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家传统地把太宗的统治时期描绘为一个理想的治世，其特色是君臣间的鱼水关系和官僚机构中良好的团结精神。只在一次事件，即643年的继位之争中确实表现出强烈的宗派现象。可是如所有的行政系统一样，太宗的官僚机构也是容易出现紧张关系和内讧的。

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是被近代中国和日本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地方集团的对立。陈寅恪和谷霁光［1］ 都过于重视唐代皇室疏远东北人特别是疏远河北人一事。他们把这种疏远追溯到北魏分裂为北齐、北周的时候，但是对此他们显然是夸大其词。河北确曾有好几年抗拒唐王朝的征服，几乎可以肯定，唐王朝对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这一地区的地方领导是不放心的，因为它阻止了太宗在那里多设折冲府。［2］ 太宗自己对这个地区也了解得很清楚，因为他曾负责平服河北，也不信任这里有叛乱可能的民众。此外，他的被杀的兄弟建成和元吉的很多党羽都出身于东北地区。

但另一方面，太宗曾劝告高祖对这一地区莫为已甚。而且不管他们的怀疑和表面上的态度如何，高祖和太宗都起用过很多东北家族的人作高官。即使高祖在太原起义时的武臣幕僚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出身于东部的河北和河南两道。［3］ 排他的东北贵族精英集团（山东四姓）的成员之一崔民干，作过高祖的门下侍郎；看来这是特意在其他地区（其中包括东部平原）出身的人与西北地区（关陇）出身的人之间搞平衡。还有，他为女儿择婿一事也可以说明高祖对东北地区的人并无过甚的偏见。在他称帝之前，他的年长的女儿们都嫁给了西北贵族成员，在这之后，他的两个幼女却嫁给了河东地区（高祖开始掌权的地区）一个最大家族的成员。4

在唐初的年代太宗在中国东部作战，并长期以洛阳为中心，他引用了很多东北平原出身的人作幕僚。在626年玄武门之变以前，当高祖命他回洛阳以便把他和他的弟兄们分开时，太子建成反对，理由是世民的党羽都是山东人，一旦他被遣返洛阳就不会再回朝廷了。［4］ 627年，魏徵被派往东北地区作协调当地领导人和唐朝关系的工作。太宗即位后，继续从全国各地招用他的高级官员，以防止任何一个地区集团控制主要的行政部门。［5］

太宗对社会地位优越的山东贵族门阀（四姓）有众所周知的反感，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反感不是针对它们的籍贯——不管怎么说，这样家族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形成一批京畿的社会精英——而是针对它们的自高自大，排斥别人和自以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现。没有确凿的事实说明太宗对这个小小的——虽然是极有势力和影响的——集团的反感竟然发展到针对以此地区为其传统势力基地的所有人们的程度。

最后，事实不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经失去了他们在朝廷的绝对优势，高级官僚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它还清楚地表明，高官的籍贯和地区性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没有起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的尖锐对立都不是由于有关高官们的籍贯不同；的确，在某些与东部诸道有关的问题上，东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张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故乡。但也很显然，太宗非常了解这种地区性集团的严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警觉；他似乎有意避免实行针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政策。

但是，这种地区利益看来并没有给任何长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础，也没有产生地区性派系。［6］ 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曾把朝廷分裂成长期的派系集团；相反，这时期的政治界线并不泾渭分明，政治上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是在643年随着继位问题产生的尖锐分歧才使宗派主义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没有严重干扰政治的进程。

［1］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第75—78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年），第19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1936年），第197—209页。

［2］ 见下文；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年），第142—158页；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1968年）。

［3］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15页之表。

［4］ 《资治通鉴》，卷191第6004页。

［5］ 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 1973年），第87—120页。

［6］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上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