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最关切的是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使它能免遭后汉灭亡以来各个短命王朝的命运。因此他断定，在与国内的其他对立集团相处时，中央权力，特别是皇室权力，必须加强。
关于建立“封建制”之争
627年的后半年，太宗就如何使国祚长久一事征询群臣的意见。年迈的萧瑀建议，应恢复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久的封建制。［1］
唐代学者设想，封建制基本上是分权政体，封地的权力已下放给世袭的封建主，他们被封为皇帝的藩属。郡县制与此相反，它是由中央政府派职业官员直接治理全国的领土。
萧瑀的建议引起了历久不息的热烈争议。大多数朝廷官员完全反对恢复封建制。礼部侍郎李百药指出，周代所以国祚长久是由于天命，而不是由于封建制度，况且到了后期，周就极度衰弱了。另外一些官员则指出了实行封建的后果；魏徵的反对理由是，实行封建将缩小王畿，大量减少国家的岁入，以致无力供给官吏的俸禄。他和马周还指出诸侯无道的危险和可能发生的国家防务问题。［2］
于是实行封建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但关于封建的主意显然给太宗以有力的影响，所以封建这个政治论题在太宗在位期间几次被提出。631年，有旨命官员们起草一个详细的规定，使皇族和杰出的官员据此可被任命为世袭的边境镇守之官。［3］ 可能是由于朝廷中所有派别的反对，这个规定依然没有实行。但到了637年，这个计划终于被重新提出。21个皇子被分封为世袭都督或刺史，分配到各州作“藩翰”，虽然分配给他们的地方有很多在东北平原和内地各处。14名杰出的大臣，包括一大部分朝中显贵，也被任命为世袭的刺史。我们毫不清楚这件事实行到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为冲淡了的封建制，它不过是在正常的官僚机构中设立一批数量不多的世袭官职罢了。
对这个被削弱的“封建制”，反对的意见依然不绝于耳。［4］ 朝中大臣们几乎无人离开岗位到他们的“封地”去，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去。639年，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上书辞谢他们的职位，理由是自汉改封建为中央控制的郡县制以来，复古已毫无意义；皇族和以前的开国功臣未必能胜任这些行政重任；他们的子孙很可能证明不能担任这些职务，或可能在继承时年纪太幼，不能防止外人夺权。4
面对这一派反对意见，太宗让步了，并降诏缓行刺史的世袭分封之议。［5］ 但皇子的分封似仍在继续实行，［6］ 太宗依然向往于“封建制”。在他晚年，他在给继承者立下的政治遗言和写于648年的《帝范》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并断言：如果不分封皇族，皇室就不能占有足够的土地。但这必须保持平衡，不能过度，以免削弱中央的力量。［7］
作为政治权力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或作为一个可能医治积弊的药方，“封建制”在太宗以后也讨论过；但真正土地分封的实行，也就是分给地方以实权而不是只给一个空头衔，则再也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大姓
太宗在企图巩固他的王朝权力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贵族集团——特别是称之为“四姓”的集团——树立皇族的绝对支配地位。“四姓”集团大都出自中国东北部，由于它们的成员已有好几代在朝中作高官，所以在5世纪时已经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来，这些氏族以它们在地方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它们保持的所谓“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它们严格遵守的一切儒家礼仪细节，尤其重要的是以它们内部的通婚关系，加强并保持了它们的特权地位。它们的社会优越感发展到竟把6世纪的半异族西北皇族轻视为社会的暴发户；而且唐皇室也被划归于暴发户之列。4
632年，太宗命他的几个大臣编纂一部全国有名氏族谱系的概要。在唐初，“四姓”氏族中只有极少数的成员在朝作官，他们的经济地位已下跌到被迫和“四姓”以外的人通婚的程度——当然，代价要相当。虽然他们在地方上依然拥有巨大的特权和势力，可以和中央政府争夺权势，但太宗完全可以期待，一旦氏族按照它们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排列，皇族及其主要支持者应远远排在“四姓”之前。
编纂工作由太宗的一些资深的官员担任，其中没有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这项工作包括仔细审察支持每个家族权利的文献。
可是，概要编完后，主要的编纂官高士廉把书呈献皇帝，太宗看到高祖时的大臣、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的崔民干的氏族竟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居第三位，立刻勃然大怒。这清楚地表明，在唐初，社会地位仍然与政治权力无关。太宗因此否定了这一工作，命令从新编纂，新编要求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员在唐朝官僚机构中的官职直接联系起来。
这一本题为《贞观氏族志》的修订本，于638年编成后送呈皇帝。它把皇族和最高级官员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亲戚排在第二位，崔氏排在第三位。［8］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它试图贬低东北贵族世家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同时公开肯定李氏和李氏支持者的崇高地位。可是“四姓”的社会威望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太宗的最有名的三个大臣房玄龄、魏徵、李世?都和“四姓”氏族联姻，虽然皇帝力图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9］ 甚至迟至9世纪的文宗皇帝还在哀叹，尽管李（唐）氏君临天下已经200余年，可是想和皇族联姻的人还是比想和旧“四姓”氏族联姻的人少。［10］
考试制度
太宗治下的唐政府，继续用科举出仕和提倡学术的办法来鼓励文人阶级。
太宗即位后，举行官方考试的次数大大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应试者参加考试，并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11］ 太宗命京师和各道供给应试者的衣食，并颁布规定考试科目的诏令。
虽然如此，应试者的人数还是不多，中试者一年只十多人。为了给应试者提供学习的条件，京师建立了在国子监指导下的学校系统，［12］ 负责所辖五个学校的课程；五个学校之中的三个，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建立于高祖时期。这些学校经过扩大和增加新校舍，足以容纳2000多学生。［13］ 另外的两个学校是在太宗时期增设的，即628年建立的书学和632年建立的律学。［14］ 由于教学内容不同，这两个学校面向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他们不能指望作高官。
此外，朝廷还设立了一所专门学院——弘文馆；它只让皇族成员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15］ 弘文馆的前身是太宗在高祖时期建立的文学馆；弘文馆与文学馆一样，也有一个另外的职能，即充当太宗个人的咨询机构和秘书处。它也是后来具有同样职能的几个机构的先驱，这几个机构是武后时的北门学士、玄宗时的集贤院，尤其是翰林院；翰林院的成员自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以来成了重要的政治顾问。［16］
随着学校的扩大，几千名学者和学生自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史的讲习。甚至对作皇帝“飞骑”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员讲授经学，如果他们证明有能力，也准许应考。［17］
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太宗不得不下令编纂正统的经籍注疏。太宗命大学者颜师古校订经书本文，638年，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作详细的疏义。642年初稿完成，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续订工作一直继续到7世纪50年代。这些经文和疏义就是众所周知的《五经正义》，它依然保留着权威性，并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18］
史学
经书的标准文本和疏义的产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另一个可与它媲美的学术成就是编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与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19］ 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几个世纪被忽视，不论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作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据，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纪录就是重要的证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历史典型和前例的力量。举史事为例和作比喻是当时讨论政治的普遍形式。
编纂北魏、梁、陈、北齐、北周和隋各朝史书的工作始于622年，但由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务和指导不力，修史工作中断，一直没有完成。629年，太宗建立了一个新的修史组织，以房玄龄负总责，魏徵任主编；它于636年完成了梁、陈、北齐、周和隋朝各史。编修北魏历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纪中叶的初稿，所以放弃了。但这项工作在636年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晋代的历史成于644至646年。 636年修的那些史书中没有大分裂时期诸王朝的志，但到656年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这些志终于完成并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现很多困难。如修新的晋史时，史官必须考虑现存的十八家晋史。在写此后的历史时，梁、陈、北齐的纪录虽然完备，但更重要的北周和隋的纪录则一片混乱。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沉没时损失的。太宗的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这些家族的成员，［20］ 并搜集其他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医生。［21］
修史工作在一个钦定机构中进行，它与成立于629年的一个全新的政府组织——史馆——合作。史馆不仅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还要随时编纂本朝的历史纪录。
国家建立史馆成为中国持续到本世纪的一个长期特征，而且编纂本朝纪录的基本步骤也确立于唐初。［22］ 人们常忽视这一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前此的王朝史虽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编写并利用了国家档案，但它仍是学者的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说是官方修史——成了一个官方任务。同时，历史也成了集体学术项目，它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导下由文学侍从之臣来编写。另一创新之举是建立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励，因为他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他的历史形象。
这种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发展出了一个不受皇帝干预的真正而独立的理想意识；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间关于实录内容不同意见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给国家以歪曲纪录的权力。例如，我们看到官方纪录怎样歪曲了太宗在创业中的作用和隐瞒导致玄武门政变的事实。
图书的搜集和图书馆
622年，隋朝皇室藏书的十之八九在用船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沉没于黄河。劫余所存不过部，总计约卷。高祖和太宗时期都致力于弥补这个灾难性的损失。622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学者们的藏书以充实皇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有20多万卷，学士们用了几年时间把这些书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下令继续搜求珍贵的和古代的书籍，并打算审正珍贵书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购买了一个有名的晋朝学者的藏书，全国各地学者也被鼓励向皇室的图书馆献书。［23］
这些学术项目吸引了官员中一大批学者精英人物参加。有很多参加过修史、解经，并在文学和学术岗位上任职的人，在太宗死后都跻身显要。这样的学术项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拥护。
和佛教僧徒的关系_0220_1［24］
除了官僚阶层以外，最有势力的集团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对他们所加于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制的威胁。
太宗个人对佛教的态度看来是很消极的，他从不像虔诚的隋文帝和炀帝那样大行布施和庇护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认识到疏远佛教团体（尤其是在他还没有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时）的危险性。因此，他作为皇帝的头一个行动就是废除他父亲晚年提出的严厉的反佛教措施。此外，他给佛教以有限的庇护，让僧徒在宫中行佛事，给几千名僧尼以度牒。他还命令寺院给为唐朝战死的人作法会，要他们祈求神灵护卫国家和保证国家的兴盛。但这些措施的终极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质的。皇帝对佛教精神境界的兴趣仅限于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方面。
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示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动的决心。627年，他采取行动以反对一个多年来的积弊，即以非法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段；629年，他下令对非法出家的僧徒要处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年，他成了中国头一个禁止僧尼受亲生父母致拜的皇帝，因为这种举动违反世俗社会的风习。虽然在633年他在佛教徒和他们的有势力的支持者的压力下接受劝告，废除了这个命令，可是这一行动表示了这位皇帝对佛教教义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关心。637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国家主持的一切典礼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还发布了一份攻击佛教的告谕，说它是一个外国宗教，以诡诈和神怪诱骗轻信的群众；又说，粗浅的佛教教义比不上渊奥的中国传统的道教。同年的第三个措施是颁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个官方管制僧徒行为的世俗法律体制，而以前僧徒仅受体现“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纪律的约束。639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遗教经》中规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这部经据说是阐述佛临死时的教导。这个命令严格限制僧徒参与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务，并以皇帝给予法律力量的宗教戒律来补“道僧格”之不足。
虽然以这些正式的措施控制僧徒和限制僧徒的世俗活动，但太宗无意消灭佛教。他继续让僧徒为两个虔诚的隋代皇帝作忌日法会，并在634年命令把长安的一座宏伟的弘福寺献给他自己的母亲，以作纪念。太宗本人也参加寺中法事，并郑重地对僧徒说明，他对道教的尊崇是必然的，因为皇室李氏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
但这些调和姿态是表面上的，太宗对僧徒和佛教基本上没有好感，迟至646年太宗还指责佛教是庸俗而无益的信仰，它过去迷误了许多帝王，而且用许伪愿的办法欺骗人民。
与太宗关系最密切的僧徒是伟大的朝圣旅行家玄奘（600—664年）。玄奘在629年离开中国，在印度生活了 15年之后于 645年回到中国。玄奘回国后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负责翻译瑜伽学派（即中国所谓的法相宗）的主要经典。佛教史料强调太宗非常看重玄奘，并指出这种感情来自皇帝个人的信仰。
但没有迹象表明，太宗对玄奘的兴趣是由于后者倡导了新教义。他感兴趣的是，玄奘是唯一对印度和中亚的地理、风俗、物产和政治等方面有知识的人。太宗确曾劝过玄奘还俗，在朝廷作官。此议虽不果行，但玄奘却被说服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从事他的繁重的译经工作，而皇帝则对此提供优厚的津贴。
玄奘有三年没有再见到皇帝。649年，在太宗死前不久，玄奘曾陪伴太宗到避暑离宫。据说太宗以未能早遇玄奘以弘扬佛法为憾事。太宗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是可疑的；如果说过的话一定是临终时的皈依，因为此话和太宗毕生对佛教组织与佛教教义的敌视态度是格格不入的。1
对外关系
汉代曾短期地控制东起朝鲜北部，西至塔里木盆地西边，南到越南北部的一大片领土；自此以后继续兴起的王朝都梦想恢复这个泱泱大帝国。隋代在几个世纪的大分裂以后已开始恢复汉帝国的疆域，只是由于内乱才中断了这一尝试。太宗平定中国后，第二步就想以臣服周围国家的方法来推行隋代对外进取的未竟之业。
当太宗初期，唐朝的经济力量还很弱，所以他听从顾问们的劝告不轻用武力。因此他对很多邻国采取怀柔政策，有时以下嫁公主（实际上不是皇帝自己的女儿）的手段进行和亲，［25］ 有时以外交手段破坏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但所有这些情况很快就变了。630年，从前的北亚霸主东突厥汗国的灭亡在北部边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并且除掉了中国外部的最大威胁。这个新形势，加上国内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给太宗提供了一个执行大规模对外扩张政策的机会。
东西突厥
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在于平服东突厥，完全消灭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而从此改变了北亚的整个均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太宗成功地把唐和突厥的关系彻底翻了过来。高祖当时曾向突厥称臣，现在却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了天可汗，即成了所有突厥人的君主。
但太宗成为天子后初次和东突厥的冲突并不太顺手。626年阴历八月末。太宗取得皇位后才几个星期，隋末残存的最后一个叛乱者梁师都劝说突厥入侵中国，显然是想利用玄武门之变后太宗支持者和他两个被杀兄弟的支持者之间出现的不和。东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在位时期620—630年）和他侄子突利可汗于是联合他们的兵力，率领一支据说有十万人的军队取道泾州（在长安西北约75英里）侵入现在的陕西省，抵达京师西十多英里的渭河边。泾州的守将是罗艺，他和被杀的太子建成关系很好，突厥所以能这样快地进逼京师，表明他可能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26］
据传统说法，这时太宗用了一条计谋，把颉利可汗和他的主力军隔开，并以他的一小支人马把可汗包围，然后劝诱可汗讲和。按照传统习惯，在渭水便桥上杀白马为盟以后，据说突厥就退兵了。
但有证据表明，太宗不仅没有俘获突厥可汗，而且被迫送给突厥大量财宝以求退军。有一条史料说，太宗听从他的将领李靖的“空府库”的劝告，以求突厥退军；以后太宗无可奈何地提到此事时说它是“渭水之辱”。［27］
但此后不久，东突厥的势力急遽下降。627年，臣属于突厥的薛延陀、拔野古、回纥等起兵反抗突厥的统治。同年的较晚时期，突厥境内遭大雪灾，大部分牲畜死亡，从而引起了可怕的饥荒。628年，突利未能镇压反叛的种族，颉利就把他囚禁并处以鞭笞。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引起内部不和的另外的原因是：颉利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作行政官员，随之便产生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
突利被释放之后就秘密计划谋反；他致函太宗要求许可他来长安。628年阴历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请求唐军援助。太宗决定不干预，认为如果他袖手旁观，突厥就会被内讧搞得四分五裂。可是太宗确想利用这个机会与梁师都算老帐，后者此时占据现在陕北的河套，而突厥人也已不能保护他。628年春，唐军包围了梁师都的营帐，梁师都为自己的部下所杀。
太宗又以册立近来反抗东突厥统治的各部所选出的新首领为可汗的办法，进一步削弱了颉利的力量。新可汗毗伽承认唐朝对他的宗主权，也向唐朝进贡。很多以前臣属颉利的部族，都转向了新首领毗伽可汗。
到了629年，颉利竟处于这样的困境，以致这年的后期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太宗不理会他这一姿态，此时他相信胜利已经在握，就派遣十多万大军在李世?、李靖的率领下出征颉利，颉利的营帐这时设在戈壁（大漠）南部，被唐军攻取，同时杀死许多人畜。颉利起初逃走，但在630年初他被唐军追获，押送到长安，当了政治人质了却余生。
630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这个称号含有最高宗主权和仲裁他们之间纠纷的权力的意义。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此举结果产生了一个正式的政治体制，［28］ 但这个意见很不可靠。不过在长安举行的颂扬天可汗的典礼却非常隆重，同时中国人还充分利用了这个称号，因为他们认为它体现了——不管实际含义为时多么短暂——中国和突厥的命运的完全逆转。
关于如何处理东突厥灭亡后的遗民的政策，朝廷出现了一场经久而热烈的辩论。太宗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决定把突厥遗民安置在河套南部的中国境内。其部落应拆散，使之散居在中国的各个州县从事农业；同时他们要接受中国文化的“文明影响”，以便最后失去自己的文化特性，永不成为中国的威胁。
许多朝廷中的名臣，其中包括颜师古、魏徵、李百药等有名儒家学者，都反对把突厥人引进中国，特别是反对把他们安置在京师附近的地区，因为突厥的本性决不能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也不会受中国文化价值的影响。他们建议不如把突厥人安置在他们的草原故土，但在政治上分裂他们，以使他们不可能对唐构成军事威胁。［29］
皇帝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决定把突厥遗民安置在中国境内，大约十万人分布在从河北到今之陕西的中国边境。最后大约有一万人到长安定居，他们的几个部落首领被封为唐朝的将军。
和卓柴达木的8世纪的突厥碑文详细地描述了被征服的突厥人的命运：［30］
突厥贵人的子孙沦为了中国人的奴隶，他们的清白的女儿下降到奴婢身份。贵人放弃了他们的突厥封号，接受唐朝的封号，臣服于中国可汗，为他尽力奉职50年。对于他，他们曾远征到东至日出外西至铁门关。但他们把他们的帝国和政府机构都献给了中国可汗。
太宗得天之助，消灭了东突厥帝国。他在鄂尔多斯和今内蒙古的边境建立了强固统治之后，开始对西突厥使用同样的分裂和征服政策。这时，他又大大得益于近来破坏突厥政治统一的严重的内部分裂。当东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屡次威胁中国的时候，西突厥正专心经营西方：它和拜占廷帝国联合，压迫波斯。高祖曾想和西突厥结好，用东西两方夹攻的方法威胁东突厥可汗。但东突厥越衰微，西突厥越强盛。到了太宗时期，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统辖有东自今甘肃省长城西端的玉门关，西至萨珊王朝的波斯，南至克什米尔，北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630年，统叶护所属的一个部落叛乱并杀死了他，西突厥帝国因而崩溃。634年，西突厥沿着伊塞克湖和伊犁河分裂成由两个集团控制的西、东两个联盟，它们分别是弩失毕和都陆。
太宗巧妙地利用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以保持西突厥内部的不和。641年，他册立统治西部联盟的沙钵罗叶护可汗。作为对此事的反应，西部突厥帝国东部联盟的统治者都陆可汗（在位时期638—651年）很快地入侵在他的对手统治下的几个中亚绿洲，不久，又用计刺杀了沙钵罗叶护可汗。旧西突厥汗国再度统一以后，都陆可汗拘留唐使臣，并入侵甘肃的中国边境。
642年，西突厥内部的几个部落不满意都陆可汗的统治，派使者到长安，请求另一个可汗作他们的统治者。太宗抓住这个机会，又册立了另外一个新可汗，乙毗射匮。结果，都陆可汗很快失去了他所属的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罗国。乙毗射匮可汗遣贡使到唐朝请婚，以加强他和中国的关系。太宗默许了他的要求，条件是要他割让五个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给中国作聘礼，其中的龟兹（库车）、于阗（和阗）和疏勒（喀什噶尔）大概不是可汗给的。［31］ 总之，太宗已经着手要以武力征服这个地区了。
中亚绿洲
随着西、东两突厥帝国的衰微和灭亡，太宗有可能对塔里木盆地的诸绿洲王国建立中国的宗主权，其中有些王国的居民是印欧语民族。这些绿洲的灿烂文化是受伊朗、印度、阿富汗和中国诸文化的影响而培育成的；诸绿洲对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中亚、波斯、东罗马帝国的商人通过这条路到达中国；因此，对这条路的控制是唐帝国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
头一个归顺唐朝的大绿洲是最靠近中国的、温暖而富饶的高昌（喀喇和卓），它位于今新疆省东部的吐鲁番附近。它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比其它绿洲国家更多。自498年以来，高昌国由其祖先（可能是中国人或半中国人）麴氏王朝统治，但到7世纪初期它已高度中国化了。当隋代和唐高祖时期，高昌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下，但630年随着统叶护可汗之死，它日益处于东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的势力之下。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和他的王后一同到唐朝，受到盛情接待。
可是麴文泰回国几年后，他开始封闭丝路，这是由于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个深刻的政治变化。636年，阿史那社尔决心到长安作唐朝的将军。自638年以来，阿史那社尔在高昌的统治地位被西突厥东部联盟的首领都陆可汗所取代。由于都陆的支持，高昌王才敢于藐视唐朝。从西方带着货物往长安的商人不能继续前进，高昌以西各国的贡礼也被截留。［32］
由于这些困难，638年太宗准许高昌西南的另一个绿洲小国焉耆（喀喇沙尔）另开一条横越沙漠到中国边境的南路。麴文泰于是联合西突厥攻击焉耆和另一个绿洲小国伊吾（哈密），后者位于高昌之东，为通往长安的必经之路，近来改变它对西突厥的效忠而转向唐朝。太宗命麴文泰作为一个藩臣亲自来朝，但麴文泰置之不理。638年阴历十二月，太宗命侯君集率军远征高昌。起初麴文泰把唐军会跨越这么广大的沙漠地带远征他的王国当作可笑的念头，但他没有料到侯君集的坚毅精神，当他听到唐军已近在眉睫时，据说他惊恐而死。西突厥曾应允高昌，如果后者遭到进攻就给予援助，于是派出一支援军，但在唐军到达时援军竟转头逃跑。640年阴历八月，麴文泰的儿子高昌新王举国向侯君集投降。
太宗决心把高昌并为中国的一部分。［33］ 魏徵和褚遂良二人极力反对中国直接统治这个绿洲王国，因为它离中国太远，需要很多中国部队驻守，在征集戍兵和供应上都有困难。魏徵坚决否认这个地方的归并能使中国得到任何实利。［34］ 但太宗对这个劝告置之不理。高昌成了中国的一个州——西州，其后不久，唐在那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以治理周围地区。都护府兼管文、武两方面的事务，使用中国文官而由一支常备军支持。它是太宗及其继承者所建立的几个治理承认中国权力的外国民族的机构中的头一个。［35］ 它所辖的区域从甘肃极西的敦煌（沙州）直到西面的焉耆边境。
受印欧文化影响的焉耆，自632年以来就是唐朝的朝贡国，可是它很快因中国在紧靠它的、相距不到100英里的西州设立都护府和驻军而不安。因此它和西突厥联盟并停止向中国朝贡。结果，在644年后期，安西都护郭孝恪出征焉耆，俘虏了国王，打败了西突厥的援兵。于是焉耆恢复了对唐朝的朝贡关系。648年，焉耆国王被他的一个从兄弟推翻，当时为唐朝效劳的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再度侵入该国，另立了一个王室成员作国王。新国王恭敬地
自称是一个忠于唐朝的藩属。
不仅焉耆感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势力威胁着中亚。它的西面是龟兹（库车）绿洲，龟兹是塔里木盆地所有王国中受印欧文化影响最深的绿洲。国王苏伐虽然名义上是唐朝藩臣，却援助了644年焉耆的反唐叛乱，停止向唐朝纳贡。648年，阿史那社尔在处置焉耆后，就进军攻占龟兹的都城，将龟兹置于安西都护郭孝恪统治之下。以后不久，龟兹的残余势力联合西突厥部落夺回国都，杀死郭孝恪。但阿史那社尔的军队很快重占该城；在另外五个龟兹的大城陷入他手之后，其余的城也都投降了。多名降服的居民死于刀下，作为对郭孝恪之死的报复。焉耆和龟兹的征服对中亚的印欧文化和文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36］
这些国家的臣服意味着唐朝统治了几乎全部塔里木盆地，因为有三个西部绿洲国家在几年以前已经自愿臣服于唐朝，它们是：疏勒和于阗（632年臣服），莎车（叶尔羌，635年臣服）。649年初期，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从高昌西移到龟兹，建立了归它节制的龟兹、疏勒、于阗和焉耆四镇，从而控制了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和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伊塞克湖周围的地区。［37］
吐谷浑和吐蕃
青海湖周围地区和今青海省的黄河源头是吐蕃化的鲜卑族——吐谷浑——的故乡。隋炀帝在608年曾把他们从故乡赶出，但当隋末国内大乱时，吐谷浑趁中国衰弱又恢复了他们的旧领土，并再次侵袭中国西北边境的诸州。唐朝兴起以后，吐谷浑可汗伏允曾率兵帮助高祖攻击甘肃的“叛乱者”李轨；高祖把伏允的儿子、被炀帝扣在中国作人质的伏顺送还，作为报答。此后，吐谷浑和新王朝继续保持比较亲切的关系，直到634年他们的使臣在从长安朝贡后的归途中掠夺中国边境时为止。唐太宗命年老的伏允可汗亲自到唐朝，但伏允未予置理。结果，可汗的一个儿子与唐“公主”的婚约被取消，吐谷浑于是入侵中国西北边境以图报复。
634年后期，太宗大兴问罪之师，命李靖和侯君集率军进攻吐谷浑。五个月以后，唐军多路分兵西进，经过几百英里的荒无人烟之地，在青海湖东北黄河源头附近追及吐谷浑，几次战败吐谷浑军，并俘获其贵族多人和几十万头牲畜。但伏允可汗经过沙漠逃往于阗。唐军紧追不舍，但他未被捕获，最后被其士兵所杀，或者自杀身亡。
伏允之子伏顺为伏允嫡妻所生，过去因在隋朝作人质而没有被立为太子。这时，伏顺废了原来取代他的太子，自立为君，举国投唐。太宗认为伏顺成长于中国，易受唐朝的政治影响，因而满意地承认他为新可汗。
但吐谷浑的政局依然不稳定。高度汉化的伏顺得不到他本国人的支持，继续要求唐军帮助以维系他摇摇欲坠的政权。尽管有中国的帮助，但在635年末，伏顺被他的下属所杀；在太宗朝余下的时间里唐军多次进入吐谷浑境内以图稳定政局，但是迄无成效。［38］
虽然中国显然对这一事情不甚了了，但吐谷浑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扩张中的吐蕃联盟的日益加大的政治压力；7世纪30年代以来，吐蕃一直在蚕食吐谷浑的属部。
直到隋代，吐蕃是被许多凶猛好战的部落所占据，它们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土波、土鲁波或最常见的通称吐蕃，他们之间内战不息。但在六、七世纪之交的时候，吐蕃的中、南部诸部（拉萨周围）在一个首领论赞索的统治下统一起来，论赞索的儿子松赞干布（在位期为605？—649年）成功地把全吐蕃统一成一个紧密的联盟。
到了唐初，吐蕃人把领土从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扩张到南山山脉，还从克什米尔边境扩张到四川的边缘。在高祖时，吐蕃已开始对中国西北边境施加压力，在623年，又侵犯陇右道（甘肃）边境的一个州。634年，它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并派使臣进贡。这是整个唐王朝时期约100个这类官方和非官方使团中的头一个。
几年以后，吐蕃王松赞干布听说唐朝的“公主”们曾嫁给突厥和吐谷浑的可汗，他也因此要求同享这种荣誉。不幸的是，太宗因低估了吐蕃的力量和侵略性而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吐蕃进攻四川西境的松州，在唐军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把他们赶走之前，他们以强大兵力围困了松州数日。这次进攻虽然被打退了，可是中国也认识到了必须和这个可怕的新邻国周旋，所以当641年松赞干布再次请婚时便立即应允。［39］
这次和亲带来了中国和吐蕃此后20年的和平关系；吐蕃在此时期逐渐巩固了它已占有的吐蕃文化区，并发展成为一个直到9世纪中叶都是中国最成问题的邻邦。虽然经历了 640和 641年的事件，太宗的朝廷对中国西部边境这个新威胁的程度之大还无所体会。
薛延陀
薛延陀是铁勒15部中最强的一部；铁勒为突厥民族，原住今新疆北部（准噶尔）的乌伦古河和塔尔巴哈台流域。［40］ 太宗初年，薛延陀和另一铁勒属部回纥起兵反抗它们的统治者东突厥，并集合铁勒的其余部落，由它们共同控制。如上所述，这次叛乱是唐朝征服东突厥的一个有利因素。
东突厥遗民被安置在中国北部边境以后，薛延陀占据了从鄂尔多斯到鄂尔浑河的原来东突厥的领土。
641年，突利可汗的一个弟弟企图行刺皇帝（太宗），于是唐朝想把突厥人遣回他们的游牧故地。但薛延陀坚决反对他们回来，又把他们赶回中国。后来，太宗又把突厥人迁到长城以外，这只能使薛延陀攻击他们，并开始经常袭扰中国边境。
薛延陀可汗是个暴君，臣民都痛恨他。645年，回纥人发动了一次针对他的起义，太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不仅要消灭薛延陀的力量，而且要消灭所有的铁勒部落的势力。唐朝、突厥及其他非中国民族的联合大军刚一到达，薛延陀可汗就逃走了，后被回纥部民杀死。一旦薛延陀的新可汗向唐朝称臣，其他铁勒部落也纷纷效法。646年秋，太宗到长安之西受降并接受它们的贡礼，同时刻石立碑，亲自作诗纪功。
高丽
隋炀帝三次试图征服这个朝鲜的王国高丽未遂，并在征讨过程中毁灭了他的大帝国。几次战争也使高丽蒙受严重损失，战争的疮痍到618年高丽婴阳王（在位时期590—618年）死去和异母弟荣留王（在位时期618—642年）继位时还没有痊愈。高丽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建立新王朝同时，所以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恢复。619年，高丽再度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忠诚地向唐朝纳贡。过了三年，荣留王接受高祖的建议，交换双方在隋代远征时的俘虏。高丽共遣返了约一万中国战俘。［41］ 但很多中国人在隋末大乱时逃到朝鲜避难，在遣返战俘后，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留在高丽。在7世纪20年代，高丽谨慎地沿辽河西岸建造大量堡垒，以防中国人再度进行可能的入侵。这条防线用了大约十年的工夫才完成。
唐朝和高丽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要谨慎行事。高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忙于平定国内叛乱，中国的经济还没有从十年内乱中恢复过来，唐朝还没有任何能力进行对外冒险。而高丽则希望有一个和中国持久友好的时期，以便收复在抗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所夺去的领土。
可是随着太宗对唐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恢复，隋炀帝在高丽的灾难性失败对太宗来说逐渐变成了一个难以忘怀和带挑战性的问题。到了641年，太宗公开对朝廷说，高丽在汉武帝时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唐朝从陆、海两方进攻，高丽可能再度被征服。［42］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年，他似乎已采取了一个实际步骤，即派职方部郎中陈大德侦察高丽的军事势态和防御工事，作为唐朝进攻的第一步；职方部为负责收集情报，测绘边区地图和维护边境防御设施的中央机构。
一个对高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在642年出现的，当时长安得到消息说，负责沿辽河修筑堡垒并以对中国强硬闻名的泉盖苏文，在高丽朝廷的党派斗争中获胜，并在发动的一场政变中杀死了荣留王（他名义上是唐朝的藩臣）和他的一百多支持者，泉盖苏文立荣留王的弟弟大阳王之子宝藏王为新王（在位时期641—668年），自立为军事统帅——大莫离支，执行更加摆脱中国影响的独立政策。
太宗虽有了干涉高丽的足够理由，但还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提醒他的朝臣，进攻高丽的不可缺少的基地东北平原，仍遭受着20年前内乱所造成的经济破坏。
可是不久，朝鲜发生的几件事迫使他摊牌。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3年的后期，声称是中国藩属的新罗报告唐朝说，高丽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攻击新罗，并切断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太宗用外交手段阻止高丽侵略新罗的行动无效，泉盖苏文甚至拘留一个唐使。太宗于是决定亲自征讨这个犯上的国家。
出征高丽的计划在太宗的大臣中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不禁回想起隋炀帝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太宗最亲密的顾问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远征，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亲征。唯一似乎赞成入侵朝鲜的宰相是太宗最有权势的大将李世?；他提醒朝廷，由于以前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敌人，以至它后来悔恨不已。
尽管朝臣们反对，太宗还是决心实行自己的计划， 644年秋，开始精心准备远征。大部分军队被调到东北，一部分军队奉命探测高丽在辽东的防御。建造了400艘船往东北运粮。几个月以后，太宗前往洛阳，那里是他到前线的第一站。他在洛阳召见并询问了以前的隋朝官员、曾参与过隋炀帝进攻高丽的郑元?。虽然郑元?告诫太宗，唐军将遇到供应上的困难，并且事实证明，高丽具有守城能力，但太宗依然充满胜利的信心。［43］
太宗在洛阳向全国发布了一份诏书，宣告讨伐高丽的道义上的理由：泉盖苏文是个弑君者和专横暴虐者，他侵略忠诚的中国藩属新罗，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实际上，太宗所以念念不忘高丽可能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唐王朝要完成隋炀帝的未竟之业和收复中国的旧疆这种雄心壮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战略上的考虑也起了作用，因为出现了高丽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危险，而中国的利益在于保持朝鲜分裂，防止它与东满洲的靺鞨或与日本联盟。此外，太宗在643年的继位争论（见下文）后碰到了严重的个人危机，因而感到有必要离开朝廷亲自行动。
645年春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直趋辽东，［44］ 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人分乘500只船从海道出攻高丽首都平壤。在开始时，一切顺利。在辽东获得鼓舞人心的进展，阴历五月，唐军攻克了曾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从而使进展圆满结束。辽阳是在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横越辽河沼泽地带的堤道后攻下的。［45］ 但看来太宗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放下辽东的不很重要的目标而深入朝鲜半岛占领平壤。太宗可能想依靠海上入侵去占领这个目标。但看来他这个计划失败了，中国史料对其结果几乎始终没有提及。
在辽东，太宗的军队被阻在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经过两个月的无效进攻之后，太宗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朝鲜的严冬，不得不命令撤军。即使这样，在归途中唐军还是遭到大风雪的袭击，死了几千人，整个远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太宗讨伐泉盖苏文的失败，使后者对中国更加傲慢。他开始拘留唐使并重新入侵新罗。647年初，太宗再度进攻高丽。和以前一样，唐军在牛进达和李海岸统率下取得一些进展，甚至在一次大战中战败高丽军，但结果还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位皇帝依然决心与高丽周旋到底。647年的晚期，太宗命令四川及其以南诸道建造庞大的舰队，准备大规模入侵高丽。记载太宗晚期的史书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地区民众的苦难，他们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建设海军，承担了沉重的劳役和繁苛的赋税。648年，四川甚至发生一起小叛乱。［46］
648年阴历六月，太宗宣称将在次年以30万大军彻底粉碎高丽。甚至他的老朋友和顾问、宰相房玄龄临终时恳求，请他放弃这次消耗国力的和师出无名的远征，他也没有听从。［47］
当第二年太宗去世的时候，以打击他的可恶敌人为目的的决定性远征尚未发动起来，他所尝到的唯一一次大失败的苦果尚余味未尽。
征服高丽的惨败虽给太宗本人蒙上一层阴影，但几乎没有削弱唐朝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住在中国极北部（可能是在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乌拉尔东部的赤发碧睛身材高大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结骨、黠戛斯）族，开始源源不断地向长安进贡。远在中国之西的国家也遣使前来。638年，波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也派遣他的儿子卑路斯到长安，可能是请求中国帮助抗击正在侵略其王国的阿拉伯人。太宗没有允许，伊嗣侯和他的王朝因而灭亡。943年，太宗接见拂菻（拜占廷帝国的叙利亚省）王的使臣，据说这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国的使臣。到太宗时，长安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都市。它接待了来自亚洲各国的使臣，居住着许多不同种族的民族，它的学院和寺院也给高丽、新罗、百济、吐蕃和高昌等国的王室子弟提供了学习的机会。［48］
随着大批外国人流入长安，外国货、外国娱乐、外国风俗和外国宗教也同时引进。佛教在这时已在中国长期流行，当然不再是外来宗教，但到太宗时期，由于最有名的中国朝圣者玄奘的返国，佛教与其印度及中亚根源的关系又得到恢复和加强。据17世纪发现的781年立于长安的一块石碑，在此以前不久，景教僧阿罗本（可能是罗本〔reuben〕）在635年曾来唐并受到太宗的欢迎。看来，太宗对这种宗教是喜欢的，所以下令把阿罗本带来的景教经典译为汉文。
［1］ 《唐会要》，卷46第824页。
［2］ 《唐会要》，卷46第824—827页。
［3］ 《资治通鉴》，卷193第 6089页。
［4］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5—6161页；《唐会要》，卷47第829—830页。
［5］ 《资治通鉴》，卷195第6146页。
［6］ 见642年褚遂良的谏书；《唐会要》，卷47第831页。
［7］ 《帝范》，卷1第3—8页。
［8］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池田温所写的一章；此外还可参考竹田龙儿：《关于贞观氏族志编纂的一个考察》，载《史学》，25.4（1952年），第23—41页。
［9］ 《新唐书》，卷95第3842页。
［10］ 《新唐书》，卷172第5205—5206页。
［11］ 《文献通考》，卷29第276页；《太平御览》，卷629第1页。
［12］ 《唐会要》，卷66第1157页。
［13］ 《唐会要》，卷35第633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页。
［14］ 《旧唐书》，卷3第42页；《新唐书》，卷48第1267—1268页；刘伯骥：《唐代政教史》（台北，1958年），第93页。
［15］ 《唐会要》，卷64第1114—1115页。
［16］ 关于翰林院，可参考a.比绍夫：《翰林》（巴黎，1964年）。
［17］ 《资治通鉴》，卷195第6153页。
［18］ 关于经学的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麦克马伦所写的一章。
［19］ 关于唐初史学的详情，可参考注3所引之书。
［20］ 《魏郑公谏录》，卷4第42—46页。
［21］ 《旧唐书》，卷191第5096页。
［22］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崔瑞德所写的有关政府制度的一章。
［23］ 《旧唐书》，卷80第2729页。
［24］ 详情可参考《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25］ 戴密微：《拉萨会议》（巴黎，1952年），第1页注2；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史学年报》，2.2（1935年），第28页注19。
［26］ 见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257页。
［27］ 《新唐书》，卷93第3814页；《资治通鉴》，卷191第6019—6026页；王谠编：《唐语林》（上海， 1957年），卷5第152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8章。
［28］ 如见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于《唐代文化史》（台北，1963年），第54—87页。
［29］ 《唐会要》，卷73第1312—1314页；《贞观政要》，卷9第284—287页；《魏郑公谏录》，卷2第8—12页。
［30］ 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诺亚米·沃尔福德英译本（新不伦瑞克，1970年），第92—93页。
［31］ 《旧唐书》，卷194下第5183页；威廉·萨莫林：《12世纪前的东突厥斯坦》（海牙，1964年），第 59页。
［32］ 岛崎昌：《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4（1958年），第 62—83页。
［33］ 《唐会要》，卷95第1702页。
［34］ 《魏郑公谏录》，卷 2第13—14页。
［35］ 关于安西都护，见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36］ 格罗塞：《草原帝国》，第100—101页。
［37］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87—201、243—246页；戴何都：《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第31—32页。
［38］ 加布里埃拉·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
［39］ 《唐会要》，卷97第1730页；《资治通鉴》，卷196第6164—6165页。吐蕃王国不仅要求通婚，还要求能读写汉文的人；吐蕃王室成员被派往长安上国子学。高宗初期，吐蕃还要求派人能传授养蚕、酿酒、造纸和盖碾房技术的技工。
［40］ 以前薛延陀被认为是syr tardush族，铁勒被认为是tolos族，但现在这个说法被证明不可信。关于他们的最早的突厥语名称还没有一致意见。
［41］ 《旧唐书》，卷199上第5321页。
［42］ 《资治通鉴》，卷196第6169—6170页。
［43］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3页。
［44］ 《资治通鉴》，卷197第6214页。
［45］ 《资治通鉴》，卷197第6220页。
［46］ 《资治通鉴》，卷199第6261—6262页。
［47］ 《旧唐书》，卷66第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9第6260页。
［48］ 《唐会要》，卷35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