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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第九章 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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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神宗在位之第十八年),公居洛已十五年,春秋六十七矣。三月,神宗崩,哲宗立。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同听政。公闻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公行。乃赴阙,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

太皇太后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

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公之丰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

公上疏言新法之害,曰:“先帝励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仰副圣志,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保马,以资武备,变茶监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军糈,皆非先帝本意也。先帝升遐,奔丧至京,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货物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之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

哲宗起公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帝冲幼,太皇太后临政,锐意用公。御前札子催赴阙廷,使者劳问,相望于道。公至京,拜门下侍郎。公固辞不拜,兄旦引大义语之曰:

“生平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公乃幡然就位。

时苏轼自登州(今山东登县)召还,所过处,人相聚呼号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如是者,千余里不绝。

时公有书与侄云:“近蒙圣恩,除门下侍郎,举朝忌者甚众,而以愚直处其间,如黄叶在烈风中,几何不坠?是以受命以来,有惧无喜,汝辈当识此意。”

时有诏求直言,而大臣有不以此为便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邀宠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诏乃改行之,于是上封事者以千数起。

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公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变,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患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遂定。

公既改新法,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入《奸臣传》)、吕惠卿辈,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意间上,则朋党之祸起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批评】

温公对客之语,张南轩尝论之曰:“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说已是好。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更不论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养,故临事发言能如是中理,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专制之朝,病在壅塞,言路通则壅塞去矣。民主之国,万机决于公谕,议院之外,又有报纸,为民口之机关,壅塞之病,似可绝矣。然而人图其私,是非难断。昔之以断绝言路为壅塞者,今又以大开言路为壅塞也,言者愈多而听者愈难矣。

神宗末年,王安石虽罢,而其徒党如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尚把持朝纲。温公初进,周旋于群小之中,不顾一切,毅然请开言路,罢新法。如旭日朝升,云雾俱消,此何等快意事。然毁城掘社,本非与狐鼠为仇,而狐鼠以失其凭依之故,恨之刺骨矣。非公之名望,不能奏扩清之功,亦非公之忠勇,不能有坚决之心也。

元丰八年(宋神宗在位的第十八年),司马光住在洛阳已经十五年了,时年他已六十七岁。这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登基。宋哲宗当时年纪很小,太皇太后高氏和他一起主持朝政。司马光听说孙固(字和父,郑州管城人)、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都在朝廷做官。当时程颢在洛阳,也劝说司马光去做官。于是司马光便去了京城,卫兵们看见司马光回到朝廷都非常高兴,说:“这是司马宰相。”百姓拦路高喊:“您不要再回洛阳了,留下来帮助皇上拯救百姓吧。”当时有几千人在迎接司马光的归来。

太皇太后派人来慰问司马光,问他现在首先应该做什么。司马光说:“近年来士大夫们说话都十分小心,民间生活非常困苦但朝廷却不知,圣明的君主在朝廷辛勤工作但民间百姓的苦难却没有地方申诉,之所以这样都是大臣的过错,但是百姓却不知道,因此就把怨恨都归到了刚刚去世的皇帝身上,现在应该下旨首先扩大向朝廷进言的途径。”

司马光在元丰末年来到京城,京城里的人都出来围观,想看看司马宰相是什么样子,导致司马光的车队不能正常前进。别人来司马光的住处拜见他的时候,市民们就爬在树上或蹲在房顶上来观看。有人制止他们,他们则说:“我不是看你的,想看的是司马光的风度容貌。”大声呵斥他们,他们也不离开,屋顶的瓦片都被踩碎了,树枝也被踩断了,可见他是多么得人心啊。

司马光向朝廷写奏折论述新法的危害,说:“先帝一直振奋精神,尽力设法去治理好国家,求得天下太平。不幸的是,他所托付的官员,不足以完成皇上的嘱托,经常根据自己的看法轻易去改变以前的制度,并说这是新法。守护边境的大臣,冒险行事以便能够获得名利,轻易就挑起战争,深入到敌人的领地。此外,还有一些制造麻烦的大臣,建议设置保甲、户马、保马这些制度,用来扩充军事装备,改变茶监和冶铁的方法,让百姓实行家庭生产,侵占店铺商家的税收钱财,用来提供粮食和军费,这些都不是先帝的本来意愿。先皇去世的时候,我从外地赶回京城参加丧事,得到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赖,让我作为使者去查访国家政事的得失情况。不久,听到朝廷下旨,遣散了修理京城的劳工,撤消了监视官员和百姓的诇逻兵,停止了宫中的一些器物制造,驱逐了宫中奴才里的小人。告诫各个部门,对于那些遵守的法令不恰当的,而且给百姓造成很大困扰的,废除货物场等场以及百姓养户马的制度,又放宽了收买保马的年限,天下百姓没有不歌颂朝廷恩德的。新法的害处,天下人中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穷苦百姓,无论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都知道,因此皇上稍微对新法进行一点改变,你们天下人都互相庆贺。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对百姓和国家只有害处而没有好处的制度,如保甲制度、免役钱以及对将官的规定,这些都是当前急切应该解决的事情,也是改革应该先做的事情。”

宋哲宗任用司马光做陈州(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的知州,当时皇上还很年幼,太皇太后亲自处理朝政,坚决要任用司马光。朝廷下了通知文书催促司马光回到京城,并派使者去慰问,在道路旁等待司马光。司马光到了京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司马光推辞不接受这个官职,他的哥哥司马旦用做人讲究正义的道理来劝说他,说:“你一辈子都读尧、舜的治国道理,想要报效朝廷,现在时机正好而你却要放弃,这不符合做官和隐退的道理。”?于是司马光很快便接受这个官职。

当时苏轼从登州(今天山东省登县)被朝廷召回,他路过的地方,人们都聚在一起大喊:“替我们向司马宰相说一声谢谢,让他不要离开朝廷,要保重自己,造福百姓。”像这样的情况,在几千多里的路程上都没有断绝。

当时司马光给他的侄子写了一封信,说:“最近承蒙皇上恩宠,任命我做门下侍郎,整个朝廷里嫉妒我的人非常多,而我只能表现出愚笨的样子才能在官场待下去,就好像枯黄的树叶在暴风中,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掉下去呢?因此接受这个任命以来,只有担心而没有欢喜,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当时朝廷下旨要寻找敢于说实话的人,然而一些大臣却在阻碍这一措施,列出了六种不得当言论情况:“内心对其他人有所褒贬想法,超出自己的职权,煽动国家政事出现危机,迎合已经推行的命令,寻求皇上的恩宠来加官进爵,迷恋下层百姓的平庸粗俗。像这样的都要惩罚,不能宽恕。”司马光说:“这不是寻找敢于说实话的人,这是在拒绝说实话的人。大臣除了不向君主提出劝谏,只要提出劝谏,那么就触犯了这六种情况。”于是诏书才改了这些内容,于是向君主提出劝谏的人便成百上千地出现了。

这个时候天下百姓,都热切期盼朝廷能够推行新政,但是反对的人仍然说三年内不能改变之前的治国方法,只要大概地列举一下小事,就能堵塞别人向朝廷提出劝谏。司马光说:“先帝治国,其中好的方法,即使过了一百年也不能改变,这是对的。但是像王安石、吕惠卿他们提出的新法,扰乱天下百姓,改变它们应该像救火和拯救溺水人一样急迫,何况太皇太后的变法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治国方法,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治国方法。”于是大家的议论才平定下来。

司马光改变新法后,有人对他说:“元丰年间的老臣,如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宋史》把他放在《奸臣传》)、吕惠卿他们,都是一些小人。哪一天他们利用恩宠向皇上挑拨离间,那么政见不同的党派争斗就会出现,不能不担心啊。”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保佑大宋,那么一定不会发生这样事的。”

【评论】

对于温公的待客之语,张南轩曾评论说:“如果是别人来回答,必定会说:‘如果有利于江山社稷,还管其他的干什么呢。’如果仅仅只是这样说已经是好的了。但温公却说:‘上天如果保佑我大宋,必定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更不会只议论自己的利害,想着自己平日的所需了,所以面对事情发言能这么中理,即使圣人也不过如此,几乎接近于真理了。”

在专制国家,治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蔽塞,如果进谏之路通畅,那么壅塞也就不存在了。在民主国家,各种国家事务决断于公众意见,除议院之外,还有报纸等,成为民众意见的窗口,壅塞的问题,似乎可以杜绝。但是因为人心谋私,所以仍是非难断。过去是因为言路断绝而壅塞,现在又变成了因为言路大开、意见难以统一而壅塞,发言的人越多而听者就越难以决断。

神宗末年时,王安石虽然被罢免,但是他的门徒,如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等,还在把持着朝政。司马温公刚刚进入朝廷,周旋在一群小人之中,不顾一切,毅然请求广开言路,取消新法。他的进言如旭日朝升,云雾俱消,这是多么令人快意的事。然毁坏城市、社坛,本来不是要与狐鼠为仇,但狐鼠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凭依之所,所以对毁坏者恨之入骨。当时如果不是司马温公的名望,也不能达到肃清言路的功效;如果不是司马温公的忠勇,也不会有这么坚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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