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輿馬氏作經籍考，分經、史、子、集為四；而其間志乘之書，獨付於史部者，蓋以古者圖籍、戶口、天官、地理悉掌之史氏。故孟堅作書，首以十志，而厥後諸家仍之。洵乎作志者，非有史才不可也！夫以紀載之書，而出之才人之手，故其為文覈而詳、其舖敘雅而贍，芟所當芟、錄所當錄，不蕪不穢，有條而不紊。令讀之者觀風考俗，瞭然若指之掌，而不至下同於稗官雜濫之為，蓋其難矣！然而天下之事，有創有因；有所因而踵成者易為力，無所因而創始者難為功。臺灣自勝國以前，既荒蕪無所考；我皇上神聖威武，化及海外。乃始臣妾而郡縣之。今雖入版圖數十餘年，而其經制、規畫、山川、風土，未有淹雅之士為之撰述。而編緝之者，徵其文，則文移冊籍而已；考其獻，則街談巷說而已。而欲從漫無所因之餘，援筆奮志，勒成一家之書，是難之中又有其難焉！是以守土者十易其人，皆因循退諉，而莫或一任其事也。

今郡佐王君，攝篆未及半載，毅然起而任之；延致諸生，捃摭編綴，分門別類，彙次成帙，既成而以示余，且屬余為之序。夫以前此十人所逡巡卻顧而莫之肯為者，而王君獨於代庖之暇，簿書錢榖之餘，與諸生講求而纂定之，亦可謂不殫於為創，而有志於章典文物之盛者矣。夫天下事，常始乎粗而卒乎精，其間蒐羅之所未備、詞義之所未該，加以沿革不同、風俗日變，後有作者，因之而踵事增華，皆是書為之權輿焉。是後人居其易，而王君獨任其難也。安見後人之才非即君之才，而雖有扶風、龍門，其得不以是為蓽路藍縷也乎？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五月，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兼理學政按察使司副使、加四級、紀錄六次，壽春梁文煊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