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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导论

附錄 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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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問一句,什麼叫「文化」?這兩個字,本來很難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普通我們説文化,是指人類的生活;人類各方面各種樣的生活總括匯合起來,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謂各方面各種樣的生活,並不專指一時性的平舖面而言,必將長時間的綿延性加進去。譬如一人的生活,加進長時間的綿延,那就是生命。一國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種樣的生活,加進綿延不斷的時間演進,歷史演進,便成所謂「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國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民族沒有了文化,那就等於沒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綿延精神。換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傳統的歷史意義。故我們説文化,並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在這平面的、大的空間,各方面各種樣的生活,再經歷過時間的綿延性,那就是民族整個的生命,也就是那個民族的文化。所以講到文化,我們總應該根據歷史來講。

什麼是中國文化?要解答這問題,不單要用哲學的眼光,而且更要用歷史的眼光。中國文化,更是長時期傳統一線而下的,已經有了五千年的歷史演進。這就是説,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命已經綿延了五千年。但是這五千年生命的意義在那裏?價值在那裏呢?這好像説,一個人活了五十歲,他這五十年的生命意義何在?價值何在?要答復這問題,自該回看他過去五十年中做了些什麼事,他對於社會、國家、人類曾有些什麼貢獻,他將來還有沒有前途。我們同樣用這種方法來看中國民族,這五千年來它究竟做了些什麼,它在向那一條路跑。如我們日常起居生活,都有他的目的和意義;如是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天天老是這樣操作著,他定有一個計畫。如果他的許畫感到滿足完成了,那他又將生出另外一個想像。中國近百年來所遭遇的環境,受人壓迫,任人蹂躏,可謂痛苦已極。假如有一時候,中國人又處在獨立自由,國勢興隆,幸福康樂的環境下,再讓他舒服痛快的過日子;那麼這時候,它又將怎樣地打算呢?他會又想做些什麼呢?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就要看中國文化本來是在向那一條路走。這就説到了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内在的性格。中國人現在不自由,不平等,國勢衰弱,遭人壓迫,事事都跟著人家後面跑,那是暫時事;難道中國人五千年來都在跟著人家腳後跟的嗎?就算是如此,難道它心中就真的沒有一條路線、一個嚮往嗎?一個人在他的生命中,定有他自己所抱的希望與目的。如果沒有了,那麼他的生命就毫無意義與價值了。國家民族也如此。我們中國既經了五千年歷史,他到底在向著那一條路跑的呢?這是我們要明瞭的第一點。第二點,它究竟跑了多少路?曾跑到了它的目的沒有?還是半途停止了?這就如我們常説的中國文化衰老了嗎?已經死了嗎?我現在就想用歷史觀點來講明這一些問題。

中國文化傳統,是有它的希望和目的的。我們現在只要看它在那條路上跑,到底跑了多少遠,是繼續在進步呢?還是停住不再向前了?還是轉了方向,拐了彎?我們講中國文化傳統演進,就該注重在這些問題上。因此我此刻所講,雖是已往的歷史,但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現在的地位,和它將來的前途。

再換一方面説,我們如果是要寫一本「中國文化史」,究竟應該分幾期來寫呢?歷史本不能分期,好像一條水流不能切斷,也像人的生命般不能分割。但我們往往説,某人的一生,可以分成幾個時期;像説某人第一時期是幼年在家期,第二是青年求學期,第三或是從事革命期,第四第五是什麼時期等。我們若將他這樣的分成幾個時期了,我們自可知道他曾希望做些什麼,又完成了些什麼。我也想將中國文化史分成幾期,來看它循著那一條路走。但分期實在很難。我們先得要看準它所走的路線,才能決定怎樣去分程。我個人想,把中國文化從有史起到現在止,分爲三期。秦以前爲第一期,秦以後到唐爲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爲第三期,現在則是第四期開始。這樣分法,我想諸位無論是學歷史的或不是的,都會感到這是很自然的一種普通一般的分法。我們普通談中國史,大都説秦以前的學術思想最發達、最好,秦以後就衰落不興了。又有些人説,漢唐時代的政治和社會都很富強隆盛,有成績,唐以下宋、元、明、清各代就都不成了。由這裏,可見普通一般人,大都也將中國史分成這幾段。

説到中國文化,如果我們想把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另一種文化來作比,儘不妨是很粗淺,很簡單,但相互比較之後,便更容易明白彼此之真相。我想最好是把歐洲文化來作比。因爲如巴比倫、埃及等,現在都已消失;他們的生活,似乎沒有什麼力量,因此也沒有綿延著很長的歷史,只在某一時間之内曾飛黃騰達過,但不久即消失,猶如曇花一現,不能久遠。若論能長時間奮鬥前進的,從目前説,只有兩個文化,一是中國,一是歐洲。我們若把此雙方互作比較,便可見許多不同的地方。

歐洲歷史,從希臘開始,接著是羅馬,接著北方蠻族入侵,輾轉變更,直到今天。他們好像在唱一臺戲,戲本是一本到底的,而在臺上主演的角色,卻不斷在更換,不是從頭到尾由一個戲班來扮演。而中國呢?直從遠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連臺演唱的都是中國人,秦、漢、隋、唐各代也都是中國人,宋、元、明、清各代上臺演唱的還是中國人,現在仍然是中國人。這一層便顯然雙方不同了。

再説一個譬喻,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的比較,好像兩種賽跑。中國是一個人在作長時間長距離的跑。歐洲則像是一種接力跑,一面旗從某一人手裏依次傳遞到另一人,如是不斷替換。那面旗,在先由希臘人傳遞給羅馬,再由羅馬人傳給北方蠻族,現在是在拉丁、條頓民族手裏。而有人卻説,説不定那面旗又會由斯拉夫民族接去的。而且他們這面旗,也並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由埃及人手裏接來的。

所以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相比,有兩點不同。第一,就時間綿延上講,中國是由一個人自始至終老在作長距離的跑,而歐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一一,就空間來説,歐洲文化,起自希臘雅典,由這個文化中心向四周發散。後來希臘衰微,羅馬代興,文化中心便由希臘搬到羅馬,由羅馬再向四周發散。因此他們在歷史演進中的文化中心,也從一個地方另搬到別一個地方,依次的搬。到近代列强並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倫敦、柏林等地方,再由這幾個中心各自向四周發散。所以西方文化,常有由一個中心向各方發散的形熊。而且這些文化中心,又常是由這一處傳到那一處。這種情形,連帶會發生一種現象,就是常有文化中斷的現象;在這裏告了一個段落,然後在別處再來重演。中國文化則很難説是由這一處傳到那一處。我們很難説中國文化是由山東傳到河南,再由河南傳到陝西,由陝西傳到江西,由江西傳到江蘇,如是這般的傳遞。中國文化一擺開就在一個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謂中國,亦即是所謂中國的「體」了。關於這一點,在古代歷史上,似乎已難加詳説。但到了春秋時代,中國文化已經很明顯的平擺在中國的大地面上了。有「體」便有「用」。試看當時齊、晉、秦、楚各國散居四方,而一般文化水準都很高,而且可説是大體上一色的。這就可見中國文化水準在那時早已在一個大地面上平舖放著了。我們不能説漢都長安,漢代文化就以長安爲中心,再向四面發散。當時的長安,不過是漢代中央政府所在地,人物比較集中,卻不是説文化就以那裏爲中心,而再向四周發散。所以中國文化乃是整個的,它一發生就滿佈大地,充實四圍。而歐洲文化則係由一個中心傳到另一個中心,像希臘傳到羅馬,再傳到東羅馬。因此西方文化可以有幾個中心變換存在,而中國文化則極難説它有一個中心。我們很難説某一地點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因此西方文化可説它有「地域性」,而中國文化則決沒有地域性存在。許多地方,在歷史中,根本沒有作過政治中心,但始終在文化大體之内有其相等極高的地位。

這種比較,是從雙方外面看,很簡單很粗淺的相比較,而約略作爲如此説。爲什麼我們要把西方文化來和中國文化如此相比呢?因爲這一比,就可以看清楚我們自己的文化發展,到底是什麼一個樣子。

我現在想由外面形熊轉進一步,來講中國文化的意義究竟在那裏。上面説過,中國文化開始就擺在一個大局面上,而經歷綿延了很長時期。這裏便已包蘊了中國文化一種至高至深的大意義。在中國一部古經典易經説:「可大可久。」這是中國人腦子裏對於一般生活的理想,也就是中國文化價值之特徵。以現在眼光看,中國是世界之一國,中國人是世界人種中的一種。我們用現代眼光去看秦以前中國古人的生活,有些人喜歡説中國古人閉關自守,和外國人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論調,我們若真用歷史眼光看,便知其不是。我們也很容易知道中國幾千年前的古人,對於幾千年後中國近人這樣的責備,他們是不肯接受的。在古代的中國人,一般感覺上,他們對於中國這一塊大地,並不認爲是一個國,而認爲它已可稱爲「天下」,就已是整個世界了。中國人所謂「天下」,乃一大同的。封建諸侯,以及下面的郡縣,乃屬分別的。

我們不要輕看當時那些封建的國,在它們都曾有很長的歷史。像衛國,國土雖小,即是最後纔亡於秦國的,它已有九百年歷史。現在世界各國,除中國外,那一個國家傳有九百年歷史呢?其餘像齊、楚諸國,也都有八百年左右的歷史。在現在人腦子裏,一個國有八百年歷史,實已夠長了。中國當時的四境,東南臨大海,西隔高山,北接大漢;這些地方,都不是中國農業文化所能到達。中庸上説:「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像是秦代統一前後人的話。在當時,實在認爲中國已是一個天下了。當時人認爲整個中國版圖以内的一切地方,就同是一天下,就同在整個世界之内了。在這整個世界之内,文化已臻於大同。至於在中國版圖以外的地方,因爲那時中國人的文化能力一時難及,只好暫擺一旁,慢慢再説。好像近代歐洲人,對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等有些地方,豈不也因爲他們一時力量有限,還未能充分到達,便也暫擱一旁,慢慢再説嗎?可見古代中國人心理,和近代西洋人心理,何嘗不相似?只是當時交通情形比現在差得稍遠而已。

在那時,中國已經成爲一個大單位,那時只有中國人和中國。所謂中國,就是包括整個中國人的文化區域,他們以爲這就已經達到了世界和天下的境界。「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這是中國古人理想中的一種人類社會。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這就是中國文化所希望達到的理想了。因此我們可以説,中國文化是「人類主義」即「人文主義」的,亦即「世界主義」的。它並不只想求一國的發展,也不在想一步步的向外擴張它勢力,像羅馬,像現在一般壓迫主義、侵略主義者的西方帝國一般。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國文化爲可大。

以上只就中國文化觀點籠統地來説。若要具體一點講,可以舉幾個例。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後宋國的貴族,後來逃往魯國。但孔子一生,就並不抱有狹義的民族觀念,他從沒有想過滅周復商的念頭。也不抱狹義的國家觀,他並不曾對宋國或魯國特別地忠心。他更沒有狹義的社會階級觀念,他只想行道於天下,行道於全人類。所以孔子實在是一個人類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又像墨子,我們不能詳細知道他的國籍和出身,只知他一樣是沒有狹義的國家觀和階級觀的。至於莊子、老子,那就更沒有所謂國家觀、階級觀了。

我常説,在戰國時,學者抱有狹義國家觀念的,總共只有一個半:一個是楚國的貴族屈原。當時很多人勸他,楚王既然不聽你的話,你大可離楚他去。但他是一個楚國的貴族,無論如何不肯離開楚國。楚王不能用他,他便投江自盡。這可以説是一個抱有强烈民族觀念、國家觀念的人。另外半個是韓非。他是韓國貴族。他在先也有很强烈的國家觀念,但他到秦國以後,意志就不堅定了,所以只能説他是半個。但我現在仔細想來,屈原是一個文學家,富於情感,他想盡忠楚王,被讒受屈,再往別處去也未必不再受讒受屈,因此他憤懣自殺了。我們該從他文學家的性格情感上來看,他也未見定是一位狹義的國家主義者。

如此説來,先秦諸子,實在沒有一個人抱著狹義的國家主義。當時一般學術思想,都抱有一種「天下觀」,所以説:「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修身、齊家、治國,最後還是要平天下。這個理想,到秦始皇時代,居然實現,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國文化,開始就普遍的擺在一個大地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達,彼此都相親相愛,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最高理想,就是奠定一個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全人類和平幸福的社會。

這種世界觀,又和西方耶穌教只講未來天國,而不注重現實世界的,有不同。中國孔孟諸子,深細説來,他們並非沒有宗教信仰。只他們所信仰者,在現實人生界,而不在求未來和出世。而春秋戰國時代般的想望,到秦朝時,已經算到達了。至於當時在四周的一些外族,一時不能接受我們文化薰陶,我們暫時且不理會。待他們能和我們處得來的時候,我們再歡迎他們進到我們疆界裏面來,和我們一起過生活。因此那時雖還有化外蠻夷,但因中國那時的農業文化,還沒有方法推進到沙漢、草原、高山等地帶去,因於和他們生活不同,而於是文化不能勉強相同;沒有方法來教他們也接受中國人所理想的生活和文化,則暫且求能和平相處便算了。

以上所説,只在説明中國在秦以前,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期。在這期間,中國人已經確實實現了他們很崇高的理想。已經有了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大觀念,而且也已相當地有成績。

到了第二期,秦、漢、隋、唐時代,政治武功,社會經濟,都有很好的設施。秦朝統一天下,造成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局面。這便已是現世所謂的「民族國家」了。換言之,秦時的中國,早已是相當於近代人所謂的現代國家了。秦以後,兩漢、隋、唐,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便是在政治和社會的組織方面。大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之達成,這便是漢唐時期的成績。我們總覺得,中國到現在爲止,學術思想方面還超不出先秦,政治社會方面還超不出漢唐。漢唐這一段歷史,很難簡單講。如今不得已,姑且簡説一些。

一般人往往説,中國過去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我認爲稱它是「君主」則誠然的,稱它爲「專制」,那就未免有一點寃枉。中國社會,自秦以下,便沒有所謂特權階級之存在。政府裏面的做官人,並不是社會上享有特權的貴族。那麼秦漢以下,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做官呢?用一句現在時行的話來説,什麼人才可以參預政治呢?中國從漢以下,國民參政,均有一種特定的制度。漢制先入學校受教育,畢業後進入政府歷練辦事,做事務官,當時稱做「吏」。待他練習實際行政有經驗,有相當成績,便得推舉到朝廷,再經一度考試,才正式做政務官。至於官階高低,則由其服官後成績來升降。魏晉南北朝以下,此制有變動,但大體總有一制度。唐以後直到清代,便是有名的科舉制。所以中國自漢以後,固然有皇帝,但並沒有封建貴族。又並沒有由資本家變相而來的財閥貴族。做官人都由民眾裏面挑選受教育有能力的人來充當,並在全國各地平均分配。東漢時,大概二十萬戶口中,可以有一人參政。直到清代,各省應科舉的人,都規定錄取名額,仍是照地域平均分配。單由這一點看,中國傳統政治,早不是君主專制。因全國人民參政,都由政府法律規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試制度所規定的考試時日,兩百幾十年來也未曾更改過。所以中國的傳統政治,實在不能説它是君主專制。

在這樣一種政治情形下,便產生了中國特有的社會情況。春秋戰國時,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分有公、卿、大夫、士、庶人等階級,而且分得很清楚。秦以後,封建社會早沒有了,那時本可有漸漸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勢。求貴路的走不通,大家都朝著求富的路走,這本是極自然的。中國地大物博,也很適宜於經商發財。但一到漢武帝時,定出新法規,規定讀書受教育的人才能做官,做了官的人就不能再經商做生意。而且規定有專利的大商業都由政府經管,人民經商所得稅又抽得很重。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便走上了似乎近代人所謂的「統制經濟」那一條路。這時候,封建制度推翻,私人經濟又不能無限發展,而政府又定下考試制度來,規定國民有受教育經選拔得參政做官的權益。這種情形,在當時中國人心下,大家覺得很合理,因此封建社會去了,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來,大家在教育文化上著意努力,來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因此也不想再要求另一種出世的宗教,來求安慰;換言之,他們就可在現實生活中安身立命了。

但這樣説來,諸位定會問,漢代制度既然如此好,當時生活又是這樣合理,爲什麼漢代又會衰亡的呢?這問題急切不能詳細答。這等於問,你今天身體健康,很強壮,爲什麼後來又會生病的呢?又好像問,你現在已經喫得很飽,爲什麼等一下還要餓,還要再喫的呢?這些問題,本可以不問,問了便牽涉得太遠。但是我們總不免要問,漢唐時代的政治社會,既然這麼合理,爲什麼如今卻弄得這樣糟?這問題,我再往下是要説明的。我們都知道,自漢末大亂以後,那時的中國人,便覺得這世界現實沒有意義,政治不清明,社會不公道,一般人心都很消極悲觀,便轉而信宗教,信出世,希望來生;那便是當時新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但爲什麼今天的中國人,環境生活如此壞,但又不像魏晉南北朝那樣消極呢?這因現在人覺得有外國人可靠,還像有辦法。從前希望在來世,現今希望在國外。因此現在中國人崇拜了洋人,卻不易信宗教。如果我們有一時真覺毫無辦法,那就只有信宗教求出世了。所以魏晉南北朝以下,信佛教的人特別多;直到唐代統一盛運再臨,纔又恢復過來,再走上現實人生的大道。

漢唐兩代的情形,現在不能詳説。大概宋代以下中國的社會與政治,都逃不出漢唐成規。因此我們普通多説,宋代以下的政治和社會,好像沒有什麼長進了。但我們並不能因爲漢唐的學術思想超不出先秦,便説漢唐沒有長進。因爲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一輩聖賢,都已將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後實在很難再超出。問題只在如何般去求實現。漢唐的成績,在能依著先秦人理想,逐漸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現出來。那實在也是了不得。中國古人的理想,像先秦百家所提出的,本來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過它們。這不能因此便説中國不長進。我們現在所謂漢唐不如先秦,大概是指的學術思想方面言,説漢唐時代依然跑不出先秦學術思想的範疇。但我們要是進一步來説,先秦人的思想雖高,可是只存空言。而秦以後漢唐諸代,卻確在依著它實幹,使先秦人的思想逐漸在社會上實現。直到宋以下,政治社會,一切規模,都逃不出漢唐成規。這便不好不説是漢唐時代的進步了。在這裏,我敢大膽説一句,今後中國的政治社會,恐怕依然逃不掉漢唐規模。如政治的一統性,社會的平等性,便是漢唐的大規模。

現在我們再説,漢唐諸代,建下了平等社會和統一政治的大規模,那時候的社會政治,比較先秦是很有進步了。政治清明,社會公道,國家富強,人生康樂。在這種環境下,一般人又將想些什麼呢?出世的宗教追求,打不進他們的心坎。這時候,中國人對人生最高理想,便把來放在如何發展各自的個性這一問題上。中國社會自始便懂得顧全大體,最注意大羣生活。但顧全大體,側重大羣生活,並不一定要犧牲個人的。而所謂個人幸福,在中國人心中,主要是在各個人個性的發展上。上面説過,中國文化,自始就在一個大範圍之下平舖著。待這一個大範圍安排妥帖了,便想進一步,在此大範圍之内,來要求各個人的個性之如何而可以盡量發展。中國人並不嗜好武力,也不貪求財富。因中國人也懂得,武力與財富,盡是外皮的,並不即是人生的真内容真幸福。因此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便再進一步來期求各人内在個性的發展。個性發展的真實表現,一般説來,最主要的是在文學和藝術。其實文學亦即是藝術之一端。那時天下太平了,人的精神便用到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上。這就是文學和藝術的任務了。

兩漢時代,中國經過了四百年長治久安的時期,那時已漸漸開始講究到文學和藝術。但後來國運中衰,遇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混亂,局面未能安定;於是把當時人要走的路,臨時又中斷了。一到唐朝,社會又漸漸安定,於是文學藝術再度發展。所以説,學術思想最燦爛的時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會最理想安定的時期,莫過於漢唐。而文學藝術的普遍發達,則在唐代開國以後。這是中國文化史演進三大歷程,值得我們鄭重提出,來加以證明與闡述。

唐以前的文學,大體説,可分兩大類:一類可説是「貴族的」,另一類則可説是「宗教的」。藝術也是一樣,那時也只有「貴族藝術」和「宗教藝術」之兩大類。姑舉實例言之。如圖畫在唐以前,大概多使用在王宮或廟宇。建築亦然,大建築也只是王宮或廟宇了。這都只可算是貴族的和宗教的。又如漢代文學,像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之類,那便是我所謂貴族文學之好例。而像屈原九歌之類,則是宗教文學之好例。到唐代開國以後,中國的文學藝術,才逐漸由貴族的、宗教的普遍解放而轉化爲日常平民的。我們以整個中國文學史來説,唐興以來才是平民文學的時代。以整個中國藝術史來説,唐初才有平民藝術之生長。我覺得唐代文學藝術境界,像杜工部的詩,韓昌黎的散文,顏真卿的字,吳道子的畫,這都是和先秦、孔、孟諸子的學術思想一樣,同是達到了一種超前絕後至高無上的境界。若説秦漢以下,中國不再出孔、孟、莊、老,便認爲是中國歷史不進步;則試問如杜、韓、顏、吳,他們的詩文字畫,以前何曾有過?這不該説中國歷史仍在進步嗎?當知中國文化之特別偉大處,並不在推翻了舊的,再來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後,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僅不須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後仍可有另一番新的興起。而以後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價值,仍然是不可能推翻的。那纔見中國文化之真實偉大處。

現在要問,爲什麼中國的文學藝術,要到唐以後纔普遍發展呢?這因漢唐時代,政治社會雖都有很顯著的成就,但是在那時,還是有變相的貴族之存在;須到宋以後,連變相的貴族也根本沒有了。説到大門第,宋代只有韓、呂兩大姓,但也不好説他們是貴族。其他著名人物,都是道地的從平民社會出身。宋、明兩代,中國社會上,始終不再有貴族,不再有特殊階級。只有元、清兩代的部族政權,我們不妨説,那時的蒙古人和滿洲人,是中國社會裏的特殊階級。但這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向前演進所希望到達、應該到達的。換言之,那是一種外力壓迫而强之使然的。

若論社會經濟,宋以後,卻一天天的繼續發展。唐朝還用布帛做貨幣,宋代則已經用鈔票。可見唐以前社會經濟還不很活潑,宋以後就更見活潑了。但這裏有一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在唐以前,中國社會還不免有貧富懸殊;而宋以後的社會經濟,卻反而更趨向於平等了。經濟更活潑,而財富更平等,這不是一件極可注意研討的事嗎?這裏便可見中國文化演進之大趨嚮及其大意義所在。可惜我們此刻,對此問題,不能細論。姑從淺處説。

中國社會本來從事農業的家庭多,但他們對於子弟,總希望能讀書,求仕進。無論那一個家庭,如果只有一個兒子,那麼他自然要操作生產,沒話説。但如果有兩個兒子,便可想辦法,哥哥多做些事,讓弟弟空些時間來讀書。如果有三個兒子,他們更可設法讓小弟弟空出整個時間來讀書。因爲讀書接受了高等教育,便可參加政府考試,希望進入政府做大官,於是揚名聲,顯父母,光大門楣。這也是中國人喜歡多生兒子的一原因。只要家庭裏有受教育的讀書人,就有出身做大官的希望。但是做大官人的家庭,往往三四代後便中落。這因做了大官,獲得高俸厚祿,就可以不應衣食,子弟們都可讀書,不必再從事生產勞作,像是很理想。但中國的考試制度,是永遠開放,永遠允許著儘量競爭意味的。於是那家庭,經歷幾代後,如果考試不如人,不能進取,也就無路可退,只有重轉入貧落的行伍中。所以宋以後的社會,許多達官貴顯,不過三四代,家境便中落了。這一現象,永遠地存在,直到晚清。如曾國藩家書中,還是常常勸子弟一面讀書,一面仍要不忘耕作。因爲唯有如此,才是可進可退的良策。於是宋以後的中國人,纔始終維持著一種務農爲主的經濟,常使社會平等,不再有階級懸殊。而讀書人則愈推愈廣,數量也愈增愈多,學術風氣也益形發展。試問那樣的一個社會,不在武力上財富上無限向前,而只在教育上文學藝術上不斷進步,是不是可説爲一種比較更合人性、更近理想的一個社會呢?

此外還有一情形,這就是宋以後,宗教信仰漸次淡薄了,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宋以後的中國,已真有了平民教育。而魏晉南北朝時代,則教育限於門第,未能普遍到民間。因此當時只有達官貴人的子弟,才受到教育。普通百姓人家,如要讀書,往往去到寺院或廟宇裏。待他們走進寺院廟宇,自然易於接受宗教信仰。宋以後,教育普及,書院極普遍,讀書再不必跑進寺院廟宇,因此宗教的魔力也就自然減少了。

第二,中國的藝術文學,在其本質上,就可以替代宗教功用。這一層説來極微妙,很難説,但仍不妨姑且淺略地説。上面説過,宋以後的文學藝術,都已平民化了,每一個平民家庭的廳堂牆壁上,總會掛有幾幅字畫,上面寫著幾句詩,或畫上幾根竹子,幾隻小鳥之類,幽雅淡泊。當你去沈默欣賞的時候,你心中自然會感覺到輕鬆愉快。這時候,一切富貴功名,都像化爲烏有,也就沒有所謂人生苦痛和不得意。甚至家庭日常使用的一只茶杯或一把茶壺,一邊總有幾筆畫,另一邊總有幾句詩。甚至你晚上臥床的枕頭上,也往往會繍有詩畫。令人日常接觸到的,盡是藝術,盡是文學,而盡已平民化了。單純,淡泊,和平,安靜,讓你沈默體味,教你怡然自得。再説到房屋建築。只要經濟上稍稍過得去的家庭,他們在院子裏,往往留有一塊空地,栽幾根竹子,鑿一個小池,池裏栽幾株荷花,或者養幾條金魚。這種設置,看來極平常,但使你身處其間,可以自遣自適。這裏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如我上面所説,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學藝術化,在宋以後,已不是貴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體都能向此上進。這不能不説是宋以後,中國社會宗教要求沖淡之另一個原因。

在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下,道德觀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番大責任,它要講忠孝、仁義、廉恥、節操一番大道理。這好像一條條的道德繩子,把每個人縛得緊緊,轉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則並沒有這麼多的一大套。他們只説自由、平等、獨立,何等乾脆痛快。中國人則像被種種道德觀念重重束縛了。中國人生可説是道德的人生。你若做了官,便有做官的責任,又不許你兼做生意謀發財。做官生活,照理論,也全是道德的、責任的。正因中國社會偏重這一面,因此不得不有另一面來期求其平衡。中國人的詩文字畫,一般文學藝術,則正盡了此職能,使你能暫時抛開一切責任,重回到幽閒的心情、自然的欣賞上。好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情景,儻使你真能領略欣賞的話,似乎在那時,你一切責任都放下,安安閒閒地在那裏欣賞著大自然。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中國的道德人生調和起來,便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我們把此看法來看西方文學和藝術,便覺得不然了。你若感覺到生活煩悶不舒服,試去看一埸外國電影吧。你的目的本在消遣解悶,可是結果反而會更增加了你的煩悶和不舒服。因爲西方的文學與藝術,都是富刺激性的,都像是在鞭策你向前走,指示你一個該向前爭取的目標;在批評你的當下生活,批駁得你體無完膚。西方的文學藝術因比較富刺激性、鼓勵性、鞭策性,它要你拼命向前走;待你碰到壁,闖到了一鼻子灰,那你只有進教堂,哀告上帝,上帝會安慰你。這是中西雙方文學藝術内在性格與其社會使命之不同。可惜此處不能再詳説。

總之,中國在宋以後,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體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尋求一種富於人生哲理的幸福與安慰。而中國的文學藝術,在那時代,則盡了它的大責任大貢獻。因此在唐以前,文學藝術尚是貴族的、宗教的,而唐興以來則逐漸流向大眾民間,成爲日常人生的。因此,中國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遠大的理想。漢唐時代,先把政治社會奠定了一個大規模。宋以後,人們便在這規模下享受和發展。這就是文學和藝術到那時才特別發達的緣故。

如果沒有外來侵略,我們如上述的這一種當於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體味,當然是很舒服。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實在並不錯,錯的只在他的世界主義上。要真實表現出中國人的理想人生,則非真達到世界主義的路程上不可。但中國人自始就自認爲中國已是一個大世界。中國文化在此一點上走過了頭,使它和現實的世界脫節,不接頭。宋明以下的毛病,就出在這上面。倘若外面沒有蒙古人,沒有滿洲人,那麼宋以下中國人的生活,自然可以説安排得很有意味了。可惜那一番安恬的美夢,給蒙古滿洲陣陣暴風烈雨打破了,驚醒了。但爲什麼魏晉南北朝時代,外人入侵,我們可以抵抗;而宋明兩代外人入侵,我們就沒有辦法呢?這因爲魏晉時代,中國社會上還是有變相貴族之存在;他們在地方上擁有大產業,屬下有大羣民眾,他們一號召,總可有幾千幾萬人跟從附和,這樣就可獨自成爲一個力量了。我們現在則稱他們是「封建勢力」,似乎封建勢力總是要不得。但社會上有一個一個的封建勢力擺布著,外族人自然吃不消。宋明兩代的社會,則沒有這種特殊勢力了。那麼外族一來,只擊敗了你的上層中央政府,下面地方就沒有辦法可以再抗拒。正因這時候,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勢力早已消失,而像近代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新興勢力並未在中國社會上興起。那麼那時的中國民眾,就沒有方法組織成力量。人民既然毫無力量,那只有依靠政府。政府倒臺,人民自然就沒有辦法了。

顧亭林先生在明亡後,想從事革命,走遍全國。有一次,他到山西西南部的聞喜縣,看見一個很大的村落,名叫裴村,裏面幾千人家都姓裴。他們直從唐代遺傳下來,還是聚族而居的。因此亭林先生便回想到唐朝時的宗法社會還是有力量,此下這力量便逐漸沒有了。那時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也只是平民的,只是日常人生的,只是人生的享受和體味。從另一意味講,那都走上了消極的路,只可供人生安慰消遣。而中國社會,一般説來,又是一個真實平等的社會,便不易發揮出力量來。宋以後,中國國勢的一蹶不振,毛病就在此。

到現在,中國文化史的第四期正在開始,我們應該再努力鞭策向前。怎樣鞭策呢?

第一,要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這就是上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仁義、廉恥、節操那一番大道理。

第二,應使中國社會發揮出現代力量來。如今既不能回頭再恢復封建制度,又不能邁進入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究竟應該怎樣團結來發揮出力量呢?我們若沒有力量,便不能對付當前世界的其他民族。

第三,中國自古即以農工並重,商業亦隨而鼎足稱盛,只不許有如西方商業資本主義之產生。像蒙古、西藏、南洋這一些地方,只要他們不是農工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中國應該走進一步,還要加强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庶可再進一步達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中庸上曾説:「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現代文明,可謂在工業上比中國更走進了一步,主要則在其科學上。但他們的科學只求「盡物性」。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説是注重在求「盡人之性」。若要進一步「盡物性」,就得學西洋,在他們的科學上努力。但不能求盡物之性而忽略了盡人性,又如近代西洋般走上了另一偏徑。則試問如何能在中國固有的理想之下,採用西方的科學,像我上面所説,又在以前的新上再加一番新?這個問題,很難用幾句話來解答,而真問題則便在這上面。

中國的社會,只要西方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中國固有的傳統。有人説,若中國人不推翻以往舊社會舊傳統,便加不進西方新科學。這話是真的嗎?中國人想學西方人新科學,歷時已將超百年外,爲什麼總是學不上,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還是中國文化已經老了,不再有上進的希望?還是中國文化不宜於加進西方的新科學?就逼得它非全部推翻舊傳統不可嗎?其實問題都不在這上面,只因爲中國目前的政治社會一切情形太腐化。普遍講中國史的人,往往説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西方勢力東漸,中國的國勢便每下愈況了。其實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要是英國人不來中國販鴉片,不引起鴉片戰爭,沒有五口通商,難道清代政權還可以永遠維持下去,中國還會永遠太平嗎?實際上中國社會,自乾隆末年以後,狀況已極壞。就是外國人不來,中國内部的腐化,也逐漸會曝露。自從乾隆末年到嘉慶一朝,已經不斷有内亂,從此爆發出太平天國。其主要原因,實在内不在外。不在五口通商,而在朝政有病。這已告訴我們,那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根本已經徹底敗壞,非經一番大改革不可了。中國社會既已在極度動盪之下,外力入侵,我們自然不能對付。若我們在最近這一次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能獲得一和平休養的機會,那麼十年二十年後,中國也許可以有辦法。我們並不能因爲中國接受西洋科學文明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至今無所成就,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表示籠統的悲觀。

吾嘗謂中國文化乃是「藝術性」的,而西方則是「科學性」的。但中國亦非無科學。即如敷學與醫學,中國皆遠古即有傳統。惟中國醫學亦偏藝術性,及從人身生理學上發明演進。而西方醫學,則從人體物理學上發明演進。彼此大不同,但究竟同是一科學。又如槍砲火藥,亦最先發明於中國。但中國人不願在此上繼續有發展,乃改爲爆竹與煙火;而槍砲則由西方人傳去,不斷繼續發明,以有今日之核子武器,所以今日中國要學習西方近代科學,亦得深具中國自己傳統之藝術化,把中國傳統文化來參加在學習中,爲人生藝術增添進新的一番現代中國化纔是。換言之,並不能説中國添進了西方科學化,只應説中國復興了原有科學化。如此則更不易有病。

中國今後出路,只要政治有辦法,社會有秩序。要政治清明,社會公道,把人生安定下來,則西方科學文明並不是不可能接受。而説到政治清明和社會公道的本身,那就是我們自己内部的事,這些卻不能專去向外國人學。好像花盆裏的花,要從根生起。不像花瓶裏的花,可以隨便插進就得。我們的文化前途,要用我們自己内部的力量來補救。西方新科學固然要學,可不要妨害了我們自己原有的生機,不要折損了我們自己原有的活力。能這樣,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

本文爲民國三十年冬,作者在重慶中央訓練團的講演稿,曾收載國史新論中。作者生前自言本文爲中國文化史導論的總綱領,特於本書再版時,秉其初衷,將之移歸本書,以求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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