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特别注重事实，某年某地会发生一个重要战役，二百年前的某政治家曾在某种情形下作了某一种决议，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再如群众暴动，宗教家的牺牲与宣传，哲学家的辩理，文学家的创造，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也是史实。我们在史书中读到这种所谓史实、普通就自信已经“知道”这些事实，“知道”历史。但一般人所谓“知道”究竟能否称为“真知”？例如《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穆公薨，“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这件事实看似很简单，然而我们心中如果只有一百七十七个人为秦穆公殉葬的一个数目的观念与凄惨的情景，那不能说是真正“知道”这件事；当时的人对此事的看法绝不如此简单。我们必须深切了解古代对于死后的全部信仰，此种信仰如何必然的产生了殉葬的惨酷办法，再由《诗经·秦风·黄鸟篇》中想象殉葬时的图影，并把这一幅图影在想象中放在当时整个的宗教环境之中，然后这段史实才算在我们心中发生“意义”，不仅是表面的“知道”而已；不再是抽象的印象，而成了具体的活的景象。

不只过去的史实如此，目前的现实也同一理。我们每日在报纸上所见到的消息，即或是从头至尾逐字阅读，也未见得我们就真正了解前一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一切大事。例如据十月中旬伦敦消息，恐怖分子曾企图谋杀英国外相贝文，一般情绪颇为震动，警探出发，严加戒备。消息简单，没有任何说明，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恐怕很容易认为这是英国政治上的一个不合理的波动。笔者不敢说这个看法一定不正确，但英国虽已大不如昔，然而英国的政治尚未发展到以暗杀为手段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想要暗杀贝文的不是反对他的政策的英国人。既不是英国人，唯一可能采此下策对付贝文的恐怕是犹太人。这个推论如果正确，只有犹太人要暗杀贝文的一个模糊印象，仍不能说是明了这段消息。我们必须认识巴力斯坦为三大宗教的公同圣地的根本事实，认识中东地带在近代史上的军略地位，认识第一次大战时期英国由于种种原因所发动的犹太移民政策，认识大英帝国今日非收缩不可的重大苦衷——把这种种认识综合为一之后并将那个综合认识放在今日世界大局的适当位置中，然后我们才能说是明白了这段简单消息的真正意义——无论谈往事，或讲近事，必须那件“事”经过我们的“心”的观察与消化，外物与内心发生一种活的联系，甚至可说外物须变成内心的一部，与我们人格发生不可分的关系，然后外物在我们心中才有意义，无意义的机械“知道”不能称为真知。由此点言，一切的历史知识与现实认识都是主观的。事实的判断与辨别可以客观，事实的了解与认识必须主观，并且非主观不能算为彻底明了。既然如此，只有抽象的知识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情感发达，想象活跃，经验丰富，方能明了过去与现在。论情感，一个人如果生性冷酷淡薄，除了维持生活最低限度的努力外，全无野心，他可以读破万卷书，仍然不能了解拿破仑的横行，或希特勒的莽干，也不能认识一些南北极探险家的事业。他对这些可以肤浅的“知道”，但这些在他心中不能发生意义，他根本不能感觉这些究竟是如何的一回事。严格地说，只有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经验，我们才能了解。一个没有经验与拿破仑相同的事业的人，不能了解拿破仑。但如果如此，世间将不能有一个历史家或政论家。由这个严格的观点着想，必须一个亲自经验过人类一切可能的经验的人，方能明了历史或论断世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无论能力如何高，机会如何好，也不能把人间一切可能的经验都一一尝试。补救这种不得已的缺憾的，是想象力。我们不是拿破仑，也没有作过近似拿破仑的事，但多数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志向与奋斗精神；举一反三，对于拿翁的心情我们应当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不出家，也不想出家，但每个人在一生之中总有一次或几次或长或短的时期对人生感觉厌烦，恨不得摆脱一切，一了百了。我们若凭想象力使这种心境重现于自己的心目中，对于释迦牟尼的人格与行为就不难发生同情的了解。许多人没有上阵打仗的经验，但任何人一生之中，尤其幼年，都有过打架的机会，最少见过别人打架，也见过团体竞赛与儿童或真或假的群斗；若运用想象力，我们不难由此而意会过去历史上的战事情景。

但一个人的经验终究有限，不只许多具体的经验我们没有，连类似的经验我们也往往没有。例如一般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一个海战的情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就一生没有见到海洋或搭乘海船的机会，安能想象海战？读书的最大用处也就在此。一个人可以未曾见海，但如果有想象力，可从他人描写海洋与海战的书中使自己的心里浮出一幅海洋图与海战景。一个人亲自经验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但一个人广事涉猎，由他人的经验之谈中想象人生的一切经验，是不太难的。读书当然是作任何学问的必需途径，但要明了历史或观察世局的人尤非多多读书不可，不只数量多，种类也要多。必须无书不读，方能无事不解。否则对于往事与现实的知识容易成为心中的模糊印象，不能成为与自己人格化一的亲切意义。自己人格中完全无有的事，外界发生此类事实，我们也不能了解。历史与时事的彻底认识，可说是一个人自己人格的一种内发的发展。人格的贫富不一，相差可以很大。所以有的人可以明了自己民族全部的历史，并进而与整个人类的发展精神连贯，在想象与意识中化自己为这一切的一部，也可说化这一切成为自己人格的一部。这是最高的历史警觉。然而这始终是理想，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到，但在知识流通的今日，我们可以把它变为一个追求的目标。反之，有人正如陶渊明由另外的立场所推崇的桃花源人士，不知古，不知今，不知眼前之外尚有世界，他们的宇宙限于现今与此地的一点，对于古往今来的一切全无意识。此种人遍世皆是，未受教育的人当然属于此类，已受教育而过度专一的人，专到本门之外一无所知也一无兴趣的程度的人，也与此相差不多。往古来今的一切，只是每个人的心里乾坤，每人的心中各有乾坤，乾坤的大小就要看心胸的广狭了。

（原载《北平时报》194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