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古罗马名胜古迹的周边时常围绕着金属支架和支撑平台的脚手架，这些架子给予我们前人所没有的观摩图拉真柱的机会，在这座纪念碑被竖立起来的十九个世纪后，人们终于有机会可以近观纪念碑上的浮雕。

从外部看，雕饰的大理石表面正在慢慢地变成粉状，水一冲就溶解了，雨水就在不断地把它们冲刷掉。古迹监管部门之所以架起这些脚手架，为的就是保护这层易碎的表面，以此拖延时间，找出保护它的方法；不过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方法。也许是雾霾的罪过，也许是因为地震，抑或是数千年的时间之磨将一切都研成了粉末，事实可能是，这些被认为代表永恒的古罗马的遗迹或许气数将尽了，日后只能由我们来见证它的终结。

意识到这一点的我非常急切地登上了图拉真柱的脚手架。它的确是古罗马为我们留下的最不寻常的古迹，尽管它总是矗立在人们眼前，还是很少有人了解它。这座纪念碑的非同凡响不仅仅因为它高达40米，更因为它形象的“叙事性”（这种“叙事性”正是由非常精美细致的细节构成）使得我们要沿着它盘旋而上、总长200多米的石雕来“阅读”图拉真皇帝的两次达基亚战争（公元101至102年和公元105年）。与我同行的是比萨大学的古典考古学教授塞尔瓦托·塞提斯。

图拉真柱的故事要从战争爆发之前开始讲述，那时罗马帝国的边境依然以多瑙河为界。叙事的画面（一开始非常矮，然后慢慢升高）从古罗马的城市风光开始，这座城市沿河建设了防御工事，有城墙、瞭望塔，还有防备达基亚人（dacian）入侵所使用的信号塔，上面堆着生火用的木头以及生烟用的干草垛。所有这些元素营造出一种警觉、等待和危险的效果，犹如约翰·福特的西部电影。

这幅画面为后续的场景做好了铺垫：古罗马人通过浮桥越过多瑙河，企图在河的另一岸设立防线；谁能质疑巩固这条时常受蛮族攻击的边境、在那里领土设立前哨的必要性呢？士兵们从浮桥上成排走过，他们的头上顶着军团的标志，头盔悬挂着系在肩头，锅和饭盒都挂在杆子上；这些画面令人联想到部队行军时铿锵的脚步声。

故事的主角自然是图拉真皇帝本人了，浮雕中描绘他的场景足足有六十处；可以说每一个片段都以他的再度出现为标志。可是如何才能从众人中辨认出皇帝呢？他的容貌和衣服并没有呈现出什么不同的标志；令他毫无疑问地被识别出来乃是他在人群中的位置。如果画面中有三个身穿长袍的人，图拉真必定是当中那个；的确，旁边两人都看着他，而他则在比画手势；如果有一队人的话，图拉真就是第一个：他要么在劝说大家，要么就是接受战败者的臣服；他所处的位置永远是其他人物目光聚集的地方，他的手始终抬起，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势。比如这一处，我们看到他在下令修建堡垒，他指向一名从地沟中探出身来的士兵，士兵的肩上扛着一篮挖地基时挖出来的土。另一处的背景刻画的是古罗马军营（军营中间是皇帝的营帐），古罗马军团的士兵正揪着一名俘虏的头发，把他扭送到图拉真面前（达基亚人可以通过长头发和胡须辨认出来），他们对俘虏使绊子，让俘虏跪倒在图拉真的脚下。

浮雕极尽精确之能事，古罗马士兵以身穿分节的胸甲为特点（这种胸甲呈一条条水平方向的带状），由于他们还要完成工兵的任务，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身穿胸甲执行砌墙和砍树任务的场景（这一画面与实际情况有悖，但可以让人明白他们的身份）；辅助人员则身穿皮质短上衣，携带轻型武器，时常还骑在马上。还有从屈服于罗马的民族征集来的雇佣军，他们上身赤裸、手拿棍棒，他们的面容显示出他们的异国血统，其中还有毛里塔尼亚的摩尔人。浮雕里成千上万的士兵都被精确地编目分类，因此图拉真柱直到现在仍是重要的军事史文献资料，被历代学者研究着。

树的分类则不太精确，因为浮雕上的树木基本上只有简化的表意形象，它们可以分成为数不多的几个明确可辨的种类：有一种树长着椭圆形树叶，另一种则长着簇形树枝；还可以看出栎树，因为它的叶子不会和其他树混淆；我觉得我还认出了一棵从墙里伸出来的无花果树。树木是风景中最常出现的元素；我们还能时常看到伐木人在用斧子砍树，用来提供修建堡垒所需的梁木，或者给修建道路腾地方，罗马人的推进开辟了原始森林中的道路，就如同这雕刻出来的故事在硕大的大理石上打开了道路。

战争场面也像伟大的史诗一样各不相同。雕塑者简明概括地把战争定格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用一种非常明显又优雅高贵的视觉句法把战争场景拼接起来：阵亡者仰卧的身体如同边饰一般分布在连环画的边缘，军队交锋的场面充满动感，画面的上部仍然是图拉真皇帝，而天上则是显现的神祇。如同史诗一样，画面中也不乏恐怖暴虐的细节：一个罗马人用牙齿叼着达基亚敌人被砍下的长发低垂的头颅；其他被砍下的头颅则被呈献给图拉真皇帝。

观者会发现，每一场战役的画面都各具特色，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几何样式：例如在此处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罗马人的右前臂朝同一方向举成直角，好像在投掷标枪；他们的上方是披着斗篷飞翔的朱庇特，他也举着右臂和人们做着同样的动作，当然了，他挥舞的是一道金色的闪电，不过闪电的颜色已然褪去（我们应当把这些浮雕想象成他们最初的彩色模样），这画面无疑意味着神的青睐是给予罗马人一方的。

达基亚人的溃败场面并不混乱，受苦的他们依旧保留着具有尊严的哀容。在混战的场面之外，有两个达基亚士兵正在运送一名受伤或已经死去的同胞；这是图拉真柱最美的场景之一；这个细节无疑为那些描绘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作品提供了灵感。画面再往上一点，在树林的几棵树之间，达基亚王德塞巴鲁斯正悲伤地注视着子民的战败。

下一个场景中，一个罗马人正举着火炬要焚烧一座达基亚王国的城市。下令放火的是图拉真皇帝本人，他就站在纵火人的身后。火舌从窗户中吐出（可以想象这些火舌曾经是红色的），而达基亚人则仓皇逃窜。我们正要评判罗马人的冷酷无情，可再仔细观察，我们看到达基亚城墙的杆子上有许多被砍下的头颅。现在我们又想谴责达基亚人的残忍并为罗马的复仇正名。你看，创作浮雕的工匠深谙如何借助歌颂式的手段来掌控画面的情感效果。

然后图拉真皇帝接待了敌方使团。现在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区别达基亚的贵族和平民，那些戴着圆帽的是贵族，那些不戴帽子、披着长发的则是平民。因此这个使团均由平民组成，这也是为什么图拉真皇帝并没有应允他们的诉求（他伸出三个手指的手势意味着拒绝）；他要求的显然是更高层面的会谈（达基亚又经历了几次战败后，高层面的谈判也就很快展开了）。

如同许多战争电影一样，这段历史以男性为主宰。然而不同寻常的是，我们可以在画面中看到一个神情悲切的年轻女子正乘船离开港口，堤坝上有一群和她道别的人，还有另一名女子举着小孩面朝她的方向，很明显这位母亲不得不同孩子分别。当然，从不缺席的图拉真皇帝也在场目睹了这道别的场景。史料清楚地解释了这一幕的含义：这名女子是德塞巴鲁斯的姐姐，她曾作为战俘被送往罗马。图拉真皇帝扬起一只手与这位美丽的囚徒告别，另一只手指着孩子。他是在提醒她要把孩子扣为人质呢？还是向她保证将以罗马人的方式教育孩子，把孩子培养成向罗马帝国臣服的国王？无论如何，这一场面有一种神秘的悲剧感染力。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组连环画中我们还看到抢劫牲畜的场景，画面中有许多被宰的羔羊，更烘托出了母子别离的悲怆。

（女性形象还在图拉真柱上一些最残忍的场面里出现过：一些悲愤的女性正被赤身裸体的男性折磨，这些男性应该是罗马人，因为他们头发很短；不过这场景的意义并不是很明确。）

连环组图一般由某些垂直的东西隔开，比如一棵树。不过有时候某些主题会打破这种局限，把不同的片段连接起来，例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被俘虏的公主启程离开的那片海的波浪便延续到下一个画面中，化为河流，达基亚人再一次进攻罗马堡垒失败之后又遭遇了河水泛滥的灾难。

除了水平方向的延续性（准确地说是倾斜方向，因为浮雕是沿着大理石柱盘旋向上的），我们还注意到有些主题也随着柱体高度的增加在垂直方向上把一个个画面连接起来。例如，在达基亚人攻打罗克索拉尼人的场景中，骑士的身体完全由一种鱼鳞状的铜盔甲覆盖着，骑士的马身上也都是鱼鳞；在一场河上战争中，这种“鱼鳞装备”作为主体出现，好像宣告着中世纪的意象；紧挨在这幅画面上方的另一幅战争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死去的“鱼鳞人”躺在那里，像某种人鱼或者爬行人。再往前，一场战役中的军阵将椭圆形盾牌沿对角线排列来抵御进攻，而在后面的图上，我们又看到了同样的椭圆盾牌，但这次盾牌摆放成了水平的条带状，在另一场战役中投降的敌人则把这些盾牌抛在地上。

浮雕沿着时间的历史脉络和空间的路线盘旋而上，因此这些故事不会回到同一个地点：在此处图拉真皇帝正在一座港口登船，在彼处他又靠岸行军去追击敌人；这里的一座堡垒正在被龟甲式掩蔽军阵攻击，而那里一些远距离武器“carrobalistae”（即装置在战车上的弩）则出现在画面中。死伤者漫山遍野，双方都死伤惨重，还有医疗救治的场面，图拉真的军队正是因此而闻名。很明显，创作者很注意不忽视每一支罗马军队的贡献，如果画面中呈现了罗马军团的伤员，那么他的身旁也会有增援部队的伤员。

在第一次达基亚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战败者向图拉真皇帝苦苦哀求，其中一人双手抱住了皇帝的膝盖。连德塞巴鲁斯王也在求情者之列，不过他有尊严地远远站在一边。这描绘的是一场崇高的胜利，这幅画面是第一次战役的终结，而第二次战役则从图拉真皇帝从安科纳码头上船的场景开始。不过走到这里我们便不再向上攀爬了，所以我没有看到故事是怎么结束的。待我亲自考察后续历史之后，我会再向大家讲述。

现在我想谈谈这座纪念柱的神秘之处：这座柱子这么高，却从头到脚都精细地雕刻上许多场景，而人们却不能从地面上看到它们。在公元前1世纪，这附近有几栋现在已不复存在的高大建筑，这些建筑的阳台都面向图拉真柱，可是这些建筑与柱子之间的距离使得观察者难以“阅读”所有的细节，更不可能沿着螺旋的方向连续性地跟进整个故事。（爬上脚手架观察的办法或许和那些被欧洲君主派来考察和临摹图案的考古学家采用的方法差不多：这些欧洲君主包括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最冒险的是拉努乔·比安基·班迪内利[48]，他用消防梯爬上了图拉真柱。正是通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图拉真柱的认识才达到今天的程度。

这封精雕细琢的视觉信件的收件人是谁还是个谜，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谜团。没有人知道那构成柱身的十八根“石鼓”（即圆柱形的块状大理石，内部有索绳，中间有螺旋形楼梯）是怎么被抬起，并一个个摆放上去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石鼓”是先在地上一个一个雕刻好的，还是先把所有的石鼓组装好后再进行雕刻的。

此外，图拉真柱还有其他的谜团：图拉真皇帝和他妻子的骨灰是怎么砌进柱子底部的，因为当时罗马法律严令禁止在“圣界”的围墙里埋葬死者。（当然，放在这个金质骨灰盒里的并不是图拉真的骨灰，他死于赛利农特并且在那里被火化，为了在罗马庆祝他的胜利，人们用蜡像替代他的尸骨，怀着对他的敬意把蜡像付之一炬，人们相信他一定会升入天国。）

罗马帝国从攻占黑海所收获的巨大财富（达基亚有非常丰富的金矿）解释了人们崇拜图拉真的原因（整个庆祝活动持续了一百八十天；给每位市民发送的赠品创造了纪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图拉真皇帝的坟墓和庙宇周围有众多的巨大纪念碑。如今，他为我们留下的则是这块石头上刻出的史诗，这是人类所知晓的内容最丰富、最完美的图像叙事作品之一。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