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自桓、靈失德，方宇崩潰。學術則拘墟成説，靡所發明；文章則馳騁華詞，漸入煩濫。蓋道文已離，而情性亦舛矣。魏武以命世之才，值喪亂之運，長懷慷慨，雅尚篇章，雄圖所届，不特鷹瞵寰區，直欲虎變文囿。是以海内才傑，咸萃洛都，武略既宣，文風斯盛。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曹植《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賅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國矣。”

雖四曹競爽，互有短長。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

鍾嶸《詩品·上品》：“魏陳思王植，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又《中品》：“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玩，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群彦，對揚厥弟者耶？”

又《下品》：“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意。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按彦和、仲偉持論不同。若核其實：文帝才麗而思放，思王藻深而情鬱，藻麗乃當世之同風，放鬱則二人之殊致。然放者易流，鬱者難盡。放者近誕，鬱者彌真。以此論之，鍾評差勝。惟列孟德於下品，以爲劣於二子，則不免囿於重文輕質之見，實則武帝雄才雅量，遠非二子所及。雖篇章無多，而情韻彌厚。悲而能壯，質而不野。無意於工，而自然諧美，猶有漢人遺風。此乃天機人力之分，非可同日而語也。若明帝之居下品，庶無可譏者。後人如王元美，亦發子建不如父兄之論。大抵喜丕之俊放，病植之温雅耳。

七子聯珠，各懷偏至。

魏文帝《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隽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又《與吴質書》：“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而得文。”

按合二氏所論，仲宣兼善而詩賦尤美，故能獨冠群才。偉長之賦，其匹敵也。而子桓稱其有齊氣，殆以其才辯，有稷下諸子之風歟？齊或作奇，非。琳、瑀長於章表符檄，書記之美者也。公幹五言，仲偉以輔思王，德璉和而不壯。彦和所謂學優之文，又其貳也。此皆前世的評，較然可信者矣。

而大抵所歸，皆主氣質。矩度裁成，雖足振蕩衰攰，猶未追蹤典則。蓋偏霸之雄才，非休明之極軌也。

魏文帝《典論·論文》：“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按彦和《風骨》，暢發主氣之旨。謂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而彦和論建安文士，亦多舉氣爲言。如論詩有慷慨以任氣之語，論樂府有魏之三祖氣爽才麗之言，論才略有孔融氣盛，論體性有公幹氣褊之説。然則主氣之論，實建安文學之殊尚矣。竊常論之，文帝所謂氣，即彦和所謂風。風者文中所述之情思，有運行流暢之力者也，亦即文家所謂意，意者志也。志亦兼情思爲言，故在人則爲情思，爲氣質，爲意志。在文則爲氣，爲風，爲力。言各從其便，皆與文章之采色對稱。故彦和申論重氣之旨，舉翬翟備色而力沈，鷹隼乏采而氣猛爲喻。東漢文敝，作者好騁詞華，絶無新意。雖藻采鋪棻，而情思索莫。緣經術久漸，文尚和緩。辭賦已盛，人競敷陳。二者之弊，遂成庸凡漫衍之習。且於時民俗，偷薄散緩，魏武救之以刑名，務爲清峻。而海宇多事，才士皆有慷慨靖亂之心。言爲心聲，發而不覺。文舉、正平已肇其端，建安諸子益張其勢。是則文氣之論，雖發自子桓，實得於人心所同然，蓋亦有補偏救弊之意也。

故彦和論文，於此諸家，微存貶抑。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争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又《樂府》：“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豈非術兼名法，士崇跅弛之所致乎？

按彦和謂魏之初霸，術兼名法，風聲所被，人務校練，未能和雅，而好臧否異同，論辨之風以著。其後遂有鍾傅校練一流。又魏武自得冀州，崇奬跅弛之士。雖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皆在所甄拔。世俗化之，相矜以通悦，不檢束於禮義。自是以來，儒術日輕，玄風漸啟。故其志意淫蕩，情辭哀急，而士風放矣。其後遂有裴荀玄遠一派。

今綜觀當時文制，五言一體，實多傑構，推原其故：鄴下諸子，陪游東閣，從容文酒，酬答往復，輒以吟詠相高，一也。

魏文帝《與吴質書》：“日昔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又《叙詩》：“爲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

鍾嶸《詩品·上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之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五言新製，天機乍啟。人力未臻，後起之傑，得以使才，二也。

按漢魏五言，論者各異。或標其同，或摘其異。標其同者，如嚴滄浪云：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摘其異者，如陳繹曾云：凡讀漢詩，先真實，後文華。凡讀建安詩，於文華中取真實。又云：東都以下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亦有於同異之間，加以區别者。如許學夷云：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情爲詩，故於古爲近。魏人異者，情興未至。以意爲詩，故於古爲遠。同者乃風人之遺響，異者爲唐古之先驅。又云：漢魏五言，滄浪見其同而不見其異，元瑞見其異而不見其同。愚按魏之於漢，同者十之三，異者十之七。同者爲正，而異者始變矣。漢魏同者，情興所至，以不意得之，故其體皆委婉而語皆悠圓，有天成之妙。魏人異者，情興未至，始着意爲之，故其體多敷叙而語多構結，漸見作用之迹。故漢人篇章不越四五，而魏人多至成什矣。合觀三説，可知漢詩發於自然，不假人力，魏詩亦有之。魏詩成於學力，兼見天真，漢詩或無之。此非漢劣於魏。緣此體在漢初不爲學者所重，其體未尊。流傳之作，多無名氏，是其證也。然正因此而得全其天真。魏代此體已成，文人競作，好之彌篤，爲之遂工。然學優才絀者爲之，則徒見作用，徒有敷叙，轉失自然之趣，此亦文體流變之公例也。任合一體之源流觀之，迹象宛然，不難指掌而得，未易遽以時之古今，判高下之界也。

又其末葉，持論漸精，論著之文，遂高往代。

見後論魏晉論著文節下。

其餘衆製，若賦頌碑銘之流，檄表哀誄之類，體必恢宏，辭每繁博，則因增華於漢式者也。雖亦未乏宏才，不足獨標世美矣。

按《文心雕龍》論賦但舉仲宣、偉長，論誄但稱陳思，論章表但列孔璋、陳思。論碑碣則謂孔融所創，有慕伯喈，論頌贊則稱魏晉辨頌，鮮有出轍，或踵武前修，或增華後代。要不足比隆五言也。故論魏代文學者，當於彼不於此。亦猶漢主於賦，唐主於詩，各有殊美，以爲一代標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