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绾〗（1477-1551年）字宗贤，一作叔贤，号久庵，又号久翁、石龙。明黄岩（今属浙江）人。以祖荫入官，授后军都事。告病归，家居十年。以荐起南京都察院经历，升南京工部员外郎。起光禄少卿，转大理事，改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充讲官，寻升詹事，兼侍读学士。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转礼部左侍郎。后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黄少从司马陈石峰习举子业，后师事谢铎。早年宗程、朱之学。后笃信王守仁学说，自称为其“门弟子”。晚年又对五学流弊进行了尖锐批评，自谓“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明道编》），认为朱学和王学各走极端，或失则内，或失则外，皆病于空虚支离。而所谓“今日朋友”即王畿等人，又动辄“援先儒为据”，“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将王学“堕于空虚”、“失之于内”，流于掸学。提出经世之学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脉之所在，而宋儒“无思无为”，实为禅学异端。黄绾晚年为“救正”王学，提出“艮止”之说，“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其说既包括学旨，也包括其为学方法和功夫。“艮止”一词，原出自《易·彖传》“艮，止也”句。黄称此为“尧舜执中之学”、“圣圣相传”之道统。认为“艮止之旨”自孟子而后失传，致使“功利之说兴”、“禅定之学起”。而宋儒谈性命、说道德，亦未窥见“艮止之旨”，不是流于“支离”的“下乘禅”，就是流于“空虚”的“上乘禅”。他认为“止”包含绝对之意，能获见“止”之所在，便得“圣学之本”，“知止其所”，则理气兼备、体用惧全。“止”虽然“不获其身”，无形体，但非“泛而无所”，其所便是“心”，因而“止指心体”。“知止”，便可把握住绝对的心体，使心“常静而常明”，做到“定”、“静”、“安”，从而达到“存心”。能“存心”，则“体立”而“用行”。所谓“心之用行”，是说在把握住心之本体之后，再向外发露行用，便能“行止皆当”，“用之自然中道”，亦即“执中”，就可以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关于性、理问题，黄认为，天赋人此性谓之命，人受天此理谓之性，性即理。理是泛言事物之理，性是专言我之性，虚者为心，实者为性。性乃形质和觉中之理。他强调人性本善，故心本具凝然不动的“性之真”，而且绝对的心体本具一切，圆融自足。它是实在的，是“有”而非“无”。他认为“良知之体”，即心体，当其不动时是“无是无非”的“无”，当其“应用”，即发露于外时，方显得“有”，才“知是知非”。所谓“有”，是指“太极”，天生于民的“有物有则”，实即天道、天理。而此天道、天理即“威仪三千、礼仪三百”的伦理纲常。关于“致知”问题，黄不主张径求于心，也批评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认为一个求物“失之于外”，一个求心“失之于内”，二者皆非圣人之学。他主张“‘有典有则’之为格物”，他训“格”为“法”，“法”即“有典有则”，亦即天赋蒸民之天道、天理。他不同意“以格物为致知工夫”的提法，认为“致知是格物工夫”，“致知”是为了“格物”。他训“致知”之“致”为“思”，提出“思是工夫”，它既包括身内之性情涵养，又包括身外求“物则之当然”。关于人心、道心问题，黄主张从与闻见相接、与人欲相杂的“人心”回到“道心”，而“道心”又在“人心”中，“人心”、“道心”都是一心，只是知觉不同。因此，天理、人欲皆出于“本体”。所以他不主张思心、守心，而主张由人心求道心。由“人心”而达于“道心”，其间要经过“精而一之”的过程，也就是“致其知”的“知”和“思”的过程。黄氏所著有《明道编》、《五经原古》、《石龙集》等。黄为浙中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演变过程颇具特色，晚年对为学方法的论争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