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詩專尚摹擬，鮮能自立。一代文人之才力，趨新者争向散曲方面發展；守舊者則互相標榜，高談復古以自鳴高；轉致汩没性靈，束縛才思；末流競相剽竊，喪其自我。明詩喜言盛唐，乃不免化神奇爲臭腐；又多立門户，以相攻擊；作者雖多，要爲詩歌史上之一大厄運已！

明初作者，以劉基（字伯温，青田人）、高啓（字季迪，長洲人）最爲傑出。王世貞謂：“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温。”（《藝苑卮言》）基、振奇人也，爲詩獨標高格，極見抱負，而尤工樂府。例如《走馬引》：

天冥冥，雲濛濛，當天白日中貫虹。壯士拔劍出門去，手提仇頭擲草中。擲草中，血漉漉，追兵夜至深谷伏。精神感天天心哀，太乙乃遣天馬從天來，揮霍雷電揚風埃。壯士呼，天馬馳，横行白晝，吏不敢窺。戴天之耻自古有必報，天地亦與相扶持。夫差徒能不忘而報越，栖於會稽又縱之。始知壯士獨無愧，魯莊何以爲人爲？

永樂（成祖）以來，有所謂“臺閣體”者，以“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爲主，雍容平易，有承平之風。迨“弘正（孝宗年號弘治，武宗年號正德）四傑”（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起，言詩必盛唐，而風氣爲之一變。何（字仲默，信陽人）、李（字天賜，更字獻吉，慶陽人）最負重名，力倡復古；而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實爲先導。嘉靖（世宗）間，李攀龍（字於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自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莫不争效其體。夢陽欲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四庫《空同集》提要），景明則深崇“初唐四傑”之格。王士禎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論詩絶句》）則對景明亦致不滿也。

明詩有前後“七子”之目，“後七子”以攀龍爲冠，世貞從而和之；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高，聲氣日廣，執詩壇之牛耳者，垂二十年。袁宏道兄弟，嘗以“贋古”詆攀龍。世貞持論，亦主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攻者四起；然其對於各種文藝，並善批評，所著《藝苑卮言》，亦文學批評中之要籍也。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名稍亞於王李，特以五言近體，獨步於“後七子”間。嘗與王李結社燕市，其論詩宗旨，亦畧相同。

明人摹擬之習，至“公安三袁”（宗道字伯修，宏道字無學，中道字小修）出，始漸革除。宗道始與南充黄輝，力排王李之説，論詩於唐好白居易，於宋好蘇軾。其弟宏道、中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捨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參考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其所持宗旨，謂：“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黄、陳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旦晚脱筆硯者；今詩才脱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静志居詩話》引）凡此，皆深中明代諸家之病，宜“一時聞者涣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沈疴之去體也”（朱彝尊説）。其詩雖間出以俳諧調笑，又雜俚言，而生氣充溢行間，信明代詩壇之一大解放已！

三袁之後，復有鍾（惺字伯敬，竟陵人）、譚（元春字友夏，竟陵人）合選《古詩歸》、《唐詩歸》二書，學者靡然從之，謂之“竟陵體”。其詩務爲幽深孤峭；朱彝尊斥其“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静志居詩話》），且以“妖孽”目之，未免貶抑過甚。然明詩至此復壞，而國亦旋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