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黄册”、“鱼鳞册”管理户口田地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有井田、限田、王田、占田及均田等，但向唐代租庸调制以后，改行两税制，此下便没有土地制度，一直下来到清代都可说大体上是实行两税制。

可以说，唐代两税制度以前是涉及土地分配及所有权的问题；而两税制度以后，却不再讨论土地问题只是政府如何征收赋税而己，只是事情而非政制，成为一技术性问题。

简言之，唐代两税制以前的中同是在土地问题上有较大的变化；而在两税制度以后，却是在租税问题上有较大的变化。

今日台湾的平均地权政策或大陆的共产主义土地制度，可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已回复到两税制度以前所着重的土地问题上来了。

谈到明代的税制，其实只是唐代两税制度的延续，没有什么土地政策，只能谈谈租税。中国自宋代开始，征收租税已开始出现问题，但可惜时至今日，仍没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亦无有关方面去县级地方去或农村去作实地调查，以了解实在的困难情况。

明代有"黄册"与"鱼鳞册"两种册籍之设立一直沿用到清代和民国。但这两种册籍并非制度。今日的内政部已无户口册与土地册了。

明代的"黄册"即户口册，政府规定十年更订一次。共制四本，一本送户部，一本送省的布政司，一本送府，一本存县，封皮用黄色，故称黄册。这种正式的户口册，南北朝时称黄籍。中国之有户口册，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光荣。

中国户口册以户为主，并非口籍，而是户籍，每隔十年后，户口变动必较大，故得重新造订黄册。

黄册的造订，起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三年，由户部尚书范敏所设计，为了平均徭役，才编造黄册。

黄册的册首首先注明该户籍何属，包括军、民、匠、灶等。然后写明田地、房产、牛只等并分"旧管"、"新收"、"开除"及"实在"四柱。"今日之旧管"，就是"前日之实在"。

而明代的鱼鳞册，则以田地为主。但鱼鳞并非制度，只是征收回租时，手续上的新花样。

宋代即有鱼鳞图；到明初洪武二十年时，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向中央进呈鱼鳞册。早前，明太祖派国子监学生武淳等到各地方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召集里甲、耆民等亲赴田亩处量度之将各田亩之方圆绘成图表，写上田主之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类编为册，方法相当齐备。由于绘成之图似鱼鳞，所以称为鱼鳞册。

鱼鳞册是明代征收田赋时作为凭据之用，故亦称"地亩册"。此法乃丈量田亩推行于全国，实始于明太祖。史载："颁鱼鳞图册，以核天下土田。”

所谓"四至"即东南西北之疆界，一县有四至；县又分若干乡，乡亦有四至；一乡又分若干都，都亦有四至。在鱼鳞册上均有注明。

鱼鳞册上之田亩各有业主。新业主置产时要在鱼鳞册之图中添注，故图上仍有户口与人名之登记。但田亩是母，人口是子，人口是跟随土地的。鱼鳞册的绘制，每县以四境为界，每乡每都亦以四境为界。田地以丘相比邻挨接，如鱼鳞之排开。田亩属于官府或民间，高田抑好田，山田或水田，均逐乡详细注明，此田亩易主时，亦随即注明。

人事虽有变迁，回亩则固定不移，使刁民无法诡寄埋没。政府向人民征收田租时只问田，不问人，与前代的"方田"有所不同了。

照《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述，鱼鳞册编成后，每户照册上田段，各给号单一纸收执，写明坐落亩数，四至图形，业主如卖出该田亩时，即将号单和人契内，以清手续。

鱼鳞册亦是十年一换。手续亦相当繁复，管册籍的是吏胥。县官更换时，册子仍存于原处。但时日一久，小吏作弊，不能永久维持下去，只得取消。民国以来，部分地区已无鱼鳞册了

为何明代要采用鱼鳞册？此一问题，可参看有关史籍，大可研究它十年。

二、明代粮长制与生员制

明代征收田租，由粮长分配给里甲长催征。乡村中凡10户有一户长；凡110户分为十甲，设有甲长里长。出粮者向己向政府缴粮，称为"上纳"，由粮长"收解"，由州、县的地方官"监收"。洪武四年时，明太祖先下诏在江浙地区设置粮长制度。

凡可收到一万石粮的地区设粮长及副粮长各一人，由区内拥有田亩最多者担任，以便催征及押运，并交给中央点收。如工作尽责而良好者，可获罹用，任职为政府官吏。因粮长原向富农中选出，行为必较地方小吏纯朴诚恳，不易有贪污情事。明太祖曾言："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

当时粮长解运粮食常要赔偿损失，易生流弊。宋代运粮到汴京；元代运粮要到北京；明太祖时，粮只需运到南京；明成祖以后，迁都北京，运输倍感艰辛。中国的漕运，消耗人力财力很大。后改"兑运"后，即粮租可折成白银缴纳，粮长可不必运粮到中央政府了。

明代特别优待读书人。明代的科学分"生员"与"进士"两级，"生员"包含秀才与举人，可以不受罚。有如宋代之不杀士大夫，亦是对读书人的一种优待。

有一次，明代有一是秀才的生员担任粮长，做得不好，本要受罚，犯法是打粮长而非打秀才，县官于是出一上联，谓如对得好，可免打屁股。上联道：

秀才粮长，打粮长，不打秀才。

秀才对的是：

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

县官认为对得好，于是免罚。明代户口有粮户、官户及儒户之分。当时政府有规定可优待官户；儒户是预备官，是生员，亦可得优待。缴田租可打九折，如2000亩田租折白银原为300两，九折只须缴纳270两，可省租30两白银，等于200亩田免租。明代生员很多，大县有1000名生员，每人少缴200亩的租，1000人就少缴20万亩田租。于是当时有"诡寄"发生，即粮户之田寄在生员名下，可受优待，此即所谓"寄户“。

三、”诡寄"、"飞洒"避田租

明代的人民缴纳田租外，尚有当差及徨役。不必当差的有乡官、吏胥（吏胥是在衙门当差者）及生员（生员可升任乡官）。据顾炎武先生的《日知录》记载，一地之生员多，田亩多，民间的派差就重；即生员多田愈多，民间派差愈多。于是要求生员"寄田"以逃避赋税，"诡寄"者，即将田集中寄在生员身上以避税也。

明代除"诡寄"外，由于回多役重，于是又有一种称为"飞洒"的，便是将自己的田亩分散写入别人的名下。行使这种勾当，首先得与衙门中管鱼鳞册的勾结买通，又称为"洒田"或"洒粮"。由于将田分别飞散在别户身上所以亦称"飞洒"。

由于"飞洒"作弊，因此有100亩田的农户须缴纳130亩的田租，富人的田就分配在忠实诚朴的农户身上而受了欺骗。"诡寄"与"飞洒"的情形直到民国初年仍有存在，造成了人与田永远无法准确划分登记的现象。

还有一种"虚悬"，意即把田悬起来了。由于卖田者花样多，故弄玄虚。买了田的，粮仍没有过，田赋却由轻而转重了，造成了很多麻烦。

以上这些弊端，都是经济解体以后所发生的现象，由于社会欠缺组织，造成散漫无法纪。

现在中国社会的缺点是平铺的，无力的，已经没有头脚轻重之分。组织无法有秩序的推行各项政令，造成了阳奉阴违的现象。

明代尚有承袭元制的"赐田"。明宪宗时没收太监曹吉祥的田地成为宫中庄田。明孝宗时赐给皇室勋戚的庄田凡3万3100余顷。世宗时。赐田已达20万919顷刻亩。至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赐福王庄田多达4万顷。此项庄田、租重而骚扰大，为害北方农业之进展甚巨。

四、"一条鞭法"合并赋役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一种赋役合并的制度。

租是指田租，赋是指兵赋。汉代有口赋（即人口税）、力役、差役等，唐代以来无役，变为租庸调。后来有人称"田赋"这个名字，实是不妥当的。

唐代实行两税制度以来，有了户役；宋代王安石施行免役，仍要派差；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即将赋与役合并为一，即丁与粮合一。丁为人口役，粮为田租。统计每县有多少田缴纳多少租，有多少丁受役（役可出钱代之），将两者合计共出多少丁多少粮，一起缴给政府。政府须劳役时自己出钱雇役。

明代中叶为解除繁苛之赋役，遂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明世宗嘉靖十年，大臣傅汉臣上奏曰："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徨役。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

但嘉靖时并未实际施行。正式实行则在穆宗隆庆四年。户部奏准在江南地区，将所属府州县"各项差役，逐一较量轻重，系力差者，则计其代当工食之费，量为增减；系银差者，则计其扛解交纳之费，加以增耗。通计一岁共用银若干，照依丁粮编派。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及粮多丁少，与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俱照丁粮并纳，着为定例"。此制至明神宗万历九年遂全面施行于中国。

综合来说，一般人认为一条鞭制是简单的好方法，但反对者亦甚多。南方人赞成而北方人反对，其情况一如宋代看待免税法。其实，批评一制度之好坏应依照历史上当时人客观的反应意见，不应以我人今日之主观见解来批评。由于南北经济状况不同，有时当因地制宜，不宜用同一方法制度施行于全国。

总括来说，乡官、生员与吏胥，是明末三大病。明清的吏胥问题最难解决。

五、清代收地丁合一税

宋代以后关于赋税方面的事，已不是制度问题，只是人事手续问题而已。

明代编造黄册与鱼鳞册，以丁算人粮中，即丁粮合一的一条鞭法。

清代自康熙三年征收地丁合一税，即以丁计入粮中，与明代相似。地丁者，即指田与户口，计算所得向政府缴纳钱粮；明代的一条鞭法可用白银折缴，清代亦然，合称"钱粮"，亦可用绢布等实物折缴。所谓地丁合一，即是按田派丁，当时曾流行一句俗话道："富民出财，贫民出力。"

明清两代的赋税，一条鞭法与地丁合一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是明代每十年统计户口一次，重新编造黄册；每户有添丁时要加税。

康熙五十二年再下诏书：凡盛世添丁，在户籍上添加了，但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凡在康熙五十年丁册派税以后之添丁，政府不加其赋，此法实较明代宽大，是一项好制度。

满清入主中国，顺治十八年时下诏一切丁徨田租依照明代万历年人口计算。万历时之田租己行一条鞭法，丁粮已摊派在回租中，但结果仍要民间当差，田租并未减低。

康熙五十年时，其人口不及万历时之半数，这是一个大问题。

明代以明神宗万历时期最好，当时社会安宁，人口繁盛，诸凡古代的寺庙大钟、瓷器古玩，很多都是万历年间制造。但万历是衰坏的开始；清代最盛美当推高宗乾隆朝，但也正如万历一般，也是清代颓坏的开始。

乾隆时代，国家税收，几乎全部充作军费之用。乾隆三年时，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如不足时，由邻省协拨。乾隆十年，史载："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剩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乾隆时期频年用兵，如准回之役，耗费3300万两；缅甸之役，用900余万两；两次金川之役，共耗9000余万两；尚有廓尔喀之役、台湾之役，计共耗1亿5000万两之上。乾隆武功虽盛，但终于成为强弩之末，遂使清代步入衰颓之境。

六、清代自乾嘉人口激增的事实

中国西汉末年，人口是2000万；明代万历朝盛时，为2106万人；到了清代初年，由于杀戮多，人口已不足2000万，如要依照明代万历时人口厘定租税，实非公允。

自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至康熙五十年时。，50年中，人口增至2462万，人口增加比率不足百分之二十。自康熙五十一年起，所增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时租税无法收足而有积亏。即使后来添丁的不算，亦仍收不足；到雍正十年，积亏地丁人粮已达1000万。

康熙五十一年以后，中国户口人丁册籍仍是五年统计一次，计算到乾隆十四年，全国人口已达1亿7749万，差不多有2亿人口了，30余年间，人口增加了7倍。

乾隆四十八年，人口有2亿8403万，约近3亿。

乾隆五十八年，已超过3亿人口，为3亿746万。

嘉庆十七年，已有3亿6169万人，渐渐接近4亿人口了。民国以来，国家没有大的战乱，所以人口快增加到5亿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可说是一个大谜。为什么以前中国的人口老是停留在2000万左右，而乾嘉以后的人口何以会增加如此之速？这问题似无人能解答。

中国的人口是个特别的问题。在西方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前，清代学者洪亮吉（江苏阳湖人）亦已讲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说："今日人口比30年前增加了5倍，比60年前增加了10倍，比100年前增加了20倍。"一个两口之家，如果有屋十闾，有地100亩，两夫妇的生活将可过得很舒适，如果生了三个儿子，成业立室之后，变成八口之家；再隔若干年有了第三代，人口大增，但粮食增产没有如此快，便日子难过，易生乱事了。

人口之激增，实是一件可虑之事。正如洪亮吉所说，人人乐于做一个治平之世的老百姓。但经过若干年代，子又生孙，孙又娶妇，一直到有曾孙元孙，自高祖算起，人口恐已增加了数十倍，但隙地闲廛，只增五六倍而已。因此田地与住屋常不足供应激增之人口。何况又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如此下去，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赔而死之人，安得不比比皆是？

洪亮吉《生计篇》又说，今日十口之家，须由40亩3养之。凡士、农、工、商一岁收入，不下四万钱。50年前，米六七钱一升，布三四十钱一丈。以一人需五丈布、四石米计，一人劳力足可养活十人。今日则不然，农十倍于前而田不力口增，商贾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升米钱须三四十，丈布钱须一二百。所入愈微，所出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吊粟米，各昂其价以出市。加上户口已十倍于前，遇上水旱疾疫，非束手待毙不可。此即乾嘉以来户口激增而影响人民生活之最明显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