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锦

自从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周礼》、《礼记》做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仪礼》记的是冠、婚、丧、祭、饮、射、燕、聘、觐的具体仪式；《周礼》是通过记述三百多种职官的职务，从而展开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设想；而《礼记》的内容则侧重于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西汉时只有《仪礼》取得了经的地位，而有关礼的一些“记”，仅是《仪礼》的从属性的资料。王莽执政，《周礼》列为官学，被视为经典，东汉时期虽排之于官学之外，而已传习于世。汉末《礼记》独立成书，此后讲习“礼记”的渐多，到了唐代，开始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从汉末到明、清，就“三礼”来说，《礼记》的地位起来越高。尽管《仪礼》、《周礼》两书的体例比较完整，而《礼记》是部没什么体例可言的儒学杂编，取得经典地位也最晚，但从对社会、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来说，《礼记》远比《仪礼》、《周礼》为大，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第一节 《礼记》的编定及其历史地位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这是传统的说法。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

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内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藏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扎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第二节 《礼记》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由郑玄作注而能够传世的《礼记》，共收四十九篇文字。目录是：《曲礼上》第一，《曲礼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问》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礼运》第九，《礼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内则》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丧服小记》第十五，《大传》第十六，《少仪》第十七，《学记》第十八，《乐记》第十九，《杂记上》第二十，《杂记下》第二十一，《丧大记》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义》第二十四，《祭统》第二十五，《经解》第二十六，《哀公问》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闲居》第二十九，《坊记》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记》第三十二，《缁衣》第三十三，《奔丧》第三十四，《问丧》第三十五，《服问》第三十六，《间传》第三十七，《三年问》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壶》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学》第四十三，《冠义》第四十三，《昏义》第四十四，《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射义》第四十六，《燕义》第四十七，《聘义》第四十八，《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有专记某项礼节的，体裁跟《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

有专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份别解释《仪礼》中《土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跟《仪札》关系最为密切。

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

有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王制》、《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等篇。

有侧重记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就是。

有记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等，这些篇大都是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

有结构比较完整的儒家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

此外还有授时颁政的《月令》，意在为王子示范的《文王世子》。

以上所列并非科学分类，只不过想通过它粗略地反映各篇的性质。

《礼记》是部儒学杂编，里面包含儒家的思想史料相当丰富。研究早期儒家思想，需要读《论语》，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读《礼记》了。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

从《礼记》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儒家对人生的一系列的见解和态度。《王制》、《礼运》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礼运》展示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

《礼记》有不少篇章讲修身作人的，象《大学》、《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资料。专讲教育理论的《学记》，专讲音乐理论的《乐记》，其中精粹的言论，至今仍然有研读的价值。

《曲礼》、《少仪》、《内则》等篇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贵族家庭成员间彼此相处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些细节极为繁琐、迂腐、呆板、缺乏生气，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借鉴的。读了这些篇，我们可以知道，说中国是个文明礼义之邦，绝不是个空泛的赞语。

《礼记》关于丧祭之类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类文字有四大特点：琐碎、枯燥、难懂、远离今天的生活。可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宗法制度的人们来说，实是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对《仪礼·丧服》的补充和说明。

《礼记》中还有不少专篇是探讨制礼深义的。这类文章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举例来说，《昏义》是解释《昏礼》制定意义的专篇。一开始就解释为什么要重视婚礼，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长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礼节。从而得知，结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儒家并不着眼于当事男女的幸福，而是：一，密切两个家族的关系；二，男方死去的祖先，有人祭祀了；三，传宗接代。儒家认为，结婚只能是家族中的一件庄重的事，不是个人的美事。传宗接代意味着新陈代谢，这样，做人子的不能无所感伤，所以《郊特牲》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郑玄注说“序犹代也”。

此外，儒家对各种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等等，在《礼记》中也都有一套解释。显然，研究这些都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有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起消极作用的部分，如全力维护等级制度，顽固宣扬男尊女卑等等。这些，在《礼记》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

总之，《礼记》是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第三节 《礼记》的读法及其参考书

读《礼记》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正文和郑注上。不要喧宾夺主，就是说，不要忽视正文、抛开郑注而花很大精力去看其它的注解书籍。

读《礼记》应该把四十九篇文字分成几大类去读。篇章性质相近，资料范围相同，就更容易索解。

读《礼记》应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按前面粗略的分类来说，可以先读那些文字比较通畅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其次读有关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等篇；其次读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篇；其次读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礼器》、《郊特牲》等篇；其次读记载生活日常礼节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最后读那一批有关丧事丧服的。

读《礼记》要孤立难点。比如每读一篇，凡看不懂的正文、郑注，或对郑的注解有所怀疑的地方，都一一标出。等读完一篇后，回过头来，再看《礼记正义》或其他注解书。《礼记》文字比《易经》、《尚书》、《仪礼》好懂些，每篇通过郑注仍看不懂的地方，一般说来不会很多。把一些难词难句集中起来，用有关注解书、工具书解决，这是比较省力省时的办法。

五十几年前，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中，对读《礼记》应该注意些什么，提出了很有指导意义的意见。现摘录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他说：

第一、记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辞，不可轻认为历史上实事。即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旧，大抵属于当时一部分社会通行者半，属于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极谨严的态度观之。

第二、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已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实皆附之于孔子，立言亦每托孔子以自重，此其-。“子”为弟子述师之通称，七十子后学者于其本师，亦可称“子”。例如《中庸》、《缁衣》……或言来自子思子，则篇中之“子”亦可认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即使果为孔子之言，而展转相传，亦未必无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部《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须审择也。

他还强调指出：

当知此丛书并非一人一时代之作，其中各述所闻见、所主张，自然不免矛盾。故只宜随文研索，有异同者则并存之，不可强为会通，转生轇轕。

应该说，梁氏的这些意见，对《礼记》的读者确实是十分有益的提醒。

除郑玄的《礼记注》之外，注解《礼记》的著作还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杭世骏的《续卫氏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宋以下的这些注解书，卷帙浩繁，也不够精审，不必通读。十三经中唯《礼记》一种，清人没有作新疏，清人关于注释《礼记》的著作，从总的情况来看，还没有超过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所以说，读《礼记》的注解，还是应以郑玄的《礼记注》为主，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为辅。其他著作只能算是参考书籍，聊备翻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