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代开丰衣足食之世

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来的分崩动乱，至隋复告统一。隋自文帝坚、炀帝广至恭帝侗三朝，历时38年。如以文帝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算起，至恭帝灭亡，不过29年。隋代国祚虽短，但自汉代以来，论人口繁殖之众，仓廪府库之盛，常推隋为第一。

今且以西晋以来之人口作一比较。

晋武帝太康元年有245万9804户共1616万3863人。

宋武帝大明八年有90万6870户共468万5501人。

陈朝有50万户总共200万人。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人口较西晋太康超出一倍略多，约500万户。

北齐有303万2528户，共2000万6880人。

北周有359万户共900万9604人。

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已增至890万7536户，共4601万9956人。

以上合计北齐、北周之户数662万余户，已比魏孝文迁洛时之户口多出100余万户，较之陈朝多出口倍。以人口计，比陈朝多出15俏，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已超出一倍。此为当时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明。

隋文帝接替后周政权之初，有399万9604户，但到26年以后的隋炀帝大业二年时，已增至480万7932户。此乃由于隋臣高颎整顿户籍之成功。他使浮逃人口归于编户，增强隋代实力。《通典》谓高颎沿袭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使隋代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致使隋朝国计富足，甲于以前诸朝。

兹将上述各朝户数与人数列表如下：

二、探讨隋代致富原因

隋代赋税多沿袭北周制度。但北周之酒榷、市税及盐池盐井之禁，隋开皇气年已尽废除。即使隋所行之赋调，亦相当轻。

隋代调制输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力役亦有轻诚，《隋书·经籍志》云："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开皇九年平陈后，该地区免租税十年，其他各州亦免除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隋虽多次减免赋税徨役，但极富有。《通典》记载隋代国库之富裕曰："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吊各数千万，而锡赘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通鉴·炀帝大业二年纪》云："九月，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窑，窑容八千石以还，置监管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窑。"

由上述记载足见隋代粮食布帛储存之丰盛。隋文帝既然轻徭薄赋，何以又如此空前富裕？其原因有下列数端：首先，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过大规模之战祸，天下之宁静和平，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其次，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代仍然承袭了此良好的风气。

文帝受禅登位，有臣下杨尚希上奏，谓当时郡国倍多于古，如不足百里之地，竟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干，却由两郡分管，造成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之现象。文帝嘉许之、遂罢天下诸郡。又如当时刺史多由武将担任，并不称职。柳彧上表谏之，遂多为罢免；文帝又遣发柳或持节巡河北52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200余人。又如开皇三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立义仓，于是州里富足。

不过，隋代致富原因之更为重要者。便是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中国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已全部消除，整个社会同处一平等地位，而同属于一政权管辖之下，致使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隋代与西汉政府有一显著不同之点，厥为西汉积高祖、惠帝、文帝及景帝三世四帝60年之休养生息，至汉武帝而始盛。隋代则文帝初定天下，便已富足。此乃由于汉初尚未脱封建遗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葅酰，直至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能直接管辖者，不足全国版图三分之一。

中央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放纵，自与隋代初年形势大不相同。

隋文帝生活节俭，勤于吏治而无大度，有一事可以看出。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却不放赈济民。连唐太宗亦批评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文帝在一味省钱的原则下，认为办教育亦是浪费国家资财，于是州县废除太学四门，国子监学生只留70人。

隋代末年，天下储积足五六十年，遂使炀帝大肆挥霍。其牵牵大者有下列各项：

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每月役丁200万。

元年开通济渠，引谷水、洛水达黄河，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人泗水以达淮河。此项军国大汁，魏孝文帝亦已先有此意至炀帝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

炀帝遂南游扬州。渠阔40步，渠旁筑御道。自长安到江都沿途筑离宫40余所。建造四层高的龙船，高45尺，长200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连接达200里，骑兵巡护两岸。

三年，率甲士50万北巡榆林，筑长城。

四年，又筑长城；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共征用了河北诸郡男女100余万人。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800里，阔十丈余。

八年，亲率逾百万兵征高丽。渡辽河的30万人还者不足十分之一。九年、十年再伐高丽。

炀帝恃富饶，而奢华无道，遂致灭亡。

三、隋代土地分配及赋徭概况

隋文帝开皇九年，全国有人口890万7536户，全国所垦田地计共1940万4267顷，平均每户垦田二顷余。但实际分田方法按官民等级有所不同，且亦有君王特赐功臣者。

自诸王以下至都督按等级不同，最多可分给100顷永业田，最少为40亩。

至于分配给丁男、中男之永业田与露田3皆与后齐之制相同，即一夫授露田80亩，一妇40亩，并每丁授永业田20亩。

园宅方面，统是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受地者须课以绢纯及麻。未受地者，皆不必课。

凡有品爵，或是孝子、义夫、节妇者，均可免除课役。

京官又可分得"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各递减50亩，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有。另并给"公脚田"，以该田所收之租作办公经费之用。

隋帝亦有将土地特别赐给功臣者。如开皇年间，隋文帝赐平陈有功之杨玄奖（杨素之子）以官职及黄金40斤，并装满金钱之银瓶，缣3000段，马200匹，羊2000口，公田100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又赐杨素田30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装以金；银钵一，装以珠，并绞绢500段。时杨素贵宠日隆，家憧数千人，后庭妓妾穿绸着绮罗者以千数。

大业三年，炀帝赐张衡宅旁田30顷，良马一匹，金带，缣彩600段。

隋文帝初期，太常卿苏威曾建议，以"户口滋多"，田地不足分配给人民，欲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但大司徒王谊以为"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士，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因此，苏威之建议遂告搁置，带有封建时代土地分封意味的措施遂无法根除。

讲到隋代的赋税，可分租调、徭役和杂税三部分。

首先是租调方面。文帝开皇二年，颁布均田法与租调法，首为分配土地。丁男（18-59岁）与中男（10-17岁）都可分配到永业田和露田。每一丁男授露田80亩，丁女40亩。永业田栽种桑、枣及榆树。至于园宅田每三口分给一亩，奴婢每五口分一亩。京官外官亦按等级分田，又有公廊田供公家开支，这些以上已有说明。

隋初以18-59岁的男女劳动者为课征对象。开皇三年提高至21岁为丁。炀帝即位后，因户增而国富，又改男子22岁为丁，并免除妇女、奴婢、部曲之课。

关于赋役负担，租的方面，以一床（成丁之夫妇）计，须出粟三石；单丁及仆隶依丁男所课之额减半；未授地者，不征租调；有品爵者，免征。至于调的方面，凡在蚕桑地区一床出丝或绢一匹，绵三两。产桑地区则出布一端，麻三斤。开皇三年气月时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户口增长后，以土地有限，遂于开皇十三年遣使到各地，将一部分已分之田地收回，重新分配给新的适龄人士。

其次是徭役方面。隋初时，每男丁每年服役30天，工匠60天。开皇三年，一般劳役减为20天。至于服役年龄，初为18-60岁，开皇三年改为2160岁。隋文帝时徭役尚轻，至炀帝，大兴土木，连年征伐，于是加重劳役，男丁不足，又征用妇女造成民怨沸腾种下灭亡祸根。

杂税方面，隋无食盐税；开皇三年亦免酒税。但人民对王室须贡纳，至炀帝时，此种贡纳极重。史载，炀帝巡游扬州时，所到之处，500里范围内之人民均要献食，以各地水陆奇珍为主；炀帝到扬州，又命江淮郡官送礼，送礼丰厚者超迁丞守，菲薄者则停职处分，使官民受害深重。炀帝用钱无度，后来竟有预先收取未来若干年之租者，诚可浩叹。

四、开运河建义仓两德政

隋代发展水利灌运，使南北运输畅，功不可没。

隋文帝开皇三年时（时陈朝未灭），以京师粮仓尚虚议为水旱灾时有所预备，乃诏令于蒲、陕、驶、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及汝等水道之13州，各设置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建黎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供应京师。又差遣仓部侍郎韦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砾柱之险，运到常平仓者，可免征戍。

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下苗渠引渭水，自大兴城（西安）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使撞关内外转运便利。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开凿通济渠，于是天下运输益便。四年，又征用100余万男女开永济渠。五年，炀帝设置西海、部善、且末等郡于西域，谪送天下罪犯为戍卒，大开屯田。

隋代尚有一良好之制度，为后世所称道者，厥为义仓与社仓之建立。开皇三年时，度支尚书长孙平有感于天下州县多患水旱，百姓闲乏，及奏令民间每秋每家出粟麦一石以下，数量多寡依贫富划分差等，储存于民间里巷，以备凶年之需，名曰义仓。他上书隋文帝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馁，隆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大德鸿恩，可谓至矣。然经国之道，义资远算，请勃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

隋文帝深为嘉纳，据开皇十六年所载，社仓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于是州里丰饶，人民有所依赖。于是天下原有各仓，如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此本为极善制度，后世有效法。惜文帝于荒年时，民多饥乏，竟不许赈给，诚可叹息。

五、隋代基建及重工业规模浩大

隋代各项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尤其在建筑及交通运输方面之工业甚为进步。如隋初所建之洛阳乾元殿，用大木所制栋梁宏壮，非当地所产，乃向江西南昌运来，由2000人拖一柱，地下铺以生铁所制滚柱，以便滑行巨木。隋炀帝时，工部尚书字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军队不能渡过，旦右屯卫大将军麦铁仗因而遇害，帝遂差遣何稠造桥，二口而成。史书虽无记述用何方法，但已从中窥知何稠是位出色的建筑工程师。

又如赵县洨河石桥，又名赵州安济桥，为巾国最古之石拱桥，隋代工匠李春所建。此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如何能造成，乃用许多整齐平均之石块，紧合拼凑如一，桥拱高耸，奇怪的并无一条支柱，用石叉插勾连，排比砌合，各石间的裂缝用灰黏合填实，桥身各洞之间用腰铁相连，两涯镶嵌四个小拱，不怕汹涌的急流冲击。如果没有深智远虑的巨匠，怎能有如此神乎其技的手艺？

又如造船工业，炀帝在大业元年，先乘他舟从洛水入黄河之口，再乘龙舟。此舟高45尺，长20丈，共有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及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间房皆用金玉装饰；下层内侍所用。皇后所乘之翔螭舟，规模略小，而装饰则相同。帝出游时，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随行之船数千艘，并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又有战艇数千艘，由军士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由兵士自己拖引，不给船夫。帝王巡游威仪天下，一面知炀帝奢华康费，滥用民力；但另一方面可知如此庞大之船队巨舸，必须有先进之造船工业加以配合。

又如隋时有浙江贼帅高智慧，自称扬州刺史，拥有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力甚劲。杨素率大军出击，自早晨苦战至下午四五时，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智慧驱赶入海，再向余姚追到温州，始将贼击破。可知当时海上交通已盛。

炀帝又辟驰道多起，其一是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将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的太行山凿通，有驰道以通太原，其工程之浩大可见。

六、隋朝的金融概况

1. 隋代货币制度晚期不稳

隋文帝因周氏平齐之后"府库充实，庶事节俭，未尝虚费。开皇之初，议者以比汉代文景，有粟陈贯朽之积"。

文帝因节省开支，稳定币值，奠立了安定富庶的立国基础。宋代学者苏轼亦称道说：“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文献通考》亦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文帝开皇初年，使用五铢钱，1000枚共重囚斤二两。但此时民间有私铸者，质量多不合标准，因此政府严查关外之杂钱带进市场。不数年后，除了隋五铢钱外，前朝杂钱一律禁用。当时用锡镴铸钱，造成盗铸者更众。

开皇十年后，官府铸钱亦增加，除扬州外，又在鄂州设炉铸钱。文帝又准许杨谅在并州、杨秀在益州铸钱，其他私铸亦盛，遂造成劣币充斥市面。但由于政府经常派员查核各地钱币，非官钱或政府准铸者一概没收，故币值尚算稳定。

文帝处理货币，可谓采取紧缩政策。至隋炀帝的十二年中，国同库积资雄厚，遂大兴土木，广开河渠，并三征高丽。其雄才大略，虽不及秦始皇，但论其所具贵族气质，及不能体恤民困，则态度完全相同。由于军事上、建设上以及个人享受上之开支浩大，乃造成槛发货币、通货膨胀之现象。

炀帝又奖励对外通商，"所经州郡，疲于迎送，糜费以万万计"。与西域胡人的通商虽然发展可观但钱货使用过巨，公私发行量大增，遂引起货币贬值乏。

由于大量私铸钱币，币值急剧下跌。《北史·隋本纪》载，炀帝时"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不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

由于炀帝挥霍无度，人民负担极重，只得滥铸坏钱，重量日轻，起初千钱重两斤，比政府法定减重五成余，后又减至千钱重一斤。最后竟有翦铁鍱裁皮糊纸以当钱用。唐李渊攻进长安时，民间用线环钱，质量更差，八九万钱只有半斛而已。大业末年，斛米万钱，经济安得不崩溃。

2. 典当及官私贷款

隋代统一之初，国家安宁，商业趋于发达，各种信用业务亦见兴盛。南北朝时，寺院拥有庄园田地，资产富有，常有经营放债及实物高利贷者。南朝梁代时，有人曾以一束苎向长沙寺库质钱，赎当时，于取回之主中夹杂有五两重黄金，用手巾包裹着。该黄金亦是来典当者之物，得金者诚实送还寺方，寺方酬以一半黄金，而该人坚不肯受飞可见当时典当之物，上至贵重之金，下至贱价之芒，均可质钱。当时有以慈善为名而用实物放款或货币放款者。

隋代亦有私人放款以获取利息者，如隋文帝之后，"孝王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才之息，民吏苦之”。

亦有政府机构以"公廨钱”作营运，以赚取利息。于是“百寮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廊廨钱，收息取给。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上并嘉纳焉”。上述用公廊钱收息，志在营利，以息钱维持百察供费。开皇十四年，此法曾一度禁止，至十七年复准以公赔钱营利，以补助政府开支之不足，但不准出举收利而已。

《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八年时，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廊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府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唯禁出举收利云。

以上私人或官府放款,供民间借贷者，称为"出责"或"举贷”，名为济民困急，实乃刮削穷苦民众，常为世人所诟骂。

七、 隋代财政支出大损民生

隋代的财政开支可分王室与政府两大部门。关于王室的支出，隋文帝时尚称节俭。至炀帝时，王室主要开支有两项。

第一是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文帝虽节俭，但开皇十三年兴建仁寿宫时，服劳役的人民死逾万人。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洛阳，历时一年完成，每月征用民夫200万，死者近半。

第二项巨大的支出，便是炀帝掌政时期，绝大部分是外出巡游，如大业元年游幸扬州，场面壮阔。单单置办王室巡游之用品便是“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财物巨亿计”。因此使所收赋税亦不够用。

关于政府部门支出，首先是官员之俸禄支出。隋初有官员逾1.2万，后虽经裁减，但仍不算少。隋代官员俸亦用实物。《隋书·百官志》载：京官正一品900石；从一品850石；正二品800石，每低一级减50石，至从九品为50石，九品以下无禄。分夏秋两季发放。至于地方官员，州以大小分等，从最大之州620石到最小之州为100石；县亦以大小分等，从大县之140石到最下的60石每等以10石为差距。

政府之军费支出亦巨。开皇八年伐陈，用兵逾50万。此后亦常用兵，开皇十八年以30万军攻高丽。炀帝时曾三次攻高丽，用兵100万，服劳役者亦达100万，可见军费之重。

此外，政府工程建设费用亦浩大。如自文帝至炀帝的挖凿运河；大业年间的开江南河和永济渠，动辄征用民力数十万；开皇年间的修筑长城，先后三次各用民力十余万人；炀帝大业年间竞征用民力100余万。此外，如大业三年多次征丁修筑驰道，征伐徭役频繁，遂致民生凋敝。

今河南省许昌一带、建安初，曹操迎献帝都在此。

三国时二斛米为一石。

见《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见《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见《晋书·食货志》。

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见《三国同志·吴书·陆凯传》。

公元238-250年。

见《三国志·吴书·朱桓传》。

此时之官制仍沿袭曹魏时之九品中正制。

可见黄河北岸此时已养蚕。

今日所谓"课程表"、"课"指所要的，"程"指分量，此"课程表"之名乃随赋税制度而来。

钱穆师认为此种讲法乃其最大之发现，并谓吕思勉先生亦甚钦佩此见解。

商税是买卖奴牌、牛马、田宅者，值一万钱抽税400钱。

火炭、鱼、薪之类过津者收十分之。

检籍即清理户口册籍。

本来妇女不必服役，由于前朝徭役繁重、且逃役者日多。因此有征用女子服役。见《梁书·武帝纪》。

流陨即流离死亡。

塞表指塞外与内地。

津即管卡；贼曹即巡警主脑。

门生即仆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