讯时称为“虎仔”）能够参加作战以前，就向隆美尔的军队发动进攻。5月初，西部沙漠的装甲部队只不过包括驻扎在马特鲁东南的两中队巡逻坦克和两中队步兵坦克。韦维尔希望到6月初能把这个部队建立成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他认为，他已看出了一个可以在“虎仔”准备就绪以前下手的机会。他希望在敌人获得第十五装甲师的增援以前，出其不意地加以袭击。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1年5月9日
我已经命令将现有的坦克全部拨归戈特的部队使用，以便在塞卢姆地区发动攻势。此事正积极准备中，不久当可实现。只有在“老虎”计划完全失败的情形下，我才取消这一行动。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1年5月13日
我未等待“老虎”，已命令现有的坦克加入戈特的部队，以袭击敌人的塞卢姆地区。行动当于一两天内开始，我认为戈特能够对付得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如果得手，当考虑立即由戈特的部队和托卜鲁克守军采取联合行动，把敌军驱至托卜鲁克以西。此事可能需要等待按照“老虎”计划运来的部分坦克，但我急于要在敌人获得增援以前尽快采取行动。
我得到三军参谋长积极的完全的同意。国内外意见一致，是多么令人快慰啊！
空军参谋长致特德空军中将 1941年5月14日
今天，参谋长委员会已对你的估计表示完全同意，首相和我随后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对于总的安排非常满意，而且因为由你主持这场即将到来的重要而又复杂的空战而觉得高兴。
2．以下关于进度和各个时期的侧重点的总的设想可能对你有所帮助，而又不致妨碍你的行动自由。
3．在利比亚取得胜利，在时间和重要性上应排在第一。
其结果将会左右德国人和伊位克人对伊拉克局势的看法。
4．我们在伊拉克的目的是要在巴格达重建一个友好的政府，所以你应尽力协助，但是绝不可妨碍在西部沙漠获胜。
5．此间认为“灼热”作战计划［德军对克里特岛的进攻］可能是在利比亚的较小规模的战役之后而在一个较小规模的战役之前进行，这个较大规模的战役能否发动，得看“虎仔”的情况而定。由于军事行动的复杂性，“科罗拉多”［克里特岛］可能比预期的时间晚一些受到攻击，这一点你可以考虑，但不可据此行事。
6．一个明显的成果抵得上十多个聪明的防范措施。关于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在巴勒斯坦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以在以后再作长远之计。沙漠地区军事行动的头等重要意义，将会证明我们在别处承担必要的风险是完全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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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特将军指挥下的一支军队，由配备大约五十五辆坦克的第七装甲旅和第二十二警备旅组成，这时沿着壕沟内壁的上方向西北挺进，于5月15日攻克塞卢姆和卡普措堡，在左方的装甲旅则向西迪阿最兹进军。敌军迅速转入反攻，于当日下午夺回卡普措堡，使攻克该港的达勒姆轻步兵营遭受重大伤亡。第七装甲旅不得不撤出西迪阿最兹。敌军使用坦克约七十部，其实力超出我们原来的设想。我们虽然在当夜仍然据守着塞卢姆，但已决定于次日（16日）全军撤退，只在哈尔法亚和西迪苏里曼壕沟内壁上的隘口留驻守军。
韦维尔关于这次行动的报告并不十分乐观。他说，在初步进军肃清了塞卢姆—巴尔迪亚地区的敌军以后，敌军用坦克反攻，迫使我们撤退到哈尔法亚。我们还能保住塞卢姆的前哨据点，托卜鲁克守军的一次出击也取得局部成就。我们曾重创敌军。我们在国内听到这个消息是高兴的。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5月17日
我们对行动结果还觉得满意。你没有使用“虎仔”，就已经发动攻势，前进三十哩，攻克哈尔法亚和塞卢姆，俘获德军五百名，并且使敌军在兵员与坦克方面都遭受重大损失。为了这一战果，二十辆步兵坦克的损失和一千或一千五百人的伤亡似乎算不得是过高的代价。
2．从托卜鲁克传来的消息也很好，特别是敌军的损失比我们大。敌人的确担心托卜鲁克，所以当该地转趋平静时，就发出显然满意的报告。在托卜鲁克继续战斗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3．敌人正在派遣援军，企图重新稳定局势。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因为他们大概受不了持续不断的激烈战斗。迪尔和我都相信，持久的压力将会获得良好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敌人处境极为困难。我们确信你一定会在塞卢姆和托卜鲁克坚持战斗。敌人大概不像你那样能够弥补兵力的不足。设想你正在这两处地方充分运用你的强有力的机械化野战炮队，迫使敌军耗尽弹药，据我们了解，敌军正缺乏弹药。如果不增加你个人的负担，在你的幕僚中能指派一位官员，每晚将你的司令部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和局势写成详细的报告发来，我们当不胜感激。像西部沙漠战役这样对世界局势关系重大的战事正在进行的时候，就越显得有此必要了。
4．你打算何时使“虎仔”参加战斗？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1年5月18日
敌军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强些，已经迫使我们退居守势，以待“虎仔”参加战斗。这在月底以前不会实现，而且最好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以便他们适应当地的条件，但是这要看局势如何而定。敌人正在前沿地区集结兵力，并且可能要继续前进。你当已听到阿奥斯塔公爵投降的消息，这实际上结束了东非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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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维尔于5月20日报告，德国第十五装甲师的一个坦克营据信已开抵前线。这样一来，在隆美尔获得增援以前击败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尽管在事前进行了准备，但“虎仔”的起卸、装配以及使它们的性能适合沙漠作战的工作，都受到严重的耽搁。许多步兵坦克在运达后，发现机件并不甚好。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1年5月25日
谢谢你的来电。我们体会到，我们在这里的负担与责任虽然重大，但如果同你那样英勇负起的任务相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
使“虎仔”断奶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但是，甚至老虎也有“长牙时期的病痛”。1
1“断奶”，指使坦克适应当地的条件。“长牙时期的病痛”是英国俗话，原意指婴儿初生牙时的不舒适，比喻事业开始时总会遇到暂时的困难。——译者
我的夫人说，“我记得，有几个星期日，在契克斯的人们非常焦虑，甚至愤怒，因为新运去的坦克不能马上投入战斗。”
然而灾难不久就临头了。在其后的一个星期中，发现敌军装甲车辆调动频繁。我们从以后缴获的文件中了解到，隆美尔正计划发动猛烈攻势，以便缓和托卜鲁克的局势，并决心要克复哈尔法亚并据守该地，使我在托卜鲁克的处境更加困难。他部署了新到达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师的大部分部队，除了将其中一小支侦察部队派往南面外，主力则集中于卡普措堡与西迪俄马之间的边界上。哈尔法亚是由一个混合营据守的，其中包括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第三营、一个炮兵联队和两个坦克中队。我们其余的边界守军，除了派往南面的侦察巡逻队外，已经向后方撤退了相当距离。敌人于5月26日向哈尔法亚推进，当晚就夺获了隘口北部的高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所据守的全部阵地。试图夺还这一高地的反攻未能得手。第二天早晨，敌军在猛烈炮击以后，至少由两个营和六十部坦克开始联合进攻，这使我们这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处境十分危险。后备部队距离过远，不能参加战斗，因而惟有干脆撤出这支军队。目的达到了，但是损失惨重。我们的坦克只有两部还能够使用，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损失军官八人、士兵一百六十五名。敌人既已达到目标，便设法在哈尔法亚稳住脚跟。正如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占领的这个阵地，三个星期后成了我们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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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斧”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但是有其难以令人乐观的一面。
韦维尔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5月28日
装甲部队将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现在所有可以调用的装甲部队都已投入“战斧”作战计划中。由于种种困难，第七装甲师的重编工作一再延长。从马特鲁向前推进，最早要到6月7日才能开始，而且可能还要更晚一些。
2．我想应当告诉你，据我看来，这次行动到底能得到多少收获还很难说。我希望，这次战斗能把敌军赶到抚卜鲁克以西，并同托卜鲁克重新建立陆上交通。在可能范围内，我们当尽量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从最近的几次战斗已经看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的装甲车太轻，不能抵御敌人战斗机的火力，并且由于没有安装大炮，抵御不了德国的八轮装甲车，后者有炮，而且速度也较大。这使我们的侦察工作甚感困难。我们的步兵坦克在沙漠上作战，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并且已经在敌军强有力的反坦克炮的炮火下受到相当大的创伤。我们的巡逻坦克在威力或速度双方面都赶不上德国的中型坦克。技术上的障碍仍然太多。我们将不能不顾兵力的劣势，像对付意大利军队那样，具有十足的信心应战。以上的因素可能限制我们的成就，使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得到适当的装甲部队的增援，并保持足够的后备部队。
5月31日，韦维尔将军电告他在改编第七装甲师时遇到的技术上的困难。他能够发动“战斧”战役的最早日期是6月15日。他觉察到推迟发动战役的危险，敌人将会利用时机获得空军增援并猛攻托卜鲁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即将来临的战斗主要是坦克的交锋，他就必须给那个装甲师创造致胜的机会，而在等待中争取到的时间当会“使成功的希望倍增”。
我这时怀着渴望和疑虑等候着我们在沙漠中的攻势，这次攻势可能产生使整个战役的进展对我们有利的结果。为了使第七装甲师能够熟练地掌握“虎仔”，曾额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担心在这段时间中，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可能已经全部运到隆美尔那里了。
根据我们的情报，我们这时知道，敌方已经运入或正在运往东昔兰尼加的部队有德国第五［轻］装甲师和第十五装甲师，以及意大利的阿里埃特装甲师、特兰托摩托化师和布雷西亚步兵师。另有一个意大利步兵师在德尔纳充当后备军。
德国人已经很快地利用了班加西，他们的大部分军队可能已经在很大范围内通过该港获得给养，这和我们在这年年初的表现对照起来，实在令人不安。
韦维尔在来电中说，大部分敌军部署在托卜鲁克的前面，拥有中型坦克约一百三十辆，轻坦克约七十辆。据我们估计，在前沿地区只有中型坦克一百辆，兵力相当于七个德国营和九个意大利营。因此，我们认为敌军的坦克实力有三分之二是留在离边境七十哩的后方。如果托卜鲁克守军能够用一次出击暂时牵制住周围的敌军，那么在边境的装甲车辆方面，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拥有一百辆到一百八十辆坦克的优势。韦维尔评论说，这类估计是错误的。就当前所能肯定的来说，德军在这场边境战役中完全没有用意大利坦克。德军成功地向前方集结了他们自己的一大部分装甲车辆，我们并没有觉察到。实际上，他们投入了二百多辆坦克，对我们的一百八十辆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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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斧”作战计划早在6月15日就开始了。克雷将军统率我们的装甲部队，梅塞维将军统率第四印度师和第二十二警备旅。全部力量约二万五千人，由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任指挥。最初，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敌人在哈尔法亚周围的防守顶住了南北两面的夹击，警备旅却在下午攻克了卡普措堡，俘虏敌军数百名。这个旅的一部分部队又向塞卢姆西面的防御地带推进，但是被敌人挡住了。为了掩护外翼而推进的第七装甲旅，没有遇到敌军的里克，就抵达卡普措堡西面的一个阵地。6月16日，战事无进展。哈尔法亚和塞卢姆的敌军坚守，与我军对抗，并且在下午就出现了强大的敌坦克部队，明显的意图是要从西面包抄我们的进攻部队。
第七装甲师，包括装甲旅和支援部队，都出动去应付这一威胁。他们在西迪俄马附近与敌军交锋，但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撤回。因此，应由该师掩护的主要进攻的一个侧翼就陷入危险了。
第二天，即6月17日，一切事情都出了问题。警备旅于当日晨还留在卡普措堡，并且面对着塞卢姆。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据说配备有一百辆坦克，从他们手中夺去了卡普措堡。第七装甲旅这时仅有能够使用的巡逻坦克约二十辆，在西迪苏里曼附近过夜。昨夜迫使他们从西迪俄马撤退的那支敌军正向哈尔法亚前进，有切断警备旅之势。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克雷建议，由第七装甲旅从南面进攻，而第四装甲旅则在被解除它同警备旅合作的任务后自北面进攻。但是，第四装甲旅刚刚开拔，从西面开来的另一支敌装甲纵队威胁了警备旅的侧翼。第四装甲旅击退了这次进攻，但是敌军的压力继续增加，因此梅塞维告诉克雷说，他惟恐步兵被切断，所以不能离开这个装甲旅。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韦维尔将军飞临贝雷斯福德—皮尔斯将军的作战司令部。他仍然希望克雷的装甲部队的进攻能帮助扭转局势。他登上飞机，飞到第七装甲师的所在地。他刚到那里，就获悉梅塞维将军已经独自作出决定，认为他既然在侧翼与后方受到双重威胁（据他现在的估计至少有二百辆坦克），必须立即撤退，以免被围。他已经按照这个决定颁发了命令。韦维尔偕同克雷远在沙漠侧翼，面对着这个事实，就同意了这项决定。我们的攻击失败了。全军的撤退在我们战斗机的掩护下秩序良好。敌人没有穷追，部分原因是敌装甲部队受到皇家空军轰炸机的猛烈袭击。但是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隆美尔的命令是完全采取守势，养精蓄锐以备秋季一战。现在他若让自己越过边境猛追猛赶，以致遭受损失，是直接与那些命令相违背的。
用战斗机来直接掩护我们军队的策略，虽然有效，却造成我们力量的分散和空军伤亡率的相应增高。第二天，当敌空军加强他们的活动时，我们决定改变策略，一面继续实行某种程度的掩护，一面以大编队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攻势。当17日撤退开始时，敌空军曾以相当大的规模对我军进行四次袭击，我战斗机队不但击退了其中的三次，而且经常与轰炸机一起低飞，以袭击敌军纵队。这类袭击无疑阻碍了敌军的行动，并使它遭受重大伤亡。我们的飞行员对我撤退中的军队帮助很大，但由于区别敌我军队不易，曾遇到一些障碍。
在三天的战斗中，我军的伤亡人数为一千多一点，其中一百五十人阵亡，二百五十人失踪。丧失的坦克有巡逻坦克二十九辆、步兵坦克五十八辆，巡逻坦克大部分是被敌军击毁的。步兵坦克的损失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机件损坏，没有运输工具把它们拖回。据称，敌军一百辆坦克中的最优秀部分也被击毁。我军俘敌五百七十人，并且掩埋了许多敌军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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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场战斗同地中海地区的历次战役比较起来，规模不大，它的失败对我却是一次沉痛的打击。沙漠战事的得手，本来会意味着隆美尔的气焰嚣张的军队的毁灭。我们本可以解托卜鲁克之围，而敌军的退却很可能会像原先进军时一样迅速地退到班加西以西。在我看来，我们所以要冒“老虎”计划的种种危险，正是为了这个最高的目的。关于17日战事的经过，我还没有得到消息。我知道结果不久就会传来，因此就到恰特韦尔庄园去了，我要一人独处，闭门不见来客。我在这里接到了战事经过的报告。我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达数小时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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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逐一读过韦维尔将军与我及三军参谋长之间往来的电报的读者，对于我1941年6月下旬所采取的决定当会有思想准备。我们在国内有一种感觉，韦维尔已经是一个身心交瘁的人了。大可以说，我们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互不相同的战区的非常任务汇集到总司令一身，而各战区的战事时得时失，尤其是失利的战局，这种种情况所形成的压力是军人当中很少有人碰到过的。我对韦维尔就克里特岛的防务进行的安排曾感到不满，特别是因为他没有再送去少数的坦克。三军参谋长不顾他的意见，主张采取那次规模虽小但极其幸运的进军伊拉克的行动，其结果是哈巴尼亚得到解围，并在该地区取得全面的成功。他们的一封电报使他在一怒之下申请辞职，虽然他没有坚辞，但我也没有拒绝。最后还有“战斧”作战计划，韦维尔忠实地执行这一计划，没有辜负我成功地运去“虎仔”所冒的风险。我对于中东司令部接受“虎仔”时所作的安排有所不满。这批坦克是经由凶险已极的地中海运去支援他们的，途中冒了很大风险，而我们碰到的运气却是稀有的。我钦佩他进行这一小规模的、但可能是很重要的战斗时所表现的精神；我钦佩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那个辽阔而混乱的战场上乘飞机四处视察所表现的勇气。但是，正如前文叙述过的，这次战役似乎没有配合好，特别是未能从托卜鲁克这个出击口进行突击，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配合行动。
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沙漠侧翼已被隆美尔突破。
这一事实破坏并推翻了我们已经着手的用兵希腊的各项计划。这些计划虽有莫测的危险，但也有诱人的报酬，因此在我们看来是巴尔干之战中最关重要的部分。每天都在我身边的伊斯梅将军曾记录以下的话：“所有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韦维尔的私交和顾问在内，都有这样的印象：他由于沙漠侧翼被突破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情报出了错误，所以那次急遽的猛扑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我好像记得艾登说过，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我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评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这不是真实的想法，只不过是一时出于悲痛说的话。要对这一切下正确的判断，只有联系包括于本卷中的当时可靠的文件，而且无疑地也要根据以后陆续发现的许多其他有价值的证据。但是事实终归是：在实行“战斧”作战计划之后，我得出结论，认为应该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了。
奥金莱克将军现任印度总司令。我很不喜欢他在挪威战役的纳尔维克作战时所抱的态度。他似乎过于偏重安全与十拿九稳，而这两件事在战争中是并不存在的。他总想让一切事情都能按照他认为是起码条件的要求得到满足才行。但是，我对他的才能，对他的风度和高尚的人格，印象很深。纳尔维克一役以后，他接管南部战区司令部，我从许多官方及私人方面听到评论，证实他曾给那个重要的战区带来活力与严密的组织。他被任命为印度总司令，人们交口称誉。我们曾经看到，他派遣印度军队前往巴士拉的行动是多么敏捷，也曾看到他专心致志地扑灭伊拉克叛乱的热情。我深信，任命奥金莱克，就是让一位生气虎虎的新人物去肩负中东的复杂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韦维尔将在那规模庞大的印度司令部内获得时间，以便在那些新的、迫在眼前的挑战和机会来到以前恢复他的精力。我发现，我的意见在伦敦的内阁和军界人士中并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读者不要忘记，我从来不独断独行，所以我总是同政界和专门人员的看法一致并集中了他们的意见。因此，我发出了以下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6月21日
我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任命奥金莱克将军去接替你指挥中东部队，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你在胜利和失利时对部队指挥和统率有方，使我不胜钦佩，同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胜利，将蜚声于英国陆军历史，并且对我们赢得这次艰苦战争的最后胜利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但是，我觉得，在你长期肩负了这样艰巨的任务以后，这个受到最严重的威胁的战场需要一位具有新目光的人，需要一位新手。我确信，你是接任印度总司令的最适当人物和最卓越的军官。此事我已征询过印度总督的意见。他向我保证，你承担这个伟大的职位和任务将在印度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附带说明，他本人同一位具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辉煌成绩”的人物共事，将感到自豪。因此，我打算向国王陛下提名你担任此职。
2．我已命令奥金莱克将军即刻动身前往开罗。他抵达后，你应协助他熟悉整个形势，并同他一起研究应付显然迫在眉睫的德军东进时你们二人将要采取的共同措施。我相信，他至迟在四五天之内就可以乘飞机到达。你同他解决了各项问题后，应尽早乘便前往印度。不必公布这件事，在你们分别到达任所之前，应严守秘密。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1年6月21日
请你将下列电文转达奥金莱克将军。我已另电韦维尔将军。
在对整个形势进行了非常缜密的考虑以后，我已决定提请国王任命你为英王陛下驻中东总司令。你应立即前往开罗接替韦维尔将军。韦维尔将军将继你为印度总司令。你应和他商谈整个形势，也应同他一起研究为了阻止德军显然即将开始的东进你们将采取怎样的共同措施。希将抵达日期见告。
在你就任新职以前，应对这次调动绝对保密。
韦维尔以安详持重的态度接受了这项决定。他那时正要飞往阿比西尼亚，后来证明这是极其危险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在读了我的电报后说，“首相做得很对。这个战场上应该有一位具有新目光的人，应该有一位新手。”关于就任新的司令职务，他完全服从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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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来，我为驻开罗的参谋人员显然不足而放心不下。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那位勉力支撑的总司令身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必此要的负担。总司令本人，和其他司令官一起，早在4月18日就曾请求减轻负担并予以协助。他的两位专职同僚曾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间设立某种权力机构，在英王陛下政府所规定的政策的广泛范围内，处理有关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以上的政治问题，因此这个机构当然是直接向战时内阁而不是向任何一个部门负责。”当艾登先生访问开罗时，各位总司令曾感觉到有高级政治当局近在身边的便利。他离开以后，他们感到茫然若失。
我曾在6月4日命海宁将军担任我新设的“总监”这一非常职务。这位军官曾经在帝国总参谋长出国期间代理过他的职务，因此熟悉战时内阁程序和战争的整个情况。我希望他能替韦维尔主持一切有关供应和技术管理的事务。我打算请他详细检查整个后勤机构，特别要注意那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和飞机修配厂，以及正在逐日发展中的铁路、公路和港口设施。这样，各有关司令就可以不必为许多琐碎的事务操心，而只须集中精力于作战。
我的儿子伦道夫曾随同突击队出发，现在突击队大部分已散到各地，这时他正在沙漠服务。他是议会议员，接触面很广。我不常收到他的信息，但是，在6月7日，我收到外交部转来的以下电报，这是他从开罗，在我们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的知情和鼓励下发出的：
私人密电。伦道夫·丘吉尔致首相
这里如果没有一位能力坚强的文官亲临现场逐日进行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指导，我不知道我们怎能开始取得胜利。为什么不派一位战时内阁的成员来主持整个作战活动？派来的战时内阁成员，除了需要少数身边工作人员外，还需要两位能力卓越的人来调配供应和指导检查、情报及宣传工作。此间有识之士多半已感觉到，有按照这个想法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仅仅调动人员是不够的，看来现在已到了改变体制很成熟很有利的时候了。请原谅我打扰了你，但我认为目前形势确实不妙，要取得任何成功，非采取紧急措施不可。
这封电报确实使我拿定了主意。两星期后，我在给他的复电中说，“我近日已反复考虑了你那封有益的、有见解的电报中谈到的想法。”于是我立即采取行动。
我曾在1940年10月邀请奥利弗·利特尔顿上尉参加政府出任贸易大臣。我从他幼年起就认识他。他的父亲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曾经在1904年任鲍尔弗内阁的殖民地事务大臣，爱尔兰自治运动分裂以前是格拉德斯通先生的一位年轻的私人秘书。多年以来，他是下院的一位出色的议员。他的儿子是在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曾在近卫步兵第一团服务过，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艰苦的战斗，几度受伤，几度荣获勋章。我记得在1918年他被毒气弹炸伤之后，我曾到医院探望过他。那一次他还算很幸运，那颗毒气弹在他的脚下爆炸，烧着他的全身，如果那是一颗比较常规的、比较合乎人道的高爆炸力的炸弹的话，他就一定被炸死了。他退伍后进入商界，担任一家大五金公司的总经理。我知道他的才能出众，所以毫不迟疑地把他拉进议会，并赋予重任。他在贸易大臣任期内的政绩，博得我们的联合政府中各党人士的尊敬。我不喜欢他于1914年提出的关于发给衣着配给证的提案，但是我发现内阁和下院都表示赞成，这无疑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尽管他作为下院中的一位新人还有许多有待学习的事，但是我这次不平凡的遴选，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适得其人的。他是一位多方面的活动家，所以我这时觉得他在各方面都适合于出任战时内阁驻中东大臣这个新的、前所未有的职位。这将从军事长官们的肩上又卸除一大部分负担。我发现，我的想法已迅速为各政党的同僚们所接受。因此，我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韦维尔将军 1941年6月29日
国王欣然任命前贸易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上尉为战时内阁国务大臣，勋爵比弗布鲁克为军需大臣。利特尔顿上尉将偕同少数机要秘书人员于30日乘飞机离英，当于7月3日抵达开罗。他的身份是战时内阁驻中东代表，他的主要职责是要替中东最高司令部主持一切非军事的事务，并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就地迅速地解决关系到几个部或几方面、而一向须向国内请示的许多问题。这和你4月18日电报的意见一致，不过更进了一大步。我给利特尔顿上尉的指示，将于下次电报中述及。
奥金莱克将军抵达后，请即转告此事，并转告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关于利特尔顿上尉的行程与使命，在他抵达任所之前，应严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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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安排，以及由此引起的行政上的反应，是同中东总司令的易人相配合、相适应的。我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就是我对上述情形的最好的总结。总统这时正给予这个战场以最重要的物质支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7月4日
我们决定更换中东总司令是根据下列几点理由。韦维尔曾全歼意大利的军队，征服意大利在非洲建立的帝国，战绩是辉煌的。他又曾百折不挠地抵抗德军的进攻，并且，自从这一战役开始以来，就同时在三四个方面指导战事与策略。我必须认为他是我们最卓越的将领。但是，虽不应公开说明，我们却感觉到，他在长期肩负艰巨任务之后，已经精力不济了。
这个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战区，需要一位具有新目光和精力充沛的人物。可以接替他的职务的最适当、最卓越的军官，惟有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我们确信，奥金莱克将给尼罗河流域的防务带来新的活力和谨严的作风，而韦维尔将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印度总司令。当我们的沙漠侧翼向东移动时，他将在目前划归印度的整个广大活动范围以内，协助奥金莱克。韦维尔将以印度总司令的资格指挥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韦维尔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项决定。他说：他认为，我们进行这次人事调整，并在中东的许多问题上提出新的主意，采取新的行动，是明智的。印度总督曾向我保证，韦维尔的辉煌成就将使他获得印度军方和舆论的热烈欢迎。
目前中东德军的攻势暂趋平静，这为我方总司令的易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奥利弗·利特尔顿也正在此时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代表战时内阁驻在该战区内，分担各位总司令身上的一向是他们额外负担的许多非军事任务，例如同自由法国人的关系、同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关系、被我占领的敌国领土上的行政管理、宣传工作与经济战等等。驻中东国务大臣也将监督总监（另一新设职位）的活动，包括当地与美国供应品有关的一切事项。
总监（海宁将军）将替陆军总司令分担有关后勤和供应安排的具体事务。
我希望，这一切人事更动将给我们在中东的活动带来莫大的生气和推动力量，并保证来自联合王国、海外的英帝国和美国的庞大人力、物力获得充分的利用。哈里曼肯定会向你报告一切。我们正请他在开罗等待利特尔顿的到达（现在预计于7月5日抵达），以便集中各种情报，并商定有关接收美国供应物资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