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前，东方之大国，惟吾中华人主之国也。西部则如印度，象主之国也；如波斯，宝主之国也；如土耳其，马主之国也。虽声名、文物不逮中华，皆泱泱乎有大国风，比之于吾，犹兄弟也。

试披舆图，五天竺国（古称印度为天竺，其义不可考。盖胡僧初至，称其国为天国，其书为天书，聊自夸大，非有他义）尤与吾为近邻，宜乎交通频烦，汉梵诸族亲如一家。乃自张骞奉使以来（《汉书》：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奉使西域，通三十六国，封博望侯），介子立功之后（《汉书》：博介子，北地人也，西凤中使大宛，以计杀楼兰王，威震西域，封义阳侯），西方诸国，通于中国者多矣。而远识之士，终以和戎为大戒，远交为非计。其通使之故，不外二道：彼之来也，常以朝贡；我之去也，恒以兵事。此外海舶南来，驼队东至，仰杖见于大宛（注详批评中），团扇供于师子（《法显佛国传》：显在师子国，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扇供养），货贿流通汉晋已然。顾其志仅在商贩，其事不由政府，故亦不闻有他种之发展也。

若夫以个人之冒险，作域外之远游，亲陟须弥，身瞻舍卫（须弥，印度山名。舍卫，印度城名，皆佛在世时讲经处），神州学术，蒙其影响，东亚坤舆，资夫实验。此等大事，乃出自佛教中之信徒，而史传不详其事，学者莫究其书。惟彼教之中，尚守其故书雅记，不至湮没无闻。元时意大利国有马哥博罗者，行滕履跷，来游中土。西人至今称之，重译其书，侈为美谈。而吾国僧人，遵陆西迈、仗策孤征者，其数匪一。彼有一马哥博罗而语之惟恐不详，吾有无数马哥博罗而讳之惟恐不深，岂不异哉？

汉永明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傅毅言：“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北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中天竺，遇见胡僧摄摩腾竺法兰，乃要还汉地。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州立白马寺处之（事在明帝永平十一年，民国前一千八百四十四年，西历六十八年）。

此为汉地有佛法之始（案：《朱士行经录》云，秦始皇帝之时，沙门宝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其异俗囚之。《汉武故事》云，汉武帝元狩中，伐匈奴得金人，帝香华礼拜，祭之于甘泉宫。刘向《列仙传序》云，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又考自古寻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见佛经。《魏西戎传》云，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景宪等使月支国，日受浮图经。是汉明以前佛教早已东渐，群书言汉明始者，从其盛也），亦即中印人士沟通学术之始。当日蔡愔、秦景之往来，取道何所，经历几年，及其所至之国，与所见之风土如何，人情如何，书缺有间，今皆不可知矣。

汉桓帝时，安息国王太子安清，灵帝时，月支国人支娄迦识（亦云支识），游方弘化，并来洛阳。三国时，魏有中天竺人昙柯迦罗，亦至许都。吴有康居国人僧会、维祗难并来江左。降及六代，来者尤多。自晋至唐，吾国古德高僧，游历印度者，亦得五六十人，然仅达葱岭之东而止，或至印度之一处而止。若夫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四语皆唐太宗赐玄奘圣教序中语），则惟唐僧玄奘一人。高据论坛，折服五千余众，受各国王者之优礼，此诚足为吾国增光者也。其坚忍之心，强毅之力，不避险阻，不辞劳瘁，不畏濡迟，均可于其所述之《西域记》想见之。

【批评】

唐初声威极盛，进兵西域，不止一次。如李靖进兵至吐谷浑，侯君集进兵至高昌，郭孝恪进兵至焉耆，阿史那社尔进兵至龟兹，苏定方进兵至贺鲁，又进兵至阿支那属部，王方翼进兵至伊丽，元庆进兵至大勃律。惟王元策由西藏进兵入天竺，直抵恒河流域之科普尼尔城而返。至此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之路开矣。而其事多在玄奘西行之前，故其旅行极艰险也。

印度或称婆罗门国，意谓婆罗门神所造之国土。婆罗门或曰梵天，故又称梵土，而其国语，乃称梵语。印度之异名，或为月氏、月邦、月明、月支、天竺、身毒、贤豆、天豆、天真。《汉书·张骞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观此知中国与印度汉时已有商业，骞谓“从蜀宜径”，盖由四川入藏，逾雪山而通道也。论者不察，多谓中印两国，山川阻隔，古时不通往来。良由欧美人士多喜至中亚细亚探险，自诩独得，土苴前人。彼于吾国之史传，本非所悉，何吾国人士亦沿袭其说而不一考耶？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奉诏撰，其弟子辩机润辞。记载翔实，今东西诸国，均有译本。盖考据印度古事与李唐之声威者，惟此为可信。金山钱氏守山阁刻置丛书中，跋其后云：“唐释玄奘作《大唐西域记》，明西洋人艾儒略作《职方外纪》，皆以自张其教。然外纪于各国山川风土，犹能略举其概。元奘所记，则惟侈述灵异而已。其弟子辩机雅擅文辞，故虽极荒诞，尚不至令人掩卷欲睡也。”此等评语，诚可谓之荒诞。

马哥博罗之书，名《marco polo travels》，原书用拉丁文。今各国皆有译本，并加详注。吾国亦有译本，名《马哥博罗游记》，宁波丁氏谦注其地理。

在唐宋以前，东方的大国只有我们中国。在西方，则有如以大象著称的印度，以宝物著称的波斯，以马著称的土耳其等国。这些国家虽然名声、文化、物产比不上中国，却也气魄宏大，有大国的风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兄弟之国。

且看一下地图，五天竺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它的含义已经不可以考证了。大概是胡僧刚到中国的时候，称自己的国家为天国，他们的书为天书，只不过是自我夸大罢了，没有什么别的含义）距离我国特别近，因此来往也频繁一些，汉族和印度各个民族互相亲近，好像一家人一样。从张骞开通西域（《汉书》：张骞是汉中人，建元年间奉命出使西域，开通三十六国，被封为博望侯）和傅介子立下大功以后（《汉书》：傅介子是北地人，西凤年间出使大宛，用计谋杀了楼兰王，从此威震西域，被封为义阳侯），西方各国往来中国开始较以前增多。那些目光长远的人，始终认为与外族通婚和好是大戒，与远国交好不是长久之道。两国之间互派使者的原因，只有两种：一是外族前来朝贡，二是我国发兵攻打。除此以外，从南方来的船队，来到东方的驼队，大宛国中的仰杖，供奉在师子国的团扇（《法显佛国传》：法显在师子国，忽然看见一位商人把山西一柄白色团扇供养在玉像面前），说明汉晋时期就已经有货物流通了。只是这些行为只存在于商贩之中，没有政府参与，也没听说有什么别的发展。

如果一个人孤身冒险，到国外去远游，亲自爬上须弥山，瞻仰舍卫城（须弥山和舍卫城，都是佛在世时讲经的地方），回来以后中国的文化都受其影响。这样的大事，却是由佛教徒来完成的。但史书中却没有详细的记载，求学的人也没法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只有在佛教典籍中还留着一些记载，不至于被埋没。元代的时候有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中国。西方人至今还津津乐道，多次加印他的书籍，并传为美谈。我们国家的僧人，心怀着理想，孤身踏上征途的并不少。西方有一个马可波罗，他们唯恐说得不够多，我们有无数的马可波罗，却闭口不提，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汉朝永明年间，明帝晚上梦见有位金人从空中飞来，于是召集大臣们来解梦。傅毅说：“西域有位神仙，名字是佛。陛下梦见的难道是佛吗？”明帝认为是，就立即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北子秦景等人，去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等人在中天竺遇到胡僧摄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他到中国来。他们跋山涉水到了洛阳，明帝对他们奖赏有加，在城西修建白马寺安置他们（这件事发生在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民国前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公元68年）。

这是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注：《朱士行经录》中说，秦始皇的时候，沙门宝利防等十八人带着佛经来到中国传教，秦始皇认为他们行为怪异，就把他们关了起来。《汉武故事》中说，汉武帝元狩年间，朝廷征讨匈奴，俘获了金人，汉武帝用香花礼拜，把金人供奉在甘泉宫。刘向《列仙传序》中说，刘向在天禄阁整理书籍，经常见到佛经，又考证古代寻仙的人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中出现。《魏西戎传》中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景宪等人出使月氏国，带回浮图经。所以汉明帝以前佛教早就已经往东方传播了，史书中说从汉明帝时期开始，是表示佛教的大量传播），也是中国和印度两国文化交流的开始。当时蔡愔、秦景的往来交通，路过了什么地方，经过了多少年，以及到了哪些国家和途中的风俗人情怎样，史书中都缺漏了，现在都无法知道这些了。

汉桓帝的时候，有安息国的太子安清，灵帝的时候有月氏国人支娄迦识（也叫支识），游历四方，一起来到洛阳。三国时期，魏国有中天竺人昙柯迦罗，也来到许都。吴国有康居国人僧会、维祗难一起来到江左。到了六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从晋代到唐代，我们国家去往印度的高僧大德，也有五六十人，但他们都只是到达葱岭东就止步了，或者是到了印度的某一处便止步了。至于不怕艰辛、怀着挚诚的心愿长时间游历西域各国的，只有唐代高僧玄奘一人而已。他开坛说法，折服五千多人，受到各国国王的礼遇，这确实足以为我国争光了。他那种坚忍、强毅，和不避险阻、不辞劳瘁的精神，都可以从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想象出来。

【评论】

唐朝初期的时候国家比较强盛，不止一次进兵西域。例如，李靖进兵吐谷浑，侯君集进兵高昌，郭孝恪进兵焉耆，阿史那社尔进兵龟兹，苏定方进兵贺鲁，又进兵阿支那属部，王方翼进兵伊犁，元庆进兵大勃律。只有王元策从西藏发兵进入天竺，抵达恒河流域的科普尼尔城方返回。到此中央亚细亚和天山南路的道路就开通了。这些事情大多发生在玄奘西行很久以前，所以他的西行之路极其艰险。

印度也叫婆罗门国，意思是婆罗门神所造的国家。婆罗门也称梵天，所以印度又叫梵土，他们的语言就叫梵语。印度的别名，有月氏、月邦、月明、月支、天竺、身毒、贤豆、天豆、天真等。《汉书·张骞传》中张骞说：“我在大夏的时候，见到有邛竹杖和蜀布，就问他们这些是怎么来的。大夏国人说，我们国家的商人从身毒国贩卖的。身毒国在大夏国的东南方，大概有几千里，他们风俗习惯跟大夏基本相同，只是更为湿热，人们驾着大象打仗，国家靠近大河。我猜测，大夏离汉朝一万两千里，在大汉西南方，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而且有蜀地的东西，那肯定距离蜀地不远。现在我出使大夏，从羌中走的话会比较危险，羌人比较凶，稍微往北边一点就会被匈奴抓获。还是从蜀地走吧，没有盗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在汉朝时就已经有商业往来，张骞说“从蜀地好走”，是因为由四川进入藏地，需要翻越雪山打通道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说中印两国由于山川的阻隔，古代的时候没有来往。后来欧美人大多喜欢到中亚细亚探险，自以为有独到的发现，看不起前人。他们对于我国的史书传记本来就不熟悉，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人也沿袭他们的观点却不考证一下呢？

《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由玄奘奉皇命编撰，他的弟子辩机加以润色。书中记载比较翔实，现在东方和西方各国都有译本。大概考证印度以前的事和大唐的盛况，只有这本书最为可信了。清代金山钱氏编纂的守山阁丛书，在其书的后面有一篇跋写道：“唐代释玄奘作《大唐西域记》，明代西洋人艾儒略著《职方外纪》，都是想着光大本教。但是《职方外纪》中对各国的山川风土还能够大略一提，玄奘记载的就只有大量叙述灵异之事了。他的弟子辩机非常擅长文辞，所以书虽然荒诞，却不至于让人看了昏昏欲睡。”这样的评语，确实是很荒诞的。

马可波罗的书，名为《marco polo travels》，原书是用拉丁文写的。现在各国都有自己的译本，并且加上了详细的注释。我们国家也有译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宁波丁氏为其中的地理状况作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