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character）指的是一个人固定的、个别化的形态。既然身体有形态，行为或心理也有形态，那么，一门普通性格学（general characterology）就必须同时教授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生物体神秘的单一性（oneness）必然可以推导出这样的事实：身体的特性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精神的特性也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为了帮助理解，人类的理智不得不对事物进行对立区分，但自然是连续的，不会设置这样的区分。

心理与身体的区分是一种人为的二分法，这种区分的基础毫无疑问是智力理解的独特性，而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事实上，身体特性和心理特性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以至于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身体的构造对心理构造进行深远的推论，而且还可以根据心理特性推导出相应的身体特性。诚然，后一个过程更为困难一些，但这肯定不是因为身体对心理的影响比心理对身体的影响更大，而是另有原因。我们以心理为出发点，就是从相对未知的领域进入相对已知的领域；反过来，如果反其道而行，我们便可以利用相对已知的事物，即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以其作为出发点了解相对未知的事物。尽管我们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掌握了很多心理学知识，但与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相比，心理依然要晦涩难懂得多。心理依然是一个几乎未经探索的陌生领域，我们对它只有间接的认识，即通过对其中起中介作用的意识功能的了解来认识它，但意识功能却有无数被骗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那么对我们来说，更为稳妥的做法是由外向内、从已知到未知、从身体到心理进行研究。因此，性格学的一切研究都是从外部世界开始的。古代的占星术（astrology）为了探知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线，甚至求助于星球空间。此外，手相术（palmistry）、加尔（gall）的颅相学（phrenology）、拉瓦特（lavater）的相面术（physiognomy）研究、最近出现的笔迹学（graphology）、克雷奇默（kretschmer）有关类型的生理学研究，以及罗夏（rorshach）的墨迹测验法，都同属于这种从外部迹象出发进行解释的类别。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从外向内、从生理到心理的道路有很多条，因此，研究工作有必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直到我们对某些基本的心理事实有足够确定的把握。但一旦确定这些事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相反的研究程序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与身体特征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水平还不够先进，因而甚至都不能粗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确立心理生活的主要事实，但这一点至今还远远没有完成。事实上，我们只不过才刚刚开始对心理的详细内容进行一些汇编的工作，而且，我们得到的结果也并非总能尽如人意。

如果确立的事实只是描述了某些人的相貌如何，而不能让我们从中推断出相应的心理特征，那便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我们确定了与某一特定身体构造相伴随的是怎样的心理特征时，才算学到了些东西。如果没有心理，身体对我们而言便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身体，心理对我们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试着从一种生理特征推断出相应的心理特征时，我们便——如前文所说——从已知领域走向了未知领域。

不幸的是，我必须强调这一点：由于心理学是目前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一门，因此，它最容易受到各种先入之见的影响。我们直到最近才发现心理学，这一事实本身便足够清楚地表明，我们所有人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将我们自己与我们头脑中的内容清楚地区分了开来。而在这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客观地研究心理的。心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事实上是我们的最新发现；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像中世纪时期的自然科学一样，非常武断且怪诞无比。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心理学可以不需要经验数据的支持，好像只要一下命令便可以创造出来似的——我们至今依然在这样一种偏见之下挣扎。而心理生活事件与我们的关联最为直接，似乎是我们最为了解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不仅熟悉这些事件，而且简直是熟悉到厌烦了。这些无休止的日常琐事的枯燥乏味让我们感到吃惊。简言之，我们确实因为心理生活的即时性而深感痛苦，因而会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想到它。所以，因为心理本身具有即时性，而我们自己就是心理，因此，我们不得不假定自己对心理已经了如指掌，而且这种了解不容人置疑。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心理都有自己的个人见解，甚至深信自己的了解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原因所在。这种盲目的偏见使得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心理问题方面的最佳权威，而精神病学家作为一个专业群体，由于他们必须与患者的家人和监护人（他们的“理解”是众所周知的）周旋，那么，他们或许是最早认识到这种偏见的人。不过，这当然不能阻止精神病学家成为“自称无所不知的人”。有一位精神病学家甚至声称：“在这座城市里只有两个正常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b教授。”

既然今天的心理学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种靠自己最近的东西的了解却最少，尽管表面上它似乎是我们最为了解的东西。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其他任何人对我们的了解很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多。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出发点，这将是一条非常有用的启发式原则。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正是因为心理离我们如此之近，所以我们发现心理学的时间才如此之晚。作为一门仍处于初始阶段的科学，我们缺乏一些概念和定义来掌握事实。我们缺乏的是概念，而非事实。并且我们被这些事实包围着——几乎被它们淹没了。这与其他科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他科学中，首先必须挖掘的就是事实。在这些科学中，首先要对第一手资料进行分类，然后才能形成有关某些自然规律的描述性概念。例如，化学中的元素分类以及植物中的科属分类。但就心理而言，一切情况就都不同了。在这种情形下，一种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观点会让我们任凭不可遏制的主观经验之流的摆布，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汹涌的印象流之中产生了某些笼统的概括性内容，概括的通常就仅仅只是某种症状。由于我们自己就是心理，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陷入心理事件而对其听之任之、不加干涉，而我们因此也被剥夺了辨别差异和进行比较的能力。

这是一大困难。而另外一个困难存在于下述情况中：我们越是脱离特定现象去研究不受空间限制的心理，就越不可能通过精确测量确定任何的事物。甚至连确定事实都很困难。例如，如果我想强调某件东西不是真实的，我就会说它仅仅是我想出来的。我会说：“除非某某事情发生，否则，我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除此之外，我从来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听到，它们表明心理事实是多么的模糊不清，或者更确切地说，就主观方面而言，心理事实是多么的令人费解——而事实上，心理事实与历史事实一样客观、一样确定无疑。事实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而不管我为此事实附加了多少的条件和限制。为了承认这个完全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多人都不得不与自己斗争，而且常常还要付出巨大的道德努力。因此，这些就是我们在根据外部观察到的事物来推断心理状态时所遇到的困难。

现在，我进一步缩小了工作的范围，不从外在特征出发去做临床的判断，而是对从中得到的心理资料进行调查和分类。这项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结果，是关于心理的描述性研究，这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些关于心理结构的理论。然后，把这些理论经验性地运用于实践，最终发展出心理类型的概念。

临床研究以症状描述为基础，从描述症状到对心理的描述性研究这一步，堪比从纯粹的病理学到关于细胞或代谢的病理学这一步。也就是说，对心理的描述性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头脑深处导致临床症状的心理过程。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洞察力是通过运用分析方法获得的。今天，我们对各种导致神经症症状的心理过程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因为我们对心理的描述性研究已经有了足够的进展，使得我们能够确定那些情结。不论在模糊的心理深处还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关于这一问题，目前仍是众说纷纭——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即在那里发挥重要作用的首先是所谓的情结（complexes，即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情绪性内容）。“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这种说法经常遭人非议，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非议似乎都是没有道理的。无意识中的活跃内容的行事方式，除了用“自主”一词外，我实在找不到更适当的词来形容它了。“自主的”一词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情结能够抵抗有意识的意图，且能够随心所欲地出没。根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情结是不受有意识头脑控制的心理内容。情结已经从意识中被分离了出来，独立地存在于无意识之中，随时准备好阻止或加强有意识的意图。

对情结的进一步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其起源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现在流行的有多种不同的理论。除了理论之外，经验也告诉我们，情结永远包含着某种类似于冲突的东西——要么是情结导致了冲突，要么是冲突导致了情结。无论如何，冲突的特征——也即震惊、骚动、精神上的痛苦、内心的挣扎等——是情结所特有的。在法语中，它们被称作黑色的野兽（bêtes noires），我们则称之为“壁橱里的骷髅”（skeletons in the cupboard）。它们是“弱点”（vulnerable points），我们不愿意想起它们，更不愿意听别人提起，但它们却经常用最不受欢迎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们的头脑里。它们总是包含着一些我们从未真正处理好的记忆、愿望、恐惧、责任、需要或观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情结不断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方式干扰我们的意识生活。

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情结显然代表了一种自卑（inferiority）——对于这种说法，我必须马上加一个限定，我必须补充说，有情结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自卑。它只表明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无法同化的、发生冲突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障碍，但也可能是一种激励人们付出更大努力的刺激，因而也就为通往新的成功创造了各种新的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结是我们心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焦点或结点。情结确实必不可少，否则，心理活动就会陷入致命的死寂状态。但是，情结也表明了个体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他遭受失败的节点，至少就目前而言，是他无法逃避又不能克服的东西——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那都是他的弱点所在。

情结的这些特征，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起源。显然，情结起源于适应社会的要求与个体在素质上无力迎接这一挑战之间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情结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个体气质倾向的症状。

经验告诉我们，情结的种类无限多样，但只要仔细地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情结典型的基本模式相对数量较少，它们全部根源于童年的最初经验。情况必定如此，因为个体的气质是童年时期便已存在的一个因素；气质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在生活中获得的。因此，父母情结（parental complex）只不过是个体在素质上达不到现实对他的要求时，与现实所发生的冲突的最初表现。这种情结的最初表现形式只能是父母情结，因为父母是与孩子发生冲突的第一个现实。

因此，父母情结的存在并不能告诉我们太多有关个体素质的信息，或者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很快，实践经验便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种父母情结的存在，而在于这种情结在个体生活中是如何表现的。有关这一点，我们观察到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非常大，但只有少数可以归因于父母影响的特别之处。通常情况下，有好几个孩子受到同样的影响，但是每个孩子对此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接下来我将关注这种差异本身，因为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差异，个体才形成了其可资辨别的特殊气质倾向。同在一个患有神经症的家庭中，为什么一个孩子患上了歇斯底里症，另一个却表现出强迫性神经症，第三个则患上了精神病，而第四个却根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呢？弗洛伊德也曾遇到过的“神经症也挑人”这一问题，使父母情结本身失去了其一切病因学意义，他后来把研究转向了做出反应的个体及其特有的气质倾向性格。

尽管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让我非常不满意，但我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我认为，现在提出“神经症也挑人”这个问题，时机尚不成熟。在我们设法回答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之前，必须先对个体做出反应的方式有更多的了解。问题是：一个人在遇到障碍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例如，我们来到河边，河上没有桥。河流太宽，我们跨不过去，因此必须跳过去。要达到此目的，我们必须启动一个复杂的功能系统，即心理动力系统（psycho-motor system）。这个系统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只需要将它启动便可。但在启动它之前，会发生某种具有纯粹心理性质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接下来要做什么。此后的活动便是选择以某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这就因人而异了。但重要的是，我们极少把这些事件视为某种特征，因为我们通常根本看不到我们自己，或者只是到了最后才看到自己。也就是说，就像心理动力装置可以自动地为我们所用一样，我们在做决定时也有一个专门的心理装置可供使用，这个装置也是通过习惯发挥作用的，因此也是无意识的。

至于这个心理装置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的看法则莫衷一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其惯常使用的做出决定、处理困难的方式。有人可能会说，他之所以跳过小河，是因为觉得好玩；另一个人则说是因为别无选择；第三个人说，他所遇到的每个障碍都是挑战，他要克服这些障碍；第四个人之所以没有跳过小河，是因为他不喜欢徒劳无功的尝试；而第五个人之所以无动于衷，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有要去对岸的迫切需要。

我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普通的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些动机看起来是多么的毫不相干。事实上，它们看起来确实非常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经常将它们全部推到一边，而倾向于用我们自己的解释来取而代之。然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洞察力，让我们得以洞悉每一个个体的心理适应系统。如果我们在其他生活情境中考察那个因为觉得好玩而跳过小河的人，我们很可能就会发现，他做或不做一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那件事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我们观察到，那个因为别无他法才跳过小河的人在生活中往往也十分谨慎，总是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有特定的心理系统随时处于一种马上就可以执行决定的状态。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无数种这样的态度。这些态度的变化形式显然数不甚数，就像水晶一样变化多端，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辨认出它们属于哪个系统。但是，就像水晶会表现出一些相对简单的基本特征一样，个人的这些态度也会表现出某些特定的基本特性，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基本特性将之分门别类。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一直反复尝试将个体分为各种类型，并因此达到化繁为简的目的。我们所知的最早尝试，是东方占星家设计出的有关风、水、土、火四种元素的所谓“三宫”（trigon）。在十二宫图中，风象宫由“属气的”三个星座组成，即水瓶座、双子座和天秤座；火象宫则由白羊座、狮子座和人马座组成。根据这种古老的观点，凡是生于这些星座的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气性或火性，并显示出相应的气质特征和命运。这种古老的星象体系孕育了古代的生理类型理论，按照这种类型理论，四种气质与四种体液一一对应。这四种气质最初用黄道十二宫来表示，后来借用了希腊医学中的生理学术语把它们分成了黏液质（phlegmatic）、多血质（sanguine）、胆汁质（choleric）和抑郁质（melancholic）。这些只不过是用来表示假想中的体液的术语。众所周知，这种分类法持续了将近十七个世纪之久。至于占星学的类型理论，让摆脱了迷信的人大感意外的是，它至今都没什么变化，甚至成了一种新的时尚。

这种历史性回顾可以让我们头脑清醒地看待这一事实——我们在现代为创立某种类型理论而做出的努力绝不是什么创新或史无前例的，尽管我们的科学良心不再允许我们用那些古老的、凭直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是一个符合科学要求的答案。

就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有关类型问题的主要困难——也就是，标准或准则的问题。占星学的标准很简单，它是根据星座来确定的。至于人类性格中的一些元素是怎样被归结到黄道十二宫和星座上去的，这一问题通常要追溯到蒙昧模糊的史前期，而且我们至今依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希腊人按照四种生理气质进行分类，是以个体的外貌和行为为标准的，当今生理类型的划分情况也如此。但是，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一种心理类型理论的分类标准呢？且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前面提到过的几个人横跨小河的例子。我们应该用何种方式、从何种角度对他们的习惯性动机进行分类呢？有一个人之所以跳过小河，是为了获得快乐，另一个人跳过小河，是因为如果不跳则更麻烦，第三个人之所以没有跳过小河，是因为他有其他的想法，如此等等。若要列举出各种可能性，那将会不胜枚举，而且，就分类的目的而言，也是毫无用处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着手处理这一任务。因此，我只能告诉大家的是，我自己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而且，我还必须接受他人的指责，说我解决问题的方式纯属我个人偏见的产物。实际上，这种指责完全正确，以至于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反驳。或许我可以引用哥伦布的例子来宽慰自己：哥伦布凭借主观的假设（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选取了一条被现代航海家所抛弃的航线，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不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也不管我们怎样去看，我们都只能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因此，一门科学绝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创造的，而是由许多人共同创造的。个体只能贡献他自己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敢讲一讲我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

我的职业常常迫使我不得不思考个体的特殊性。而且，很多年以来，我治疗了无数对夫妻，在治疗过程中，常常需要让丈夫和妻子各自的立场在彼此眼中变得合理起来，因此，我必须确立一些通用的真理。例如，我不知道自己说了多少遍这样的话：“您看，您的妻子天性非常活泼，所以，您不能指望她的全部生活都以家务为中心。”这是一种类型理论的开端，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真理：有的人天性积极活泼，也有的人天性消极被动。但这个陈旧的真理并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接下来，我将试图说明，有些人习惯于思考，而有些人则不喜欢思考，因为我曾观察到，表面上天性消极被动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消极被动，而是习惯于事先多做一些考虑。他们通常会先考虑一下处境，然后再做出行动；而由于他们习惯于这样做，所以，当实际情况要求他们不假思索地立即行动时，他们总是会错失时机，因而经常被指责为消极被动的人。在我看来，那些无深谋远虑的人总是不假思索地跳入一种处境，很可能事后才发觉自己竟已陷入泥潭。正因为因此，他们才被称为“不喜欢思考的”（unreflective）人，而这种称谓似乎比“积极活跃的”（active）更为恰当一些。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事先考虑（forethought）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这和某些场合下必须不计一切代价马上行动一样，都是合理的行动。但我很快发现，一个人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并非总是因为事先考虑，而另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当机立断也不一定就是缺乏考虑。前者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往往产生于其习惯性胆怯，或至少是产生于一种类似于习惯性退缩的东西，就好像面对的是一项过于沉重的任务一样；而后者的立即行动，则常常是因为他在掌握客体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而成为可能。基于这一观察，我这样系统阐述了这些典型的差异：有一类人，在某一特定情境中需要对某种情况做出反应时，一开始会先后退一步，就好像是说了一个无声的“不”字一样，之后他们才能够做出反应；而另外一类人，在同样的情境中，会立马做出反应，明显表现得非常自信，认为自己的行为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前一类人的特点是，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消极的；而后一类人的特点是，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前一类人对应的是内倾型态度，而后一类人对应的是外倾型态度。但是，这两个术语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就好像莫里哀（molière）笔下的布尔乔亚绅士（bourgeois gentilhomme）发现自己平常说话都像散文般优美也没有什么效果一样。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某一类型所具有的其他所有特征时，这两类人之间的这些区别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一个内倾或外倾的人，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内倾或外倾。我们使用的“内倾”（introverted）这一术语的意思是，所有的心理事件都按照我们所假定的适用于内倾者的方式发生。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是断定某个人属于外倾型，就像我们证明他身高一米八、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或者他的头型比较圆一样，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这些话除了表达一些赤裸裸的事实外，其他的就什么都说明不了了。但是，“外倾”（extraverted）一词还包含更深远的意义。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属于外倾型，那么，他的意识和无意识就具有一些明确的特性，他通常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他的人际关系，甚至是他的生活轨迹，都会表现出某些典型的特征。

内倾或外倾都是典型的态度，都意味着一种本质上的偏向，制约着整个心理过程，确立了习惯性的反应，因此，它们不仅决定了行为的风格，而且还决定了主观经验的性质。不仅如此，它们还预示了我们预期可以发现的那种无意识补偿活动。

一旦确定了习惯性的反应，我们便可以相当肯定我们已经切中了要害，因为习惯性反应一方面控制着外在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特定的经验。一种特定类型的行为会带来相应的结果，对这些结果的主观理解会产生经验，而经验进而又会影响行为，这样一来，个体的命运便完成了一个循环。

尽管毫无疑问，我们涉及的习惯性反应是一个关键问题，但至于我们是否已经令人满意地说出了这些习惯性反应的特征，这仍然是一个微妙的难题。即使在那些同样谙熟这一特殊领域的人当中，有关这一点也存在着分歧。在我关于类型的著作《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1]中，我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可支持我观点的证据，但我也必须说清楚一点，即我并不是说我的理论是唯一正确或唯一可能的类型理论。我的理论非常简单，仅仅将内倾和外倾做了对比；但不幸的是，简单的理论最容易受到质疑。它们都能轻易地掩盖现实的复杂性，从而欺骗我们。我在这里是经验之谈，因为我刚刚把我第一篇关于类型构想的文章发表出来，就沮丧地发现，我不知怎么就被它给骗了。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曾试图用太过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太过复杂的事物，就像有了新发现时经常发生的情况，即先让人狂喜，而后却发现什么地方出错了。

现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虽然人可以归类为内倾者和外倾者，但这种区分并没有涵盖这两种类型中同属一个类型的人之间的全部区别。事实上，同属一种类型的人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我一开始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去观察和比较，才消除了这个疑虑。

这两种类型中同属一个类型的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克服这些困难。观察和识别这些差异，相对来说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现在我所面临的困难的根源，一如既往，还是准则的问题。我该怎样找到正确的术语来描述这些独特的差异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第一次充分地认识到，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多么年轻的学科。心理学至今依然只不过是一堆武断而混乱的观点，其中大部分是从书房、咨询室以及博学多才的学者们的大脑中自发产生的观点。我无意冒犯，但还是忍不住奉劝心理学教授，也要去看看女性的心理、中国人的心理以及澳大利亚土著的心理。我们的心理学必须囊括所有的生命，否则，我们将完全停留在中世纪的封闭状态。

我已经认识到，在当代心理学的混乱状态中是找不到合理的分类标准的。我们必须制定标准——当然不是凭空制造，而是建立在很多先辈所做的宝贵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这些先辈的名字将永远出现在心理学的历史中。

我通过观察，挑选出了一些心理功能作为分类标准，以区分我们所讨论的各种差异，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一一列出所有的观察。我只想在我所能掌握的范围内，讲述我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内倾型的人在客体面前并不是简单地表现出退缩和犹豫不决，相反，他的行为方式是非常确定的。除此之外，他的行为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与其他内倾者有同样的表现，他们都有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就像狮子通常都是用它力量最为充沛的部位——前爪，而不是像鳄鱼用尾巴去袭击敌人或者猎物一样，我们的习惯性反应也往往具有同样的特点，即运用我们最为信赖、最为有效的功能，那是我们力量的表现。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在做出反应时偶尔也会暴露出特定的弱点。由于一种功能占据支配地位，它会导致我们去建构或者寻找某些情境，而避开其他一些情境，因此，我们就获得了自己所独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经验。一个聪明的人会凭借自己的智慧去适应世界，而不是像一个不入流的拳击手那样去适应社会，虽然他偶尔一时气愤也可能会用到自己的拳头。在为生存和适应而展开的斗争中，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利用自己发展得最为完善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因此也就成了他的习惯性反应的准则。

现在，问题就变成了这个：怎样才能将所有这些功能归纳成一般的概念，以便从纯粹偶然事件的混乱状态中将它们区别出来呢？在社会生活中，这样一种粗略的分类老早以前就产生了，因此，我们便有了农民、工人、艺术家、学者、士兵等职业类型的划分。但是，这种类型划分与心理学几乎没什么关系，因为——就像一位著名学者曾说过的一句恶意的话——博学之士只不过是“知识的搬运工”。

类型理论必须更加细致。例如，只谈聪明是不够的，因为聪明这个概念太过笼统，也太过模糊。任何行为，只要进行得顺利、迅速、有效并且符合目的，几乎都可以用聪明来形容。聪明和愚蠢一样，都不是一种功能，而是一种形态（modality）；这个术语只能告诉我们一种功能是怎样发挥作用的。道德标准和美学标准也同样如此。我们必须指出，在个体的习惯性反应中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某种一眼看上去与18世纪古老的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非常相似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将流行的观念放回到了日常交流中，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它，也完全可以理解它。例如，当我说“思考”时，大概只有哲学家会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普通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人们每天都在用“思考”这个词，而且都是在同样的普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尽管如果你突然让他说出“思考”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的话，他确实会觉得十分尴尬。“记忆”和“感觉”这些字眼也是如此。不论用科学方法给它们下定义并使其成为心理学的概念有多么困难，它们在日常交谈中都很容易理解。言语（speech）是一个意象库，它建立在经验之上，因此，太过抽象的概念不容易在里面扎根，也不会因为缺乏与现实的接触而再一次消亡。但是，思考和感觉如此真实，以至于每一种超过原始水平的语言里都有准确无误的词来表达它们。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表达与完全确切的心理事实相吻合，而不管给这些复杂的心理事实所下的科学定义是什么。例如，虽然科学至今还远远不能给“意识”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意识是什么，而且没有人会怀疑这一概念涉及一种明确的心理状况。

因此，我仅仅是从日常用语中所表达的概念出发，形成了我自己的有关心理功能的概念，然后以它们为标准，来判断同一态度类型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例如，我是根据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方式来看待思考（thinking）的，因为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许多人习惯性地比其他人思考得更多，相应地，他们在做重要决定时也会更加深思熟虑。此外，他们还会利用思考来理解和适应世界，不论遇到什么事，他们都会认真思考和反思，或者他们至少会将其经过充分考虑而得出的原则作为行事的准则。而另外一些人，则明显地忽略了思考，看重情绪因素，即情感（feeling）。他们坚定地遵循着情感所制定的“政策”，只有在极少数非同寻常的状况下才会思考。这一类人与前一类人形成了明白无误的对比。如果这两类人成了生意伙伴或者结为了夫妻，这种对比就会格外突出。不论是外倾型的人还是内倾型的人，都可能偏爱思考，不过他们所采用的思考方式总是带有其态度类型的特征。

不过，就算某种功能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也往往还是不能解释我们所发现的所有差异。我称之为思考型和情感型的两类人也有一些共通之处，而对于这些共通之处，我只能用理性（rationality）一词来表示。思考从本质上说是理性的，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种论断；但一谈到情感，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而我不想简单地否定这些不同意见，相反，我会坦然承认，我一直为了这个有关情感的问题而绞尽脑汁。不过，为了避免让此文充斥太多有关情感的现存定义，我在此将讨论的范围局限于只简要阐述我自己的观点。主要的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情感”一词的使用方式有很多种。在德语中尤其如此，英语和法语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样的现象。因此，首先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情感和感觉（sensation）这两个概念，后者指的是感觉过程。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种悔恨的情感与一种觉得天气将要发生变化或者我们持有的铝矿股票将会上涨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提出，将“情感”一词用在第一个例子上，而在另外两个例子中——就心理学的术语而言——则不应该用“情感”一词。在后两个例子中，当涉及感觉器官时，我们应该用“感觉”一词，而当涉及某种无法直接追溯至有意识感觉经验的知觉时，则应该用“直觉”（intuition）一词。因此，我把“感觉”定义为通过有意识感觉过程获得的知觉，而把“直觉”定义为通过无意识的内容和联结得到的知觉。

显然，如果要对这些定义中到底哪一个才是合适的问题进行争论，可能争辩到世界末日那天也没有结果，而这种争论终究也只涉及术语本身的问题而已。这就好像是我们在争论究竟应该把某种动物称为美洲豹还是山狮，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词意指何物就足够了。心理学是一个尚未开发的研究领域，我们必须首先将它所采用的特定语言固定下来。我们都知道，温度可以用列氏度、摄氏度或者华氏度来测量，但我们必须说明我们所使用的是哪一种标准。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我把情感本身当做一种功能，它不同于感觉和直觉。凡是狭义地把情感和感觉、直觉混为一谈的人，都显然不会认为情感是理性的。但如果把情感与感觉、直觉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情感价值和情感判断——也就是，我们的情感——不仅是有理性的，而且和思考一样具有识别力、符合逻辑且前后一致。对于一个思考型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些奇怪，但只要我们认识到了下面一点就能理解这种说法，即一个思考功能出众的人，其情感功能往往较不发达、比较原始，因此容易与其他功能相混——而这些其他功能往往是非理性的、没有逻辑、缺乏判断，也就是感觉和直觉。感觉和直觉就其本质而言，与理性功能相反。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往往是为了做出判断或者得出结论，而当我们产生情感时，则往往是为了给某种事物附加上一种恰当的价值；而另一方面，感觉和直觉则是知觉性的——通过它们，我们便得以知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并不对其加以解释或评价。它们并不依照某些原则有选择地发挥作用，而仅仅只是感知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是自然的，因此，它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没有哪种推理模式能够证明就是存在这么多行星，或者就是存在这么多的这种或那种温血动物。缺乏理性是一种缺陷，需要思考和情感来补偿——而理性也是一种缺陷，需要感觉和直觉来补偿。

很多人的习惯性反应都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反应的基础主要是感觉或直觉。他们无法同时既以感觉为基础，又以直觉为基础，因为感觉和直觉就像思考和情感一样，也是对立的。当我试图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无法同时诉诸梦和幻想去探究偏僻处还隐藏了些什么。这正是直觉型的人的做法，他们必须这样做是为了让无意识或客体自由地发挥作用。因而便很容易看出，感觉型与直觉型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类型。遗憾的是，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非理性类型之中外倾型和内倾型之间的有趣差异。

相反，我倒想补充说明一下，当一种功能受到偏爱时，对其他功能通常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人非万能，永远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他获得某些品质，是以牺牲其他品质为代价的，他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但那些没有通过训练得到发展、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加以运用的功能又会怎样呢？它们或多或少会依然会停留在一种原始、幼稚的状态，经常只是半意识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这些相对不发达的功能构成了每一种类型所特有的劣势，它是整体性格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凡是片面强调思考功能的，其情感方面的功能必定处于劣势，而分化了的感觉和直觉之间也会相互损害。一种功能是否被分化了出来，很容易从其强度、稳定性、一致性、可靠性，以及在适应方面的作用中判断出来。但是一种功能是否处于劣势，通常就不太容易描述或者辨别了。一个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处于劣势的功能往往缺乏独立性，因而需要依赖于他人和环境。此外，它还会使我们喜怒无常和过分敏感，它不可靠且模棱两可，而且，它还常常使我们容易受到暗示。我们在运用处于劣势的功能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我们不能掌控它，事实上甚至还会沦为它的牺牲品。

由于我在此只能简略地介绍一种心理学类型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很遗憾，我不能根据这种理论对个体的特征和行为进行详尽的描述。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全部研究成果，便是提出了两种一般类型，包括我称之为外倾型和内倾型的两种态度。除此之外，我还提出了一种包括四个元素的分类方法，与思考、情感、感觉和直觉这四种功能相对应。这四种功能因其一般态度有内倾和外倾之别，因此就产生了八种变体。有人曾以责备的口吻问我，为什么我提出的是四种功能，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呢？因为经验事实告诉我，功能就只有这四种。但正如下面的考虑所表明的，这四种功能实现了某种完整性。感觉确立了事实，思考让我们得以知晓其意义，情感告诉我们其价值，最后直觉表明了眼前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来龙去脉。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像用经度和纬度确定某个地点的地理位置一样，完整地确定自己在当前世界中的方位。这四种功能有点像罗盘上的四个点；它们和这四个点一样随意但又不可或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转动这些方位基点（cardinal point），我们可以任意地转动方向和度数，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给它们取不同的名字。这只不过是一个习惯和理解的问题而已。

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承认：在心理学研究的旅程中，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罗盘的。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这样一个明显的、过于人性的原因，即每个人都钟爱他自己的观点。我之所以重视我的类型理论是有客观原因的，那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用于比较和定位的体系，从而使得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的一种批判心理学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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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psychological types,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