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劳思说，“我们永远不会超过十分之一的税率。古代中国的法令、希伯来法、穆罕默德法都说过这一点。没有战争，没有复杂的政府干预个人的事情，十分之一的税已足够维持公共行政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法律应奉为神圣和不可侵犯的，一旦对某个人例外，对大众就很快没有执行力量了。”

安德瑞夫王子一直耐心地听劳思和特拉西马丘斯喝咖啡争论不休。他的房间，如果不说是散发着皇家富丽的气息的话，也豪华地铺了地毯，摆饰着昂贵的长沙发和雕刻的长椅。墙上挂着些模糊的油画、象牙小像和褪色的照片。房间有四十尺宽，三十尺长，很宽敞，天花板很高，原来是按照阿山诺波利斯所要的样子建造而成的。房间的一角有架钢琴，上面立着一个铁制的山羊，高有一尺左右。天花板和墙之间的横条装饰刻满了富于独特变化的山羊角，或直或曲。在一个凹进墙里的壁龛上，有个特别的玻璃盒，里面放的是一个白色大理石雕像的复制品，是奥林帕斯的蒲拉克西蒂利雕刻的赫密斯神像。这些杂乱的古董王，还有祖先和皇室亲戚的陈旧照片，虽然不算是艺术品，但确实也带来了一股没落贵族的特殊气氛。

王子坐在按照他体型特制的椅子上，抽着长烟斗。他的头比起别人的要大得多，他的大块头、迷信和一点痴呆的组合。使他身上每一寸都像罗曼诺夫家族的人。如果劳思肯让他登上泰诺斯国王的宝座的话，他绝不会使王位蒙羞的。劳思不断地拿他的孙儿史蒂芬来说明世袭政府的危险：史蒂芬虽然有个出色的母亲，却是个隔代遗传的类型，有个空空如也的皇家脑袋，毫无用处。关键是，你一代一代地训练皇族的特定动作和接受例行公事，举止如雕像，结果必然会在皇家后裔的脸孔上铸出如模特儿般的特质。第一任总统阿山诺波利斯逝世以后，王子被推选为共和总统。不过，不管有没有王位，他反正代表上帝、教会、法律和秩序。严格说来，他在泰诺斯岛并不相称。这样一个十足的银样蜡枪头，怎么会生出聪明貌美有如珍宝的奥兰莎呢？

“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我们又不必维持军队。”劳思说。

“我却不懂公务员，那些法律和秩序的管理人，只占用全部税金的百分之十。如果我靠此为生，根本无法生活。”

“我知道你不必靠那个钱过日子，我看不出来，教育和宗教机构的支持以及公共福利和贫民救济怎么能被削减，我们的税制正好反映出我们对某些价值的重视。”

“音乐歌曲税！”特拉西马丘斯口沫横飞地说，“从来没听过这种事！如果大家要听音乐，让他们每听一次付一次钱好了，还有雕刻！过去五年来你见过我进到博物馆，去看那些石像没有？有没有？”

“没有，恐怕我没有那种荣幸。而且，除了委员会开会，我也许也不能说你去过文协馆，或见你手中拿过一本书。不过，你忘了，音乐家和舞蹈家都必须接受训练。我们为所喜爱的东西付钱，艺术家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让我们别再为这争吵吧。至于增加公职人员的费用，那违反了我们不鼓励人民服公职的目标。在政府里抢个一官半职的不幸，是很多国家的社会疾病。美国、法国、共党苏俄都发生这种现象。在第一个案例中，联邦的雇员多达一百万人。在第二个例子中，靠各部世袭特权吃饭的制度，几乎把政府给勒死了，他们吃掉了税金，使财务制度崩溃，毁了年轻人的创意，减低了改革力量，使大家的收入少得可怜。如果政府的雇员和寄生虫都减少一半，薪金加倍，那一定会产生一股突然旺盛的精力。这样就不会彼此妨碍了。这是恶性循环，想出工作来给过剩的职员。这样，完成一件事就要尽可能用更多的纸张和产生尽可能低的效率，来使那些寄生虫有事可做。纸上政府——华盛顿就发生过，报酬减削有一定的要领，组织的规模也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效率反而谈不上了。如何才能使这些报告和文件消失呢？如果一家公司这么做的话，没多久一定就要关门大吉了。不，政府工作和政府的退休金、补助费，只产生了昏睡和怠惰，吸引那些喜欢闲逸的人……至于共产主义者苏联，每一位应该在野外工作的护士和兽医，却宁愿坐在莫斯科的办公桌后面，或待在某个省的办公室里，提出指示、指示和更多的指示。我们的愿望是避免公文官僚制度——这是人类所创造的最无生产性的工作。

“目前在我们共和国中，”劳思继续说，“我们经历了特别的痛苦来尽可能地防止公务员阶级的膨胀，我们曾试图刁难统治者。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回报。对坐办公室的人而言，那是令人满足的自我表现的形态，有些人天生有签署文件，叫别人为他们工作的习性。就我所知，有两种不同阶层的人，不是指经济阶级，而是人类的分类：一种人只管自己的事，另一种人不管闲事就不快活。后一种人必须表现他们自己，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天赋，要求自我表现。这一阶层的人，有演说的才华，遣词造句，态度雍容，无一不精。他们喜欢对部下表现权威，对上司却有自我控制、极度的耐力和克己的功夫。这是一种典型，他们就在这种气氛中发达起来，他们对高薪的舒服工作嗅觉最灵敏。我并不是说这些统治才能没有发挥他们的目的，但是，我希望说，我们无须刻意以脂膏来招苍蝇。他们就是我们脂膏中的苍蝇，总有人愿意为政府的荣誉而工作，替人类服务，而只拿少量的报酬，或者一点报酬都不要，王子殿下就是一个例子。”

劳思说的不错。共和国的长老随时挑选俊美、个子高，有一副好嗓子的青年，训练他们担任公职。在木匠店里的一群学徒中，总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却生来一副好口才。这样的年轻人可能要花十天才能完成一张凳子，而别人只要五天。他对他的行业，不加分辨，没有热诚，一旦问题发生了，你却能信得过他，他能站在板凳上，向其他学徒发表长篇大论。很明显的，他不适合在木匠店里工作，浪费了他雄辩的才华实在是件憾事，古希腊人很重视这种天分，也极力栽培。在一群牧羊少年当中，也许有一个懒懒散散、心不在焉、很容易丢掉羊，可是却能毫无困难地责备别人弄丢了羊。其他的少年，不论在哪个团体中，也有特别喜欢叫别人替他们做事的巧妙能力。凑巧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好工匠。这些少年被仔细地从他们个别的行业中挑出来，送到公共行政学校去，学校课程最重要的主要科目就是初级和高级的雄辩术。

可是演说术，或者说公共雄辩术，不能只包括修辞学。还包含了沉默的艺术。当然，他们研读狄默西尼斯的作品，西塞罗和卡多的译作也被采用；语言的美丽，精练的句子，和影响大众情绪的措词选择，都小心地挑出来研究。对于有语言天才的人，连伯克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都包括在内。但是，“好的演说是银，沉默是金。”是校内的铭言。初学者要通过严格的保密训练——简单地说，就是把嘴闭上的训练。他们之中发展出一种强有力的忠诚意识和团结精神；他们在学校做的事，没有一样可向大众披露，甚至是最不妨事的消息也不行。如果一少年告诉他母亲说，他们午餐有冷羊肉，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指责。对于这种问题，年长的学生通常都以庄严的语气说：“无可奉告。”

劳思花了不少心血，翻译了一篇中文散文——《宦海谈渡》，简单地说就是“官场冒险的成功之钥”。在这本著名的古代小册子中，明明白白地列出了模棱两可艺术的每个阶段，起先是对心里的话要守口如瓶，然后是言不由衷，最后也是最难的阶段是心里的话半隐半露，最后的这个阶段需要完全的准备，一种对字汇的最佳控制，有模棱两可和无知的暧昧的本领，最终目标是使国家有成就的公仆永远能够肯定他所否定过的，否定他所肯定的话。如果未来的事需要改变行事方针，公仆应该随时能够否认他说过某些话。说他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刚好是相反的意思。根据那本《中国手册》明确说来，已升上高官或内阁的官员已经把话说一半的技巧实行到完美的境界了。最后这一项成就，则需要极文雅精练的语言，是最艰难的一段。比起这些备忘录的洪亮优美，旧世界官员的一句简短的“无可奉告”听起来就很粗鲁了，活像怕打败仗似的。

但是，这本《中国手册》说，只要有心学习，勤勉不怠，就是最鲁钝的人也可以达到第一段，也就是不说出心里的话。这点在于闭嘴的工夫。这阶段的学生可做抄写员、操作员和三等秘书。能驾驭第二阶段，能说出别人心里的话的人，更有前途。主要在于无论讨论什么题目的时候，都说“先生，你是对的”。能做到这一阶段的，就能担任二等秘书，可允许他们接见较不重要的特使、宾客和公共团体的代表们。有些人可担当一个部门的主管，一个相当于各省“道台”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他们有机会利用迷惑人的暧昧和细微差异，向年长、可靠的各部门老将学习些言不由衷的技巧。这样的政治经验通常需要十年。当然这一方面还要绝佳的自制训练，永远不能发脾气。许多官员经过痛苦的训练，始终未能超越这一步，或只是小有成就而已，至于官场的精华和奇葩，册子上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希望达到这么险峻的修养的高峰。外交官、内阁阁员和大官员都是天生的，不是修养制造出来的。但是国家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渴望官位和内阁席位。

实际上，劳思对建立在一小栋建筑物里的公共行政学校的学生解释说，他发现这一套在西方世界也行得通，中国人的智慧是宇宙性的。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劳思对他们说，他发现第三秘书永远只能以害怕的语气低声说话。真正天生的外交官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他就曾经和这种外交官整整坐了一晚上。温文、高雅，显得很坦白的样子，满肚子的趣闻轶事，不是避开窘人的问题，就是把话题扯到一些烦琐小事上去，谈一些他在阿拉斯加或冰岛的惊人经历，或是和澳洲农村少女的天真邂逅，这些话他可聊上一整晚。“他不是非常坦率和讨人喜欢吗？完全不会守口如瓶？”女主人会这么说。等晚宴将结束了女主人才发觉，或者你才发现，他没有泄露出一丁点重要消息，比如说，他的政府和他自己对某一烫手问题采取什么立场。这种人是艺术才干不够的人所做不到的。

遵循这个原则，劳思曾协助安排修辞学或辩论术的教授课程。学生有充分的练习机会，以公众事务为题的辩论经常举行，若没有雄辩家，国家就会灭亡了。选择辩论的题目，分数严格限定只给予话说得最长而讲的内容最少的人。毕业典礼一向都是岛上的一件盛事，家长和大众都很喜欢。两个学生被挑选出来发表告别辞，是从班上最杰出的人才里仔细挑选出来的。修辞的火焰开始点燃了，措辞的游行也开始了；演说表达得无懈可击，音调抑扬顿挫，十分完美，流动着的悦耳声音很迷人。可是没人懂他们在说什么，也没人期望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演说的人总是得到震耳欲聋的掌声。所有的毕业生都获得“模棱学硕士”学位，但两人之中较好的一位会得到更大的奖励。

观众经常会评论说，这么聪明的年轻人，有朝一日会成为共和国的总统。

当然，修辞学并不是学校里唯一的课程。政治科学的训练也与旧世界的大学有着不同的特点。法律学也教，不过他们认为，教授学生属于过去的各种复杂的法律和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劳思追随孔子的理想，一直坚持行政和法庭程序的简单化。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公共行政学校主要是用来训练个人担任公职的，由于民主政治习惯确立行为的责任感，使公职人员信守诺言，这训练的基本原则就是对自信心的防御。

不要以为劳思故意危害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其实他的希望是尽可能利用最间接的方法，教诲大众对政府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那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啊！强大的政府永远会破坏政府民主形象。相反的，对统治者潜藏的怀疑却是保持自由精神活跃的最佳保证。主要统治者，比如共和国的总统，当然一定要受大众欢迎，不过不能太受欢迎。上帝不允许！领导者要聪明，但不能过分聪明！中国有一句谚语，一将功成万骨枯；劳思引申说，一个强大政府的建立，也是人民自由的毁灭和破坏所造成的。因此，政府越弱，越受大众轻视，自由、博爱、平等的明灯就燃烧得越灿烂。

为了使国家公仆不至于太令人印象深刻，政府的效率要适度地降低，这些学生被授以各种不同的技巧和托词，来抵制责任感和任何行动的轻率许诺（这一点至少是劳思心中的秘密意图）。当人民要求责任时，政府一定要学会规避，不要急着投入行动。任何一个希望在公职生涯中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懂得运用这个原则，永远表现出计划为大家做事的样子，却不真地去做，而且不使人怀疑他个性的正直。

基本上，这一套可分为三条：集体责任原则、咨商原则和渐进原则，最后一招用不着解释。集体责任表现在组成各种不同的委员会，以避免个人单独的责任，因为个人无须为委员会的决定负责。因此，委员会虽多，完成的事情却很少，而公职人员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整天开个没完的委员会上。为了避免劳力的重复，协调各委员会的委员会又成立了。第二点是咨商原则。各部门之间的备忘录、文摘、摘要、各种打卡用的方孔纸，以及印有“参考”和“备注”的表格也应运而生，使大家都忙得很快乐——只受纸张供应的限制而已。即使如此，纸张的消耗仍然多得不成比例。比如说，要把两棵树从圆形剧场后面移到文协馆广场，事先竟动用了十七个委员会，共提出了两百四十八页的报告，各部门之间通了三十几封信，全都注明“决议案二一一〇七条，两棵树的移植”。这种拖延，不但本身深得人心，而且还可以掩饰官员个人的活动。当民众要求办什么事，而后果很难预见的时候，咨商的原则就可派上用场了。一个傻傻的、新上任的政府职员会公开表示赞成或反对，可是圆滑的人却会请教别人，而且最好还是其他部门里的人士。圆滑的政客若想拒绝某人的请求，他会让其他部门的人写个备忘录给他，适时提出来，而不会得罪任何人。当一个问题在各部之间以函件来往达三个月到六个月之久，民众就很可能早把这件事给忘了；如果没忘，又被询问的话，实际情形已被大量往返的公文弄得含糊不清，因而很难把行动或缺少行动的责任推诿在某一个人身上了。这种技巧，加上在高级修辞学的课程里所学到的谨慎的表达技巧，就可保证使任何人都能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地在公职生涯里成功地度其一生了。

所有这些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委员会变成了民主政府的化身。一有任何事待办，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吧，别让个人单独负起决定的责任。于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慷慨的道德论调于焉产生，人民就确实相信他们是自己治理自己了，至少感觉上如此。

总而言之，在这岛上施行的政治体系适当地阻遏了强有力政府的产生，使得大家都很高兴。

劳思说，简单的法律、微弱的政府和低税率，三者是快乐共和国的三大基石，因此劳思不顾王子的恳求，坚持公职人员的薪水低到可怜的程度。服务国家和办公室的荣耀，这些就是他们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