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幼年父被掠关外，母改嫁，移居义祖父处。八岁师事僧人吴持明，习骑射剑戟及攻守兵法。务实，拒绝课以时文。年十九，义祖父讼败逃匿，代罪入狱。事息迁居乡下，耕田灌园，劳苦淬砺，涉猎群书，怀疑宋儒。曾被迫人京应不第。回乡务农，与好友结文社，商质经史。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北上寻父，负骨归葬。世称孝子。苦行励节，名声渐著，问学者日众。三十所南游，一路辩学质难，思想发生转变。两年后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强调“习行”。当年归里，不复出，著述终老。治学重躬行实践，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认为程朱理学使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接与孔门相对立。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孟之道不著。谓人朱门者，便服其砒霜，永无生气、生机。认为朱熹的学术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因而结论是：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指出宋明理学不务实际，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甚至认为千余年来，率天下人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朱熹为之。提倡实文，实体、实用，卒为天下造实事、实用之学。认为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为实。人们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主张性命之理不可讲。虽讲，人亦不能听；虽听，人亦不能醒；虽醒，人亦不能行。指出程朱陆王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对朱熹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批判道：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认为朱熹反对佛老，其实朱熹就是佛老。朱熹推崇庄周正是他参于掸、老、庄、列的明证。批判佛道之理论为“镜花水月”，认为佛道之徒不劳动，有如世间仓鼠木蠹一般。针对宋明理学“虚”的命题，提出“务实”的主张。认为浮言之祸，甚于焚书。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提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主张。针对“静”提出“习动”的命题，认为养身莫善于习动。常动则筋骨疏、气脉舒。死读书、静的结果，使人身体衰弱。又进一步分析说：“人心，动物也，习其事则有所寄而妄，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认为人不做事则暇，暇则逆，逆则惰，惰则疲，暇、逆、情、疲，私心杂念随之而生。主张理气一元论。认为“理气融为一片”，天下无“无理之气，”也无“无气之理”，“理即气之理”。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认为五官、四肢、筋骨、内脏等形体是“质”，通过呼吸周遍全身的是“气”。气质是天地予人至高至贵至有用者。若无气质，理将安附？“性”字，从生、心，正指人生以后而言。性依赖于形体，故而舍形则无性。“义理”就在“气质”之中，性恶是后天习染的结果。重视习行、践履的作用。反对朱熹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上。犹如学琴，不能把琴谱视为琴，代替操作。把空谈性命此做画鬼，鬼无对证可胡画。主张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中。重视“习而行之”，批判“穷理居敬”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应务期实用，体用一致。格物致知之“格”，应是“手格猛虎”之“格”，“物”就是具体事物。“格物致知”就是“手格其物而后至”。主张义利统一，符合义之利，为君子所贵。早年主张恢复井田、封建、学校的“王道”政治。后来提出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兵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反对重文轻武，提出军人为“天下至荣者”的主张。反对歧视妇女。其学力主励实行，济实用，别具一帜，世称颜李（□）学派，有重大影响。近人认为其学术贡献虽不及顾、黄、王，但在反映社会思潮上较之更鲜明。张伯行曾云颜学“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刘师培、梁启超都极力推祟。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后人编人《颜李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