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寺众（清众）日常行事的章则，也可说是中世以来禅林创行的僧制。本来中国佛教从东晋道安首创僧尼规范三例以后，即随时有在戒律之外别立

禁约之举，如支遁立众僧集仪度，慧远立法社节度，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于金陵，命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用为后范，皆是其例（见《大宋僧史略》卷中《道俗立制》条）。到了中唐，禅宗盛行，百丈怀海禅师痛感禅僧住在律寺内，虽另处别院，但于说法住持，都不能合法。于是他于元和九年（814），别立禅居之制：尊“长老”为化主，处之“方丈”；不建佛殿，只树“法堂”，学众尽居“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设“长连床”，供坐禅偃息；閤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徒众侧立，宾主问答，激扬宗要；“斋粥”随宜，二时均遍；又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事务分置十“寮”，置首领主管等等（见《景德传灯录》卷六末附《禅门规式》）。这些就成了丛林新例，与律法不同（见《僧史略》卷上《传禅规法》条）。世人即称为《百丈清规》。

从凡夫发心到因地之中的修行，从修学的增上到佛果的圆满，没有哪一个阶段可以离开戒律。

佛弟子身份的取得和增上，都是由于戒律的受持与熏修而获得。是不是佛弟子，要看他（她）是否受持佛戒来定；其修学的情况如何，要从其戒律的熏染程度来说。就佛法的修学众来说，不管是在家众还是出家众，戒律都是其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

戒律既是佛弟子个人修学的依学处，又是佛弟子众的和合规范。就佛法的整体而言，戒律更是佛法住世的根本保障。然而，从戒律在佛教的现实中所呈现出来的境遇来看，又是极尽曲折艰难的。在佛教的原始发祥地古印度，佛陀入灭之后，关于戒律的歧异主张，对佛经结集和教团的分裂、部派的出现，都可以说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在中国，先是由于佛法未昌，戒律不行，待到律宗兴起，又因律典浩繁，研习乏人，而难以为继，时至日下，戒律益发萎靡，几至无闻。

除佛制的戒律以外，历代王朝政权针对佛教有着各种各样的僧尼令或僧道格，历代的佛教徒亦有各色的僧制、清规。其中，戒律是来自于大小乘佛教的佛制；僧道格即是政令，是国家政府部门对僧尼等制定的政策法令，可以说是历代的宗教政策；而僧制和清规则是佛教传布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们结合本土风俗、民情、文化等具体情形，为匡正僧尼的行为，于戒律之外，另制定其他若干约束僧尼言行的僧团制度。基本上，就是这四种--戒律、僧道格、僧制、清规--制约着中国的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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