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高峰。［1］ 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取得成就的时期。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对在8世纪50年代后期撰写玄宗期历史的历史学者来说，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使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2

但所有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统治者，他给当时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外，他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诗文和书法，是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庇护人。他还精通道家哲学，成了道教的主要保护人；尽管他早期的措施对佛教组织不利，但后来仍深深地沉溺于密宗佛教。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似乎与弟兄和家属都有很深的情谊，甚至他执政时期的正式记载，也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亲切、体贴臣属和直率多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一代时间中，出现了大量与他名字有关的半传奇故事和民间传说，而他对杨贵妃的那种招致不幸和灾难的感情成了中国文学中一大悲剧主题和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的内容。

但他出生时并无任何继承大统的指望。［2］ 李隆基在685年生于洛阳，为睿宗之第三子；他的父亲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宫廷被令人生畏的武后所支配和操纵。李隆基的生母为窦氏皇后，出身于7世纪唐宫廷中权势很大的家族，又是睿宗的妃子。按惯例，李隆基在687年被封为楚王，由于他为人直率，受到武后的宠爱。但他的处境很快就恶化。688年爆发的李氏诸王的叛乱引起了针对皇族的一系列清洗，690年武后出于自己的利益，诱使傀儡皇帝睿宗退位而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

睿宗及其诸子实际上被幽禁宫内，与世隔绝。693年初期，两名私自朝见被废黜之帝的高级官员因这种鲁莽行动被公开处决。［3］ 同年年末，睿宗的刘后和隆基的生母窦妃——两人都出身于极有权势的家族——被武后以勾结术士，阴谋用巫术谋害她的捏造的罪名断然处死。［4］ 李隆基及其弟兄都被贬爵，受到苛刻的待遇。高宗留下的长孙，即与他们同时被囚禁的李守礼，经过了半个世纪仍患有屡次挨打的后遗症。［5］

698年，武后最后决定在她宾天之后皇位归回李氏家族。684年在位不到两月就被废黜而让位于睿宗的逊帝中宗被指定为皇储，睿宗及其子女由于这时已更不可能继位，就被解除监禁。最初他们得到一座洛阳的王府，701年又迁往长安东部兴庆坊的巨宅。在8世纪的初年，李隆基历任右卫郎将和尚辇奉御。

705年，年迈的武后终于被废，中宗即位。李隆基任卫尉少卿，负责管理京师的军械。708年，他任山西东南战略要冲潞州的别驾后，仍保持卫尉少卿的职务，这一定使他在长安的兵员中拥有相当的势力。中宗时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和动荡不安。皇帝是通过政变掌权的；707年，中宗的三子李重俊曾发动一次未遂的叛乱；政治权力又落到宫内的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在她们的把持下，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盛行。政治失修，怨声载道。

710年李隆基及诸王被召至京师参加为全国大赦举行的南郊大祭。这时他为了积极参与政治，开始吸引随行的学者和官员。他在京师和潞州的有些追随者开始认为他可能有九五之贵。［6］

他的机会来临之快远远出于他的预料。710年阴历六月，韦后由于担心她的地位受威胁，将中宗毒死，并伪造遗诏指定他最小的第四子李重茂继位。韦后以皇太后之尊主政。为了确保她的地位，她下令动员五万大军防卫京师，由其兄长韦温指挥，同时她的几个坚定的支持者被派往关键的关中、河北和河南诸道进行控制。［7］

在中宗生前，反对韦后的主要力量来自前帝睿宗及其令人生畏的姐妹、武后之女太平公主。韦后此时企图任命睿宗为宰相，以争取他为自己效劳。总之，他是一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主动采取行动。但太平公主却继承了她母亲的坚强性格，此时正策划一个阴谋，为了防止失败，她故意瞒着睿宗进行。在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佛僧普润、一名控制京师外战略要地朝邑县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刘幽求以及禁军中三名中级将领的协助下，李隆基组织了这次政变。在710年阴历六月十二日夜，即韦后立年幼的李重茂为帝之后的第16天，李隆基及禁军将领率北军中一支分队通过御苑进入宫内，御苑总监钟绍京率他的匠人也参加这一行动。军队涌进玄武门，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和韦党的主要成员。其余的人在以后几天问斩。政变一旦大功告成，睿宗立刻得知，第二天他正式登基。［8］

李隆基被封新王爵并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密谋同伙刘幽求和钟绍京也得到封赏。这时朝廷开始了解决政治问题的工作。这方面最突出的也许是立储问题；阴历六月二十七日李隆基正式被指定为太子，这主要是因为他领导了这次政变。他的兄长李成器本来是当然的法定继承者，却把这一权利拱手让给了李隆基。［9］

事实证明睿宗是一个无能的君主，主持朝政时优柔寡断，而左右朝廷人物则是皇太子和太平公主。睿宗对他们言听计从，在他作出任何决断前，常问他的大臣是否已与他们商讨过。希望像她母亲那样控制朝廷的太平公主很快发现皇太子是一个有力的对手，于是经常企图削弱他的势力。

但在睿宗执政的最初几个月，皇太子保持着更强大的地位。710年阴历七月中，中宗时期留下的宰相中除了韦安石和苏瓌外，其余的人都与韦后发动政变后她任命的大臣一起被贬逐到地方任职。［10］ 他们被一个新的集团代替，其中薛稷［11］ 和崔日用［12］ 不久被解职，因为他们经常公然与朝廷意见不合。活跃在宫廷的另外两个领袖人物为姚元之（后改名为人们通常所称呼的姚崇）和宋璟，他们在玄宗执政的最初几年成了左右政务的大臣。

姚崇［13］ （651—721年）在677年通过殿试后开始了官场生活，并且担任过一系列军职。在契丹入侵河北时，他的行动得到武后的赏识，于是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在698年任宰相。在武后于705年丧失权力前，除了短期负责前睿宗王府的事务外，他一直担任宰相。他曾参与清除张氏弟兄的政变，对武后的下台深感懊丧，因为他曾长期效忠于她。在中宗时期，他担任过几种不同的地方职务。

宋璟［14］ （663—737年）具有一个有成就的儒家士大夫所特有的生涯。他为河北一个低级官员之子，在679或680年通过进士考试，时年仅16岁，因而赢得了文才出众和善于写作的名声。他通过御史台转任中书省的舍人。他以刚直不阿著称，武后对他的能力评价甚高。在武后朝末年他任御史中丞，参与过企图弹劾张氏弟兄的活动，二张为了报复，曾企图刺杀他。中宗执政之初对他恩宠有加，担任过黄门侍郎之职，但他后来与武三思不和，被调到地方任各种要职。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两个互相取长补短的人物，一个是务实的政治家，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另一个是严格掌握原则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质。睿宗朝廷需要这两种人的品质；这两位大臣通过打击前朝最严重的弊病之一和取消武后及安乐公主作出的一切冗滥任命，开始了他们的一项改革计划。此举引起了一阵骚乱，因为几千名官员——其中许多人是付了现钱才得到晋升的——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官职。在年末宋璟主持选拔文官和姚崇选拔武将的考试中，他们清除官场无能之辈的意图变得更明显了，当时有资格出任官职的人数达万余人，但除了2000人之外全部落选。

在他们当权时，睿宗的皇位仍不完全安全，阴历八月，他不得不镇压由中宗次子谯王李重福发动的起事；后者在李隆基的政变成功时，也曾策划反韦后的叛乱。李重福的起事只吸引了很少的支持者，并毫不费力地被平定了，但他作为中宗的合法嗣子本来有充分的权利继位。［15］ 这一事件突出地说明皇族在继承皇位争端中的地位并不是牢固的。

睿宗皇位的不安全是太平公主蓄意造成的，她此时正在开始坚持皇太子之兄李成器的权利。幸运的是，诸王之间的手足之情极深，因为在睿宗复位后，皇太子的四个弟兄都受权统率宫内各禁军，禁军几乎与唐代的所有政变有牵连，因此能够以武力来影响皇位继承的改变。在711年初期，姚崇和宋璟知道睿宗的长子李成器和高宗留下的长孙李守礼都比皇太子有更充分的理由继承皇位，于是就劝谏睿宗应把他们派往地方任职，以挫败太平公主的阴谋；另外二王应指挥皇太子自己的禁卫；太平公主夫妇应远离朝廷，前往东都。睿宗同意把诸王从禁军的岗位上撤下来，但拒绝将公主放逐到洛阳。［16］ 此时一个甚至更极端的措施被提了出来。皇帝一贯轻信，为人又迷信，他被术士预言武装政变迫在眉睫的警告弄得惶恐不安，于是就问大臣们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这一政变。张说在姚崇的支持下，提出应由皇太子监国。二月初二，皇太子奉命监国；他有权决定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和劳役以下的一切惩处。［17］

太平公主这时被迫行动。两名官员——其中一人来自太子宫内——经过利诱，起来反对取消韦后和安乐公主授予的一切冗滥任命，理由是这对先帝的错误将是公开的诋毁，他们还提请注意，由此已引起动荡不安。太平公主为他们的呼吁推波助澜，而意志一贯薄弱的睿宗终于让步。阴历初九，姚崇和宋璟被解职和调往外地。他们的改革企图和皇太子对宫廷的控制到此结束。［18］

在711年的大部分时期中，朝廷被韦安石［19］ （651—714年）所左右，此人与韦后同族，考取过明经，从700年起任武后的宰相，直至她交出政权时为止。中宗登基之后，他除了短期被免职以外，继续任宰相直至706年。然后他失宠，但在709年阴历八月又被任命为门下侍中。韦后政变期间他继续留任，然后退休担任太子少保，直至710年末。他坚定地抵制太平公主争取他支持的一切企图。

这几个月的第二个宰相为李日知［20］ （？—715年），此人为洛阳地区的进士，他官场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司法工作，在武后清洗的最可怕的日子中赢得了公正仁慈的名声。在中宗执政的末期任黄门侍郎，韦后则任命他为宰相，在710年全年留任，大部分时间还兼任御史大夫。

三名特任宰相在他们的手下工作：张说［21］ （667—730年），689年殿试及第，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小官员家庭。他在武后时担任过几个朝廷的官职，在他卷入张氏弟兄反对魏元忠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时，他已升为凤阁舍人。由于拒绝作不利于魏元忠的伪证，他被放逐至岭南。他被中宗召回，升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修文馆是门下省中拥有文学专才的机构，负责编纂和起草国家文献。郭元振［22］ （656—713年）是河北人，在太学攻读后18岁中进士，后来当上宰相的薛稷和赵彦昭就是他的太学同窗。他在任第一个职务时就深深地陷入困境，但武后被他的外表和能力所动，就派他出使吐蕃。他在吐蕃边境和中亚任总管，享有盛名。睿宗即位后他被召回，受命作防御突厥人的准备。任命他是沿袭了武后和中宗时的做法，即在他们的宰相中包括一名资深的军事将领。第三人与前两人迥然不同。窦怀贞［23］ （？—713年）是宰相窦得玄（663—666年任职）之子，出身于最高贵的氏族之一。他靠庇荫出仕，在整个武后执政时期在地方任职，赢得优秀行政官员的名声。705年他被召至朝廷，出任御史大夫。他因阿谀奉承和受安乐公主之宠而臭名远扬。韦党垮台，他被流放至地方，但不久就被召回当了殿中省监。这时他一心迎合太平公主，在任宰相时，每天从朝廷前往公主府，向她报告议政内容和刺探她的意愿。

这个班子除了韦安石外，一般都按照太平公主的利益行事，所以姚崇和宋璟实施的官僚集团的改革很快就被破坏无遗，尽管朝廷有人提出异议。围绕皇太子和李成器的勾心斗角继续展开，后者的女儿被封为公主，准备与东突厥可汗默啜进行王朝联姻。阴历四月，睿宗向朝廷卿相宣布，他希望让位给皇太子，但太平公主的党羽之一则劝他说，禅位为时过早。但诏书终于颁布，它规定皇太子要参与所有最高国务的讨论。

但皇太子仍处于对手们的强大压力之下，在阴历五月，他甚至提出将位置让给李成器，并要求睿宗把太平公主召回长安。

睿宗和太平公主此时都很关心宗教，公主对佛僧慧范十分敬重，慧范利用她的庇护，大量盗窃和侵吞财产。当御史大夫揭发慧范时，公主就把这个御史贬至州里任职。［24］ 同时，睿宗的两个姐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和他一样是道教的虔诚的信徒，并成了女道士，睿宗开始为她们在长安西北部紧靠后宫之处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乂对工程毁灭房屋和浪费大量劳力之事提出异议。除了皇后的宠臣和指挥工匠劳动力的窦怀贞外，所有大臣都反对这一计划。但睿宗我行我素，完成了这两项工程。［25］

这一时期唯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是进行地方政府的改革。按察使巡察的道，全国分为15个，以代替原来的10个。同时它还计划设置新的一级地方行政，即一个区域所有的州均归都督管辖，全国设24个都督。但这些改革遭到反对而取消，因为新都督会拥有带危险性的权力，朝廷不可能进行控制。［26］

到711年阴历九月，甚至皇帝也知道了宰相们的缺陷。他召集他们，以帝国的状况——受旱涝灾害打击、库藏空虚、官僚机器又日益膨胀——为由，把他们痛斥了一顿，并把他们全部罢相，但他们仍在中央官署中担任要职。

四名新宰相被任命了。新门下中丞为刘幽求，他曾参与推翻韦后的密谋。在此以前他与姚崇和宋璟一起，担任了短时期的宰相，此后先后但任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在吏部任职时，他要为新涌现的浪潮一般的不正当和不适宜的任命负责。他的同僚为魏知古、陆象先和崔湜；在新的一年，即睿宗改新年号以表示改变政体以后，又增加了岑羲和窦怀贞，后者可能由于太平公主的坚持而被重新任命，以充当她的代理人。

魏知古［27］ （647—715年）为河北人，约在686年中进士。他通过在宫廷任职，在8世纪初武后时期升为门下省侍郎，后来在尉卫寺任少卿（未来的玄宗皇帝也在这里任职），同时兼任睿宗王府的司马，这样他就在其早期生涯中与皇帝和皇太子有了接触。中宗即位之初他任吏部侍郎，他在吏部因荐举有才之士而享有盛名。706年，他因丁母忧退隐，后来担任州官。711年，他迁任散骑常侍，在列举当时许多迫切问题——特别是帝国的财政困难——的两份措词尖锐的奏疏中，激烈抨击睿宗为其姐妹建造道观。睿宗对他关于建造道观的抨击置若罔闻，但在任命他为宰相后，又命他兼户部尚书和左庶子。在一个充斥政敌的政府中，他一直是皇太子坚定的支持者。

陆象先［28］ （665—736年）为南方苏州望族的成员，他的父亲从663至665年曾作过武后的宰相。在武后时，他由殿试出仕，然后在朝历任清要之职，快到中宗执政的末期，他升为中书侍郎。

崔湜［29］ （671—713年）出身于河北望族，为太宗朝著名官员和在648年一度任宰相的崔仁师之孙。他在699年中进士，年轻时就以著述享有盛名，在中宗朝初期升为考功员外郎。他参与了桓彦范、张柬之和其他大臣清除武三思的密谋。但崔湜向企图消灭的对象出卖了这些密谋者，706年当他们被逐出京师时，他还布置他表兄周利贞去杀害他们。崔湜此时成了武后的女官上官婉儿的面首，因而臭名远扬；在中宗朝内，他与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紧密勾结。由于她们的影响，他升至中书省侍郎和吏部侍郎；他与同僚郑愔一起贿赂公行，致使任命制度成了一时的丑闻。他终于被弹劾罢官，但几乎立刻被召进京，任尚书左丞。韦后掌权后他任宰相，但在睿宗登位后被罢官。他此时成为太平公主的追随者。由于她的活动，尽管他有不光采的历史，但仍被任命为宰相。现在，他把一切政务都秘密通报公主。

712年正月增加的两个大臣，一个是同样可鄙的窦怀贞，另一个是岑羲，［30］ 后者是太宗朝著名官员岑文本之孙。他原籍河南西南部，本人为进士，在武后执政的末期升至中书令。中宗时他在吏部任职，在这一贪污腐化温床中，他以一尘不染知名于时。韦后曾任命他为宰相，但当睿宗登基后，他被派出任州刺史，后来又任户部尚书。

太平公主这时占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但朝廷的总的形势正在恶化。外患即将来临。刘幽求以一名新都督代替带兵保持东北边境的安宁达20年之久的薛讷，从而带来了灾难，因为新都督立刻投入了对契丹和奚的一次毫无必要的远征，结果战败，自己也丧生。四川的土著发动叛乱。与突厥可汗的和亲未能实现。睿宗无意执政的情绪日趋明显，最后决定让位于皇太子，这是712年阴历七月一颗不祥的彗星的出现促成的。

虽然太平公主企图劝阻，皇太子也试图促使他重新考虑，但决定不可能改变。他的儿子玄宗在阴历八月初三正式即位，并举行应有的仪式：定新年号为先天，立其妻王氏为后，进行大赦。但睿宗虽然正式退位，太平公主却诱使他极不正常地保持大权。虽然玄宗此时作为新帝要每日主持朝政，睿宗依然是太上皇，每五日就亲自上朝，自己保留任命全部三品以上高官的大权，并决断最重大的案件和政务。［31］

新帝和太平公主之间的形势这时是严重的。大部分的大臣是她的追随者。刘幽求得到玄宗的批准，这时与皇宫禁军的将领之一策划刺杀公主的阴谋。但事情败露，刘幽求被捕，发配岭南，崔湜在那里试图把他杀害；尽管刘幽求在710年救过崔的性命，但两人的关系这时不好。［32］

713年阴历正月，东北的军事形势又突然恶化，玄宗御驾亲征的安排已经就绪，边境也已集结大军。但结果他未成行，这也许是宫廷的政治形势使他不可能离开。［33］ 同月，随着萧至忠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地位更加不利。萧至忠［34］ （？—713年）出身于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名宦门第，在武后的朝廷曾经显赫一时。在中宗时，由于他的家族与韦后的家族有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享有特殊的恩宠。在任吏部侍郎后，他在707年成为宰相，直至710年韦后政体垮台时为止；710年他之得以逃避惩处，主要是由于太平公主的说情。出乎他朋友意料的是，他这时成了公主的得力的党羽。

太平公主现在通过她的同胞手足太上皇，已能操纵重大事务和影响重要的任命，并得到了大部分宰臣和朝廷大部人员的支持。713年阴历六月，她、窦怀贞、岑羲、崔湜、萧至忠、现为玄宗宫府官员的前宰相薛稷、京兆少尹、宫内禁军的几个将领及她宠爱的佛僧慧范密谋毒害玄宗，然后公开取得政权。但是，其他因公主权势日增而惊慌不安的官员劝玄宗现在必须采取果敢行动。当魏知古透露公主正在策划叛乱时，玄宗与他两个兄弟李范和李业及一批心腹决定先发制人和杀死密谋者。阴历八月初九，［35］ 三百名精心挑选的精兵在原为玄宗的私人奴仆王毛仲将军率领下逮捕了密谋者。萧至忠、岑羲和几个从犯被就地正法。窦怀贞自尽。薛稷和崔湜被赐死。公主逃入一寺院，但三天后投降，获准自尽。她的几个儿子全被处死，只有薛崇简除外，因为他曾几次劝阻她策划阴谋。没收她在有权势时多年积累的大量财富和财产的工作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36］ 次日，即713年阴历七月初四，睿宗正式放弃了他剩下的权力。［37］

玄宗这时成了名实相副的君主。他只有28岁；他自发动反韦后政变以来经历了阴险的政治阴谋和不断斗争的三年，成了他统治时期政治史中不可分割的序幕，并对他的国事处理具有持久的影响。

［1］ 这一章不断得益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一位是已故的陈寅恪，他关于唐代政治的各方面的研究为近代的唐史及其制度史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1948年前的作品收入《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年）则收得更全。第二位为浦立本，他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经过了20年，依然是详细记述唐代各时期的政治史中的佼佼者。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经常取材于此名作。关于玄宗中期，佩内洛普·赫伯特的《张九龄的一生和著作》很有用（剑桥大学未发表博士论文，1973年，以下简称赫伯特：《张九龄》）。

［2］ 关于玄宗的早期生活和登位的情况，见霍华德·列维：《王如何成为皇的：玄宗之即位（713—755年）》载《汉学杂志》，6（1958年），第101—121页。其早期生活的主要材料来源载于《新唐书》，卷8第165—171页。

［3］ 《旧唐书》，卷6第123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49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9—4840页。这些记载的时间和细节有出入。

［4］ 《旧唐书》，卷51第2176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488页。

［5］ 《旧唐书》，卷86第2833页。

［6］ 《旧唐书》，卷8第165—166页。

［7］ 《旧唐书》，卷7第150页；卷51第2174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441—6442页。

［8］ 《旧唐书》，卷8第166—167页；《新唐书》，卷5第116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43—6648页。

［9］ 《旧唐书》，卷95第3010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50页。

［10］ 《资治通鉴》，卷209第6652页；《旧唐书》，卷7第154—155页；《新唐书》，卷第117页。

［11］ 传记载《旧唐书》，卷73第2591—2592页；《新唐书》，卷98第3893—3894页。

［12］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87—3089页；《新唐书》，卷121第4329—4331页。

［13］ 传记载《旧唐书》，卷96第3021—3029页；《新唐书》，卷124第4381—4388页；张说作墓志铭，载《全唐文》，卷230第8—11页；《文苑英华》，卷884第1—3页。

［14］ 传记载《旧唐书》，卷96第3029—3036页；《新唐书》，卷124第4389—4394页；颜真卿的墓志铭载《全唐文》，卷343第1—8页；补志载《全唐文》，卷338第22—24页。

［15］ 《资治通鉴》，卷209第6653页；卷210第6654—6655页；《旧唐书》，卷86第2835—2837页；《新唐书》，卷81第3594—3595页。

［16］ 《资治通鉴》，卷210第6662—6663页。

［17］ 《旧唐书》，卷7第156页；卷8第168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3页。

［18］ 《旧唐书》，卷7第156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3—6665页。

［19］ 传记载《旧唐书》，卷92第2922—2958页；《新唐书》，卷122第4349—4351页。

［20］ 传记载《旧唐书》，卷188第4926—4927页；《新唐书》，卷116第4241页。

［21］ 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49—3057页；《新唐书》，卷125第4404—4411页；张九龄作墓志铭，《全唐文》，卷292第13—16页。

［22］ 其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42—3049页；《新唐书》，卷122第4360—4366页。张说：《行状》，载《全唐文》，卷233第1—7页。

［23］ 其传记载《旧唐书》，卷183第4724—4725页；《新唐书》，卷109第4100页。

［24］ 《资治通鉴》，卷210第6665页；《旧唐书》，卷7第157页；《新唐书》，卷5第118页。

［25］ 《新唐书》，卷83第3656—3657页；《资治通鉴》，卷210第6665页；《旧唐书》，卷98第3061—3063页；《全唐文》，卷237第12—14页；《唐会要》，卷50第871—875页。

［26］ 《资治通鉴》，卷210第6666页；《唐会要》，卷68第1192—1196页；《新唐书》，卷49下第1131页；《旧唐书》，卷38第1358页。

［27］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1—3064页；《新唐书》，卷126第4413页。

［28］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4—3069页；《新唐书》，卷116第4236—4237页。

［29］ 传记载《旧唐书》，卷74第2622—2624页；《新唐书》，卷99第3921—3923页。

［30］ 传记载《旧唐书》，卷70第2540页；《新唐书》，卷102第3967—3968页。

［31］ 《资治通鉴》，卷210第6673—6674页；《旧唐书》，卷8第168—170页。

［32］ 《资治通鉴》，卷210第6676—6677页；《旧唐书》，卷97第3041页。

［33］ 《资治通鉴》，卷210第6696—6697页。

［34］ 《新唐书》，卷5第120页；《旧唐书》，卷92第2971页；传记载《旧唐书》，卷92第2968—2971页；《新唐书》，卷122第4371—4374页。

［35］ 据《资治通鉴》卷211第6683页之《考异》，应为阴历七月初三。根据下文，应为七月初三。——译者

［36］ 《资治通鉴》，卷211第6681—6686页；《旧唐书》，卷8第169页；《新唐书》，卷83第3651—3652页。

［37］ 退位诏书见《旧唐书》，卷8第169—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