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货币制度概览

城乡如何联络，农商如何交流是一大问题，其中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货币为黄金与钱币。春秋时期未使用货币，战国时期使用黄金与钱币，至清代一直盛行。

到东汉时，黄金己少用市上亦不常见。推其原因，自佛教进入中国后，又加上道教等宗教上的需要，因此黄金用于建筑、器物及装饰品上之数量甚大。这是后来只用铜铸钱币的原因。

自三国以来直至唐代，钱币与实物包括五谷与绢同时使用。

中国的钱币汉武帝时开始用五铢钱。南北朝至隋唐不用黄金，只用钱币，五铢钱已减轻。唐代最好的钱为开元通宝，开元通宝较五铢钱略重。自唐至宋，大部分是用开元通宝；即使宋代所铸钱币，亦仿效开元钱之形式。

宋代以单一货币使用不便，主张应有辅币同时使用。当时，遂有铜钱铁钱同时通行，但两者比价相差不远，故使用仍感不便。

宋末，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在华担任泉州市舶司历时30载，日本一学者根据蒲寿庚所述资料著一书，详述宋代海外通商情况，书中述及中国之铜钱往外流遂加禁止并禁私铸铜钱。

中国由于产银极少，可以用作制钱币者，除铜铁外，已无其他适当之金属，即黄金亦不足够。

明代开始，用一块块白银当作货币。

明代的田租不缴米而缴钱。但数以担计的租缴钱币过于繁重，故用白银折交。当时所用白银是银链、元宝，尚有小块之碎银。人民用碎银缴入网库时，要将之熔成大块之元宝，由零碎的变成整块时，便得加上人丁。及损耗故缴纳碎银时要加上若干耗银，此即所谓"火耗问题”。

由于火耗问题，使田租增加。明代开始用银元，直至清末，有了较大数量的墨西哥银元与大清银元流通，银币才有了标准重量。

梁启超曾论到何以银币重量定为七钱二分。其理由是银币不可过重或过轻，故以七钱二分为适合。

中国有了银木位制，由此看出中国经济不能用铜本位制，但汉代以来均用铜钱。清代亦无金本位，因无此需要。中国之货币问题是有铜而无金、银，至清代用银元为本位，始无问题。

两宋的货币制度，较前代复杂，仍以铜钱铁钱兼用，向银亦渐受重视，同时产生了纸币。所谓钞票之使用，乃宋代开始，因单位以铜钱作流边货币已不足以应付。当时一贯铜钱即1000枚，已相当重。宋以”贯”（1000）为钱币之单位。500贯即合后来之一枚银元（如以2000钱折合一银元计，500贯即250银元）。当时如携带5贯钱已极为麻烦，如四川省用铁钱，则携带更为困难。大的铁钱1000枚有25斤，中等的铁钱也有才多斤，不但笨重，而且购买力低，经商十分不便。因此，宋代四川人发明了"交子"，即印一纸当作钱币使用。

"交子"起初先在民间使用，由16位四川富商以信用担保作为货币流通，大致在宋真宗时代，后富商经营失败，交子无法兑现，才改由政府担保。那已是大中祥符末年。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正式由官方办理。向天圣二年起发行官交子。

古时印交子用的纸质差，故此种钞票有所谓"界"，要每隔数年一换。据《宋史·食货志》载，商办的私交子以二年一换，叫做第一界，接着有第二界，第三界……如此收回旧的，换发新的。但官交子的界分说法，史书似无详述。

交子除先在四川流行外，亦曾流通于河南、陕西等地，但不大受欢迎。到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政府把"交子"改为"钱引"，大观元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此时交子已印发到第43界了。交子的"交"字有"合券取钱川之意；至于"钱引”，”引”字有"凭照"之意。

后来又有所谓"会子"及"关子”。”会子"的用法是商人与政府约定，替政府正式运粮到某地，运到目的地后，政府给一"会子"（等于支票），商人持此会子可到某地换取若干担之盐或茶。会子有人称”引”，有了"引"就可到处经商。后来此会子不必换取实物，而可折成市价若干，当作货币一般在市面上流通。

至于"关子"，相当于"交子"，可作钞票通用。隔数年一换，且要有信用，即要有三成至四成之准备金才可发行。其实，交子是钞票，可兑现；会子非钞票，不能兑现。

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

二、中国漕运与南粮北运问题

漕运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特别的课题。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而中国独有的一个问题。漕运就是水道运输，中国在古代时，漕运的问题不大。如两汉初年，汉书·食货志》记载，每年只把山东之谷400万倒运到长安即可。

三国鼎立时期，直至南北朝对峙，大家各自立国，亦不闻有南方之粮运往北方之事。

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的鼎立形势打通，东南东北，大兴水运，并非北方需依仗南方之粮。到了唐代，因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将南方租调输送北方京师地区的漕运，就逐渐受到重视。

唐玄宗开元年间，南方的粮帛经长江汇集于运河要冲的扬州，再渡淮河，入汴水，经通济渠到黄河口而入洛水，抵达京师。开元二十二年时，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中运米700万斛。此一时期，北方需南粮仍并不甚殷，直到安史之乱起，由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遂依靠南方转为殷切，自长江人黄河的漕运，遂成为军国要事。

唐肃宗时理财名臣刘晏，便因能整理漕运，使南粮顺利北运而名噪一时。唐朝一节已有较详叙述，此不赘。

到宋代建都汴京，主要是为了方便漕运。按照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所定制度，当时的漕运有四条路线：

第一条是汴河线，即将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各省的米300万石及菽100万石，向长江运入淮河，再转运到汴京。

第二条是黄河线，即将陕西之粟50万石及菽 30万石从三门、白坡经黄河运到汴京。

第三条是惠民河线，即将河南、安徽地区的粟40万石及菽 20万石，从闵河、蔡河运入汴京。

第四条是广济河线，即将京东之粟12万石从五丈河运人汴京。

北宋时代赋税偏重于南方，自上述漕运可知。宋初岁入1600余万缗，为唐代之两倍，至神宗熙宁时已达5000多万缗；至南宋，更增至6000余万缗了。

元代建都燕京，但米粟的供应仍然是靠南方的江南地区。元代是用海上漕运。海运虽秦代已有，唐人亦有将东吴粳稻运上北方幽燕地区，但大规模的海运当始自元代。

元代海漕以30只船为一纲，以大都船900余艘，运漕米300余万石，有船户8000余户。每纲设押官二名，行船时招募水手，先在扬州受训，设专官加以教习。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曾海运250余万石，其后增运至350余万石。

总计元代岁收各地粮数为：

总计以上各地粮数，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及湖广七地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恰为其他七处之一倍，可见元代依赖江南米粟之殷。

明代漕运历经五次变化。先是明成祖永乐元年开始用河运，兼用水陆，自淮河运人黄河；永乐四年开始用海陆兼运之法；十三年开始用支运，即先将江、浙各府之粮拨运到淮安仓及济宁仓，以3000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2000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再以浙、直军、京卫军及山东、河南军分别接驳运到京师每年四次，可运300余万石，谓之支运。后曾增至500万石。稍后改兑运，即先由民间运至淮安、瓜州，再兑与卫所官军运京师。最后一种成为永制，叫收兑。先令旦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再由官军长运，所运船只在天顺以后，定数1万1770只，官军12万人。当时北粮只有南粮的五分之一。京师全靠南粮供应。

清代漕运，定额为400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但乾隆十八年时，为南八北一；四十四年时则为南十北一，可谓仍是依赖南粮为主。总之，历代南粮北运，为国家每年之大耗费。

三、中国的水利问题——黄河、长江、淮水的利与害

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言，山脉是固定的，都邑的变化也较少，但河流水道则变化较大。水一面跟着山脉走如两山之间必有一川；水一面又跟随都邑而定。由于河流的变化大对经济的影响亦大。

中国古代典籍中，首先讲及水利的便是《书经》中的一篇《禹贡》。《禹贡》中讲到夏禹治理黄河。此文提到中国水道变迁的沿革甚详。

清人胡渭作《禹贡锥指》，全书对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讨论十分详明。书中对黄河的水利与物产，也作了详尽的介绍。

中国第二部讲水利的书就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氏为《水经》作注，是讲中国北方水道的一本大著作。

1. 北方的黄河水患问题

现在谈一下黄河的水利情况。

欧洲人说黄河是中同之害。其实也不尽然。据研究所得黄河也曾有利于中国，亦曾撰了一篇几千字的《水利与水害》一文，当时人颇为欣赏。何以黄河有害却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呢？其实，前期的黄河对中国有利，黄河到后期才对中国有害。

黄河的水患据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周定王五年时即鲁宣公七年，此时进入春秋时代已有110年，当时黄河北岸有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故墟，《诗经》上形容她”淇奥绿竹，漠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美丽的水乡。春秋五十年左右，卫为狄所灭，由于狄不谙水利，黄河决堤频频，农田水利失修，故经常发生水患。

到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等专家起来大修水利，使这一带的人民仍然可以安居乐业。

至于历史上第二次的黄河迁徙，时在汉武帝元光气年，距周定王五年，已有440年。此次黄河所以发生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战国以来，各国的长期战争，大家竞筑堤防所致。汉代贾让曾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飞赵、魏各国竞相筑堤，使河水游荡无定，水去时固然成为肥美的耕田，大水时至则漂没而竞筑堤防以自救。

此时亦有决水以浸敌国者。如赵肃侯决黄河之水以灌齐、魏的军队；梁惠成王时，楚国决黄河水以灌长垣；赵惠文王决黄河之水伐魏，造成水潦；秦时引黄河水灌大梁城，使城倾颓。

此时亦有壅塞水源以害邻国者。《战国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秦始皇主张"决通川防"。

由于战国时期多战争，水利失修了，黄河河道被破坏了，遂造成了西汉时期的严重水患。要到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成功，从此黄河平息水患，达900年之久。由于此时期的政府对沟洫河渠，时有兴修，因此对北方的经济文物促成兴盛。此即黄河有利中国的实证。

此后黄河造成水患，始于宋代，下溯至元、明、清三代而千年不绝。由于没有搞治河的工作，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逐渐衰落。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

又加上五代时黄河两岸梁、唐对峙，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在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及唐同光二年，曾多次决河，到宋代时，黄河水患遂急剧发生，造成了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多次的迁徙。辽亡金兴以后，黄河仍常有溃决。元代黄河大决，河水遂自准水流入海，造成此下之不利。

自春秋到清末，黄河水道有六次重大的变迁。

第一次发生于周定王五年，黄河在宿胥口决水，向东流丹漯川，到长寿津时又与漯川分别而行，与东北的漳水合流，经河北省的盐山县人海。《水经》上称之曰"大河故渎"。

第二次发生于王莽始建国三年，此时距周定王五年已有672年。当时黄河主流迁徙至魏郡，经清河、平原、济南到千乘。到后汉永平十三年时，此时距王莽始建国三年已有59年，由王景修治黄河，成为黄河主流。《水经》上称为"河水”。

第三次发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由于商胡决河，使黄河自永平十二年以来，平静了凡977年的河道又发生了突变。河水溃决造成新的河床，从而分成东飞北两支。原来的是北流合永济渠至河北青县而入海；东流则合马颊河经无棣县而入海。是新流。有时北流开而东流闭。有时则东流开而北流闭。宋代人主张河水东流，可作防敌的国防线，北流则流经契丹，认为对宋不利。

第四次是阳武故堤溃决，时为金章宗明自五年，时距庆历八年已有146年。此时黄河大半之水经由泗水而进入淮河，此时北流仍通。

第五次是距上次95年之后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此时会通河成，河水往南，北流己微，到明代宏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至是黄河之水全由淮河所承受，北流遂绝。明人防黄河北流，如防大盗，强制黄河向东南流，遂使黄河水患无法消弭。

第六次在清咸丰三年时，此时距至元二十六年已有566年。当时黄河在近河南省兰封县西北地区的铜瓦厢溃决，黄河再改道北徙，从济水入海。今日津浦路经过的黄河铁桥即铜瓦厢溃决后的黄河流道，此后即无大水灾发生，证明黄河应向北流才对。

大致来说，黄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

考宋以后黄河水患所以不绝原因有下列几点：

首先，黄河的正道因各种不相干的原因而被牺牲。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准。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

到元明两代，为利用黄河之水济运河，更不愿、黄河北流。元末黄河之道向北迁徙，而明人惧运河干涸，遂以人力阻塞北流。一直到清朝，均以人力控制黄河之流向。黄河不能按其自然趋势以定流向，遂经常有溃决发生。考证史实，明代时大河北决者有14次，南决者5次。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19次，南决者11次。如从夏商周三代算起，黄河北流比南流时间为长。前者凡3600多年，南流仅500多年。直到咸丰时，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河道才再北流。常有因兵战而使黄河改道者。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目的为阻金兵；又如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清顺治初，黄河之河南荆隆口被决。因兵争而河道常被毁坏，黄河安得不屡遭水患。

其次是周定王之后，沟洫不修，遂造成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

至于开浚运河，目的在为漕运。但对于北方原来水利，却有损无益。隋炀帝开汴渠，沟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促进南北水运连贯之利。但正如宋代丁谓所分析，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尽成泥浆卑湿之地。

自元明以来，筑堤建坝，国库耗资巨大，但仍不胜其淤塞溃决，虽然用尽人力财力，但水患仍烈。而且为了顾全运河的水量，强逼黄河南流，使与准水合流，不但河患频仍，准水亦酿成大害。

由于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致使黄河、淮河、运河造成肆虐泛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人民，每岁掷无量巨金以作三河之防御，屡防屡泛，使无产民力之消耗牺牲难以计数。

2. 南方的水利农业发展

向魏晋南北朝以后、南方水利农业开始发展，最显著是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

唐中叶以后，江南西道，即江西省的鄱阳湖流域，物产富饶，比江南东道为佳。

五代十国时，北方五代，南方十国。当时南方经济情况好于北方，十国中之吴越建国，有专务治水的专宫，称都水营田使。募集七八千人，称为撩兵，专职治理太湖，并常为田事治河筑堤。旱时运水种田，涝时引水出田。又开东府鉴湖（南湖），派撩兵1000人，专为钱塘湖芟草浚泉。农田水利搞得十分理想。当时南朝军驻荆州（汉水流域）及徐州（淮水流域），军粮不需依赖太湖流域所产。

宋代建都汴京（开封），当时北方米粮仰给于南方，经济重心转到太湖流域。

宋伫宗时，江南有大规模的好田及河塘。每一好田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人造河渠，外有门闸。旱时开闸，有引入江水之利；潦时闭闸，可拒绝江水之害，旱涝都不会发生。曾在江南任官的范仲淹特别欣赏，吴越国有营团军，专兴水利而不打仗。江南水利借着政治椎动社会，充分改造天然环境以供人民利用。

仁宗时又有著名的至和塘的计划和修筑。根据《沈氏笔谈》记载，至和塘从江苏昆山县到达委门，共长70里的水路，并无陆路，两旁有湖。欲筑长堤，苦无泥土。于是在水中筑墙，每隔二尺，再插入席筋。离墙六丈又筑一墙，再插入席筋，将六丈地面之泥土装入墙中，等干时将六丈洼地中之水车干。使两边有泥墙，中间成一渠，两旁有岸，每兰四里造成一桥以通南北之水。堤岸造成后才有陆路。可以想象当时的江苏是一水国。

南宋建都杭州，特别重视江苏的水利。曾有昆山人郑重详论苏州水利。他说古人治水之方，纵的有浦，横的有塘。此种塘浦，全由人工造成，塘浦阔者30余丈，狭者不下20余丈，深二三丈或一丈。苏州除太湖外，江之南北并无水源，因此多筑塘浦，计常熟有24浦，常熟之北昆山之东12浦，共开36浦。宋人筑阔而深之塘浦，目的在引江海之水，遍溉于堈阜之地，大早时可以塘浦之水灌溉之，大水时不只水可排泄至江海，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因此农地常获丰熟。

讲到太湖水利，吴越国时，江浙地区七八十年中只有一次水患，宋室自南渡后150年中只一二次水患，明代的江浙水利亦很好。但今日无锡，每隔十年便有一次水患。据研究所得，谓太湖每遇黄梅天涨水入长江，太湖无水时则长江倒灌之。向苏州至元锡的一段铁路，便有水洞300多个，由于洞的阔度不足，大水时流量受到限制，如果下大雨一星期，火车路两旁便成泽国。故应每隔二三年把渠道挖通一次，使排水畅顺，以免除水患。

综上所述，宋以前1000余年中国经济文化之营养线是北方；宋以来1000余年之经济文化之重要营养线则是三吴水利。最重要的要靠人力经营，开塘浦、挖沟洫，需要人力以赴。孔子也曾说过："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可见兴修水利，不可稍懈，是古今相同的。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

处理水利有两种方法，便是"蓄"与"泄"。"蓄"是将水储藏之，"泄"是将水排放之。能做好水利，"蓄""泄"得宜，便可减少水患。

整治水流之道，即对每一流域之水利兴修工作，应有统筹全局的计划，不可各自为政，当有政府领导，集中人力物力，才可兴众建业，把水利农事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