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知学派〗创始人郭篙焘（1818－1891）。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清湘阴（今属湖南）人。因其室名“养知书屋”，学者称他为“养知先生”，故名此派为养知学派。嵩焘为清末著名政治家、学者和外交家。他晚年家居时曾主讲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嵩焘家学有其侄庆藩承传。其交游者有曾国藩、刘蓉、陈澧、王先谦等，其中与曾国藩、刘蓉交往尤密。此派为学，始宗朱熹，后致力于考据训诂，尤致力于研究当世之务。其治经，先玩味本文，采汉宋诸说以求义之可通，博学慎思归于至当，而不囿于一家之言。嵩焘于诸经，著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质疑》一卷、《中庸质疑》二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余义》二卷。在《大学质疑》中，他对“致知”、“诚意”进行阐释，认为，“知止”之“知”即“致知”之知。《大学》工夫归重诚意，但非致知则诚意或疏于偏而不足以尽道。故“《大学》开端说个知止，而推言始终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于天下，穷究到致知、诚意以显明德新民之实功，大义微言毕具于此”。所以，“致知二字尤为《大学》之首功”。他又提出，“诚意、致知两项工夫，却是并进，不能划分先后”。而圣贤“言致知处浅而略，言诚意处深而详。盖致知之理易明，而诚意之功难尽。诚意者又为圣学之基也，性致知乃能诚意，尤必诚意乃能致其知”。他认为《大学》精蕴就在于此。在《中庸质疑》中，他对人性问题曾加以论述。认为人之本性原于天，而丽于道，因“其原固无二”，故人与天地同量。性含万善，仁义礼智信乃性之德。而人物各循其自然即谓之道，故“率乎性而为道”，此为“圣人尽性之功”。他又指出，《中庸》之“慎独”分存养、省察二义，皆得之身体力行，此乃为学者指示入德之方。而《中庸》之“慎独”即《大学》之“诚意”。“圣人之至诚澈上澈下工夫，不越慎独”。郭嵩焘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其虚心研究西方、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的胆识和见解。他曾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出使英法两国，十分了解中外情势。他首先打破了儒家“夷夏之防”的传统看法，指出，自南宋以来，士大夫就高倡“夷夏大防”，以至于“七八百年，尽士大夫之心相率趋于愚妄，百莫知其所以然”。“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而相与祖述南宋诸儒之议论，以劫持朝廷，流极败坏，至于今日而不悟”（《郭嵩焘日记》）。“三代圣时，圣人政教所及，中士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蛮也”，“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钞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候盛候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七万里，皆夷狄，独中士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郭嵩焘《复姚彦嘉书》）。故郭嵩焘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提出，中国学习西方，不应仅仅着眼于一般的船政、铁路、制造之类的洋务，而且还应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加以吸收。郭庆藩，乃嵩焘弟昆焘之子，他亦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事物，曾言于王文韶，“论铁路、电报、邮政、矿务四者宜急举。其明识远虑，已抗言于事前二十年矣”（徐世昌《清儒学案》）。庆藩长于文字训诂和考证。著有《许书转注说例》一卷、《说文经字考辨证》四卷、《说文答问疏证补谊》八卷、《说文经宇正谊》四卷、《合校方言》四卷、《庄子集释》二十四卷、《泊然□文集》二卷、《□园□稿》二卷、《尺牍八卷》、《梅花书屋诗集》六卷。郭嵩焘所著还有《订正朱子家礼》六卷、《养知书屋文集》二十八卷、《奏疏》十二卷、《湘阴图志》三十四卷、《绥边徵实》二十四卷、《诗集》十五卷、《读书记》若干卷。陈溶评郭嵩焘经学云：“经学难者三礼，国朝经学极盛，诸经师林立，而兼治三礼者盖寡。湘阴郭公兼治三礼，著书满家，纳绎乎文，复乎注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后已；其有不安，则援据群经，稽核六书而为之说，故有易注者，有易疏者，有与注疏兼存者，于国朝经师中卓然为一家。”（《＜礼记质疑＞序》。缪荃荪评嵩焘政见云：“先生于举世哗笑之中，求其所以为保邦制治以自立于不败，而知宋以来士大夫之议论，虚桥夸张。不求实用，一祸宋，再祸明，以至本朝。所言均决于机先，并以鸦片为当禁，教民应分别约束，铁路应办。矿务应开，一切内政当整顿，而练兵为后。皆阅历有得之言。”（缪荃荪《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