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童年丧父，家贫无所资，藉舌耕以奉母，及制举之业不获售，遂习岐黄之术于倪先生之门。所授书有《药性》、《全生集》、《明医指掌》、《伤寒五法》，并诸方歌诀，以为道在于是。二十三岁即悬壶，治病颇效，多有称许者，然循方投药，究未能刻期应验。甲辰岁，余年二十有八，七月中旬，患痢甚笃，延时医延医，药日投而病日剧，月余不得愈，遂不服药，至仲冬而痢方止。因叹曰：医之不可为也，医治我若是，我治人想亦若是。以医觅利，草菅人命，谓天理何？其时隐庵张先生开讲经论，遂往学焉，得究观《伤寒》、《金匮》、《神农本经》及《素问》、《灵枢》诸书，朝夕参究，始悔前之所习，皆非医学之根源。隐庵先生，亦以针芥之投，无微不晰。如是者十年，岐黄至理，虽未能窥其堂奥，而论证施治，已不同于往昔之见病治病，执风痰、气火、感寒、停食之说，遂循方而投药也。故每遇一证，必究其本而探其原，处方用药，不同流俗，因是人咸谓余偏执。嗟嗟！人命攸关，余岂故为离奇而偏执耶？夫只阅方书，不明经论，知其外，不知其内，则视余诚偏矣；以药试病，中无定见，究其末，不究其源，则视余诚执矣。盖医理如剥蕉心，剥至无可剥，方为至理；以至理而论病，则大中至正，一定不移，而岂偏执之谓哉？余观经论之暇，每阅分门别类之方书，皆医门糟粕也。即如《薛氏医案》、赵氏《医贯》、《医宗必读》、《裴子言医》等书，亦皆方技之颖悟变通，非神农、轩岐、仲景一脉相传之大道也。方书有云：不知十二经络，开口举手便错；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病有标，复有本，求中标，只取本，治千人，无一损。此言甚善！余因及门进论，着授《医学真传》，以示正道，以斥旁门，而使学人之不可不慎也。余何敢与世争名哉？亦俟知我者之不罪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