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巨大的威尼斯吊灯，和餐桌上一排蜡烛，映照着一群愉快、盛装的男女，女人笑着，男人须发皆白，也微笑着。五六个泰诺斯女仆穿着土著的服装，光着脚，排在长桌子的两侧，领班罗桑娜站在奥兰莎身后。女主人坐在桌子的一端，笼罩在白桌布和银器反射的柔和光晕里，美丽的肌肤和晶莹的项链散发出独特的风格和雅致、高贵的气息。这就是她们在凉台上所说的幻影。奥兰莎已四十出头，看起来却像三十岁。以她的文雅、她的黑睫毛下谦逊、解意的眼神和她那愉快的、有传染性的银铃般笑声，足以使路易十四的宫廷生色不少。使人想捕捉那个幻影，留在画里，或以歌唱和民谣来歌颂，像音乐一般唤起一段飞逝、逍遥的心绪、曲调和色彩。她乌黑的头发上还罩着细绢的网罩，信守她对阿山诺波利斯的诺言，这一头波浪般美发，绝不展露在其他男人面前。这只是一种形式，流露出一种感情。她让她的秀发优美地溜到她披有衣服的肩上，橘红色的袍子由胸部斜向腰际，另一肩光溜溜的。这种异样的风情，诱人的女性预谋，在保守的二十世纪也许会被认为很可耻，但是却使她像个动人的马其顿公主。

年纪大一点的人——像奥兰莎本人、伯爵夫人、劳思、优妮丝，亚里士多提玛和安德瑞夫王子——都显得更愉快、更轻松、更能适应友善欢乐的气氛。年轻的一群散坐在桌子的中段，看来就紧张、严肃多了。本来也就该如此的，他们缺少老年人的沉着以及接受生活表面价值的能力。还有他们多多少少被长者的智慧慑住了，老一辈具有难以解释的安逸感，他们的谈话充满了奔放的智慧。而且，在这岛上，年轻人必须尊敬长者；他们要安静地坐着，倾听，并学习老一代所说的话。老一辈的人之中，只有特拉西马丘斯看来专注而又不必要地严肃。他女儿，艾瑞屈亚，高挑瘦削的身材，穿着惹火的透明装，坐在桌子中段史蒂芬旁边，注意力分散，她一面和年轻人心不在焉谈话，一面倾听桌子那头安德瑞夫王子和柯蒂莉亚·卡士提利欧尼伯爵夫人的交谈，以及另一头更睿智的一群——劳思、奥兰莎和优妮丝的谈话。艾玛·艾玛本来计划要来的，但最后无法前来，因为一个泰诺斯母亲和一个不知名的艾音尼基男士所生的孩子今天满月，她不得不赶去参加庆典。

女主人，如先前说过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端分子。她的宴会通常都是一种伟大欢乐的聚会，总是以艾音尼基祈祷文来领先进行。

“让我们来祈祷吧！”她快乐地说。

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噢，朋友们，让我们用时间来思考。”结尾是：“感谢我们已享受这个短暂又宝贵的生命的赐予。阿门。”

“这段祈祷是开胃菜。”她说着坐下来。

尤瑞黛说：“我喜欢你的祈祷，它具有一种真正的宗教感觉，它使我们感激生活的赐予，而不是为了活着而道歉。”

吊灯咔答一声关掉了，只有一排闪亮的烛光照耀着一群盛装的欢乐男女，把外面一圈黑暗隔开。奥兰莎很懂得这些，由上面射下来的光线会强调她们脸上的阴影，而由下往上的光线却可以美化她的脸部和颈项，使她们看起来丰润些、年轻些，湮灭一切瑕疵和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

闲聊开始了。劳思坐在女主人右边，过去是优妮丝，尤瑞黛坐在对面，和阿席白地·里格在一起。

“你最近做些什么？”女主人问道，想使这个年轻人自在些。

阿席白地，是所有男士里面最忠于英国传统的，不肯妥协地穿着礼服，打领结，正处于尽量想用一般的客气话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却不太成功的青年阶段。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右边侧分，态度拘谨安静。

“噢，没什么，没什么可说的。”

“别太谦虚。”奥兰莎说。

“我正在读几位作家的作品。”一阵愁云掠过他皱起来的眉头。他看过那么多爱德华八世还是威尔斯王子时代的照片。

“哪些是你喜欢的作家？”奥兰莎下定决心要为他打气，消除他的沉默和一丝不苟的死板。

阿席白地有点惊讶，他从来就不期望自己是注意的焦点，当然他也没想到会被安排在尤瑞黛旁边。

“哦，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他们为我展现了一个人物世界，我几乎觉得我已经认识巴黎和伦敦了。而且我希望，”他谦逊地说，“从这些大师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我听说你正试写一篇小说。”劳思说。

“别误信伯爵夫人的话。”阿席白地哀求道，“我想我永远也不过是个三流作家。”

“每个年轻人都应该试一试，找出自己的才华所在，然后加以发挥。”

“我了解我自己在障碍中摸索，我对这世界所知不多。我甚至没见过大炮、双层巴士，或是一个拥挤的公寓房子是什么样子。我尽量尝试从阅读、照片和我母亲口中去学习，但是差太远了。”

“你为什么要描写一个你从没见过的世界呢？为什么不描写你所认识的人，写写这个小岛？”

“这里太安详、太平静了，不是吗？”

“平静！”优妮丝突然开口了，直接反驳说，“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戏剧，甚至在泰诺斯部落里也一样，只要我们接近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充满忧望和情绪的世界。我希望艾玛·艾玛不要花这么多时间收集社会学的资料……”

奥兰莎说：“劳思的建议是对的，去描写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世界，我认为一点用处也没有，那样不可能传真。”她愉快地说下去；菜一直上得很顺利，不用她操心，“读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可是不要注重环境和细节。我恐怕你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对年轻的作家来说这是很自然的。相反的，我认为一个人要脱离了纯粹模仿的阶段，才能达到成熟的境界。当然，我们讨论的是艺术的一般原则。你认为怎样？”她转向劳思。

劳思说：“你为什么不写戏剧呢？这样环境的因素就不像在小说里那么重要了。阿斯奇勒斯写过，沙弗克里斯也写过，都是描写人类强烈情绪的冲突。那是所有真实戏剧的特质，人类的情绪被提升到较高的层次。所有的小说和戏剧都从事于人类情绪的剖析，但在戏剧中，环境的因素只用暗示，而不详加描绘。当然啦，莎士比亚并没有见过罗马，却写了《凯撒大帝》，那完全是出于他的天才，如果他要写有关古罗马的小说，他就不得不大做研究工作了。研究会扼杀即时的灵感，也许有一天你能写一部戏剧，关于国王和贵族的戏剧，或是关于泰诺斯族的普通平民，让男性心灵抚慰学院的学生在艾音尼基节上演。看看安德瑞夫王子，他是很好的戏剧题材，不是吗？”

从餐桌的那一头传来王子的大声咆哮：“我抗议！你的话暧昧不明，你似乎把我包括在泰诺斯族的平民里了。”

劳思微笑了：“我没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可以描写泰诺斯的平民，也可以描写我们不平凡的王子殿下。”

女仆领班罗桑娜，这时推来一部餐车，上面放着大瓦钵。她掀开盖子给女主人看，奥兰莎露出赞许的微笑。那是一道有名的、令人激赏的菜——砂锅鳕鱼，用深色酱油炖的，佐料有松露、续随子蕾芽、草菰、一点麝香草、几滴白酒、爆过的蒜末和几片腌肉。

“哇，鳕鱼！”优妮丝大叫。

“我永远吃不厌鳕鱼，你们呢？”女主人说，“这是道罗马菜，我相信，是罗马帝国的烹调传统流传下来、再加以现代的改良而成的，我的厨子向阿布鲁索一位大师傅学的。使我想起以前在卡萨布兰加吃过的一种东西，也许里面有阿拉伯的成分。”

“人的口味是国际性的。”优妮丝说，“味觉天生都一样，所有的厨子都会讲一种各国都能了解的语言。我有一次读到美国的南瓜饼，”她对尤瑞黛说，“颜色金黄带棕，加上胡椒，散发出天堂般的滋味。”使我对美国文明的敬意大大提高。突然间，我觉得美国美丽起来。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希望。”

“不。以前我从来没吃过南瓜饼。你知道吧，美国南瓜饼对世界文明，或对较佳生活都有贡献。我认为透过肠胃，国际性的了解即可达成。而且我相信，通常我们都曲解了文明的概念，将文明与哲学、科学和知识的进步联想在一起。就我所见，文明只不过是使生活更美好、更优雅的添加物而已。”

“所以你的意思是，由于风味绝佳的南瓜饼，我的国家对世界文明有了积极的贡献？”

“一点也不错，这表示国民特殊的天才，已使它有了一项肯定的贡献，且不论只是小地方，已使文明向前跨了一步。也就是说在科学进步的表象背后，她并没有忘记生活。文化和艺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认为怎样呢？”她转向劳思提出问题。

“文明和文化的区别是不容易的，这些字眼和其他的字眼一样，它们的意义是由用法产生的。我要说，文明和物质的进步有关，文化指则精神上的收获。我认为，一个不会做砂锅炖鳕鱼的国家就不如会做的国家那么文明。我尝过油炸鲍鱼排，就这方面来说，美国仍然算是野蛮人呢，只是个文明初期的小孩子罢了，他们连起码的鲍鱼做法都不懂。生活格调的注重，随着国家日渐成熟而加强。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一切科学进步除了作为促进生活的手段外，就没有别的目标了，只是这个目标经常迷失了而已。相反的，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文化也可以有文明。文明的进步和收获是物质的，他们是外来的添加物；文化的影响是化学性的，它进入人的内在而使他改变。”

“进步呢？”奥兰莎问。

“进步是中性的，就是很单纯地向前走而已，并没有说明走到哪里去。一个人在丛林中打转，很可能仅仅因为他大步行走的动作，就认为他在前进。在旧世界里的人认为，只要移动。不论往哪个方向——就是一件当然的好事情，这不是很奇怪吗？甚至没有人定下目标，也没有暗示目标究竟是什么。仅意味着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与昨天的地方不同而已，这就是进步的全部意义了。所以我说‘进步’是中性的。就像共产主义者所用的字眼‘前进’和‘反动’那又显示出了太多的东西。一旦目标确定，然后我们才能谈进步和反动，或者前进和后退，这都以那个目的为准。似乎对我来说，一个信仰并实行倒退到法老王时代的奴隶劳工时期，或倒退到沙皇时代的那种绝对独裁和赤裸裸的恐惧的统治，或对人类过去两三千年来的精神收获全盘否认的话，那就是开倒车，一个真正的反动。他们假定太多——譬如说，不容许反对的一票选举制，更进步的民主形式——让人民在两党之间选择，就不但被认为是反动，而且是彻底的颓废。因此，何必争呢？”

奥兰莎说：“刚才优妮丝说的就没道理吗？文明有它的目的。就是较好的生活？”

“坦白说，是的。此外我还相信，世界文明可以建立在国际生活的共同基础上，把各种文明最优良、最精致的部分组合起来，我认为，理想的生活是，住在有美国式暖气的英国山庄，娶日本太太，有法国情妇和中国厨子。这差不多是我所能表示的最清楚的方式了。”

当他继续往下说的时候，脸上露出阳光般的笑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纽约参加一个晚宴，远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时候。那是由美国营养协会主席西格马·费·卡巴所主持的一年一度的盛大晚宴。简直是无与伦比，永生难忘！照定义来讲，营养学家食物方面的专家，同时关心烹调和营养价值，我是这么认为的。那天我目瞪口呆。我们有一道牛舌烩樱桃酱！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一道小菜是花甘蓝配甜柠檬酱，我只尝了一口就差点吐了出来。不，我一点也没夸张。我们还有酒渍樱桃加蛋黄调味酱！毫无疑问的，实验精神很丰富，使我想起那些现代派的画家来。最后一道精彩的，是花生酱加杏子的甜点，叫做‘杏子的惊奇’。请注意，杏子加花生酱哩！无疑含有丰富的卡路里。另外一种，是应邀试尝一道有着豪华名字的点心，叫做‘南海的喜悦’——是椰子加苹果片。”

“劳思先生，”尤瑞黛说，“我想你是在捏造故事好敲诈美国。”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那张菜单我保存了好几年。好让我朋友看看。”

大家发出一阵好玩和异议的喃喃低语。

“劳思喜欢捉弄人，”奥兰莎对尤瑞黛说，“在我想来，花甘蓝加甜柠檬酱简直恐怖至极。”

“总而言之，科学性的吃法是一种愚蠢。”优妮丝说。

“随便你们信不信，”劳思继续说，“我尝了那道杏子加花生酱。为了让你觉得好过一点，优妮丝，我必须说清楚，那个菜单是营养学的科学家给的，可不是纽约的老饕协会啊！那只是无数傻瓜的有限公司，不过这是现代知识的典型。根据那时的惯例，营养学家深知食物的卡路里价值，对食物的滋味却毫无所知。他是科学家，只关心食物特殊的一面，说到烹调的美味，他真是个十足的荷坦多族的蛮子呢。人懂得的知识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狭窄起来。社会被一群科学专家哄骗得团团转——心理学家、育儿专家、效率工程家——每个人对本科知道的很多，却对人类生活一无所知。引用或谈论起热量啦、蛋白质啦和糖类啦，这些科学知识很容易。教育心理学家说，不能对你的孩子说‘不’，根本就忘了训练的基本价值和打屁股的有益的道德价值。小孩从小到大，没有大人对他说过‘不’字，一直到他遇到了他做事的老板，或直等到生活本身对他说‘不’。偏偏就有那么多受半吊子教育的傻瓜相信他们。婴儿喂奶的时间规定得很严，专家们过后才发现——我想是一九五〇年代吧——喂奶最好的时间是婴儿肚子饿的时候。根据专家的看法‘小鸭若没人管，就会吃太多或太少而死掉’，那些食物营养学家忘了，婴儿吃够了，嘴巴就会自动离开奶瓶。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稍具常识的母亲就可以看得出来，却迟到一九七二年，经过一连串累人的实验后才加以承认。那些糊涂的营养学家也忘了，吃得越对味口，就越容易消化。直到我们离开了，远没有人正式承认这个事实。不，一切都用百分比和测量方法进行最好。营养学家没有告诉你，身体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由蛋白质产生糖分，反过来也成。”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话导致什么样的结论呢？简单地说，就是没人能在群体里认出个人，没有人能完全欣赏人体的智慧，人体那微妙、易变的机械组织和人心自我调整的能力。个人以团体的标准来判断，由团体的统计来研究个人。那些粗鲁的专家，假托科学之名，成为社会一大威胁。而且，广义来说，在现代知识、专门知识的世界里，人类的能力和需要——肉体的需要和心灵的需要——都被忽略了。”

“我想起来了，”尤瑞黛说，“以前教育心理学家很风行，尤其精神病学。我相信，远在一九四〇年代吧，班宁顿大学有位心理学教授说，观察人按熄烟蒂的方式就可判定他的性格。如果他用力猛按下去，他就有潜在的虐待狂，具有毁灭、压抑的倾向；如果他慎重地压熄，他就是一个有条不紊、精打细算的同事；相反的，如果他只是让香烟继续燃烧，他很可能就是对积蓄漫不经心、没出息的家伙，可能还不顾别人的感情。结果你根本不敢在心理学家面前按烟蒂，竟变得有点儿神经兮兮的。他说的话就像神谕，从一些暗象中引出一套意义来，简直和水晶球命相家一样。很难说明科学在哪儿结束，蒙骗从哪儿开始。你不认为，这刚好是科学方法所应该避免的现象吗——对事情附会一些意义，由一些不足的事实演绎出论断来？”

“我想，”优妮丝说，“就是因为这种神谕式的特征，心理学才会流行起来。大家都爱预言，真的。手相学啦，笔迹分析啦，占星学和心理学啦，只要能说出你所不知道的事情，都会喜欢。”

“在那个时候，”尤瑞黛说，“心理学家忙着检查婴儿的尿片。如果婴儿的尿多屎多，他长大后也许就很慷慨；如果他有便秘，长大后对钱可能就抓得紧一点。”

甚至连特拉西马丘斯都吼了起来。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奥兰莎说。哧哧地笑得很甜。

“可是那是真的呀！”尤瑞黛说。

“我相信，”劳思说，“想想弗洛伊德不也在裤裆附近寻找人类的灵魂吗！”

优妮丝抗议道：“那样说不公平，有一个弗洛伊德，却有上千个冒牌货。”

劳思说：“我并不是有意贬损弗洛伊德。至少，他还尽力寻找人的灵魂，他使人类心灵的知识向前跨了一大步。他具有一种几乎是东方的、神秘的直觉，实际上为西方世界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他也不得不发展他自己的一套方法。灵魂一词已经和神学纠缠不清，自然科学家只好敬而远之。弗洛伊德必须回溯到古希腊，重新介绍‘心灵’这个名词。我想这样比较清楚。我们没有适当的字来说明控制身心的神秘力量、种族力量。所以他不得不创造了本能、冲动和性本能这些字眼，使它们几乎成为神话实体。”

“我希望他选用凡身这个字眼，”奥兰莎有气无力地说，“它的意思是指肉体——心理学家必须探求肉体的力量，是不是？同时，它也意味着人性、人种。这样的基础不是更稳固吗——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从心理学的更具肉体性的观点出发。”

“实在没有这种必要，人性这个名词已经很好，也很足够了。心理学应该是对人性的研究，涵盖一切事情，从肉体的欲望到精神抱负和崇高的理想。能回归到灵魂问题，应该归功于弗洛伊德。自然科学家羞惭地挣脱了这个字，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尤瑞黛说：“我想我有一次听你说科学是用来求真，不是用来求善的，当然科学家要把灵魂丢在一边不理了。”

“这一切不过是方法问题——也是人类知识的适当目标问题。我们已经同意目标应该是促进生活的艺术，使生活过得很好。为什么追寻真的人就该避开善的领域，并且任性地对自己说：善的领域与我无关。我认为，那是二十世纪思想中最具毁灭性的特点。一切的思想都想变成和科学类似的东西。错不在研究石头和金属的自然科学家，错在社会科学家想模仿他们的技术。结果是一大失败，一大灾难，造成了心智上的真空。只有真和非真，没有善恶，没有对错。科学要测量，不得不如此。一旦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介绍到人文学里面，你就会渐渐把无法量度的东西一件一件抛掉——上帝啦、善慈啦、罪恶和悔悟啦，以及艺术创造和高贵的动机等。那是直到行为学家出现，灵机一动地创造了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灵却不用头脑所导致的结果。一切都退化到只有感官的刺激和动物性的反应，那些是行为主义者有把握衡量的东西，于是心理学家就变成在老鼠笼和鸡笼之间疲于奔命的人。当然，华特生以动物心理学家开始，最后也止于此。有关人类心灵的一面——想象力、记忆、爱、冲动（除了动物的食物和性的冲动以外）都被抹杀，或被扔到窗外。将母爱当做内分泌的反应就值得研究，假如母爱是一种人际关系和日渐了解的结果及一种对儿子成就的骄傲，就不是恰当的研究题材了，因为后者无法量度出来。他相信那种方法，因为只有那种方法才能使心理学变成真正的科学。由那个有限的一点来看，他是对的。”

“傻瓜还多的是哩！”奥兰莎说。

“当然，绝对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