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阶级斗争　生产力之状态及受这些生产力所规定的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础。社会基础之上，应那些经济关系的需要，自然要发生种种社会的“建筑”——最先当然便是上节已经述过的社会制度。可是社会制度里有所谓“政治制度”。原来社会里发生阶级之后——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工具，要强逼别部分人替他们去做工——使用工具，以便占有他们劳动生产品的一部分（剥削他们），于是需要所谓政府。政府的意义就是“强制机关”。

这种强制机关的发生，必在阶级发生之后：阶级分化愈清晰，强制力量也愈大且多，强制组织也愈完密。可是强制机关也可以转移于受剥削阶级之手，以为限制剥削之机关，消灭剥削之工具。政治发现才有所谓国家，——政治的基础在阶级上，所以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之后，国家也要消灭的。政治不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阶级与政治不能相离，有阶级即有政治。其他社会现象（科学、艺术等）未必全赖阶级制度而存在，所以只有政治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因此，一切阶级斗争，无有不反映到政治上来的，一切政争亦无有不含阶级性质的。根本上说来，阶级斗争是争政权之斗争，目的总在于取得政权以改造经济关系；因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新阶级便非取得政权不能往下发展。因此，一切部分的日常生活里的小斗争，直接的间接的都是阶级斗争。

统治机关及统治阶级　社会里有阶级，便有治者与受治者之分，政府便是统治机关之总称。社会之经济关系的进化过程里，“阶级社会”自成其为一大阶段，与政治制度相终始。这一大阶段里，统治阶级更换过好几次；这种统治阶级更迭的过程便是政治制度的历史，其中有种种复合过渡的形式——也与经济关系的变易相应。总之，政治制度是社会内阶级关系的表现；政治制度的流变，就是社会内历史上各阶级之此进彼退或犄角相持的种种斗争阵势之反映。现在举代表制及元首制的变迁为例。

（1）代表制：

氏族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还没有阶级；当时的氏族集会是全体参与议事的——并且所议的事大半是“怎样处置事物的办法，怎样共同劳动的计画”（当然是很幼稚的蠢笨的办法及计画），却不是“怎样治人”的问题。所以那时其实还没有政府，没有政治制度，没有所谓政权，——只可以勉强称之为“直接民权制度”。

封建制度之下，农奴或奴隶便“丧失”了政权；只有贵族、诸侯、武士各自代表自己的经济力量，获得多少的政权——代表制度方才发现。贵族有选举代表权便是大家商量怎样统治奴隶的政权；农奴和奴隶当然没有选举代表的资格。再则，贵族的代表会议同时就是自己之间的竞争“比武”的场所——各个诸侯自己都有经济，这是他们自己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影片（因经济竞争而朋分政权）。

商业资本兴起，代表制的意义渐次消失。——这期的资产阶级刚刚发生，还很幼稚脆弱，那散漫零乱的小市场生活反映到政治上来——可以无为而治；同时，资产阶级的交易经济势力逐渐膨胀，君主（国王）便隐约代表这小资产阶级（小农及小商）渐次扼制诸侯贵族——他们的自然经济已经失势。所以君主一尊的官僚制度便渐发展。

工业资本发展，代表制的作用又恢复。——这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力大增，大资本兼并小生产的过程表现于政治，资产阶级式的农业与工业竞争，资产阶级各部分的力量要表现、要互争、要联合，于是国会制巩固。同时无产阶级始发生，加入政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厉，国会便成压迫劳动的工具；而且资产阶级不得不时时联络小资产阶级以抵制无产阶级、蒙蔽无产阶级，所以选举权时有扩大。因此种种手段，而资产阶级便在国会里保障并且巩固自己的政权。

财政资本形成，代表制的名称与实际日益相远。——这期的资产阶级兼并（托辣斯）垄断（新狄嘉）[2]愈趋愈甚，势力集中于少数人而日益增大；政治上往往一二大工业或大银行，经过政党及报纸操纵一切政策及选举。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虽得选举权，而实际上受压迫更甚；即使国会里劳动阶级能占优势，大资本家往往指使军队警察以武力镇压（戒严等手段）；甚至于使用“法外”的手段，如法西斯、三k党等暗杀暴行机关，镇压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及政治斗争。选举权之有无已经无关重轻，因为选举权已经不等于政权了。

[2]新狄嘉，今译辛迪加。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这期的资产阶级突然失去政权，必定假借种种手段，如“民治”、“自由”等空谈号召，力谋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无产阶级国家之经济规画政策。实际上私人托辣斯等大生产发现之后，所谓“自由”贸易完全名不符实；经济上的发展要求根据这些大生产制度，渐次实行有规画的经济。可是有规画的分配及生产直接侵害资产阶级的生存权，所以资产阶级决不肯为社会上多数人福利而容忍无产阶级政府和平进行这经济改造事业。因此，无产阶级必然行独裁制——剥夺资产阶级之政权及一切公权，只有劳动者享有代表制的权利——苏维埃制。

共产主义随无产阶级之国家经济政策而渐形成：大资本家既在革命时受没收，小资产阶级又因公有大生产之极端发达而消灭，全社会皆成自由的劳动者——阶级消灭，国家政府亦随之消灭——无政府。

（2）元首制：

元首制最早发现于宗法社会之家长。人类劳动生产的过程，渐渐得经验的（偶遇的）智识——新式的劳动工具。老年人的智识既纯由经验得来，还不能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只能托之神秘祖德——便渐成传授智识的专利者。再则，生产量既增多，生产工具又进步，便因分工协作及储蓄生产品而社会需要集权的“生产劳动之组织者”——家长。这时期大家庭或村社的共产制还存在；所以家长或社长的统治还不是纯粹政治的，而是靠年老尊长的威信（孟轲所谓“曰德、曰齿”）。

家长因为操有分配族中生产品之权，渐能享有余剩生产品——初与他族交易；再则，各族或部落互相接触，各求扩张土地或争夺土地，遂有军事发生，熟练军事技术。因此，交易及战争便增高家长的权力，渐渐变成所谓酋长。管理生产及组织军事的技术亦都是根据于偶然遇见的经验及天生的壮健肢体——族长及酋长每每自以为是神或神子，受部下的敬礼尊崇；其实是大家因同处一经济单位内，智识技术既不及他，要进行生产及防护自族又不得不服从他；所以元首制便渐渐的有神权的色彩。

酋长制之下生产渐发达，农业渐固定；农奴制度日渐形成，战争俘虏对于生产已经有用；土地占有既渐确定，手工业及商业交易也有发生的机会。于是封建制度兴而成阀阅制的社会：土地的占有形成贵族阶级，智识上宗教与军事的分化形成僧侣或儒士阶级，脱离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及商人、小农已经形成“原始的”资产阶级（“第三阶级”）。——其实贵族、儒士及商贾、工匠、农民的相对关系并非严格的“社会阶级”的意义，而是阀阅——身分不同。当时经济上占优势的始终还是贵族之农奴制的农业经济（非自由的小农）。此种农业经济当初全赖贵族（以前的酋长）以武力掠得土地。然而技术程度还很低，不得不将夺得的土地分裂成许多小生产来经营（分封土地）；或者虽然征服别人，而经济上不能兼并，只能行政治上的辖治。因此，一方面封建制度成立，贵族之间出现君主——做诸侯的元首；别方面各贵族诸侯在自己的“采邑”或“国度”内做农奴及士农工商的元首。

商业资本时代，贵族衰落——许多小元首渐渐消灭，君主一尊的制度出现，以个人代表全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所谓“民族的资产阶级”（上面已经详论，不再重复，下同）。

工业资本兴起——君主受大资产阶级的限制或颠覆，于是代表制与元首制渗合，成所谓君主立宪制或总统立宪制。其实君主或总统自己也渐成公司股东或者大企业家。

财政资本发达之后——君主或大总统成了大银行家或投机事业家，或者呢，做大资本家的“最高佣仆”。

资本阶级的社会永久不能抛弃形式上的个人元首制；资产阶级革命（英一六四八年、法一七九三年）曾斫掉过“元首之首”，然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始终保存这元首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内部必然自相竞争，大资产阶级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元首做傀儡或做调人。无产阶级革命方才永绝个人元首制，而代以无产阶级的集体独裁制。

共产主义的发展必定完全消灭阶级及政治制度，更不用说个人的元首制了。

那时的社会里，绝对用不着治人的机关，而只要治物的机关。

政治制度变更的形式大概如此：无处不和社会的阶级关系相适应；而社会的阶级结构又为经济关系及生产力的发展及变更之结果。生产力及经济关系变易的影响，使各阶级在社会生产里的作用及优势互相更迭；于是发生革命而政治制度变革——统治阶级相更调。

政制变革之动力及民权之意义　资产阶级的学者往往以为政治制度自成系统，和物质的经济基础绝无联系；即使承认政制变革有动因，也先向所谓“政治理想”、“社会心理”里去找。其实政治理想及社会心理虽然是政制变革的“助缘”，却不是“动因”。旧社会里新阶级的势力膨胀，自然创造自己阶级斗争的“精神工具”：发现新政治理想，鼓励群众的社会心理；凡此一切都不过新阶级取得政权的预备，——革命工具不完备，当然革命难以成功，所以政治理想及社会心理当然是革命及其他变革的必要的助缘。然而这种社会变革的动因——根本动力，在于物质生产所涌出来的新阶级；假使没有这物质条件，什么新政治理想也不能有。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准学者”因不懂得社会是什么，所以说：（1）教育程度对于民主制度是必需的，教育可以转变社会；（2）民主制度会生流弊的，所以要想出种种防弊的制度。

这两句话都可以算对的，可是没有见根本原因。实际上民众若真能革命，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教育程度可以在参加政治的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渐次增高的，决不在于坐在教室里才算受教育；况且在旧统治未崩坏以前，一切教育机关都在旧治者阶级手里，受着教育同时就受着蒙蔽，不能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旧统治未崩坏以前，社会的生产量，因治者阶级只顾竞争私利及经济上的无规划的状态，决不能达到当有的发达程度，所以虽愿受教育而为经济所限的总是大多数民众。

至于制度问题，固然一种组织自有他的技术，好象机器一样，要配得得法，方才合用，然而根本问题不解决，剥削阶级不受镇压辖治，无论什么创制、复决、召回、监察等办法里，他们有经济力量及政治组织（党），又有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旧观念及“舆论”足以蒙蔽群众——无论怎样防弊，弊根不去，利于作弊的人总找得着作弊的新手段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准学者”又以为政制史是民权伸张史——“你看，参政权一天一天扩大了！”这都是当面说谎，看上文已很明了，不再重复。所谓民权，当然不错，是在扩张。然而扩张的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假使资产阶级的国家内无产阶级的政党选举能以偶然得利，那么，这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而不是阶级妥协。

民权的伸张对于资产阶级，往往在初期只要限制王权，随后限制总统，限制内阁，一切复决等制完全是枝枝叶叶的限制办法。真正大多数劳动民众的政权，第一当从那种消极的限制办法进于积极的建设办法：议事机关当渐变成办事机关——处置一切，规划经济政策；第二当根本扫除弊端的主要根源——剥夺资产阶级（民敌）的一切公权。或且有人以为那些枝叶的防弊办法想周到了，便可以变成“全民政治”；其实“民”是对政府而言，假使绝对全体社会都成劳动平民，都成治者，那时所治的已经是“物”而不是“人”——根本上已无政治可言。政治和全民二者，根本上不相容。

只有大多数劳动者对少数资本家之独裁制，能以政治能力改造经济、普及教育、提高技术；如此改进生产组织，使机器大生产遍于各业，——私有生产资料和工具决不可能；同时运输技术日益完善——分配极容易：各业各地的生产都受规画，使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相适合——分配时当然不需商业，不需交易。

那时文化艺术尚且充分发展，教育学术等当然极其完美。每人只按照统计局分配的劳动时间到大工场、大农场及电气站或运输机关去，平均每天做三四小时指挥机器的工作，其余的时间可以用之于艺术及科学生活。那时的生产量非常增多，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类都成智力体力兼备的劳动者——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和政府，便无所谓“民”，当然更无所谓政治了！真正“平等，自由，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