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经》、《书经》，善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成帝让他在宦者署候命，成为一名黄门郎。

河平年间，刘歆同他父亲刘向接受成帝诏令，主持校勘皇家所藏的书籍，解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刘向死后，刘歆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

哀帝刚即位时，大司马王莽因刘歆乃宗室子弟，且有才有德，举荐他担任侍中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

此时的刘歆位尊而为君王所亲近。

接着，刘歆主持修编《五经》，以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

于是，刘歆汇集六艺群书，分门别类，编纂成《七略》。

事情记在《艺文志》。

刘歆和刘向最初都研究《易经》。

宣帝时，皇上下诏命令刘向研究《谷梁春秋》。

十多年后，刘向对《谷梁春秋》的内容已非常明白、熟悉。

到刘歆校勘皇家所藏之书时，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

刘歆对这本书非常喜欢。

这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与刘歆一起校勘经传。

刘歆略微向尹咸和丞相瞿方进请教了一些关于《左氏春秋》的疑难问题和字词的意义。

当初，《左氏传》大多是古字古言，学者们解释经文的著作不过是解释字义而已。

到刘歆研究《左氏》时，他引用解释经文的著作来解释经典，相互引证，推陈出新。

这样，解释经文的著作既有经文段落句读，又有经文总的精神。

刘歆沉迷于谋议之中，他们父子两人都喜欢古文经书，都博闻强记，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

刘歆认为左丘明喜欢的与憎恨的东西，同圣人们相同，因为他亲自见过孔夫子，而公羊、谷梁出生在孔子的七十弟子之后。

把传闻的东西记载下来与把亲眼见到的东西记载下来，其详略自然不同。

刘歆多次以两者的不同记载，出难题为难刘向，使刘向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

然而刘向还是坚持他自己对《谷梁》的解释。

到刘歆同皇上亲近后，就想设置学馆，让博士公开讲授《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哀帝令刘歆同研究《五经》的博士们一起解释、讨论《五经》的微言大义，但那些博士中有人不肯废弃以往的奏对，于是刘歆移送文书给太常博士，诘问他，说：“昔日唐虞衰落了，但三代相继兴盛起来。

这时期的圣帝明君，不断涌现，且相互承袭，这时的王道尤为突出。

周室衰落了，且礼乐不正，而王道也同礼乐不正一样，难以完备。

因此，孔子担忧王道衰落，不能在各国实行，而周游列国去应聘。

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校正了礼乐中的一些错误，使《雅》、《颂》都得到适当的演奏场所；他修订《易经》，为《书经》作序，修纂《春秋》等，都是为了记载昔日帝王的王道。

到孔夫子去世之后，那精微的语言就杜绝了；到他的七十弟子去世后，他的语言中的深奥含义也被人误解而出现乖舛。

这样，国家开始历经战国时期，人们废弃了行祭祀所用的器皿笾豆，而一意研究行军打战的阵法，因此，孔子的学说被压抑，而孙武、吴起的学说兴盛起来。

历史发展到暴虐的秦朝，秦始皇焚经书、杀儒士，颁布藏书的禁令，规定凡认为古代的事正确者，要处以重罪，学术思想因此而消亡。

汉朝兴起来了，距古时的圣帝明王已很遥远，孔仲尼的学术思想又灭绝，因此，法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沿袭。

这时，唯独只有叔孙通一人略微制订了一些礼仪，天下也只有供占卜用的《易经》，再没有其他任何书籍。

到孝惠帝时代，才解除藏书的禁令。

然而，那些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介武夫，没有谁把这个解除禁书令当一回事。

到孝文帝时，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

《尚书》最初发掘于一座屋壁，书籍已全部腐朽、折断、散乱，现发现的这部书，不过是当时老师传授弟子的课本而已。

而《诗经》的发掘、整理工作刚开始。

天下众多书籍不断出现的，往往都是诸子传说，它们还被广泛地立于学校，设置博士进行研究。

在汉朝的儒士，只有贾谊一个人而已。

到孝武皇帝时，先后在邹、鲁、梁、赵等地出现了许多《诗经》、《礼经》、《春秋》的前辈大师，这些人都崛起于建元年间，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一部完整的经书，有的人拥有《雅》，有的人拥有《颂》，将它们合起来，便成了部完整的经书。

《尚书》中的《泰誓》是后来才发掘出来的，博士们将它汇集在《尚书》中，再阅读它。

因此，诏书中声称：‘现在礼废乐坏，书籍遗失，残缺不全，朕对此很担忧。’这时，汉朝建立已七八十年，经书废绝太久，已不可能得它的真本。

“到鲁恭王时，想毁掉孔子住宅修建宫殿，而在被毁掉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其中有《逸礼》三十九篇，《书经》十六篇。

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把它捐献出来，但这一举动太仓猝，遭到使用邪术加祸于人的巫师的诘责，没有来得及实施。

还有左丘明所纂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但都被藏在宫中藏秘籍的地方，藏匿起来，没有发表。

孝成帝怜悯学残文缺，经书只要稍稍有点失真，便将秘藏之书公开，陈列出来，校正、整理旧文。

这样，才获得了《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三书。

因为考学官所转授的经传，有的经传遗失了，内容不全，有的经传脱简了，内容前后错乱。

通过在民间广泛寻访，还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等人的遗学与《古文尚书》的情况一样，被抑制而使它没有流传开。

这正是有识之人之所以痛惜、怜悯，而士大夫、君子之所以叹息、痛恨的原因。

往日承袭前人之学的人不思索前人遗留的书籍残缺不全的缺陷，苟且因陋就简，不求改进，只是分析文字，记录一些繁琐、零碎的言辞，这样，一个学者即便终身疲劳也不能穷究其中的一门学问。

盲目地相信，肯定今文而否定、非议古文，至于国家将发生大事，如设立太学、天子进行封禅、巡狩的仪礼等，就糊涂了，都不知道它们的根源。

即使这样，有人还想抱残守缺，挟藏着唯恐别人阅读自己所藏之书的私意，而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或心怀妒嫉，不考虑事情的真假，雷同的观点便追随，对于事情的是非，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抑制《古文尚书》等三学，以为现有的《尚书》是完备的，无需《古文尚书》作为补充，说左丘明不应当再纂写《春秋》。

这些人难道不悲哀吗？“现今圣上德通神明，继承道统，弘扬祖业，也对文字错乱十分忧虑，学者们更应该忧患古书残缺不全。

不仅要明白这个情理，还要不明言可否，谦逊退让，乐于与士大夫、君子协商。

因此，圣上应颁布明诏，让人尝试《左氏》可不可设置；派遣亲近之臣奉旨待命，以辅弱扶微，与二三个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得到那些废置、遗失的经艺，使它们中兴。

但现在有人则不然，严紧闭关，坚决抵制，而不肯尝试，苟且不诵习古文而使此学灭绝，想以此杜塞余道，绝灭微学。

这类人，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但难以和他们在最初筹划通向成功之途的计划。

这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士大夫、君子所希望的结果。

况且这几家学说，是先帝亲自定论的，现在由皇上亲自考察、审视，何况这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民间所藏与内府所藏相对应，难道是随便杜撰的东西吗？“礼废止了都要到民间去搜集，古文经书遗失了，不更应该到民间去搜集吗？从前的博士中，研究《书经》的有欧阳，研究《春秋》的有公羊，研究《易经》的有施、孟，然而孝宣皇帝还重新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等学术，它们彼此的意义虽不一致，但还是一并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将这些学问废弃，宁可把它们设置起来。

有记录说：‘文经武略之道是否衰落，关健在人。

贤能的人记识的事物是一些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记识的都是一些零碎小事。’这就是数家之言之所以兼容包纳各种大小不同意义的原因，因此，怎么可以偏颇一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灭绝呢？假若定要专执自己的偏见，抱守残缺之文，与同师之学结党，妒嫉道艺之真，违背明诏，改变圣上的旨意，那就要使自己违诏制而被科罪。

我很不赞成二三个君子的意见。”他的言辞很严厉，诸儒都怨恨他。

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移交文书上疏深深自责犯有过失，愿平安告老还乡。

继而，担任大司马的儒者师丹也大怒，上奏皇上，说刘歆改乱旧章，诋毁先帝所立。

皇上说“：刘歆想推广道德学术，怎么是诋毁先帝呢？”但刘歆因此得罪了执政大臣，被众儒所诽谤。

因此他担心被诛杀，便请求皇上让他离开京城，去担任河内太守。

因宗室不适宜掌管三河，便改任五原太守，后又转任涿郡太守，前后历任了三个郡的太守。

几年后，他因病被免官。

后来，他又被从家里请出，担任安定属国都尉。

恰逢哀帝驾崩，王莽主持朝政。

因王莽小时与刘歆都是黄门郎，对刘歆很器重，因此向太后推荐。

于是太后将刘歆留在朝廷担任右曹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管理明堂和辟雍，并封他为红休侯，掌管儒林史卜之官，考证编订律历，编纂《三统历谱》。

开始，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

到王莽篡位后，刘歆担任国师。

他以后的事迹都记载在《王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