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归洛，绝口不谈时事。宋以洛阳为西京，熙宁（神宗初即位时年号）中，以清德硕望，为朝野所重，而退居于洛者，大臣曰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封郑国公，谥文忠）、韩魏公，侍从曰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德星翕聚，园林相属。至以洛阳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乱。今公复归之，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公尝为端明殿学士）、邵先生知。邵先生者，康节也。时新法行，吏牵迫不可为，或投劾去。雍曰：“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耶？”救民之心与公同而异其迹者也。

公于洛阳尊贤坊北买田二十亩，辟以为园，名之曰独乐，自伤不得与众同也。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诸胜，自号迂叟。

洛俗，春日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一日，园子吕直纳公钱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顾曰：“只端明不爱钱耶？”后十余日，吕直创一井亭。问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公之化及仆隶者如此。

洛下新第初迁入，一日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问之，则曰：

“此非人行之地，将以防盗也。”公曰：“吾箧中所有几何，且盗亦人也，岂可以此为防？”命亟去之。会穷乏，令老兵卖所乘马，语云：“此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语之。”老兵窃笑其拙。公之至诚，其见于小事者如此。公有兄曰旦，字伯康，居夏县。公居洛多暇，岁一往省。伯康年将八十，公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每食，少顷则问曰：“得无饥乎？”天少冷，则拊其背曰：“衣得无薄乎？”

公以志不得伸，退休洛下，然天下事未尝一日忘也。熙宁七年三月，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四月，乃复上疏曰：

“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领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监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

寻有诏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动。公自是闭口不言时事者，十有一年。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封潞国公，谥忠烈）以太尉留守西都，慕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公乡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暮故事，请入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

【批评】

政事之枢机在于朝，而士夫之清议在于野，必野有贤人而清议重于朝旨，朝与野隐然立于对待之地位。执政者，即欲凭权藉势以蠹国病民，而有所不敢也。神宗时之洛阳，为贤士大夫之渊薮，犹之明季之东林然。东林虽盛，既无救于国之危亡，而一时名士亦罗党锢之祸。其淑身淑世之道，不及洛下诸贤多矣。公独乐园中，藏书五千卷，比诸当时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诸家，皆藏至数万卷者，公之所有，诚不足道。然书贵能读，不贵多藏。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善读书者当如此。

独乐园之园丁，不爱十千钱，所谓有其主自有其仆。《辍耕录》（元陶宗仪著）又载公家一仆三十年，只称君实秀才。苏子瞻学士来谒，闻而教之，明日改称大参相公。公惊问，以实告。公曰：“好一个仆被东坡教坏了。”

司马光到了洛阳，闭口不谈论朝廷的事情。宋朝把洛阳当作西京，熙宁（宋神宗刚即位时年号）年间，这里有一些德高望重，曾经被朝廷重用而现在退居到洛阳的人，朝中大臣中有富郑公（名弼，字彦国，河南人，被封为郑国公，谥号为文忠）、韩魏公，做侍从的有吕申公。士大夫中做到卿监一职的，并因为品德高洁而辞官的有十几个人。爱好学习，乐于助人，行侠仗义的人将近有二十人。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在了这里，园林相互连接着。这就可以通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落，来卜算天下的太平和混乱。现在司马光又回到了这里，乡里中的年轻人都知道敬畏廉操和懂得耻辱，想要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说不好的事不做，因为他们担心被司马光（司马光曾经做过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又叫司马端明）和邵先生知道。邵先生也就是康节先生邵雍。当时新法正在推行，情况十分紧迫，一些不想推行新法的官员，就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离开。邵雍说：“这正是贤人应该竭尽全力的时候，新法固然很严，但在推行的过程中能够宽松一点，那么百姓就能获得一点的恩赐，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有什么用处呢？”他拯救百姓的爱心和司马光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的北面买了二十亩的土地，把它开辟成一个园子，给它取名叫独乐园，感伤自己不能够和众人一样。这个园子里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景点，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迂叟。

洛阳习俗，春天开放园林的时候，看管园林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小费，要与主人平分。一天，看管园林的吕直要向司马光缴纳十千钱的平分钱，司马光让他都拿走，他再三地想把钱留下。司马光发火了，他才把钱拿走，想想便说：“只有司马光不爱钱吗？”过了十几天，吕直修建了一个井亭。司马光问他，原来这是前些天自己没有接受的那十千钱，司马光的思想竟然都感化到了奴仆的身上。

司马光刚刚迁居到洛阳的新房子里，一天外出散步，看见墙外掩埋着十几根竹签，便问仆人。仆人说：“没有人从这里走路，这里是用来防盗的。”司马光说：“我家中箱子里能有多少钱，况且盗贼也是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设防呢？”便让人立刻把设防的东西都拆除了。一次，司马光的生活遇到了困难，就让老兵去把自己骑的马卖了，并说：“这匹马夏天的时候有肺病，卖的时候要先和买主讲清楚。”老兵暗地里笑他太蠢了。司马光的诚实，在这些小事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司马光有个哥哥叫司马旦，字伯康，住在夏县。司马光住在洛阳的时候有很多空闲时间，每一年都会去看望他的哥哥。司马旦都快八十了，司马光对他就像侍奉父亲一样，保护他就像保护婴儿一样。每天吃晚饭，过了一会儿便问：“饿了吗？”天气稍微转凉，便摸着他的背部说：“衣服薄吗？”

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辞官住在了洛阳，然而却没有一天会忘记天下大事。熙宁七年三月，朝廷因为旱灾和蝗灾，下旨征求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司马光读完诏书眼泪就下来了，想要默不作声却忍不住。四月的时候，他便给朝廷写了奏折说：

“现在朝廷有缺陷的政治措施，大概有六个。一是大量地散发青苗钱，使得百姓欠官府的债越来越多，而官府却一点收入都没有；二是免除富裕人家的劳役，领去贫穷人家的钱财，去养活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三是设置市易司一职，和老百姓争夺利益，而实际上消耗了官府的财物；四是自己国家还没有治理好，还去侵略邻国，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却很多；五是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和保甲制度，让人们练习打仗，导致百姓都十分疲惫不堪；六是信任狂妄狡诈的人，胡乱地兴修水利工程，既使百姓劳苦，又浪费钱财。至于其他的一些琐碎事情，就都不值得讲给皇上听了。”

过了一段时间，皇上批复说新法已经推行，一定不能再变动了。司马光从此闭口不再谈论朝廷的事情了，这一直延续了十一年。当时文潞公（名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被封为潞国公，谥号为忠烈）留守西都洛阳做太尉，仰慕白居易他们组织的九老会，于是便集合了洛阳城中的读书人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组织了耆英会。司马光当时年纪还没到七十，潞公向来都很看重他，便用唐代狄兼暮未满七十而加入九老会的先例，让司马光入会。洛阳有很多的著名的园林和古老的寺庙，有溪水、竹林、亭台等景色，各位老者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穿着打扮十分有气势，每次举行宴会时都有人跟着围观。

【评论】

管理政事的机构设在朝廷，而士大夫们对时政的议论则在民间，民间一定会有贤人而且对时政的议论也要比朝廷的旨意还好，那么朝廷的旨意与民间的议论慢慢就形成了对立的位置。这样的话，当官的人即使想要凭借权势来危害国家残害百姓，他们也不敢这么做。宋神宗在位的时候，辞官去洛阳，成了贤人和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就好像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一样。东林党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不但没有挽救国家危亡，而且一些贤人还遭受了党争的祸害。他们陶冶身心和治理国家的方法，远远不如洛阳的各位贤人。司马光的独乐园中，藏了五千卷书，和当时的王原叔、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他们都藏了几万卷相比，司马光的藏书确实不值得称道。然而藏书最重要的是能够阅读，而不在于藏了多少书。赵普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善于读书的人就应该这样。

独乐园中管理园林的人，不贪恋十千钱，这就是所说的有什么样的主人自然会有这样的仆人。《辍耕录》（元代陶宗仪著）又记载说司马光家有一个干了三十年的仆人，只知道司马光是个秀才。苏轼来拜访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便告诉他真实的情况，第二天这个仆人便改称司马光为参政宰相。司马光惊奇地问他，他便把来龙去脉告诉司马光。司马光（开玩笑地）说：“好好的一个仆人都被苏东坡给教坏了。”

第八章 撰写《资治通鉴》

司马迁创修《史记》，上始五帝，下讫天汉（汉武帝年号）。班固以来之书，皆仿其体，惟各自断代为书耳。纪、传、表、志，文字繁多，士人常有毕生未曾阅览一过者，况人主乎？而《史记》以前，先有《春秋》，《春秋》编年之体，年经事纬，首尾联贯，实史家不刊之良规。自司马迁之书行，编年之史，皆不敢续，而史学便少此一种书。

孔子笔削之后，成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编年史，后世不敢增损其一字，史家遵其成规。与正史并行，其事实始自公，今所传之《资治通鉴》是也。

公在京，六任冗官，无以表见。英宗三年，上命公编历代君臣事迹。公言不如续《春秋》作编年史，于是发凡起例。刘恕（字道原，筠州人）、赵君锡（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刘攽代之）助之，后又辟范祖禹（景仁从孙）为助。初名通志，书未脱稿，神宗已重之，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元丰（神宗年）七年，书成，表上之，神宗为易名《资治通鉴》，亲制序文以赐。又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迁公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资治通鉴》之体裁与公藉往事以规时政之意，悉具于进书表中。其文如左：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爰诏下臣，俾之编集。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应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赐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甚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详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牴牾，不敢自保。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愿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间之燕，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当公修史时，得自选属，官置局于崇文院，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崇文、龙图、天章，皆宋藏书之处）。内府时颁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朝，王安石用事。公数上书斥新法之扰民，小人欲中伤之，而公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以此议公几同儿戏，亦见小人之害君子无所不至有如此者。

公进读《资治通鉴》至汉贾山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公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又读至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因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人君苟以为然，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公盖指之也。

【批评】

王安石用事时，温公居洛，修《资治通鉴》。神宗许以书局自随，其宠任之不可谓不至，独不能退王安石而用公。《通鉴》成，公年六十六岁矣，晚景无多，君恩未报，一腔忠爱，既悉寄于书中。遇进读之时，又复借古鉴今，随事进规。千载之下，其心如见。温公修通鉴未成时，谗言朋兴，公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表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于渊海，其间牴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通鉴》一书，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朱文公之《纲目》，虽因温公之书，无所增益，而义例谨严，犹能成一家言。若明人薛方山之《续通鉴》，于宋、辽、金、元四史，尚未能寻其要领，况在正史之外乎？温公之书，多采格言，使人易忆，非徒以记闻为博也。后之作史者既无温公之学，乏三馆之书，又不得刘恕、范祖禹助其讨论，而欲成一代之良史，岂不难哉？

《考异》、目录，各自为书。《资治通鉴》初有史炤释文，今通行胡三省注本。胡氏《通鉴》分修诸子考，谓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宋则范祖禹。今读温公与醇夫帖子，始知胡氏之言不然。帖曰：“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史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黏。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只修武德以后，则此等事迹，尽成遗弃也。”观于是言，则贡父所修，盖自汉至隋，而道原任五代也。公平日最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之商榷。

司马迁编写《史记》，上起五帝时期，下至天汉年间（汉武帝年号）。班固《汉书》以来的史书，都模仿《史记》体例格式，只是这些史书都是按朝代来编写的。这些史书包括纪、传、表、志，文字非常繁多，读书人常常用一生的精力都不能把这些史书读一遍，何况是皇上呢？在《史记》之前，先有《春秋》，《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线，以事情为纬线，前后联贯一致，实在是史书不容改动的好体例。自从司马迁的《史记》流行之后，编年体的史书，都不敢再编写了，而史书编写中又少了一种书写体例。

孔子对《春秋》删改订正之后，完成了1362年的编年体史书，后世之人不敢对这本书再增减一个字，史学家都遵守这种规定。编年体史书和官修纪传体史书一起通行，这其实开始于司马光，现在流传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

司马光在京城，六次担任无专门职务而备执行临时使命的官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英宗三年的时候，皇上让司马光编写各个朝代君王和大臣的事迹。司马光说不如续写《春秋》编写一部编年体史书，于是便规定了全书的主旨和体例。刘恕（字道原，筠州人）、赵君锡（君锡因为父亲亡故，没有去，太常博士刘攽代替了他）作为助手，后来又任命范祖禹（范景仁的从孙）为助手。开始这部书叫《通志》，书稿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宋神宗已经很重视了，数次催促尽快完成，赐了颍邸的旧书2400卷。元丰（神宗年号）七年时，书上表稿完成了，献了给皇上，宋神宗把它改名叫《资治通鉴》，亲自赐写了序文，又下旨给宰相说：“前代没有这种书，超出荀悦的《汉纪》很多啊。”司马光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下旨进行褒奖。

《资治通鉴》的体例格式和司马光凭借往事来劝谏朝政的想法，都写在了给皇上进献此书的文书中了。他写的文章如下：

“我深知自己资质愚钝，学问浅薄，做各种事情也都不如别人。只是对以前的历史考究还算尽力，从小到老都喜欢而不厌倦。我常担心司马迁、班固之后的史书，文字太过繁多，不能够全部理解，想要删减冗长之处，摘选主要内容，专门选取一些关乎国家兴衰、百姓命运，好的可以效法、恶的应该警戒的事迹，把它们按年代编成一本书，使内容有先后次序，大事和小事不会混杂在一起。我一个人力量很小，没办法完成。幸好遇到了宋英宗皇帝，想要凭借卓越见识，实现清明的政治，通过遍读天下史书来扩大文明教化，于是下旨给臣，命臣编写这部著作。书还没有编好的时候，先皇便丢下我等而去。皇上（指宋神宗）继承了皇位，继承先帝的遗志，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并赐给这部书一个美好的名字。每次宫中讲习，常命我进读。我虽愚笨，在两朝都受到优待，而且如此的丰厚，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足以报答。只有尽心尽力，奉献自己所有精力，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读遍所有史书，同时采纳一些古代小说的内容。大量的简册文书，像云烟火海一样多，摘取一些重要而不易被发现的事迹，考订和校对细微的内容。这些书上从战国开始，下至五代结束，共1362年，编了294卷。又概要地列举了纲目，以年代为经线，以国家为纬线，为了查检的方便，又编了30卷目录。还参考了其他书籍，以评定事迹的异同情况，使内容一致，编了30卷《考异》内容，共计354卷。从治平年间开始，一直到现在才编成，用的时间太长了，书中前后内容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再想想我离开朝廷已经有15年了，虽然身在外面，然而真诚的心，无论是在早上还是晚上，是睡着还是醒着，心什么时候不在皇上的身边呢？只是禀性顽劣，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不称心，因此就专心负责编写这部书，以此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希望能够竭尽全力，为天下大事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我的精力全部都放在了这部书上，希望皇上能够宽恕我胡乱编写的罪过，考察我编写这部书的忠心。在清闲的时候，常常能够读一读这部书，借鉴前代的兴盛和衰败，考察现在政事的得失，奖励善良的人，怜悯有过错的人，采取对的事情，舍弃错的事情，那么，即使我死了也心满意足了。”

在司马光编修史书时，他能够自己选聘助手，在崇文院内设立书局，朝廷允许他借调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及秘阁的书籍（崇文、龙图、天章都是宋代藏书的地方）。皇宫仓库经常提供笔、墨、缯帛并用皇上专用的钱来给编修史书人员提供水果和糕点。宋神宗在位时期，王安石执掌朝政。司马光多次写奏折批评新法扰乱百姓，一些奸人想要诬陷他，但是司马光的言行没有一点值得怀疑的地方。于是便散布谣言，说这部书之所以这么久都没编成，那是因为书局里的人想享用皇上专用的笔、墨、绢帛以及皇上专用的水果、糕点、金钱这些赏赐。用这种方法来攻击司马光就如同儿童游戏一样轻率，也可以看出奸人想祸害君子竟然如此地不择手段啊。

司马光为皇上进读《资治通鉴》到汉代贾山的奏疏时，顺便向皇上讲解了听从劝谏的美德，不听从劝谏的危害。皇上说：“王安石不看重官职，俸禄也只能养活自己，可以说是一个贤人。”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很贤能，只是有些不明白事理而且固执，这是他的短处。他还不应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奸诈小人，他是为王安石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因此天下人把王安石也一起认作是奸诈小人了。”司马光又读到张释之论说农夫能说善辩的故事，便说：“孔子讨厌那些在朝廷上能说善辩但会导致国家灭亡的人，能说善辩怎么会导致国家灭亡呢？因为他们能够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君王如果认同了他们，那么国家灭亡有什么难的呢。”当时吕惠卿也在那里，司马光大概就是指他的。

【评论】

王安石执掌朝政时，司马光住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宋神宗允许司马光在书局里任意行事，对他的宠爱不能说不多，唯独没有罢免王安石而任用他。《资治通鉴》编完之后，司马光已经66岁了，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但皇上的恩情还未报答，于是他把忠爱之心，全都寄托在了《资治通鉴》这本书中。碰到为皇上诵读《资治通鉴》时，他便借古鉴今，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相应劝谏。千百年来，他的忠心依稀可见。《资治通鉴》还没编完时，诽谤或挑拨离间的话兴起，司马光于是加快了进程，精简人员，催促大家加紧编书。他在奏折中说：“白天时间不够，便晚上继续，读过的书简册章，就像云烟火海一样多。书中前后内容有些矛盾的地方，我不敢确保没有错误。”现在读了这本书，从唐代一直到五代时期，内容详略得当，其中也许会有些许错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资治通鉴》这本书，内容选取除了大多来自官修史书之外，还能对比其他史书的异同情况来评定和更正一些内容。过去人们所说的做事情要提前考虑周密，写文章要多参考前人作品，这句话只有《资治通鉴》才可以当得起。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虽然是借助司马光这本书，内容也没有什么增加扩充，但它的体例非常严谨，仍然能够成为自成一家的学说。然而明朝人薛方山的《续资治通鉴》，对于宋、辽、金、元这四个朝代的史书，尚且还没有了解它们的主旨，更何况这些正史之外的史书呢？司马光的这本书，很多都是采用格言的形式，让人能很容易记住，并不只是记载的内容广博这一个特色。后来编写史书的人既没有司马光的才学，也缺乏三馆这么充足的书籍，更没有刘恕、范祖禹这样的助手帮忙一起讨论，而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优秀的史学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资治通鉴》的考异和目录内容，各自编成一本书。《资治通鉴》一开始有史炤作的解释，现在流行的是胡三省的注解版本。胡三省在注解的《资治通鉴》各部分编写人员考证中，指出汉代内容是刘攽负责的，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是刘恕负责的，宋代的内容则是范祖禹负责的。现在读了司马光给胡宗回的帖子，才知道胡三省的说法是不对的。帖子中说：“从唐高祖起兵的时间为起点开始搜集资料，按次排列，一直向上到汉哀帝退位为止。唐高祖起兵以前和汉哀帝退位以后的事情，在最近看的书中出现的这些内容，让负责文书的人员另外用草纸抄录出来。每件事之间，空出来一行多的距离，留用来粘贴一些字条。隋朝以前的内容由刘攽负责，梁代以后的内容由刘恕负责，各自搜集资料，按次排列。因为他们二人更难承担这些内容，如果您只搜集唐高祖以后的内容，那么剩下的这些内容，都要被丢弃了。”通过这些话，那么便可以看出刘攽搜集的内容，大概是从汉代到隋代，而刘恕则负责五代时期的内容。司马光平时最佩服刘恕，这本书的体例，很多都是和他商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