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与人生发展阶段有关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意味着要展开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心理生活的画面。在本章有限的框架之内，我只能勾勒出这个画面的大致线条，而且请大家务必理解一点：我们本章的描述不涉及各个阶段所发生的正常心理事件。相反，我们会仅局限于处理一些特定的“问题”，也就是，处理那些困难的、有疑问的或者模棱两可的问题；总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而且，这些答案总是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对于这其中的许多问题，我们都要在脑海里给它们加上一个问号。而且，更糟糕的是，有些事情，我们必须不加怀疑地接受，而有些事情，我们却必须不时专心致志地进行猜测。

如果心理生活只是由一些外显的事件构成——在原始水平上，情况就是如此——那我们只需坚信经验主义就可以了。但是，文明人的心理生活却充满了各种问题，我们甚至只能从问题着手对其进行思考。我们的心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反思、怀疑和试验构成的，而对原始人无意识的、直觉的头脑来说，这一切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文明人之所以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当归因于意识的发展，问题是文明送给我们的一件可疑的礼物。人类正是因为偏离了本能——人类让自己与本能相对抗——才创造了意识。本能是自然的，它所追求的目的是使自然长存，而意识却只能寻求文化或否定文化。甚至当我们在卢梭式渴望的启发之下回归自然时，我们也是在“教化”自然。只要我们沉浸于自然之中，我们就仍然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也仍然生活在不知问题为何物的本能的庇护之下。我们身上所有仍属于自然的部分都在回避问题，因为问题就是疑云，疑云笼罩之处，便是不确定性和可能发生分歧的地方。当有几条路都可行时，我们就会偏离本能所提供的确定指导，而陷入恐惧之中。因为此时需要意识来做自然一直为她的子孙们所做的事情——做一个确定的、不容置疑的、毫不含糊的决定。在这里，我们被一种过于人性的恐惧包围着，担心意识——我们所谓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征服——可能最终也无法取代自然来为我们服务。

这样一来，这些问题便将我们带入了一种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境地，我们被自然抛弃，被驱赶到了意识的领域。现在，我们不得不依靠意识来做出决定、解决问题，而在以前，我们信任的则是自然事件。因此，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拓宽意识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告别幼稚的无意识以及对自然的信任。这种需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事实，以至于它成了基督教必不可少的象征性教义之一，即纯粹的自然人的牺牲——无意识的、天真朴实的人由于偷吃了伊甸园里的苹果而开始了他悲惨的命运。《圣经》中有关人类之堕落的记载，表明意识的启蒙是一种诅咒。事实上，我们起初正是从这一视角来看待问题的：每一个问题都迫使我们拥有更多的意识，使我们离无意识的童年乐园越来越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避自己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压根不想提起，或者甚至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简单、确定、顺利，因此，问题便成为了禁忌（tabu）。我们选择确定的事物，而不要任何有疑问的事物——只要结果，不要试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只有通过怀疑才能获得确定性，只有通过试验才能获得结果。人为地否认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带来确定感；相反，要想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感和清晰感，则需要一种更为广泛、更为高级的意识。

这段引言虽然比较长，但在我看来，为了搞清楚我们这个主题的性质，却很有必要。当必须处理某些问题时，我们会本能地拒绝走那条需要穿过黑暗和模糊的路。我们只想听到毫不含糊的结果，而全然忘记了我们只有冒险进入黑暗，然后再从黑暗中走出来才能获得结果。但是，要穿过黑暗，我们必须唤起意识所能提供的全部光明力量；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甚至必须任凭自己沉溺于猜测之中。因为在处理心理生活的问题时，我们会不断地遇到不同知识分支之私人领域的原则问题。我们常常会打扰并且激怒神学家、哲学家、医生和教育家，我们甚至会在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领域中摸索前行。我们之所以做出这种过分的行为，不是因为傲慢自大，而是因为人的心理是各种因素的独特组合，而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各个领域专门研究的主题。人类正是通过其自身以及自身的独特构造创造了科学。这些科学便是其心理的表征。

因此，如果我们自问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跟动物世界明显不同的人类会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那个若干世纪以来成千上万个智慧的头脑也没有解开的结。我不会像西西弗斯（sisyphus）那样在这个混乱的杰作上做无用功，而只是在人类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努力将我的答案提供给读者以作参考。

没有意识，就没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提这个问题：意识是怎样产生的？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处于意识形成阶段的小孩来寻找答案。只要留心，每一个家长都会看到这一点。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是：当小孩能够辨认（recognize）某人或某物时——当他能够“认识”（know）某个人或某样东西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开始有意识了。毫无疑问，这正是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树会结出如此致命的果实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个意义上的辨认或认识又是什么呢？当我们成功地把一种新的知觉与一个已经确立的情境联系起来，并且将这种新的知觉和情境都保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时，我们就说“认识”了某样事物。所以，“认识”是建立在心理内容之间的有意识联系之上的。我们无法认识毫无关联的内容，甚至意识不到它们。因此，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意识的第一个阶段，是将两个或更多的心理内容联系起来。在这个阶段，意识仅仅只是断断续续的，仅限于少数几种联系的表象，而且此后这些内容也不会存在于记忆中。事实上，在生命最初的几年，是没有什么连续的记忆的，至多存在一些记忆的孤岛，它们就像无边黑暗中的一盏盏孤灯或发光物。但是，这些记忆孤岛与心理内容那些最初的联系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更多、更新。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内容，构成了所谓的“自我”（ego）。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最初的一系列内容，是意识中的一个客体，正因为如此，儿童最初总是用客观的方式称呼自己，也就是用第三人称。只有到了后来，当自我的内容充满了属于它们自己的能量时（这很可能是练习的结果），主观的感觉，或者说“我性”（i-ness）才会产生。毫无疑问，从这一刻起，儿童便开始用第一人称来称呼他自己了。在这个阶段，连续的记忆也开始出现。因此，从本质上说，连续的记忆是一种连续的自我记忆。

在意识尚处于孩童阶段时，还没有出现问题；任何事情都还不能依赖于主体，因为儿童自身此时还仍完全依赖于其父母。这就好像是儿童此时还没有完全出生，他仍然被包围在父母心理氛围之中。心理上的出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将自我与父母有意识地区分开的过程是正常的发展过程，一般发生在青春期，并伴随着性生活的突然出现。生理上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心理上的剧变。因为身体的各种症状非常强调自我，以至于它常常毫无节制或不顾一切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个时期有时候被称为“让人无法忍受的年纪”（the unbearable age）。

在青春期之前，个体的心理生活基本上被冲动所控制，很少或者完全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甚至当外在限制与主观冲动发生冲突时，这些限制也不会让个体与其自身相矛盾。他要么屈从于这些限制，要么绕过它们，始终与自己保持一致。他此时还不了解问题所带来的那种内心紧张的状态。只有当外在限制变成内在的障碍时，也就是一种冲动与另一种冲动发生冲突时，内心的紧张状态才会出现。如果采用心理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由于某个问题的存在而引发的状态——也就是与自我不一致的状态——是在一系列的自我内容与另一系列同样强度的内容同时产生时出现的。这第二个系列的内容由于它所具有的能量价值，从而与自我情结在功能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另一个自我或第二个自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可以从第一个自我手里夺过主导权。这便造成了与自己的疏离——这种状态就预示着问题要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如下：意识的第一个阶段由辨认或“认识”构成，是一种无序或混沌的状态。第二个阶段，即自我情结发展的阶段，是一个独裁的或一元化的阶段。在第三个阶段，意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包括对自身分裂状态的认识，这是一个二元化的阶段。

到这里，我们才开始进入实际的主题，也就是人生阶段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讨论青年时期（the period of youth）。它的大致范围是从青春期一直延伸到中年（开始于35岁到40岁之间）。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选择从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呢？难道就没有与童年时期相关的困难问题吗？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医生来说，儿童复杂的心理生活当然是一个具有第一重要性的问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儿童并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长大了，他才有可能对自己产生怀疑，与自己发生分歧。

对于青年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都已经了如指掌。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起源于生活的需要，这些需要匆忙地终结了童年的梦想。如果个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其向职业生涯的转变可能就会比较顺利。但是，如果他紧紧地抓着那个与现实相矛盾的幻想不放，那么，问题肯定就会出现。没有哪个人在生活的过程中不做一些假设——有时候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些假设可能并不符合个体所处的情境。于是，问题往往就会出现，比如期望过高，低估了困难，盲目乐观或者态度消极，等等。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引发了最初的意识问题的错误假设。

但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并非总是主观假设与外界事实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源于内在的心理失调。即使当外部世界中的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问题也可能存在。干扰心理平衡的通常是性冲动；同样，由于难以忍受的敏感而产生的自卑感也常常会干扰心理平衡。甚至在无须费力便能适应外部世界的时候，这些内在的困难也可能存在。这就好像是那些不得不为生存而奋力挣扎的年轻人往往可幸免于内在的问题，而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很容易适应外部世界的年轻人，却常常会因其自卑感而遭遇性或冲突的问题。

那些自身气质就会带来问题的人，通常是神经质的，但如果把存在的问题与神经症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神经症患者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而那些气质会带来问题的人并没有生病，他只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备受折磨。

我们发现青年时期有着无穷无尽的个人问题，如果试着从中提取出一些共同的必要因素，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几乎所有案例都有一个特征：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明显地固着于童年时期的意识——表现出一种对命中注定的力量的反叛，而这种力量无处不在，试图将我们卷入这个世界之中。我们内心有某种东西希望我们依然还是个孩子；它希望我们是无意识的，或者最多只能意识到自我；它希望我们拒绝一切陌生的东西，或者至少让它顺从于我们的意志；它希望我们什么也不做，或者无论如何都要沉溺于追逐快乐或权力的渴望。在这种倾向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类似于物质惯性的东西；与二元化阶段相比，它要保持迄今为止的状态，即它的意识水平更低、更狭窄、更自我。因为在二元化阶段中，个体往往发现自己被迫要承认和接受一些不同的、陌生的东西，并把它们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是把它们当成“另一个我”（also-i）。

二元化阶段的本质特征是生活范围的扩展，而个体对此是抵制的。诚然，这种扩展——或者用歌德的话说，这种舒张（diastole）——早在二元化阶段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它开始于个体出生的时候，当时，婴儿放弃了母亲子宫的狭窄限制；从那时起，它便日渐成长，直至达到某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个体被各种问题所困扰，于是便开始抵制它。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不一样的、异质的“另一个我”，并让早先的那个自我消失在过去，那么，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过程。从布道时所说的要抛弃以前的亚当到原始民族的再生仪式，所有宗教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要把人改造成一个崭新的、活在未来的人，并让旧有的生活形式逐渐消失。

心理学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陈旧的，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彻底地消失。就连圣保罗，也有一根刺留在了他的肉体里。凡是想让自己免于接触新奇陌生的东西而退回到过去的人，与那些认同新的东西而背离过去的人一样，都会陷入同样的神经症状况。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人疏离了过去，另一个人则疏离了未来。从原则上说，他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紧紧抓着一种狭窄的意识状态不放。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对立物的活动中所固有的张力——存在于二元化阶段中——来打破这种狭窄的状态，从而建立起一种更为广阔、更为高级的意识状态。

如果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能有此结果，那这个结果将是很理想的——但难就难在这里。首先，自然丝毫不在乎更高水平的意识。其次，社会也并不认为心理的这些技艺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社会所褒奖的对象始终是成就，而不是人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即人格）只有在人去世后才会受到赞赏。既然如此，一种解决这个困难的特殊方法就变得具有了强迫性：我们被迫要限制自己去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迫将我们的特殊才能区分开来，因为只有这样，有能力的个体才能发现他的社会存在。

成就、有用等是我们的理想，它们似乎可以引导我们走出各种问题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在扩展和巩固我们的心理存在的冒险过程中，它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北极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扎根；但是，它们却不能引导我们发展出那种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更为广泛的意识。无论如何，在青年时期，这样的过程都是正常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比陷入杂乱无章的问题中翻来覆去要好得多。

因此，这个两难问题通常是这样解决的：过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都要适应于未来的可能性和要求。我们若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潜能。有的人会失去一部分有价值的过去，有的人则会失去一部分有价值的未来。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这样一些朋友或者同学：他们曾是很有前途、很有理想的年轻人，但若干年以后再遇到时却发现，他们似乎已经江郎才尽，被束缚在了一个狭窄的空间中。这些便是上面所列举的解决办法的例子。

然而，人生中的重要问题永远都不能彻底解决。如果什么时候它们看似完全解决了，那么这只是一个迹象，说明有什么东西被遗漏了。问题的意义和目的似乎并不在于其最终的解决，而在于我们不断地去解决它这个过程。单是这一点，就能使我们免于头脑愚钝和僵化。对于青年时期的问题（即限制自己只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解决来说，也是一样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有效，但不能持久。当然，为自己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从而转变自己的天性，使之或多或少适合于这个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这不仅是一场外部的斗争，也是一场内在的斗争，可与儿童为保卫其自我而进行的斗争相媲美。我们必须承认，这场斗争有很大一部分是观察不到的，因为它在暗中进行；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依然固守着幼稚的幻想、预设和自我中心的习惯时，我们就能意识到，这场斗争消耗了他们多少能量。那些在青年时期引导我们走进生活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态度（我们为了它们而奋斗、受苦，最终获得了胜利）已经成为我们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我们似乎变成了它们，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地允许其永远存在，视之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孩子在面对世界时会不顾自己——甚至有时候会恶意地对待自己——来维护其自我（ego）一样。

我们离中年越近，就越能成功地牢固确立我们的个人立场和社会地位，也就好像越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因此，我们便把它们当成了永远有效、一成不变的东西，紧紧抓着它们不放，并把这些行为视作一种美德。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获得社会奖赏的成就往往是以个性的萎缩为代价而赢得的。生活中有许多，或者说太多本应该也要去体验的方面，却与许多尘封的记忆在一起，被丢在了废旧物品储藏室。有时候，它们甚至成了灰烬下面燃烧着的煤炭。

统计表显示，在40岁左右的男性中，精神抑郁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而对于女性而言，神经性障碍出现的时间通常要早一些。我们看到，在生命的这个阶段——35岁到40岁之间——酝酿着人类心理的一次重大改变。起初，这个改变是无意识的，也不明显；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些间接的迹象，表明有一种改变似乎要从无意识中产生。通常情况下，它就像是一个人的性格所发生的缓慢的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某些在童年时期便已消失的特征可能又会出现；又或者，某些倾向和兴趣会逐渐变弱，而其他的倾向和兴趣则取而代之。此外，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迄今为止一直被接受的信念和原则——尤其是道德方面的原则——开始硬化，而且变得越来越僵化，到50岁左右，这种状况会达到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狂热境地。这就好像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原则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因此有必要予以格外的强调。

青春之酒并非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清醇，而是常常会变得越来越浑浊。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表现，在偏激的人身上看得最为清楚，它们或迟或早都会显现出来。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的双亲一直健在，它们出现的时间往往就会迟一些。这就好像是这个人的青年期被不适当地延长了。在那些父亲长寿的男性病人身上，我尤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父亲的死亡会导致过于匆忙的——几乎是灾难性的——成熟。

我认识一位极为虔诚的教会执事，他从40岁起便开始对道德和宗教方面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不宽容，最后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与此同时，他的性情也变得越来越差。最后，他完全变成了一根在黑暗中慢慢倒下的“教会支柱”。他就这样到了55岁，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床上挺身坐了起来，对他的妻子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地道的恶棍。”这种自我认识并非没有效果。到了晚年，他便过起了非常放纵的生活，挥霍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显然，他是一个“可爱”的人，能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成年期常见的神经性障碍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总是掩饰不住想延长青年时期的心理倾向，使其越过所谓的懂事年龄（years of discretion）的门槛。我们都见过那些令人同情的老先生，他们必须天天拿着学生时代的旧事炒冷饭，就好像只有通过回忆年轻时的辉煌事迹，才能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一样——而在其他时候，他们则只是一个无望而麻木的市侩老人。当然，他们通常拥有一个不容低估的优势：他们不会患上神经症，而只是令人生厌、拘泥不化罢了。相反，会患上神经症的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不喜欢当下的每一件事，因此也永远不能享受过去。

正如之前青年时期的神经症患者无法逃避童年一样，中年期的神经症患者也无法逃避他的青年时代。他在人之将老的灰色想法面前常常会退缩，而且，他觉得摆在面前的这种前景令人难以忍受，于是，他总是拼命地追忆过往。就像一个充满孩子气的人在面对未知的世界或人时会退缩一样，成年人也常常在人生的后半段面前退缩。就好像是要他去完成一项未知而又危险的任务；或者好像是他受到了威胁，要他付出他不想承受的牺牲和损失；又或者好像对他来说，迄今为止的生活是那样美好和珍贵，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它一样。

是不是从根本上讲这只不过是对死亡的恐惧呢？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在这个时候死亡通常还很遥远，因此往往被看作一个多少有些抽象的概念。相反，经验告诉我们，这一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困难的基础和原因，都包含在心理内部深刻而特殊的变化之中。为了描述它的特征，我得拿太阳每天的运行轨迹来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太阳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和有限的意识。早晨，太阳从无意识的夜间海洋中升起，放眼这个展现于眼前的宽阔且明亮的世界，随着太阳在天空中升得越来越高，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宽阔。随着太阳不断升高，其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它把上升到最高点——在最大范围内洒下恩泽——当成其目标。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太阳开始追寻其通往顶点的无法预见的旅程；之所以无法预见，是因为太阳的旅程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化的，因而其最高点无法提前计算出来。在正午的钟声敲响之时，太阳便开始下降。下降意味着上午所珍视的一切理想和价值观开始出现逆转。太阳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这就好像是太阳应该吸收光线，而不是放射光线。光和热开始慢慢变弱，最终彻底消失。

所有这些比方都相当蹩脚，但至少不会比别的比方更加蹩脚。有一句法国谚语以一种听天由命又玩世不恭的口吻总结道：“愿年轻人有智慧，老年人有精力。”

幸运的是，我们人类并不是朝升夕落的太阳，否则，就会对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很不利。但是，我们身上确实存在一些类似于太阳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生的早晨、人生的春天，或者人生的傍晚、人生的秋天，这些说法并不仅仅只是感伤的套话。这样一来，我们就表达出了一个心理学真理，甚至还表达出了生理学的事实；因为正午时分的这种逆转甚至会改变身体的特征。尤其是在南方的种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上了年纪的妇女，其嗓音会变得粗哑低沉，唇部开始长出胡须，面部表情会变得生硬，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男性特质。另一方面，男性体格则由于出现了女性气质特征而变得柔和了一些，例如，身体变得肥胖，面部表情也变得柔和了起来。

在人种学文献中，有一篇有趣的报道记载了一位印第安武士首领的故事，这位武士首领在中年的时候，印第安部落所崇拜的大神（great spirit）出现在了他的梦中。大神对他说，从此以后，他必须和妇女儿童在一起，穿女性的服饰，吃女性的食物。他遵从了梦中的指示，但并未因此而声望下降。这个幻觉是人生处于正午之时——也就是生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心理革命的真实表达。人的价值观，甚至是他的身体都往往会朝着相反的方向经历一场逆转。

我们可以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及其心理成分比作储存在某个特别仓库里的物质，在生命的前半段，对这些物质的使用是不均衡的。男人消耗掉了大量的男性物质，最后只剩下少量的女性物质，此时他不得不开始使用这些女性物质。女性的情形则恰好相反：此时她通常会让那些未使用的男性物质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与生理领域相比，这种转变对心理领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我们经常看到，一个40或50岁的男人放弃自己的生意，而他的妻子则挑起大梁，开了一家商店，这个男人会时不时地到店里去打打杂。有很多女性过了40岁，才开始唤醒其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在现代商业生活中——尤其是在美国——40岁或40岁以上的人突然精神崩溃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稍微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患者，就会发现，崩溃的其实是坚持至今的男性生活方式；而今剩下的，只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反之亦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同样在这些商业领域中，女性则在生命的后半段发展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男子气概和敏锐性，而将她们的情感和同情心推到了一边。通常情况下，这种逆转会伴随婚姻中各种各样的灾难；因为不难想象，当丈夫发现自己有温情的一面，而妻子发现自己有敏锐的头脑时，将会发生什么。

最糟糕的是，聪明又有教养的人士拥有了这些倾向，却甚至对这种转变发生的可能性毫不知情。他们丝毫没有准备便开始了人生后半部分的旅程。社会上是否有一种专为40多岁的人所设的学院，让他们学习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及其要求，就像普通的学校教给年轻人关于世界和生活的知识一样？没有，一所也没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便步入了人生的下午；更糟糕的是，我们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带着一种错误的假设，以为我们的真理和理想会像一直以来那样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不能按照生命上午的方案来度过生命的下午——因为在上午显得很伟大的东西，到了傍晚就会无足轻重；而在上午是真实的事情，到了傍晚就会变成一个谎言。我给太多年纪大的人做过心理治疗，经常窥探到他们灵魂中的秘密，因此，对这一基本事实坚信不疑。

上了年纪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生活不是在走上坡路，也不会往外扩展，而是有一种不可阻挡的内在过程迫使其生活开始收缩。对年轻人来说，过于关注自己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罪恶——当然也是一种危险；但对老年人来说，认真关注自己是一种责任，也是必要之举。太阳在把光芒洒遍世界之后，往往需要收敛光芒以照亮自己。但很多老年人不但不这样做，还宁可变成疑病症患者、吝啬鬼、教条主义者、一味吹捧过去或青春永恒的人——这些做法全都是照亮自己的可悲替代品，但同时也是这一错觉，即错以为前半生的原则也适用于后半生的必然结果。

我刚才说我们没有专门为40多岁的人开设的学校。其实，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在以前，我们的宗教一直发挥着这种学校的作用，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把宗教看成这样的学校呢？在老年人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学习过，为其生命的后半部分、衰老、死亡和永生做好了准备呢？

如果长寿对于个体所属的物种没有意义的话，人肯定活不到七八十岁。因此，人生的下午必定有其意义，不可能只是人生的上午的可悲附属物。毫无疑问，上午的意义在于个体的发展，在于确立我们在外部世界的稳固地位，在于繁衍后代以及照顾我们的孩子。这是自然极为明显的目的。但是，当此一目的已经实现，甚至超额完成后，赚钱、扩大征服领域以及扩展生活是否将超越一切理性和感觉的界限，稳固地继续下去呢？凡是将上午的法则——也就是自然的目的——带到下午的人，都必定因为这样做而付出伤害灵魂的代价，就像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如果他试图挽回他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则必定会因为这个错误而付出在社会上遭遇失败的代价一样。赚钱、确立社会地位、组建家庭和传宗接代等，都只不过是朴素的自然而不是文化。文化通常超越了自然的目的。那么，文化有没有可能就是人生后半部分的意义与目的呢？

在原始部落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几乎总是神秘事物与戒律的护卫者，部落的文化遗产正是通过这些神秘事物和戒律表现出来的。我们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我们的老年人所拥有的智慧在哪里？他们的珍贵秘密和眼界又在何处呢？我们大多数的老年人都试图与年轻人一争雌雄。在美国，父亲和儿子以兄弟相称，而母亲恨不能成为女儿的妹妹，这几乎可以说是父母的理想。

我不知道这种混乱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从前过分强调年长为尊的一种反应，又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错误的理想。毫无疑问，这类理想是存在的，而怀有这种理想的人的目标在过去，而不在将来。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回到过去。我们不得不向这些人承认，前半生的目标人人皆知，但要想看出后半生能够提供什么别的目标却极为困难。扩大生活面、成为有用高效之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精明地安排儿女步入合适的婚姻以及取得好的职位——这些目标难道不够吗？不幸的是，很多人都认为上述意义或目的并不够，他们觉得衰老就是生命的萎缩，将其早先的理想视为只不过是某种褪色、破旧的东西。当然，倘若这些人能够在早年斟满生命的酒杯，并饮尽生命的美酒，那么，他们现在对一切事物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如果他们毫无保留，在年轻时曾纵情地燃烧过，那他们就能非常享受老年的平静。但我们不要忘了，只有极少数人是生活中的艺术家；在所有的艺术中，生活的艺术是最为杰出、最为罕见的。世上到底有几人能优雅地饮尽生命之酒呢？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生命中有太多东西从其手中平白地溜走——有时候，他们可能拼尽了全力也无法做到；这样一来，他们便会怀着未得到满足的索求之心步入老年，而这必然会让他们频频回头张望。

对这些人来说，频频回头张望尤其致命，而给未来设定一种前景或目标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许诺有一种死后生活的原因所在，这使得普通人能够带着与前半生同样的毅力和目标度过后半生。对今天的人来说，生命的扩展及生命的巅峰是貌似合理的目标；但在他看来，有关死后生活的观点却似乎很可疑，或者不可思议。然而，只有当生存太过悲惨，以至于我们乐于让它结束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确信太阳在下沉——“为了照耀遥远的种族”——之际也付出了与上升到最高点时同样的坚持和努力时，生命的终点，即死亡，才会被接受为一个目标。但是，信仰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很难做到的艺术，这就使得人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很难找到确立信仰的途径。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有关永生之类的问题常常自相矛盾，且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当今世界，“科学”成为一个人们对之深信不疑的口号，因此，我们总是想要用“科学”来证明一切。但那些受过教育、懂得思考的人都知道，想要获得这种类型的证据是不可能的。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就是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我是不是也可以因此而评论说我们同样无从得知一个人死后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因为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能用确凿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就好比是在问火星上到底有没有人居住一样。就算火星上有人居住，他们无疑也不会关心我们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的存在。他们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而有关所谓的永生，亦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妨将此问题搁置一旁。

但是在这里，我作为医生的良知被唤醒了，因此，我必须就此问题补充一点必要的内容。我观察到，与毫无目的的生活相比，一种有目标的生活总的来说要更好、更丰富，也更健康一些；顺着时间的溪流而行，比逆流而上要好一些。在心理治疗师看来，一个不能向生活告别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一个不能拥抱生活的年轻人一样软弱、病态。事实上，在许多病例中，不论是在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身上，这体现的都是同样的幼稚、贪婪、恐惧、固执和任性的问题。作为一名医生，我确信：从死亡中发掘出一个能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符合卫生学的——如果我可以用卫生学这个词的话；逃避死亡是不健康、不正常的，这样做就等于剥夺了后半生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宗教关于来生的教义符合心理卫生的观点。如果我知道我所居住的房子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倒塌，那么，我所有重要的功能都会因为这一想法而受到损害；但如果情况与此相反，我感觉自己很安全，那么，我就可以正常、舒适地住在这里。因此，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比较可取的做法是把死亡看作仅仅只是一个过渡——只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其范围和持续时间是我们无从知晓的。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身体需要盐分，但尽管事实如此，人们依然出于本能需要而摄取盐分。心理方面的事情也是如此。从远古时代起，绝大部分人都觉得有必要相信生命是延续的。因此，心理治疗的要求不会将我们引上什么歧途，而是引导我们沿着人类已经踩出的康庄大道继续前进。所以说，我们有关生活之意义的思考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并不理解自己思考的是什么。

我们始终知道自己思考的是什么吗？我们唯一理解的，是那种像纯粹公式一样的思考，放进去什么，就算出来什么。这就是智力的活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使用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进行的思考——这些象征比人类历史还要古老；它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心中，而且源远流长，历经千秋万代，至今依然是人类心理的基础。只有与这些象征和谐共处，我们才有可能过上最为圆满的生活；智慧便是这些象征所给予的一种回报。这无关信仰，也无关知识，而是一个让我们的思考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相一致的问题。这些意象是我们全部有意识思想的根源，而在这些原始意象中，有一个就是有关来生的观念。科学与这些意象是无法放在一起比较的。这些意象是想象力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们是第一手的资料——科学也不能随意否定它们存在的适宜性和正当性。科学只能把它们当作既定的事实，像探索甲状腺的功能一样去探索其功能。在19世纪以前，人们之所以认为甲状腺是一个没用的器官，完全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它。倘若今天我们说原始意象毫无意义，那我们也犯了同样的目光短浅的错误。在我看来，这些意象就像是心理的器官，我必须万分谨慎地对待它们。有时候，我不得不对某位上了年纪的患者说：“你脑海里有关上帝的画面，或者说你的永生信念已经消退了，因此，你心理的新陈代谢功能就失常了。”古代的不死药（athanasias pharmakpn），即长生不老药，比我们所认为的要有意义且深刻得多。

在这里，我想暂且再回到那个太阳的比喻。人生就像一道180度的弧线，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位于东方，它是童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对他人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不曾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任何问题；第二个和第三个部分则充满了各种意识到的问题；而在最后一个部分——最为年老的时期——我们又退回到了那种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识状态而担忧的境地，我们再一次成了别人的问题。当然，童年和老年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它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沉浸在无意识的心理事件之中。儿童的心智会从无意识状态中逐渐成长起来，因此，其心理过程——尽管也不太容易观察到——并不像老年人的心理过程那样难以觉察，而这些老年人已经再度陷入了无意识中，并在无意识之中慢慢消失。童年和老年是意识不到存在什么问题的人生阶段，我在这里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