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务卷八
【原文】
中流一壶，千金争挈。宁为铅刀，毋为楮叶。错节盘根，利器斯别。识时务者，呼为俊杰。集“经务”。
【译文】
渡河中程卖一壶酒，大家都会出高价。宁可做拙钝的刀子，不要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玩物。碰到盘根错结时，才能分辨工具的利钝。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
320、刘晏
【原文】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
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紝，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车免，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冯述评］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边批：名言。］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冯述评］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译文】
唐朝人刘晏（曹州南华人，字士安）任转运使的时候，适逢唐朝藩镇割据，内战不断的时节，所有的军事费用都靠刘晏来筹措办理。刘晏事业心很旺盛，又富机智，善于变通，处理国家的财政事务非常得心应手。
他曾经用高价招募擅长跑步的人，到各地去查询物价，互相传递报告，虽是远方的讯息，不过几天就可以传到，因此食品百货价格的高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刘晏低价买进，高价售出，不仅国家获利，而且远近各地的物价也因此控制得很平稳。
刘晏认为君王爱护百姓的表现，不在于赏赐的多少，而应当使他们安心于耕耘纺织。在税赋方面，正常的年头公平合理的缴纳，饥荒时则加以减免或用国家的财力来济助。刘晏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月详细报告各州县天候及收成的情形。歉收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则会计官在催收赋税时，主动下令哪一类谷物可以免税，哪一些人可向政府借货，能做到各地的百姓尚未因歉收而受困，各种救灾的措施已报准朝廷施行了。
有人责怪刘晏不直接救济人民，只贱价出售粮食物品给人民，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好的医生不会让病人的病情拖到危急的地步才来医救，善于救灾的人不使人民到需要完全仰赖救助的地步。因为救助少则不足以养活人民，若想救助得多则国家的财政会发生困难，国家的财政一旦出问题又必须征收重税，如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另外，在救济时往往容易藏污纳垢，官吏相互狼狈为奸，有办法的人得的多，真正贫苦需要救济的百姓反而得的很少，虽然以严刑峻法来威吓也无法禁止，造成双重的灾害。
发生灾害的地区，所短缺的其实只是粮食而已，其他的产品往往可维持正常的供应，若能低价将这些产品卖出去，交换其他的货品，借政府的力量转运到丰收的地方。或者由官府自用，国家的生计就不会匮乏。或由国家卖出屯积的谷物，分交运粮的单位，转运到各个缺粮的地区，使无力到市集购买的贫困农民，能经由政府的辗转传送，免除饥荒。这样就有双重好处。
在刘晏就任之前，运送关东的谷物进入长安城，因为河水湍急，大抵十斗能运到八斗就算成功，负责的官员也就可得到优厚的赏赐。
刘晏以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等水力各不相同，因着不同的河流制造不同的运输船只，长江的船运到扬州，汴水的船运到河阳，黄河的船运到渭口，渭水的船运到太仓。并在河边设置仓库，辗转接送。从此，每年运谷量多达一百多万斛，可以做到没一点点折损。
还有，州县起初找富人来监督水陆运输，称之为“船头”；主持邮递的叫做“捉驿”，在正当的税收之外还强制索取，叫做“白著”。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课征和劳役，干脆群聚为盗贼。刘晏将船运和邮递事务全收归政府负责，并废除不正常的征敛，人民的困苦才得到解脱，户口也逐渐增加。
［冯评译文］
刘晏经常说，人口多，税赋自然多，所以他理财常常是先养民，可谓是懂得根本的道理。比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洛阳人）与孔仅（南阳人）好得太多了。王荆公只知道理财，而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他也自认为在养民，结果反而多方残害人民，所以比上不如刘晏，比下也不及桑、孔。
刘晏将盐收归政府专卖，税收充作军队与国家之用。他认为官吏多会骚扰人民。所以在产盐的乡邑免除总理盐务的盐官，直接把盐户所煮出的盐，卖给商人，任随他们转卖到各地去。其余的州县也不再设置盐官。
在江岭间离盐乡远的地方，刘晏则将官盐转运到当地贮藏起来。有时商人惜售，盐价昂贵，刘晏就将官盐减价卖给人民，叫做“常平盐”，官府得到利益而人民也不困乏。
［冯评译文］
“常平盐”的方法所以理想，在于处在供应短缺时，可补充正常商业行销的不足，而满足人民需求的缘故。如果在当今这种正常的时候推行，一定会造成政府和商人的争利。
321、李悝
【原文】
李悝谓文侯曰：“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一，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上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故虽遭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冯述评］
此为常平义仓之祖，后世腐儒乃以尽地力罪悝。夫不尽地力，而尽民力乎？无怪乎讳富强，而实亦不能富强也。
【译文】
李悝（战国·魏人）对魏文侯说：“实行平籴法（由官方于丰收时买米粮储存，以备荒年时发售，来稳定粮食）必须很谨慎地观察岁收的情形。一般的丰年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熟收成是平时的四倍，一般农家一年可剩余四百石米粮；中熟收成是平时的三倍，剩余三百石米粮；下熟收成是平时的两倍，剩余二百石米粮。荒年也可分三等，小饥收成是一百石，中饥收成是七十石，大饥收成是三十石。所以在上熟时，由政府收购三百石，留给百姓一百石，中熟时收购二百石，下熟时收购一百石，使人民粮食足够消费，又不会因谷多而造成价格低贱。小饥时就发售小熟时所收购的米粮，中饥时发售中熟所收购的米粮，大饥时发售大熟收购的米粮。所以虽然遭遇水灾、旱灾等大小饥馑，米价不会腾贵，人民也不致离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的道理，若能在魏国实行，国家就可以富强。”
［冯评译文］
这是常平仓（就是义仓，汉宣帝时所设）的始祖。后世一些迂腐的儒者，却以竭尽地力来责罪李悝。不竭尽地力难道要竭尽民力吗？难怪这些不敢谈富强之道的腐儒，实际上也没能力能让国家富强。
322、朱熹
【原文】
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虽遇歉，民不缺食，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冯述评］
陆象山曰：
“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岁歉，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秧时缺本，乃无以赈之，莫如兼制平籴一仓，丰时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粜之，以摧富民封廪腾价之计，析所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便也，听民之便，则为社仓法；强民之从，即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国故也。”
今有司积谷之法，亦社仓遗训，然所积只纸上空言，半为有司干没，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一遇荒歉，辄仰屋窃叹，不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
“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于流亡，而朝迁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无过于此！”
【译文】
宋孝宗乾道四年，人民缺乏粮食，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常平米六百石来施救，夏天从社里的谷仓借米粮，冬天加利息偿还。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十四年后，六百石米全数还给州府，尚有储米三千一百石，做为社仓，不再收利息。所以虽然遭到歉收，人民也不担心缺乏粮食。孝宗于是下诏，使朱熹的社仓法在各路推行。
［冯评译文］
陆象山（名九渊）说：
“社仓固然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然而要常年丰收，这种制度才可保持长久，如果不是可常年丰收的田地，一遇到歉收，则社仓的米只有借出而没有收入，来年播种时缺少种子，仍然没有办法施救。不如同时设立一个平籴仓，丰收时买入米粮，防止价贱伤农的祸害；歉收时出售米粮，以防止富家屯积粮食，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把买进来的米粮分存两个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存粮保留起来，不随便使用，以为歉收的年头所用，用这种方法来替代动辄匮乏的社会，显然比较实用。”
顺从人民的方便，是社仓法；强制人民听从的，则是青苗法。是因为前者主张利民，后者主张利国的缘故。
当今官吏积存谷物的方法，也是社仓的遗训。然而所积的只是纸上的空言，一半已被负责官吏据为己有，一半变成朝廷非正常调用的钱粮来源。一碰到荒年歉收，除了摇头叹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不如不要设置，单纯的把谷物留在民间的好。唉！
何良俊（明，松江华亭人，字元朗）《四友斋丛说》说：
“当今地方首长的真正德政，当务之急是将各项赃款及罚银，督促各府县隶全数购买谷物。犯徒刑、流放以下的罪犯，准他们用谷物来赎罪。大致上大县每年要买谷一万石，小县要买五千石。两直隶巡抚之下有一百个县，则每年就有七十多万石谷物。累积三年之后，就有两百多万石了。如果遇到一个县有水旱灾，就向无灾害的县通融借贷，来年丰收补还，则各地百姓就免于流离逃难，而朝廷对那些供应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税收地区，也永远不需忧心荒年歉收的问题。最大的德政，没有比这样更好了。”
323、程颢
【原文】
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预备，定其价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民税粟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用富民而不扰，是大经济，亦由廉惠实心，素孚于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谤已腾矣。
【译文】
宋朝时，由于河东路的税收不够充裕，政府课征货物税，却使得物价上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明道先生程颢于是仔细算出政府所预定课征的粮食数量，由地方上有存粮的富强人家定价出售给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富者不损失正常的利润，而乡民的花费一下子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百姓的贡赋常常必须转运到边境，做为防御军队的军粮，专程运送过去路程太遥远，临食就地买粮食又会刺激价格上涨。明道先生于是选用信任的富民，预先在边郡购买粮食，节省了很大的花费。
［冯评译文］
任用富民而不过分剥削他们，实在是最佳的经世安民的方法，然而这也由于程明道廉洁爱民的心，一向受人民信任的缘故。不然政令尚未实施，而流言已满天飞了。
324、周忱
【原文】
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樯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羡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羡。
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冯述评］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
“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多万石。
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
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冯评译文］
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
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
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
“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
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
但是自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吗？”
325、樊莹
【原文】
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粜，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赍持私货，以赡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冯述评］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
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
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
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害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一下子除去了十分之八、九。
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淮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冯评译文］
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
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326、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禀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闻已蠲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籴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于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亲自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貌。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
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事先宣布要要查点徭役，节日来到，大家行礼完毕，就把里长、老人、文书叫到都察院来，分为三处，个别给他们纸和笔，命令他们写出近年来逐渐没落的大户，依旧富有的不必写。就把这些采访到的事，编成册子，留作以后的根据。
等到审查的时候，一甲人都跪在堂下，陈霁岩亲自检视，选择其中两三个忠厚诚实的人做为代表，与里长等人一起举出大户，哪些人该升级，哪些人该降级，他们都知道册子里记录得很详细，于是都诚实地举出来，简单的加以斟酌验证，很快就编定出来。一天之中可以审核四，五里，而且在审核过程中，往往是官府万事齐备等百姓来，而不同于以往百姓苦候官府缓慢冗长的审核作业。
327、赵抃 黄震
【原文】
赵清献公熙宁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边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冯述评］
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译文】
赵清献（赵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越州知州。两浙地方闹旱灾与蝗害，米价昂贵，饿死了很多人。各州都在要道上贴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只有赵清献贴出的榜文是命令有米的人，官府可以提高价钱向他收购。于是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米价也就低了下去。
［冯评译文］
凡是物品多价格就低廉，少则昂贵。不刻意压低米价而想办法增加供应，赵清献真是个有见识的人。
抚州闹饿荒，黄震奉命前往救灾，他只与当地的富人和长老约定某日见面，到抚州以后，却只写着：“有米而屯积不售者抄家，强行买米的处斩。”公布在市场，米价立刻就降低下来。
328、富弼 滕元发 原杰
【原文】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弼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冯述评］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右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冯述评］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腾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
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佥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郧津之地置郧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郧阳城置郧阳府，以统郧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于郧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
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地方发生水灾，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加上官府的粮食，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以进行救济工作。
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大略每五天，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由于富弼心意真诚，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人人都肯尽力。
山林泽中可供养活人民的自然资源，富弼准许灾民随需取用。并建筑大坟来埋葬死者，称之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收成很好，这些来自各地的灾民各依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富弼并从这些灾民中，招募了上万名士兵。皇帝听到这件事，特别派使者来褒扬富弼。
以前救灾的人，都只是把人众聚集在城里，供应稀饭，然而人众一集，卫生状况太差，往往引发恶性瘟疫，很多人吃不了几天稀饭就病死了，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立法简便完善，天下的人都把他当作典范。
［冯评译文］
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宋朝人滕元发（东阳人，字达道）任郓州知州时，正逢饥荒岁月，就请得淮南的米粮二十万石作救灾工作的预备。
当时淮南和京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滕元发请来城中的富豪，和他们约定说：“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要来到，如果不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瘟疫，也会波及你们。我找到城外的废营地，想用草席搭建屋子来安置他们。”富豪都答应后，二千五百栋席屋一夜之间就搭建完成。
灾民来到之后，依次分配给他们一个地方，井、灶、器具都很齐全。滕元发用兵法约束他们，少年人煮饭，壮丁砍柴，妇女汲水，老人休息，人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皇帝派遣工部郎中王右来巡视。房舍巷道方正整齐，有如军营一般。王右大惊，绘图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下诏表扬。因为滕元发此举，救活了上万人。
［祁尔光评］
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到荆州，襄阳，唐，邓一带，一路上都是高山深谷，绵延千里。流窜的人往往藏聚在此为盗，从刘千斤借机作乱，到李胡子又乱，流亡的人不下几万。都御史项忠（嘉兴人，字荩臣）下命所属的官吏去清剿，战乱一起，因之而死的人不可胜数。
祭酒（官名，尊敬的称呼）周洪谟（四川长宁人，字尧弼）心生怜悯，就著述《流民说》，大略是说：“东晋时，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官方就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南雍遂属于襄阳，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依然安宁无事，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籍，距各县尚远的人，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派官吏管理，编里甲，宽减徭役，使人民生活安定，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
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
成化十一年，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原杰走遍各郡县，深入山谷，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
杰于是会合湖广、陕西、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共同商议，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分配空旷的土地，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山阳二县，又分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设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窜的土著参杂居住，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以统治郧县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此外，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以为军事屏障，妥善选任贤能的人，推荐为太守（县令），流民遂安定下来。
［冯评译文］
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329、刘涣
【原文】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耕，价腾踊十倍，涣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译文】
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发生大灾荒，接着又地震，人民粮食一空，往往把耕牛廉价出售，苟延度日。刘涣（字仲章）当时在澶州任知州，把公款全拨出来买牛。第二年，地震停了，离散的人都回来，却没有牛耕田，牛价上涨十倍。刘涣将所买的牛依原价卖出，所以河北路各州，只有澶州人民不致流离失所。
330、吴潜
【原文】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竟出大舟以听调发，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冯述评］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冯评译文］
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闻。海贼哪里还敢作乱？
331、李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广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冯述评］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冲（统领府兵的官）领导。折冲利用农闲的时间教导府兵作战布阵之法，国家有战事须征调，就下符节契券等信物到府、州，验证无误后，发兵到约定的地点，由将帅检阅。有战术不够精练，就处罚领头折冲，甚至降罪刺史。军队回来时，依功劳加以赏赐，然后在归途中解散，所以外出作战，时间短的不超过一个季节，时间长的也不满一年。
高宗时，派刘仁轨（尉氏人，字正则）镇守洮河，计划进攻吐蕃，才有长久戍守的征役。武后以来，太平的日子长久，军备遂逐渐废弛。
开元末年，张说才招募长期的士兵，称为“弓广骑”，后来更增加为六军，到李林甫为宰相时，各路军队都用募兵方式组成，士兵既不是本土的人，又没有宗族，没有爱乡的观念，祸乱于是发生。
德宗因此与李泌商议，想恢复往日的制度。
李泌说：“今年征关东军来防守京西的士兵达十七万人，总计米粮要二百四十万斛，国家刚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一时还无法恢复府兵制。”
德宗说：“赶紧减少戍守的士兵。放他们回去如何？”
李泌说：“陛下真能采用微臣的建议，可以不必减少戍守的士兵，［奇。］不会骚扰百姓，粮食可以充足，米麦价格将日渐低廉，府兵制也可以恢复。”
德宗说：“真能这样吗？”
李泌说：“这需要立即去办，［又奇。］过十天一个月以后就来不及了。目前吐蕃长久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他们一直是用牛运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了，请陛下派人取出库藏的劣质布帛，染成彩色的，借着党项人卖给吐蕃，每头牛只须花费二、三匹布，总计十八万匹，可以买到六万余头牛；同时下令由公家治铸农器，买入麦种，配给边境的军队，招募戍卒耕种荒田，规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麦种，其余的由官府以时价加五分之一买进，存在官设的仓库，明年春天种禾谷时也如此办理。关中地方土壤肥沃而长久荒废，耕种之后收成一定很好，戍卒获利后，愿意耕田的人必逐渐增多，边境上居民很少，军士每个月都吃官粮，米麦无法出售，价格必定低廉，名义上是比市价提高五分之一收购，实际上一定比今年收购的价格下降。”
德宗说：“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
李泌说：“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不想回乡。旧制戍卒三年以后，就由新的戍卒替代，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由官方下令，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不必几次，戍卒都成为土著，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
［冯评译文］
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汉，上邽人，字翁孙），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
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
邺侯（李泌）借着戍卒来屯田，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
332、虞集
【原文】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冯述评］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
“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
“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
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冯评译文］
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
“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
“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瑄，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
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333、刘大夏
【原文】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牛刃，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
［冯述评］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
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倨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加以垄断，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冯评译文］
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
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白痴一般。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334、董博霄
【原文】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冯按］
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
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冯评译文］
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335、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冯按］
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冯评译文］
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
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阳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
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
天顺初年，升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师及通州、淮安的粮储。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也功不可没。
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
336、苏轼
【原文】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州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湖，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万石数者，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冯述评］
华亭宋彦云：
“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开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苦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
按：
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译文】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正逢旱灾，收成不好，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请朝廷免除上供的米三分之一，所以米价没有飙涨；又请朝廷赐下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百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当时由于僧侣不需赋税，故出家为僧需经官方核准，发予执照，因此有经济价值。）第二年春天，将平常仓的存米减价卖出，人民才免除饥荒的痛苦。
杭州由于地处江海之间，水味咸苦，居民不多。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用西湖的水作成六个井，人民的饮水充足，地方才日渐富裕起来。
到白居易时又疏通西湖，引水入运河，再由运河取水灌溉农田，广达千顷。
但是西湖中长满水草，自唐代及钱王时代，每年都有疏通，所以湖水还够用，宋代以后废弃不管，到此时湖中尽是水草淤泥，被垦为田地的有十五万丈多，而湖水已所剩无多，运河失去了湖水，只好依赖长江涨潮，湖水混浊多淤塞，船舶要在市区航行，每三年要疏通一次，成为市民的大患。六井也几乎废弃无用。
苏轼到任后，就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茅山运河接受钱塘江水，盐桥河吸收西湖水，又建造水闸，控制湖水的储蓄与渲泄，于是海潮才不致于流入市区。再以多余的财力重整六井，人民因而得到好处。
苏轼利用闲暇时走到西湖，四处观察了很久，说：“挖出来的水草和淤土，将安置于何处？西湖南北距离三十里，环湖来往一趟，一天都走不完，如果把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那么既可除去淤泥，又可方便行人通行。吴人一向很珍视麦子，种植时往往在春天把野草彻底除尽，湖边的田如果开辟出来招募农家种麦，收得的利润做为修长堤及维护西湖的基金，这样西湖就不会再荒废淤塞了。”
于是取得救济荒年所剩余的钱一万缗，余粮一万石，及上百份度人为僧的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将它称为“苏公堤”。
［冯评译文］
华亭宋彦说：
“西湖蓄水，专门供给运河。湖滨很多水田，春夏之间常苦干旱，秋季又苦多水，不如专设一个机关，精心研究水利。湖底要挖得深，水闸要广，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田地干旱时，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这样水运就无阻碍，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
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
337、张需
【原文】
张需长于治民，先佐郧州，渠有淤者，废水田数十年，守相继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惮于动众，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毕。”守怪以为妄，需乃聚人得其数，各带器物，分量尺数，争效其力，三日遂毕。守大惊，以为神助。迁霸州守，见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派其舍种粟麦桑枣，纺绩之具、鸡豚之数，遍晓示之。暇则下乡，至其户簿验之，缺者罚之，于是民皆勤力，无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产，生理日滋。
【译文】
明朝人张需擅长治理人民。先是担任郧州的佐吏，当地河渠淤积，水田废弃了数十年，历任太守都无法疏通，张需才到任，太守和他谈到这件事，担心疏理河渠太劳动民众，张需前往察看，说：“只要找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做完。”太守很奇怪，以为他随便说说，张需聚集到需要的人数后，各自带着器具，分别量好长度，尽力而为，果真三天就做好了。太守非常惊奇，以为有神相助。
后来张需转任霸州太守，看见很多人民到处游食，于是在每一里放置一本簿子，列出游食者的户口，每户都要报告男女大小人口的数目，派他们一起种植米、麦、桑、枣，纺织的器具，鸡猪的数目，都明白地表示出来。
闲暇的时候，张需就下乡去查验户簿，有短缺的就加以处罚，于是人民都勤勉努力，不敢偷懒。不到两年，人民都有恒产，生计日渐富足。
338、李若谷 赵昌言
【原文】
安丰芍陂县，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民因旱多侵耕其间，雨水溢则盗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寿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独调濒陂之民使之完筑，自是无盗决者。
天雄军豪家刍麦亘野，时因奸人穴官堤为弊。咸平中，赵昌言为守，廉知其事，未问，，一旦堤溃，吏告急，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积，给用塞堤，自是奸息。
［冯述评］
近日东南漕务孔亟，每冬作坝开河，劳费无算，而丹阳一路尤甚。访其由，则居人岁收夫脚盘剥之值，利于阻塞；当起坝时，先用贿存基，俟粮过后，辄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议疏通。若依李、赵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劳费，深加开浚；晓示居民，后有壅淤，即责成彼处自行捞掘，庶常、镇之间或可息肩乎？或言每岁开塞，不独脚夫利之，即官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译文】
安丰芍陂县是孙叔敖所创的，有直通南北的河渠，可以灌溉万顷田地；但在旱灾时，人民就侵占河渠的地耕田，雨水太大时，又把河堤破坏，使河渠中的水流走，于是失去了灌溉的利益。
宋朝李若谷（丰人，字子渊）任寿春太守时，就下令河堤溃决时不可以调士兵去修理，只能调堤防边的人民去修筑，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破坏堤防了。
天雄军（大名府）的富豪，在米麦丰收时，联合奸人，挖掘堤防，存心破坏。宋真宗咸平年间，赵昌言（孝义人，字仲谟）任太守，他暗地知道这件事，但故意不查问。有一天，河堤溃决，官吏来报告事态紧急，赵昌言命令拿这富家仓库所积存粮食去堵塞堤防，从此这件坏事才停止。
［冯评译文］
近来东南漕运的事务很紧急，每年冬季都要修筑水坝，疏通运河，耗费庞大，丹阳一带更严重。探查事由，是附近居民每年可收到脚夫搬运沙土的工资，运河阻塞对他们有利，每当修建水坝时，先贿赂掌管奠基的人，等粮食运过之后，往往在深夜时分去填土，到冬季时水干涸了，不得不疏通。如果依照李、赵两位先生的计策，用一年的费用，做好疏通的工作，然后明示居民，以后如果再有淤塞，就要附近的居民自行挖掘疏通，这样，或者可以使一般县镇停止无谓的耗费。有人说每年疏通运河，不只脚夫有利，即使官吏也有利可图，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了。
339、杨一清
【原文】
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疗疾。祖制以蜀茶易番马，久而寝弛，茶多阑出，为奸人利，而番马不时至。杨文襄乃请重行太仆宛马之官，而严私通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报致诸番。番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冯述评］
其抚陕西，则创城平虏、红古二地，以为固原援。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其讨安化，则授张永策以诛逆瑾。出将入相，谋无不酬，当时目公为“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虚也！
【译文】
西番盛产马匹，而仰赖中国茶治疗疾病。历来的惯例是用四川茶叶交换番马。可是年代长久以后，逐渐废弛。茶叶多被奸人用来谋利，而番马却不按时送到。
明朝时杨文襄（杨一清，安宁人）奏请朝廷，重新设置专职交易马匹的官吏，严禁私自交易，把茶叶的利润完全收归官府所有，并通报到各番邦。于是番马大量送到，屯牧之政因而修明。
［冯评译文］
杨文襄任陕西巡抚时，创建平虏、红古两座城，做为固原（地名）的后援。在河边修筑城墙，以捍卫靖虏（地名）。他讨伐安化时，全力协助张永策来诛杀奸宦刘瑾。出将入相，所作的谋略无不成功。当时把他看成智囊，拿他与姚崇相比，真是一点都不假。
340、张全义
【原文】
东都荐经寇乱，其民不满百户。张全义为河南尹，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由是民归如市。数年之后，渐复旧规。
全义每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妓，独见佳麦良蚕乃笑耳！”由是民竟耕蚕，遂成富庶。
［冯述评］
全义起于群盗，乃其为政，虽良吏不及。彼吏而盗者，不愧死耶！
全义一笑而民劝，今则百怒而民不威，何也？
【译文】
五代十国时，东都洛阳屡遭盗寇侵掠，居民居然不满一百户。
张全义（后梁·临汉人，字国维）任河南尹时，选了十八个有才能器度足以承担任务的部下，每人给一面旗子、一张榜文，称为“屯将”，派他们到十八个县的旧村落中，竖立旗子，张贴榜文，招抚流民，劝他们回来农耕，并减免他们的租税；对于犯法者除了杀人必须处死，其余的只处以杖刑而已。
从此人民络绎归来，数年以后，逐渐恢复旧日的模样。
张全义每见到田地肥美的，往往下马与属下一起观看，并请田主来，用酒菜慰劳他们。有蚕、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也会亲自到他们家去，把老人幼儿都叫出来，赏给他们茶叶和衣物。
民间都知道张全义不喜好声色，只有看见好的麦田和蚕才会欢欣发笑。因此人民争着耕田养蚕，遂成为富庶的地方。
［冯评译文］
张全义是盗贼出身，但是他处理政事，虽一般良好的官吏也不如他，而那些身为官吏却做盗窃之事的，能不愧死吗？
张全义一笑而达到劝诱人民的效果，如今的官吏却即使发了上百回的脾气，人民也不当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41、范纯仁
【原文】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
［冯述评］
愚于今日军、徒之罪亦有说焉。
夫军借以战，徒借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里甲有佥解之忧，卫所有口粮之费，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见者不得而问焉。即所谓徒者，视军较苦，故谚有“活军死徒”之说。然而富者买替，贫者行丐，即驿中牵挽之事，所资几何？又安用此徒为哉！然则宜如何，曰：“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议开垦，未有成效，诚酌军卫之远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俟成熟升科，即与准罪释放。其或愿留，即为世业。行之数年，将旷土渐变为熟土，且奸民俱化为良民，其利顾不大与？若夫安插有法，羁縻有法，稽核有法，劝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
【译文】
宋朝人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范仲淹的次子）出任襄城县令时，襄城的习俗不养蚕织布，很少人种桑树。
范纯仁很担忧，就让犯罪而罪行较轻的人，在家里种桑树，种多少依他犯罪的轻重而定，因此，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日后桑树长成，又可养蚕织布而得到利益。范纯仁离任后，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
［冯评译文］
我对当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也有话要说。
征招兵士是为了战争，征徒夫是为了徭役，这不是立法的本意吗？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人假死，有的雇人替代，而乡里中有押送的麻烦，军中又要负担口粮的耗费，罪人却逍遥自在，见了也无法查问。然而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当今商议开垦还没有成效时，应该衡量军队的远近，徒夫的多寡，抽送到某地去开垦若干田亩，等到成熟收成后，就准他们抵罪释放。有愿留下来的，就做为永久的产业。实行几年以后，将废弃的田变为有用的田，且奸人都化为良民，这种好处不是很大吗？
342、高郁
【原文】
楚王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辏。湖南地多铅铁，军都判官高郁请铸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国用富饶。［边批：只济一境之用，周流不滞亦足矣。］湖南民不事蚕桑，郁令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冯述评］
官府无私，即铅铁尚可行，况铜乎？夫钱法所以壅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入也，以恶钱出而以良钱入，出价厚而入价廉，民谁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则政自行矣。
【译文】
五代时楚王马殷（鄢陵人，字霸图）据有湖南之地后，不向商旅征税，因此各地的商旅都聚集到湖南。湖南盛产铅铁，军府判官高郁请求铸成钱币，商旅出境后此种钱币在他处无法适用，只好换其他的货离去。［只能用于一境却周转不停，也够了。］国家因而富足。
湖南人不养蚕桑，高郁下令缴税的人可以用布帛代替钱币，不久，民间织布之风大盛。
［冯评译文］
官府无私，即使是铅铁钱也能通行，何况是铜钱？钱币法所以雍闭不通，是因为官府只付出而不回收。即使回收，也用劣质钱币付出，而收入良质钱币，付出价钱高，回收价钱低，百姓哪会甘心？所以说：“君子以公正之心处理政事。”上下一律公平，政令自然畅行无阻。
343、赵开
【原文】
赵开既疏通钱引，民以为便。一日有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议法当死，张浚欲从之，开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
［冯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获五十人之用，真大经济手段。三十万钱，又其小者。
【译文】
宋朝时赵开（安居人，字应祥）促成钱引（宋代的纸币）通行后，人民都认为很方便。有一天，官吏查获伪造钱引三十万，盗印的五十人，依法当处死。
张浚想依法而行，赵开说：“大人错了。假使钱引是假的，加盖宣抚使印以后，就是真的了。盗印的人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然后派他们去印钱引，这样您一天就得到三十万钱，而救活五十人。”
张浚认为很好。
［冯评译文］
不但救活五十人，又得到五十人可用，真是最划算的做法。比起来，三十万钱只是小事而已。
344、诸葛亮
【原文】
备依刘表，尝忧兵寡不足以待曹公，诸葛亮进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民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其众遂强。
【译文】
刘备依附刘表后，曾忧虑民众太少，不足以对抗曹兵。
诸葛亮进言道：“荆州人口并不少，只是编入户籍的太少。无事调动，人民会不高兴，可以告诉刘荆州（表），命令所有游动的户口都自动实报，官方详细记录下来，就可以增加人口了。”
刘备依计去做，人口果然增加。
345、陶侃
【原文】
陶侃性俭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厅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边批：根坚可代铁足。］公即超两阶用之。
【译文】
晋朝人陶侃（鄱阳人，字士行）生性节俭，做事勤快。
任荆州刺史时，命令船官要收集锯木屑，不论数量多少，众人都不了解他的用意。后来正逢积雪溶化时期，官府前虽已除雪，地仍湿滑，于是用锯木屑撒在地上，遂能通行无阻。
官用的竹子，陶侃命令要留下粗厚的竹子头，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竹子头都用来当作造船的竹钉。
又曾挖掘竹子，有一官吏连着竹根挖起，以为竹根部分非常坚硬，可做为竹钉的材料使用。陶侃见了，立刻超升此人两阶。
346、苏州堤
【原文】
苏州至昆山县凡七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而泽国艰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除刍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尺，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除中，候干，则以水车沃去两墙间之旧水，墙间六尺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为永利。［今娄门墉虽也。］
【译文】
苏州到昆山县共七十里远，都是浅水，没有陆路可行。人民苦于涉水，早就想筑长堤。但是水泽之地很难取土。
宋仁宗嘉祐年间，有人献计，就在水中用芦荻干草做墙，栽两行，相距三尺；离墙六丈，又做一墙，做法和前两墙相同。把水中的淤泥沥干，塞在干草中，等干了以后，用水车除去两墙之间的旧水，墙与墙之间都是泥土，留一半做为长堤的基础，挖另一半做河渠，把挖出来的土拿来筑堤。每三、四里筑一座桥，以打通南北的水域。
不久长堤完成，成为永远的好事。
347、丁谓
【原文】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谓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命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牌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拆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冯评｝
此公尽有心计，但非相才耳，故曰：“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译文】
宋真宗祥符年间，宫中大火。当时丁谓主办营建修复宫室，取土的地方太远是一大烦恼，丁谓就下令挖道路取土，不久道路变成大沟，于是打通汴水流入沟中，引用各地的竹筏及船来运各种建材，都由大沟运来。到修复的事办完以后，把破损的瓦砾土壤填充沟中，又成为街道，做一件事而同时完成三项工作，节省了亿万的经费。
［冯评译文］
丁谓确实很有心计，但不是宰相人才，所以说，小人不能承受重任而可以有小聪明。
348、郑晓时
【原文】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三楼十五门俱灾，文武大臣会议修建。海盐郑公晓时协理戎政，率营军三万人打扫火焦。郑公白黄司礼：“砖瓦木石不必尽数发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团围，就便堆积；白玉石烧成石灰者，亦另堆积；砖瓦皆然。”不数日，工部欲改修端门外廊房为六科并各朝房，午门以里欲修补烧柱墙缺，又于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砌高墙一道，拦断内外，内监、工部议从外运砖、运灰、运黄土调灰，一时起小车五千辆，民间骚动。公告黄司礼曰：“午门外堆积旧砖石并石灰无数，可尽与工部修端门外廊房；其在午门以内者，可与内监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宫前墙。”黄甚喜。公又曰：“修砌必用黄土，今工部起车五千辆，一时不得集，况长安两门、承天、端门、午门止可容军夫出入，再加车辆，阻塞难行。见今大工动作，两阙门外多空地，可挖黄土；用却，命军搬焦土填上，用黄土盖三尺，岂不两便？”黄曰：“善。”公曰：“午门以里台基坏石，移出长安两门甚远，今厚载门修砌剥岸，若命军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不须减工部估料，但省军士劳力亦可。”［边批：若减估必有梗者。］黄又曰：“善。”公曰：“旧例，火焦木，军搬送琉璃、黑窑二厂，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长大，不唯皇城诸门难出，外面房稠路狭，难行难转，况今灾变，各门内臣小房，非毁即折坏，必须修盖，方可容身，莫若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并启明、长庚两长街，听各内臣擘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门，亦省财力。”黄又曰：“善。”
锦衣赵千户持陆锦衣帖来言：“军士搬出火焦，俱置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朝贡人往来，看见不雅，［边批：体面话。］庆寿寺西夹道有深坑，可将火焦填满。”
公曰：“三殿灾，朝廷已诏天下，如何说不雅？谁敢将朝廷龙文砖石填罪废太平侯故宅？况寿宫灾，九庙灾，火焦皆出在长安两门外。军士从长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并行，官可照管，若从西夹道人，必从寺东夹道出，路多一半，三万人只做得一万五千人生活，岂有营军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还有用处，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铺路，直从长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杵碎平实，又加五寸，至三尺许方可在上行大车，旱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坏矣，见今午门外东西胁下数万担火焦积堆，若搬出，正虑不久又要搬入耳。”赵复语，公径出。
会议午门台基及奉天门殿楼等台基、阶级、石柱磉、花板、石面、纷纷不决。公欲言，恐众不肯信，特造大匠徐杲请教，杲虽匠艺，亦心服公，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门台基，众议将前三面拆去一丈，从新筑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国初坚固，万一楼成后旧基不动，新基倾侧，费巨万矣。莫若只将台下龟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坏者留之，其坏者凿出烬余，约深一尺五寸，节做新石补入，内土令坚，仍用木杉板障之，决不圮坏，三面分三工，不过一月可完。唯左右掖门两旁须弥座石最大且厚，难换，必须旁石换齐后，如前凿出，约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垫上，与旧石空齐，用铁创肩进，亦易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门阶沿石，一块三级，殿上柱磉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时皇城无门限隔，可拽进，近年九庙灾，木石诸料不能进，拆去承天门东墙方进得，今料比九庙又进三重门，尤难为力，莫若起开焦土，将旧阶沿磉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转，尚有坚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于殿上三级台基并楼门台基，俱如午门挖补皆可，公能力主此议，省夫力万万，银粮何至数百万，驴骡车辆又不知几，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后三日再议，悉如前说。
【译文】
明世宗嘉靖丁巳年四月，宫中有三座宫殿，三座楼和十五座门都被烧毁。文武大臣商议如何修建。郑晓时（海盐人，字窒甫，谥端简）当时协理军政，率领军营中三万人，打扫火灾后的烬土。郑晓时告诉黄司礼（掌宫廷礼仪的官），砖瓦木石其实不必全部搬出去，如石材有完整的、有一半完好的，有一尺以上完好的，可以分别就近找地方堆积起来，白玉石烧成石灰，也另外堆积，其他砖瓦等等也都这样处理。
数天后，工部想将端门外廊房改修为六科，且要修补朝房（臣子上朝等待时刻地方），午门残缺墙柱，又有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要砌一道高墙，以隔绝内外。宦官与工部决议要从外面运砖与灰，及运黄土调灰，一时之间起用小车五千辆，民间为之骚动。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说：“午门外堆积很多旧砖石和石灰，可全部供给工部改修端门外廊房，午门内的可以给宦官修理墙柱，并砌干清宫前的墙用。”
黄司礼很高兴。
郑晓时说：“另外，修砌一定要用黄土，现在工部要起用五千辆车子，一时之间可能无法凑足，何况长安的承天端门、午门、这两座门只可由车夫出入，再加上车辆，必定阻塞难行。如今大工程动工，两阙门外很多空地，可以挖黄土，只要命令军士搬运焦土填上，再用黄土覆盖三尺，岂不是两便？”
黄司礼说：“很好。”
郑晓时又说：“午门以内，台基的坏石块，要搬出长安两门太远了，现在厚载门正在修补破裂的石阶，如果命令军士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过去很近，就用这些石块填补破裂的石阶，既不须减少工部预估的材料，而光是节省军士的劳力就很划算了。”
黄司礼又说：“很好。”
郑晓时再建议：“旧例烧焦的木材，由军士搬送到琉璃、黑窑二厂，来回要四十里，如今焦木又长又大，不只皇城各门很难出去，外面房屋稠密，道路狭窄，既难行又难转弯，何况火灾之后，各门太监的小房门，都毁坏了，必须重新修盖，才有容身之处。不如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和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及启明、长庚两条长街，听任太监拿取焦木皮作木炭，可使用的木心，随便拿去修理各人的房间，用皇城内的东西来修理皇城内的房间，不必到皇城外取材，可节省很多财力。”
黄司礼很高兴的同意。
锦衣卫赵子户拿着陆锦衣卫的帖子前来，说是军士搬出焦土，都放置在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来朝贡的人看了不雅观。庆寿寺西边夹道上有深坑，可用焦土去填满。
郑晓时说：“三座宫殿发生火灾，朝廷已经诏告天下，有什么不雅观可言？谁敢将朝廷的龙纹砖石，填在因罪被废的太平侯故宅？何况寿宫火灾，祖庙火灾，焦土都运到长安两门外，军士在长安大街，负重而去，空着回来，人可并行，官吏可以照应管理，如果从两个夹道进去，一定要从寺东的夹道出来，路程多了一半，三万人只能做一万五千人的工作，哪有军士为人填坑的？而且焦土工部还有用处，等木块和石块用完后，要取焦土铺路，从长安坊牌下，一直填到奉天殿前，每次填五寸厚，都碾碎压平，再加五寸，一直要填三尺厚，才能在上面行走大车子，旱船，不然街道走廊都坏了，现在午门外东西两侧堆积着数万担焦土，如果搬运出去，不久又是得再搬运进来。”
赵子户还想说话，郑晓时就走出去了。
有司会商午门及奉天门宫殿楼房等台基、阶级石、柱下石、花板石面的工程、费用等问题，各部门的意见很多，纷纷不决。
郑晓时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考虑到各方未必理解采纳，乃特地造访大匠（官名，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等的土木营建）徐杲，向他请教。徐杲虽是工程方面的专才，却也对郑晓时十分钦佩，两人见面之后，即摒退左右。郑晓时说：“本官有三件事想请教徐大人。第一件是有关午门台阶的问题，有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应将前三面拆去一丈，重新筑上砌石，本官认为这样恐怕将比不上开国之初兴建得那么牢靠坚固，万一城楼盖好了，旧有的地基屹立不动，新盖的地基却发生倾斜，那又要耗费巨万公帑了。倒不如只将门楼台下龟脚东侧腰墩板等石材，除了保留那些未被大火焚坏的部份，其余损坏的地方将余烬挖凿出来，深约一尺五寸，然后订制新的石材，填置到里土中令其坚固，再用木杉皮填实，这样绝对不会腐坏，而且只要安排三班人工，不到一个月就可完工。但是左右侧门旁的须弥座石，石材大且厚，很难置换，必须等其他部份的石料都已换齐后，按照先前的方式凿出深约二尺五寸的窟窿，订制新的座石，往旧的洞穴填进去，工人一起用铁器出力，也很容易就竣工。”
徐杲道：“这个方法很好，本官赞成。”
郑晓时又说：“有关奉天门的阶沿石，一块石头要做成三级阶梯，还有殿上的柱下石，大的有两丈见方。这样的庞然大物，又不比过去皇城没有门限阻隔时那样，可以用合力拖拉的方式拽进去施工。前几年九庙（古代帝王立七庙以祀祖先，至王莽增建黄帝太初祖庙和虞帝始祖昭庙，共九庙）发生火灾，木石等材料无法进入施工，结果拆去承天门冬墙才得以运进去。这次如要施工，又要越过三重宫门，工程更加困难。倒不如我们在火灾后的焦土中，将旧的阶沿石、柱下石、地面花板石逐一清出，如尚有坚厚可用的石材，就用来充当建物底层的基石，加工使用。至于殿上的三级台阶，以及楼门的台基，也都像前面讲的挖补一番便可。徐大人如能支持本官的这些意见，除了省下了不少民工、银两、粮食，也可省下数百万两银钱，至于驴骡车辆，则又更无法计算了。这是莫大的功德啊！”
徐杲一听，十分高兴，等到三天后再议此事时，全部采用了郑晓时的意见。
349、徐杲
【原文】
嘉靖间，上勤于醮事，移幸西苑，建万寿宫为斋居所。未几，万寿宫灾，阁臣请上还乾清宫。上以修玄不宜近宫闱，谕工部尚书雷礼兴工重建。礼以匠师徐杲有智，专委经营。皆取用于工部营缮司原收赎工等银，及台基、山西二厂原存木料，与夫西苑旧砖旧石，稍新改用，并不于各省派办。其夫力则以歇操军夫充之，时加犒赏，及雇募在京贫寒乞丐之民，因济其饥。是以中外不扰，军民踊跃，而功易成。杲历升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职衔。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世宗勤于祈祷祭祀，移驾西苑，兴建万寿宫做为斋戒的住所。不久万寿宫失火，内阁大臣请世宗回乾清宫。世宗认为修道期间不应接近后妃，告示工部尚书雷礼（丰城人，字必进）要重建万寿宫。
雷礼认为匠师徐杲很有才智，就交付给他办理，所需费用都从工部营缮司领取。原先所收罪犯抵罪的银两，及台基、山西二厂所存的原料，加上西苑的旧砖石，稍加修饰后使用，不让各省分派办理。并以操练空档的军士担任运夫，给予犒赏做为酬劳；又招募在京师的贫民乞丐，借此让他们得到收入。所以全国上下都不觉负担，军民协力，事情很容易办妥。雷礼后来也升任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
350、贺盛瑞
【原文】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阶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万历中鼎建两宫大石，御史亦有佥用五城人夫之议。工部郎中贺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费不足七千两。又造四轮官车百辆，召募殷实户领之，拽运木石，每日计骡给直。其车价每辆百金，每年扣其运价二十两，以五年为率，官银固在，一民不扰。
慈宁宫石础二十余，公令运入工所，内监哗然言旧。公曰：“石安得言旧？一凿便新。有事我自当之，不尔累也！”
献陵山沟两岸，旧用砖砌(山水暴发，砖不能御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欲用石，而中贵岁利冒被，主于仍旧。贺乃呼工上作官谓之曰：“此沟岸何以能久？”对曰：“宜用黑城砖，而灌以灰浆。”公曰：“黑城砖多甚，内官何不折二三万用？”作官对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内监。中官怀疑，未解公意，然利动其心，遂折二万。久之不言，一日同至沟岸尽处，谓中官曰：“此处旧用黑城砖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发，砖不能御，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谁人敢动？”公笑曰：“沟内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饵，不敢复言。于是每日五鼓点卯，夫匠各带三十斤一石，不数日而成山矣，原估砖二十万，既用石，费不过五万。
坟顶石，重万余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远且五十余里，用止片时，而令人往返百里，给价难为公，不给价难为私，乃于近村壮丁借片时，人给钱三文，费不千余钱，而石已合笋矣。
神宫监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恶，乃每片价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坚，每片价止三厘。诸阉阴耗食于官窑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监，谓诸阉曰：“监修几年矣？”老成者应曰：“三十余年。”公曰：“三十余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恶故耶？”曰：“然。”公乃阴运官、民瓦各一千，记以字而参聚之，于是邀监工本陵掌印与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谓曰：“瓦唯众择可者。”佥曰：“白者佳。”取验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贱，何苦而用官窑？”监者曰：“此祖宗旧制，谁敢违之？”公曰：“祖制用官窑，为官胜于民也，岂谓冒被钱粮，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监官为证耳！”遂去，监者随至寓，下气谓公曰：“此端一开，官窑无用，且得罪，请如旧。”公不可，请用官民各半，复不可，监者知不可夺，乃曰：“唯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监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万，省帑金二千余。
金刚墙实土，而在工夫止二十余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筐，加钱二文，以朱木屑为记。”各夫飞走，不终日而毕。
锦衣卫题修卤簿，计费万金，公嫌其滥，监工内臣持毁坏者俱送司。公阅之，谓曰：“此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俩，［边批：谀便悦而后进言。］以实题中疏语耳，不然，驾阁库未闻火，而铜带胡由而焦，旧宜腐，胡直断如切。”内臣如言以诘诸弁，且言欲参，诸弁跪泣求免，工完无敢哗。用未及千，而卤簿已焕然矣。，
永宁长公主举殡。例搭席殿群房等约三百余间，内使临行时俱拆去。公令择隙地搭盖，以揪棍横穿于杉木缆眼下埋之，席用麻绳连合。在工之人，无不笑公之作无益也。殡讫，内官果来取木，木根牢固，席复连合，即以力断绳，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谓曰：“山中风雨暴至，无屋可避，除大殿拆外，余小房留与汝辈作宿食，何如？”众佥曰：“便。”公曰：“每一席官价一分五厘，今只作七厘，抵工价，拆棚日，悉听尔等将去，断麻作麻筋用，木作回料，何如？”众又曰：“便。”
都城重城根脚下，为雨水冲激，岁久成坑，啮将及城，名曰“浪窝”。监督员外受部堂旨，议运吴家村黄土填筑，去京城二十里而遥，估银万一千余两。公建议：“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则浪窝得土而筑之固，城壕去土而浚之深，银省功倍，计无便此。”比完工，止费九百有奇。
［冯按］
两宫之役，贺公为政，事例既开：凡通状到日即给帖，银完次日即给咨。事无留宿，吏难勒掯，赴者云集，得银百万两。公每事核实，裁去浮费，竟以七十万竣役。所省九十万有奇。工甫完，反以不职论去。冤哉！然余览公之子仲轼所辑《冬官纪事》，如抑木商、清窑税，往往必行其意，不辞主怨，宜乎权贵之侧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绌其才以求容于世，国家亦何利焉？吁，可叹已！
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买木十六万根。贺念此差一出，勿论夹带私木，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方极力杜绝，而特旨下矣。一时奸商扬扬得意，贺乃呼至，谓曰：“尔欲札，我但知奉旨给札耳，札中事尔能禁我不行开载耶？”于是列其指称皇木之弊：“一不许希免关税，盖买木官给平价，即是交易，自应照常抽分；二不许磕撞官民舡只，如违，照常赔补；三不许骚扰州县，派夫拽筏；四不许搀越过关；五不给预支，俟木到张家湾，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题给价。”于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则札付直一空纸，领之何用？”遂皆不愿领札，向东厂倒赃矣。
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济局、广济局，局各设抽分大使一员、攒典一名、巡军十五名，官俸军粮岁支一百三十余石，每年抽分解部银多七八十两，少五六十两，尚不及费。贺公盛瑞欲具题裁革，左堂沈敬宇止之。
公查初年税入，岁不下千金，该局所辖窑座，自京师及通州、昌平、良、涿等处，税岁砖瓦近百万万，后工部招商买办，而局无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资一项漏银一百零九两，他可知已；嗣查窑税，而中贵王明为梗，公谓中贵不可制而贩户可制，即出示通衢，严谕巡军军民人等：“敢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人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王明窑三十余座，月余片瓦不售，哀求报税矣。诸势要闻风输税，即一季所收，逾二十余万，一岁所积，除勋戚祭葬取用外，该局积无隙地，各衙门小修，五月取给焉。
【译文】
明世宗嘉靖年间，整修三座宫殿。其中的阶石，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的民夫二万名，制造旱船载运，派府县佐使二人监督。每里挖一个井，取井水浇旱船，并供民夫饮水，共计二十八天到京师，官府与民间的花费，总计银子十一万两多。
神宗万历年间，需要建造两座官殿的大石块，有御史共同建议征用五个城的民夫，工部郎中贺盛瑞采用主事郭知易的建议，制造十六轮的大车，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拉车，共计二十二天可到京师，花费不到七千两银子。又制造四轮的官车一百辆，招募家境殷实的人家领去运木材、石块，每天计算骡子的数目付酬，车价每辆一百金，每年从运费中扣下二十两，共计五年还清，不必实际动用公家的钱，而人民也不必负担费用。
慈宁宫需要二十多块础石，贺盛瑞命令运入官府，宦官们一见都大吵起来，说石头是旧的。贺盛瑞说：“石头这种东西，哪有新旧之分，凿一凿就又是新的了，有事我自己担当，不会连累你们。”
仁宗献陵的山沟，两岸旧时是用砖砌成的，山水暴发，砖不能挡，每年修理每年倒塌，白费很多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想改用石头，而宦官贪图每年工程的回扣，都主张依照惯例办理。贺盛瑞就找来负责施工的官员，问他：“这个沟岸怎样才能保持不坏呢？”负责施工的官员说：“应当用黑城砖再灌入灰浆。”贺盛瑞说：“黑城砖那么多，宦官为什么不分出二三万块来用呢？”问到这里，负责施工的官员说是害怕不敢回话。贺盛瑞说：“你尽管说，有什么内情我不追究。”工头就将实情告诉贺盛瑞，宦官听说贺盛瑞要求黑城砖修沟岸，心中怀疑，为何忽然不坚持以石头来修沟，但因猜不透贺盛瑞在想什么，又贪图以砖修建年年产生的利益，就答应分出两万块砖。
有一天贺盛瑞和宦官一同到沟岸尽头巡视，贺盛瑞对宦官说：“这里以往是用黑城砖吗？”
宦官说：“是的。”
贺盛瑞说：“山水暴发，砖头无法抵挡，砌上去有什么用，不如改用石块。”
宦官说：“陵墓所在山的石头谁敢动它？”
贺盛瑞笑道：“沟中污积的石头，不是要除掉才能使水流通吗？”
宦官心知中计，遂不敢再坚持用砖。
于是贺盛瑞每天五更时分亲自点名，所有民夫，工匠各带三十斤石块，不过数天，就堆积如山，原估计砖头要二十万钱，改用石头后，花费不过五万钱。
献陵上所需要使用的石块共有一万余块，石工说，这么多的石头，没有五百个人手是不可能统统挑到山陵上去的，贺盛瑞私下盘算，如果到京里头调来人手，则两地相隔有五十多里，挑石头却不需那么多时间，平白让人往返百余里，实在说不过去，更何况，如果动用民工，公帑中并没有散发工资的这笔预算，但不发工资又太不像钱，贺盛瑞于是命人到邻近村庄商借壮丁片刻，每人每工时发给三文钱，结果，这回总共才花了一千多文钱，山陵上的墓石便已砌好了。
明朝的太监在监督工部兴建陵墓，神庙时，按例要使用板瓦，然而官窑生产的板瓦色黑质劣，每片价钱是一分四厘，民窑生产的板瓦色白质坚，每片只要三厘，太监们靠官窑中饱私囊由来已久，民窑从未沾上半点好处，贺盛瑞主持陵墓兴建之后，便亲自造访阉宦，问道：“你们监修土木有多少年了？”
其中一位老成点的回答说：“三十多年了。”
贺盛瑞道：“既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神庙的屋顶漏得那么厉害，是不是所用的板瓦质料不好？”
“的确如此。”
贺盛瑞便私下选了官瓦和民瓦各一千片，在上头暗中官作下记号，将之搀杂在一起，然后邀集监工和本陵掌印诸人，会合太监来到放置瓦片的地方，说道：“你们选选看，这里头哪种板瓦最适合在本次工程中使用。”
众人选了选，道：“白色的好。”
于是大家将白瓦取来一看，是民窑的产品。
贺盛瑞道：“民瓦既然品质好又便宜，何苦一定要使用官窑的产品？”
太监道：“这是祖宗立下的旧规矩，谁敢违背？”
贺盛瑞道：“当初祖宗要用官窑，是因为民窑的产品没那么好。现在官窑中一定有人从中贪污舞弊，否则品质不会恶劣到这种地步？我正准备向朝廷上疏报告此事，请在场的监官为我作证。”
这话一时封住了众人之口，贺盛瑞便吩咐散会，监工太监跟着他到了官邸，低声下气地说：“这项例子一开，官窑等于是报废了，会得罪不少人，请大人考虑按照旧有的成例发包施工。”
贺盛瑞不准，太监又要求官民各半，还是不准，太监知道贺某人态度强硬，只好说：“那就由大人全权做主好了，但是请不要对其他监工透露本官曾来和大人商议此事。”
于是这次工程共使用了二十万片民瓦，节省公帑共二千多两银子。
金刚墙的工程要进行填土时，在场工作的工人只有二十多人，如果二人合抬一筐泥土，则非要三至五日不能完工。贺盛瑞下令道：“凡有多抬一筐泥土者，加发工资二钱。”令下之后，每筐泥土都洒上红木屑为记号，工人飞快地往来搬运，结果不到一天便完工了。
锦衣卫拟议要更置仪杖等装备，所提预算共需一万两银子，贺盛瑞认为有过于浮滥之嫌。
那时，监督工部的宦官一遇到弊案便交付有司审理，贺盛瑞便在公文上眉批意见道：“这些武职人员都畏惧大人的精明，先用好话取悦上司，然后进言。才故意弄些小伎俩，好借以吻合文中叙述的各项情节，但实情并非如此，他们所掌管的驾阁库并没听说遭到火灾，为什么他们身上的铜带会焦黑呢，用旧的仪仗理应腐朽，为什么每一具看来都那么笔直如削呢？”
监工太监便用这些疑点质问锦衣卫的那些武官，并提言要参劾他们，武官们大惊失色，都跪在地上请求饶恕，不敢再对工部的安排有意见，结果，这次花费尚未到一千两银子，仪仗装备便已焕然一新。
永宁长公主于万历三十五年去世，工部依例雇工搭盖了殡宫殿房等约三百多间，内廷有旨，等丧礼结束之后，要全部拆除，贺盛瑞令民夫选择空地搭盖，并用细棍子横穿杉木缆眼，埋入土中，每张席子并用麻绳联结起来，当时在场工作的民夫，每个人都暗自嗤笑贺某人在做无聊的事。
殡葬结束后，宫中的官官果然派人来搜刮杉木，结果因木根牢固，每张草席又联结起来，如要一一将张麻割断收走席子，未免太过费事，只好算了。
贺盛瑞便召集工匠等人，询问他们道：“山区一旦风雨暴至，你们便无屋可避，你们将大殿折除，剩下的小房子，就留给你们起居之用，好不好？”
大家都俯首称善。
贺盛瑞道：“当初官府购买席子，每一张价钱是一分五厘，现在每张折价为七厘卖给你们，从工资中扣除，殡宫拆除之日，听任你们将席子取走，麻绳割下来还可以使用，木材也可自行应用，如何？”
大家又纷纷表示赞成。
京师外城的墙脚根，因为雨水长期的冲刷，渐渐地形成一个大坑，有危及整座城墙的趋势，附近居民为大坑取了个外号，名叫“浪窝”。
官府有关部门打算进行修葺，有一位官员建议到去京城二十里外的吴家村运黄土来修补，估算总共要耗费一万一千余两银子。贺盛瑞则提议挖护城河河沟底下的泥土，这样不但可以填平浪窝，顺便还可挖深护城河，既省钱又省事，一计数得。
后来的修护工作即依此进行，竣工时，总共才不过花了九百多两银子。
［冯评译文］
贺公主持兴建两宫的工程时，开了不少事例，凡有公文到来，即日批复，银钱交割的次日，必定入帐列管。每一件公事都在当天解决，官吏无法从中舞弊，因此各方款项纷纷聚集起来，总共筹得了一百万多两银子。贺公对每一项开支都亲自审核，删去浮滥的费用，结果竟只花了七十万两就将工程完竣，共节省了九十多万两的开支。没想到工程才刚完毕，贺公竟被冠上交代不清的罪名，黯然离职，这真是太冤枉了。
我曾参阅过贺公之子仲轼先生所辑的《冬官纪事》，里头提到裁抑木商，清算窑税等事，贺公在处理时往往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怕得罪主事者，难怪他会引起权贵之人的侧目。像这种有用的人才，如果一定要迫使他无法施展所长，才能为官场所容，这样对国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唉！世事真是令人可叹。
徽州有木材商人王天俊等十人，怀挟着巨额资金，依托权门势要，向官府求得札付，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准向王某等购买木材十六万根，贺盛瑞思忖一旦如他们所求，姑且不论他们将暗中夹带私人木材营私，光是这十六万根木材，即已有三万二千余根被他们在帐上动了手脚，使国家平白损失五、六万两的税收，他正要想办法阻止王某等胡作非为，但皇上却已发出特旨准其所求。一时之间，奸商们都得意扬扬，贺盛瑞却将他们召集起来，晓谕道：“你们要的札付我自然必须奉旨发出，但是我要在札付中列载些什么事项，你们能限制得了吗？”于是，贺盛瑞在札付中严格规定了以下诸事：
一，不得抵免关税，因为官府依照市价向他们购买木材，也是一种交易行为，自然应当像普通货物一样缴税。
二，载运木材的船只不得冲撞官舫民船，如有违犯，须按照行情予以赔偿。
三，不得骚扰州县地方政府，要他们派民夫拉纤。
四，不许未经检查即行通关。
五，官府不预支经费，俟木材运到张家湾，有关部门派官员逐根丈量木材尺寸大小，合乎规格的才给钱。
各个商人见到札付的内容，大惊失色道：“这样的话，札付不过是一纸无用的文书，要来做什么？”于是没有一个人肯领取札付，大家相率前去向东厂索回贿赂的赃款。
明朝工部衙门又设屯田司，其主管官员兼管通济局、广积局两个单位，每个局又设抽分大使（官名，负责征收租税）一员，攒典（基层吏役）一员，巡军十五员，官俸军粮每年约耗费一百三十余石。但这两个单位每年征收上缴工部的税款只有七、八十两银子，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两，还不及维持这两个单位所需的费用。贺盛瑞想拟案裁掉这两个单位，但被工部左侍郎沈敬宇阻止。
贺盛瑞私下追查，发现两个单位初设之时，每年都可缴给工部一千两银子，又其所辖窑场，光是从京师到通州、昌平、良、涿等地方，每年取自砖瓦的税款几达一百亿文钱之谱，但后来工部招商买办砖瓦，广积局的这项收入便断绝了。
贺盛瑞又继续深入追查，发现仅仅是木商王某一案，漏税额便高达一百零九两银子，其他会有什么弊端，大概就可想像得到了。
后来清查窑税时，宦官王明从中作梗，贺盛瑞揣想，宦官不可制，但商贩可制，于是命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警告军民人等，凡敢有买卖王明的砖瓦者，一律按漏税论罪，若有官府或军中私下卖放者，准许知情之人检举，即以漏税的数额充作奖赏。
措施执行之后，王明所经营的三十余座窑场，有一个多月片瓦不售，情形十分凄惨，遂不得不向贺盛瑞低头哀求，自动报缴税款。
这件事传出之后，朝廷中的要员纷纷自动缴税，三个月下来，税收竟达二十余万两银子，一年下来所收到的税，除了支用勋族贵戚的祭葬费用，剩下来的钱连局里头的府库都堆放不下，于是通令所辖各单位整修房舍，前后五个月的各项开支均由该局包办。
351、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云：泉州库贮败铁甚夥，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丁饰虚，利在掊饷，不论堪否，故毁解还。余议：堪者，官给工料，分发各营，修理兼用；不堪者作器与之，于军器银内，银七器二，照额搭给，解验查盘，一如新造之法。并散雨湿火药，而加硝提之，计省二千余金，即于饷银内扣库，以抵下年征额，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者泛视不行，终作朽物，惜哉！
【译文】
明朝人陈懋仁（嘉兴人，字无功）说：
泉州府库贮存很多废铁，都是先后收来报销的兵器，我曾经负责监收，亲眼看见有些还可以使用的，是因为军人为了骗取兵器报销的折钱，故意作假，不论兵器还能不能使用，都故意破坏后缴回来。我建议将这些常可以使用的兵器，由官府付工钱，分发给各军营修理后再用，其他无法再使用的兵器，当作废铁发给他们。在购买军火钱中，七成给银子，三成给旧兵器，依数量搭配，并详细解释试验，完全如新法制造处理，并分给他们被雨水淋湿的火药，加硝提炼，如此估计可节省二千多两银子，就由饷银内扣下缴库，以抵下一年征收的税额，节省军费而纾解人民的负担，没有比这样做更方便了。但执政的人往往视而不见，最后使这些兵器变成无用的废物，真可惜啊！
352、叶梦得
【原文】
叶石林［梦得］在颍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遗弃小儿，无由得之。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边批：作法者其虑远矣。］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译文】
宋朝人叶石林（叶梦得，吴县人）在武昌时，正逢水灾，京师西边一带特别严重，从唐邓等地漂来的浮尸不可胜数。叶石林命令以库存的常平米来救济灾民，但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却不知该如何处理。
有一天，叶石林问左右的人说：“民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他们呢？”
左右的人说：“怕养大以后又被亲身父母认领回去。”
叶石林翻阅旧法例：凡是因为灾害而被遗弃的小孩，亲生父母不能再认领回去。于是制作数十份空白的契券，详细说明这条法令，就发给城内外乡里之间的人家，凡是领养到小孩的，都让他们自己说明从哪里得来的，登录在契券后发给他们，并由官府登记在户籍里。如此一来，一共救活了三千八百个失怙的小孩。
353、虞允文
【原文】
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紬，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虞公允文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荻场利甚溥，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符下日，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译文】
宋朝时，先前浙江人民都须缴纳丝绸为丁口税，人民负担不起，往往生了儿子就丢弃，或是还没有长成就杀掉。
虞允文(仁寿人，字彬甫)知道这个情形，十分不忍，后来查访到江边沙洲有荻草地，经济利益很大，皆被豪门世家及僧侣窃据。
虞允文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些豪门世家和僧侣全数登录下来，并要求这些人代替人民缴壮丁税。命令下达的那一天，人民欢呼鼓舞，浙江一带的百姓至此才能安享父子天伦之乐。
354、韦孝宽 李崇
【原文】
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堠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岂得一州独尔？”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由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
“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斗争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
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译文】
韦存宽任雍州刺史时，雍州路旁每一里设立一个记里土台，往往一场大雨下来就整个冲毁。韦存宽到任后，命令部下在每个土台处种植槐树。既免修复，又方便行人旅客。
后来宇文泰(后魏·武川人)见了，叹息道：“哪能只有一州这样做呢？”于是各州都详细计算道路的里程，并种树为记。
后魏李崇(顿丘人，字继长)任兖州刺史时，兖州本来有很多盗贼。李崇就下令每村建一座楼，楼上都悬挂着鼓。盗贼出现时则立刻急鼓告警。邻村一听到鼓声，先敲一响，再连敲二响，再连敲三响。顷刻间，鼓声传遍百里，各村都派人防守，于是盗贼没有不很快就被逮捕的。
［袁了凡评语译文］
宋朝薛季宣(字士龙)任武昌县令时，每乡建一座楼，有盗贼出现，就敲鼓并举烽火作信号，瞬间传遍百里，做法和李崇相同。乱世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比这样更有效的了。
只有宋代向子韶（字和卿）任吴江县令时，太守孙公杰命令每一保设置一鼓楼，每保五个壮丁，负责巡逻警戒的任务，有盗贼就敲鼓相告。向子韶认为不可，他说：“这样做会开启各保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看法。
一般说来，相机行事，每人有不同的策略，要依现实的状况而定，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有效。然而，刑罚公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足，这才是消弭强盗的根本之道。
355、范仲淹
【原文】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冯述评］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译文】
宋朝范仲淹任延州太守时，延州惯例是总官率领边境士兵一万人，提辖率领五千人，都监率领三千人。盗寇一出现，官位低的先率兵出去抵御。
范仲淹说：“将领的委派不从实际的能力去考虑，而以官位的高低为出兵的次序，这是必败的做法。”
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共得精兵一万八千人，分派六个将领来率领，每个将领各领三千名士兵，分别训练，衡量贼兵的多寡，再轮流出兵抵御。
［冯评译文］
少司马梅客生的奏章说：“古人依实际的功勋来颁赐爵位，如今则依爵位高低来决定赏赐的轻重。”这两句话真是切中时弊，在作战时阶级低的在前，在论功行赏时又在最后，这等于是拿职位低者的性命来讨好职位高者，难怪有志之士不愿为国效命。范仲淹分派将领轮流出兵的方法固然很恰当，我认为论功行赏奖时更应当奖励有实际战功的人，而不是把功劳归给居于高位不作战的人，这样豪杰之气才能平息，功名之士才知道奋发。
356、徐阶
【原文】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冯述评］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弓广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凌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能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克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冯评译文］
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弓广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
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宣府、大同一带，和百姓杂居，屯田士卒无法耕种，米麦每石涨到中等成色的银子三两，但军方每月发给士卒的伙食费只有七镮钱，根本吃不饱。是时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麦作已经成熟，每石只值四镮钱，可及时收买到数十万石的麦子，如果出价五镮钱，商人还愿将麦子出居庸关运抵宣府。如果出价八镮，麦子可出紫荆关运抵大同，大略合计一下，每石麦子子只要花上一两银子的代价，就可让每位士卒饱食一个月，这样做的话，当地的米麦价格也将渐次平抑。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批准实施。
357、种世衡 杨掞
【原文】
种世衡所置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廪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的，中的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轻重，亦令射，射中者得优处。或有过失，亦令射，射中则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强甲于延州。
杨掞本书生，初从戎习骑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马跃，初不过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数闪跌不顾。孟珙尝用其法，称为“小子房”。
［冯述评］
按《宋史》，掞尝贷人万缗，游襄、汉间，入娼楼，箧垂尽。夜忽自呼曰：“来此何为？”辄弃去。已在军中，费官钱数万，贾似道核其数，孟珙以白金六百与偿，掞又费之，终日而饮。似道欲杀之，掞曰：“汉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不问出入，如公琐琐，何以用豪杰？”似道姑置之。盖奇士也！其参杜杲军幕，能出奇计，解安丰之围，惜乎不尽其用耳。
【译文】
种世衡所建的青涧城，非常靠近蕃族部落，守备的军力薄弱，粮草又缺乏。种世衡于是用官钱借给商人，供他们至内地买粮谋利，完全不加以干涉。不久，城里仓库的粮食都满了。
种世衡又教官吏人民练习射箭，连僧侣、妇人都要练习，用银子作箭靶，射中的就给他。后来射中的人越来越多，就将箭靶改为厚而小，但银子的重量依旧。有人为徭役的轻重而争执，也命令他们比赛射箭，射中的可以优先选择。有过失的人也命令他射箭，射中的可以不处罚。
从此人人都会射箭，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和战力之强跃居整个延州第一。
宋朝人杨掞（临川人，字纯甫）本是书生，后来跟戎人学习骑马射箭。每天晚上用青布铺在地上，骑着悍马跳跃。最初跳不过三尺，后来跳过五尺，最后甚至跳过一丈，屡次摔倒也不管。
孟珙（字璞玉，谥忠襄）曾经采用他的方法，并称杨掞为“小子房”。子房为张良的字。
［冯评译文］
按〈宋史〉记载，杨掞曾经向人借一万缗钱，浪荡于襄汉一带，在妓院里几乎把钱全数用光。有天夜晚忽然对自己说：“我干什么到这里来？”于是离开妓院。后来在军中，又私自花费官钱数万缗。贾似道来审核官钱，孟珙为他偿还白金六百两，杨掞却又把它花光，整天饮酒作乐。贾似道想杀他。杨掞说：“汉高祖付给陈平黄金数万斤，而不问他花在何处。像您这样斤斤计较，怎么能任用豪杰！”贾似道听了，遂没有再加以追究，说起来，这杨掞也真是奇特之士。后来他担任杜杲（邵武人，字子昕）的慕僚，献出奇计，解除安丰被围的困境，可惜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才智。
358、曹玮
【原文】
曹玮在泰州时，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单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玮尽令还其故，以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边批：诱之习射。］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五十亩。［边批：官未尝不收其利。］至三百人以上，因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皆出钱市马。［边批：马不缺矣。］后开边壕，悉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
【译文】
玮任职泰州时，环、庆两地骑战原属于羌人的田地，多数被边境的汉人所收购，但因此地汉人势力单薄，无法保护自己，因而往往又被羌人侵占。曹玮于是命令羌人归还所有的田地，若有违犯的羌人，一律将他们迁徙至内地。
曹玮又招募善于骑射的弓箭手，并要他们比赛骑马射箭，胜的人赏给二顷田地的马，又规定下一次秋收，获得赏田的弓箭手一定要买一匹担当得起骑战使用的马，再由官方统一登录于簿籍之内。这些都能做到，再加赏田地五十亩。这样的弓箭手每累积到三百人，便成立一个团，每团设一个指挥。曹玮在地势险要处建筑堡垒，让士卒自己开辟土地，再圈围起来做为马社，一匹马死了，由众人共同出钱买马。曹玮又在边境上挖掘濠沟，要求濠沟的深度，宽度得达到要一丈五尺。山势险峻无法挖掘的，就利用峭壁修建防御工事，后来各州都起而效法。
359、虞诩
【原文】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譬如衣败，用以相补，犹有所完，不然，将两无所保。议者咸以为然。诩说太尉李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夫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腹心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念。如使豪杰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浸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然则计将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制，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川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为郎，以安慰之。
［冯述评］
虞诩凉州之议，成于李修之公访3德裕维州之议，格于僧孺之私憾。夫不为国家图万他，而自快其私，以贻后世噬脐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太宁弃而蓟州逼，三坌河弃而辽东悚。国朝往事，可为寒心。昔单于冒顿不惜所爱名马与女子，而必争千里之弃地，遂因以灭东胡，并诸王。堂堂中国，而谋出丑虏下，恬不知耻，何哉？
凉州之议，尤妙在辟其豪杰而用之，此玄德之所以安两川也。
嘉靖东南倭警，漕台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尽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为之向导。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白衣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与以‘义勇’名色，月给米一石，令其无事则率人捕盗，有事则领兵杀贼，有功则官之。如此，不唯中国人不为贼用，且有将材出于其间。其从贼者谕令归降，如才力可用，一体立功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难拨灭矣。”
愚谓端简公此策，今日正宜采用。
【译文】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羌人反叛作乱，侵略凉州，大将军邓骘（字昭伯）认为出兵对付羌人军费支出太高，不太划算，想抛弃凉州，集中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譬如两件破衣服，用一件来补另一件，还有一件是完整的，否则两件都不能穿。众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很对。
虞诩（武平人，字升卿）劝太尉李修（字伯游）说：
“听说公卿已决定要抛弃凉州。凉州抛弃之后，三辅之地（汉朝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就成为边塞，而历代天子的陵墓位在城郊，毫无屏障，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俗话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凉州人对军事的熟习，以及勇敢尚武的性格，远远超过其他各州。羌人所以一直不敢入侵三辅之地，而直接威胁到京师这一带，是因为凉州在前为屏障的缘故。
“而当地人所以执持兵器奋勇抗敌，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有自认是大汉的子民。如果抛弃这个地方，要迁徙当地人民到内地，则人民安居本土，不肯轻易迁徙，必然产生叛变的意图。更严重的是，万一当地的豪杰之士全数聚集起来，挥军向东，则就算我们有贲育这样的勇士为士卒，有姜太公这样足智多谋为者将师，恐怕还抵挡不了。有人用补两件破衣服还能保有其中一件的完整来作譬喻，意图放弃凉州，我却认为抛弃凉州像毒疮一般，患部将会持续不断的扩散，所以抛弃凉州不是好办法。”
李修说：“然而要怎么做才对呢？”
虞诩说：“如今凉州骚动，民心不安，我担心突然间有意外的变故，应当由四府（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九卿各自辟召凉州人数名为幕僚，让凉州各级地方官员的子弟都在京城为散职的官员。表面上来说，是对凉州官员守土有功的酬奖，并进一步发挥鼓励劝诱的功能，实质上也构成对这些人一种无形的牵制力量，防止他们有任何不轨作乱的意图。”
李修很赞许他的话，就集合四府商议，依虞诩的计策行事。于是辟召凉州一地的豪杰之士担任属官，州牧、太守的子弟为郎，用来劝慰他们。
［冯评译文］
虞诩对凉州的一番建议，是因著李修愿意为国寻求忠言而发挥功效。李德裕对维州的一番建议，则因牛僧儒对李德裕私人的仇怨而化为泡影。眼光不看在国家长久的利益，只图满足一己的私利，最后遂让后人悔恨莫及，实在是最大的不忠。河套丢了，陕右就亮起红灯；西河丢了，甘州就很危险；太宁丢了，苏州就饱受威胁；三岔河丢了，辽东就陷入恐惧之境。明朝的往事，是足以令人寒心的。
西汉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不吝惜自己心爱的名马与女子，而一定要争取到千里的荒地，因而能消灭东胡和北方各国。堂堂中国，谋略居然不如一个塞外的野人，还安然不知羞耻，为什么呢？
虞诩对凉州问题的建议，更妙的是任用当地的豪杰，这也是刘玄德安抚两川的方法。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之乱，漕台（漕运总督）郑晓奏报倭寇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其中也有智勇双全可以任用的人才，往往因为没有机会得到施展，而甘心跟着贼兵，做贼兵的向导。
请命令各巡抚在军民百姓中，每年查访推举数十名有勇力智谋的人，给予义勇的名位，每月给付一石米。命令他们平常率领人民缉捕盗匪，乱事发生时，就带军队攻杀贼兵，立功以后就授与他官位。如此，不只中国人不会被倭寇所用，而且可从中发掘将帅之人才。那些已经追随贼兵的，劝导他们反正，如果才力可以任用，完全论功升迁。
不然数年之后，可能出现卢循（晋朝人，字于先）、孙恩（晋·琅琊人，字灵秀，奉五斗米教）、黄巢（唐·曹州人）、王仙芝（唐·濮州人）等强而有力的反贼，乱事将更加扩大蔓延，到时候就很难消灭了。
我个人认为郑晓的计策，非常适合当今采用。
360、张居正
【原文】
俺答孙巴汉那吉，与其奶公阿力哥，率十余骑来降。督抚尚未以闻，张江陵已先知之，［宰相不留心边事，那得先知？］贻书王总督崇古查其的否，往复筹之曰：“此事关系甚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第戒励将士，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彼卑词效款，或斩我叛逆赵全等之首，誓以数年不犯吾塞，乃可奉闻天朝，以礼遣归。但闻老酋临边不抢，又不明言索取其孙，此必赵全等教之，［边批：看得透。］诱吾边将而挑之以为质，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难当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边批：我兵被劫，往往坐此。］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奇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续据巡抚方金湖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其言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盖耻以轻博重，［边批：看得透。］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虽哀恳，身犹拥兵驻边，事同强挟，未见诚款。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送归其孙。若拥兵要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即不然，而聊以胁从数人塞责，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边防利害不在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其战守之具，兴屯田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诸逆既入境，即可执送阙下，献俘正法，传首于边，使叛人知畏。先将那吉移驻边境，叛人先入，那吉后行，彼若劫质，即斩那吉首示之，闭城与战。彼曲我直，战无不克矣。阿力哥本导那吉来降，与之，必至糜烂。［边批：牛僧孺还悉怛谋于吐蕃，千古遗恨。］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则此人亦可执之以相当，断不可与。留得此人，将来大有用处，唯公审图之。”
后崇古驰谕虏营，俺答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答先献所虏获。俺答乃献被掳男妇八十余人。夷情最躁急，遂寇抄我云石堡。崇古亟令守备范宗儒以嫡子范国囿及其弟宗伟、宗伊质虏营，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赵全等，皆面缚械系，送大同左卫。是时周、元闻变，饮鸩死，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纶送之归。那吉等哭泣而别。巡抚方逢时诫夷使火力赤猛克，谕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孙呜呜相劳，南向拜者五，使中军打儿汉等入谢，疏言：“帝赦我逋迁裔，而建立之德无量，愿为外臣，贡方物。”请表笺楷式及长书表文者。
江陵复移书总督曰：“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狷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议者以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不知所谓和者，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万万不侔。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虑，自吾常事，不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也。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驭之策，自合如是耳。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议者独以边将不得捣巢，家丁不得赶马，计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机会。故仆以为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华殿面请诏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拣付本兵，因区画八策属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许虏，条上封贡便宜，诏从之。俺答贡名马三十，乃封俺答为顺义王，余各封赏有差，至今贡市不绝。
板升诸道既除，举朝皆喜。张江陵语督抚曰：“此时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献以为功，又费一番滥赏，且使反侧者益坚事虏之心矣。此辈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即传语顺义，缚汝献功矣。然对虏使却又云：‘此辈背叛中华，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种谷，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杀之，不必来告。’以示无足轻重之意。”
【译文】
明朝时，鞑靼酋长俺答的孙子巴汉那吉，和他的奶公（乳母之夫）阿力哥率领十万多骑兵来降。
总督巡抚尚未向皇帝禀报，张江陵（张居正）已先知道此事，就写信给总督王崇古（蒲州人，字学甫），查问事情确实与否，且在信中仔细的计议。他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降服鞑靼的关键就在此一举。刚接获报告说鞑靼酋长到边境上来要人，我们正怕他放弃不要，则我们空有人质且结怨俺答。现在他既来要人，就对我们有利。只要勉励将士们，坚固壁垒，肃清郊野以待敌。并派人向鞑靼好言相劝，如果他们肯屈从降服，或斩杀我方叛逆赵全等人，立誓数年之间不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必当禀奏皇上，依礼遣送回去。
“但我听说老酋长这回到边境上既不抢劫，又不明言要索取自己的孙子。这一定是赵全等人教他的，要引诱我方边境将士，把他捉来当人质，再趁我们不备时进击。我们应关起城堡坚守，不要轻易出兵作战。即使他们看起来军力很弱，也不要进攻。多派间谍，使对方疑心。或派遣精锐骑兵绕路去直接攻击他们的巢穴，使他们要战没得战，要抢没得抢。如此不出十天，一定自行离去，这样的结果就算成功了，根本不必非要有斩获多少敌人才算有功。
“我又听说巡抚方金湖派遣鲍崇德去会见老酋长等等，这些传闻未必是事实。这回老酋长所表现的亲情，颇为真实，他不用我方叛降的人来交换他的孙子，大概是耻于用无足轻重的人来换取他心目中重要的人，而不是不忍心杀掉赵全这批那些叛降的人。其实留着巴汉那吉这样乳臭未干的年轻小孩，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正好对俺答而言重要无比，可以借此挟制鞑靼罢了。所以应当派人宣布朝廷厚待他的孙子，使老酋长安心。然后命令那吉穿着朝廷赏赐的红袍金带去见鞑靼的使者，老酋长见我方对那吉的宠爱，要回那吉的心意将更急切。而王牌握在我们手中，这样的状况下进行和议，我方有什么要求，一定会达成。
“俺答言语虽然哀怨，但在边境上还拥有大批军队，这种态势像是在要胁我们，尚未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一定要让他将赵全这批叛逆先全数送入边境，且撤回骑兵，然后我们才派官吏依礼送回他的孙子。如果他带兵来要回人质，我们就应允谈判，而戎狄之人不可信赖，恐怕中途发生变卦。就算俺答不搞花样，就光凭他带兵恫吓，我们就马上答应和议放人，岂不是严重损害国家的威望？
“至于封爵位。进贡交易两件事，都无关紧要。我的意见是边防的利害问题，不在那吉送不送回去，而在俺答有没有求和的诚意。如果俺答果真出于至诚，封给他爵位，准许进贡交易，我们也可以趁机修理兵器守备，推行屯田。边境没有烽火之警，农夫也能放心耕种。俺答如果要求和盟，我们当予以怀柔，只要名义上尊本朝为天子，鞑靼可完全保有自主权；他如果背叛盟约，我们立刻兴师问罪。胜算掌握在我们手中，几世都有利。
“那些叛逆的人入境后，立刻送到京师处死，然后将首级送到边境，使心怀背叛的人知道畏惧。至于那吉则可先移送到边境，但须等一干叛逆入境，那吉再出发。
“他们如果打算劫持人质，我们就立即将那吉斩首，并关闭城门来作战。他们理屈，我们理直，一定可以打胜仗。阿力哥是引导那吉来投降的人，送回去一定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既然留下周、元二人，我们也同样可以留下阿力哥，绝不可以送回去。留下这个人，将来会有很大用处，希望您仔细考虑。”
后来王崇古派人去告诉俺答，俺答要明室先交出那吉，明室的答复是一定要俺答先献出他虏得的人。俺答于是先献出被他俘虏的八十多名男女。有一部份鞑靼军沉不住气，开始攻击云石堡。王崇古立即命令守备范宗儒，派其长男范国囿及弟弟宗伟，宗伊到俺答军营为人质，交换赵全等叛徒，俺答很高兴，就收捕赵全等人，都加以手铐脚镣送到大同左卫。此时叛降鞑靼的周、元二人听说状况有变，就饮毒酒自杀，明室这才把那吉带出来，派康纶送回去，那吉等人哭着道别。
巡抚方逢时（嘉鱼人，字行之）告诫鞑靼，要火力赤猛克不要加害阿力哥。
那吉到黄河边时，俺答亲自来迎，祖孙相见，伤心落泪，互相问候，并向南方拜了五次。俺答又派亲信手下阿儿汉进京道谢。上疏说：皇上赦免我擅自逃亡的孙儿，恩德无量，俺答愿意以皇上远方的臣子自居，进贡我国的产物，请求颁赐表章书信的格式及擅长文书章奏的人。
张江陵又写信给总督说：
“封爵位，进贡的事是控制夷狄，安定边塞的重要方略。现在有人怀着嫉妒的心理，坚持一些庸俗无知的建议，只看到眼前的小问题，完全不顾国家久远的利益，于是想扰乱甚至阻止和议的进行，这不只是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议论的人认为议和是向夷人示弱，答应和鞑靼人开放马匹交易一定会引发战乱，这实在是不了解所谓和平的意义。例如汉朝的和亲、宋朝的奉纳，彼时要战要和完全控制在夷狄手中，不在中国。所以贾谊认为是本末倒置，寇准坚决反对和议。如今鞑靼对我国称臣求封，和议与否控制在中国手里，不在夷狄，比起汉朝、宋朝，绝不相同。
“至于从前奏请开马市，夷狄带兵侵犯边境，仗恃强势要求交易，用弱小的劣马，向我方索取数倍的利润。交易未完，就进行抢劫。所以先帝下令禁止不再实行。如今因鞑靼入贡，官方为他们开办市场，让他们和边境人民贸易。为期或三天，或两天，这就像辽国开原事例，又哪里是马市可以相提并论的呢？
至于国土的防卫，戒备的筹谋，自然是我们长期要进行的事，不可因为夷狄入贡与否而有增减。如今我们中国人亲生父子兄弟互相约定，尚且不能保证不违背，何况是夷狄呢？但这绝不意味着和议有什么错误，相反的，和议就边患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想想看，鞑靼数十年来没有一年不入关侵略抄劫，难道这些边患都是违背盟约才发生的吗？就算将来鞑靼违背盟约，所发生的祸患，又难道会比不和议时每年侵边更严重吗？议论的人只想到没有真刀真枪的战事来立功以及夺取鞑靼人的牲畜。这种只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大计的人，当然可惜升官发财的机会暂时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人不只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不久，张江陵在文华殿当面奏请皇帝下令实行，又将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二王的故事交付本兵（兵部尚书的别名），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八项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负责执行。
王崇古接获函札，就奏请皇帝同意依照俺答的要求封爵位，进贡交易，皇帝下诏书同意。俺答进贡名马三十匹，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余封赏各有等级，至今进贡交易依然不绝。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这时张江陵对总督巡抚说：
“这个时候最好假装没事，否则让俺答得知消息，以此邀功，不但又得一番滥赏，且会使那些叛国者投靠虏庭之心益发坚定。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北虏之地，他日就会有到他们的时候。不必号召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也没用。只要不时训谕他们放下兵器，专心务农，为我中国之屏障，勿生反叛之心；若有反叛之心，我们就会传话给顺义王（即俺答），要他抓他们来献功。
“但是面对北虏使者时，又告诉他：‘这些人是叛国者，我朝已置之度外，任他耕田种谷。如果他们作奸犯科，你们如何处置都可以，不必告知中国。’如此，即表示这些人无足轻重。”
361、顾玠
【原文】
顾玠〈海槎余录〉云：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险恶，其俗闲习弓矢，好战，峒中多可耕之地，额粮八百余石。弘治末，困于征求，土官符蚺蛇者恃勇为寇，屡败官军。后蚺蛇中箭死，余党招抚讫，嘉靖初，从侄符崇仁，符文龙争立，起兵仇杀，因而扇动诸黎，阴助作逆，余适拜官莅其境，士民蹙额道其故。余曰：“可徐抚也。”未几，崇仁、文龙弟男相继率所部来见，劳遣之。余知二人已获系狱，故发问曰：“崇仁、文龙何不亲至？”众戚然曰：“上司收狱正严。”余答曰：“小事，行将保回安生。”众欣然感谢。郡士民闻之骇然，曰：“)此辈宽假，即鱼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阅狱，纵系囚二百人，州人咸赏我宽大之度。黎众见之，尽阖首祝天曰：“我辈冤业当散矣。”余随查该峒粮，俱无追纳，因黎众告乞保主，余谕之曰：“事当徐徐，此番先保各从完粮，次保其主何如？”众曰：“诺。”前此土官每石粮征银八九钱，余欲收其心，先申达上司，将该峒黎粮品搭见征无征，均照京价二钱五分征收。示各黎俱亲身赴纳，因其来归，人人抚谕，籍其名氏，编置十甲。办粮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二名，又总置、总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余人，则掌兵头目各有所事，乐于自专，不顾其主矣。日久寝向有司。余密察识其情，却将诸首恶五十余名，解至省狱二千里外，相继牢死，大患潜消。后落窑峒黎闻风向化，亦告编版籍，粮差讫，州仓积存，听征粮斛准作本州官军俸粮敷散，地方平安。
【译文】
明朝人顾玠（吴县人，字汇堂）的〈海余录〉记载：
儋耳七坊黎山一带山势险恶，当地人民一向熟习弓箭，好斗成性。黎峒有很多耕种的田地，每年可生产八百多石米粮。明孝宗弘治末年，当地人民因不堪忍受重税的课征，于是土官符蚺蛇仗恃勇武率众为寇，屡次打败官军。后来符蚺蛇中箭死亡，余党被官军招抚。
世宗嘉靖初年，符蚺蛇的侄儿符崇仁、符文龙争夺官位的继承，起兵互相仇杀，继而扇动各黎族部落，暗中准备叛乱。
我正好到当地任知府，当地的百姓非常忧虑乱事将起，向我报告了这个事情，我说：“没问题，可以慢慢安抚他们。”
不久，符崇仁，符文龙的弟弟及儿子相继率领部落的人来求见，我慰劳他们，后来知道符崇仁、符文龙已被捕下狱，就故意问他们：“崇仁、文龙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众人难过地说：“已经被官府抓去关起来了。”
我笑着说：“这是小事，我就去保他们回来。”
众人都高兴地道谢。
郡里的百姓听了，害怕地说：“这些恶人一放出来，马上就会来残害我们百姓了。”
我也不理会。
不久我巡视监狱，放了两百名囚犯，州人都称赞我宽怀大量，黎族人见了全体低着头祈祷说：“我们的冤屈终于可以得到平反了。”
我随后详查黎峒的粮食，都没有缴纳粮税，就借着黎族人来请求我保释他们的首领时，告诉他们说：“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先办好纳粮完税的事，再谈保释首领怎样？”
众人说：“好的。”
前任官吏每石粮食征收银子八到九钱，我想收笼他们的心，先请求上司将黎峒的各种粮税均依照京师的征收金额二钱五分来征收，并要求各黎族亲自缴纳，等他们来缴税时，都加以安抚开导。
把名氏登录在簿籍上，编成十甲。办理粮务时，除了当年负责领导的人外，每排又设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两名，又总会整个十甲设立总甲、黎老各两名，于是共设立了一百多名掌兵头目，每人分层负责。这些人都很高兴得到自己权责范围的权力，便不再肯听令于原来的首领了。
黎族人渐渐地心向着官府，我仔细明察各种情况，又将五十多名带头作乱的人押送到省监狱，让他们相继死于两千里外的监狱中，于是大患遂消除于无形。往后落窑峒黎也来归化，都正式编入户口簿籍里，催收公粮的差事完成后，州仓所积存的粮食，准许分配作本州官军的俸粮，地方因而平安。
362、张肖甫
【原文】
浙故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岁以七营防海汛，汛毕乃归。其饷颇厚。
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新例减饷三之一，又半给新钱，钱法壅不行，诉之不听，遂为乱。其魁马文英、杨廷用实倡之，拥吴公至营所，窘辱备至，迫书朘削状，以库金二千为酒食资，姑纵之。明日二魁阳自缚诣吴及两台，言：“我实首事，请受法，他无与也。”众皆匣刃以俟，诸公惧稔祸，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闻。
少司马张肖甫奉便宜命抚浙代吴，未至而民变复作。
初，杭城诸栅各设役夫司干掫，［边批：多事。］应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岁始严其法，必亲受役。惮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募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卿侨居，素舞文，与市大猾相结，假利便言之监司守令，俱不听，意忿忿，且谓“官无如乱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诸大猾。会仕卿坐他法荷校，诸大猾遂鼓众劫之，响应至千人，于是焚劫诸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台使者门，监司而下悉窜匿。
张公抵嘉禾闻变，问候人曰：“兵哨海者发耶？”曰：“发矣。”“所留二营无恙耶？”曰：“然。”公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边批：兵民合则不可为矣。］从者皆恐，公谈笑自如，既抵台治事，而群不逞啸聚益众，揭竿立帜，执白刃而向台者可二千余，且欲毁垣以入，公乃从数卒乘肩舆出迎，谓之曰：“汝曹毋反，反则天子移六师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与甚不平，何不告我？”众以司夜役不公为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众始散。
然其气益张，夜复掠他巨室，火光烛天，公秉烛草檄，谕以祸福，质明，张之通衢，众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戢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计曰：“过可使也，乌合可刈也。”
命游击徐景星以二营兵入，召伍长抚之曰：“前幕府诚误用汝死力而不汝饷，汝宁无怏怏？［边批：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众唯唯，则又曰：“市无赖子乱成矣，彼无他劳，非汝曹例，能为我尽力计捕之，我且令汝曹以功饱也，然无多杀，多杀不汝功。”众踊跃听命。
复召马文英、杨廷用，密谓之曰：“向自缚而请者汝耶？”二魁谢死罪，公曰：“壮士故不畏死。虽然，死法无名，汝为我帅众捕乱，讵论赎，且赏矣，即不幸死，宁死义乎！”二魁亦踊跃听命。
公乃召徐景星出所从骁勇为中军，俾营兵次之，郡邑土团又次之，严部伍，明约束，遂前薄乱民，连败之，缚百五十余人，而仕卿与焉。公讯得其倡谋，挟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余人，皆斩枭之辕门，余悉释去。于是群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犹未伏法，急之或生变，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则非法，因阳奖二魁功，予之冠带。
榜于营，复其饷如初，咸帖然，当二魁自缚时，要众曰：“吾以一死蔽若等，姑予我棺殓，给妻子费。”众为敛金数百，既免而不复反橐，众颇恨，又各营倡乱者数十，公俱廉得之。届明年春汛，七营当复发，公于誓师时密令徐景星以名捕营各一人，数其首乱罪斩之。，已后捕马、杨二魁至，曰：“汝故自请死，今晚矣。且汝既倡乱，又欺众而攘其资，我即欲贷汝，如众怒何？”又斩之，凡九首。
陈辕门外，而使使驰赦诸营，曰：“天子不忍僇尽汝，汝自揣合死否，今而后当尽力为国御圉也！”众尽感泣。
［冯评］
兵之变，未有不因朘削激成者；民之变，未有不因势豪激成者。至于兵民一时并变，危哉乎浙也！幸群不逞仓卒乌合，本无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遣，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为一，于此便有个题目可做。
张公此举，大有机权，大有此第，尤妙在于不多杀，若贪功臣，我不知当如何矣。
【译文】
浙江旧时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每年海潮期时派七营去防守海边，海潮期结束后才回去，他们的粮饷颇为优厚。
明神宗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行新法，依规定减少三分之一粮饷，又发给一半新钱，随即新钱废而不用，亲兵向上申诉又得不到结果，于是起而叛变。首领马文英、杨文用带头作乱，挟持吴中丞到军营，加以各样羞辱，并强迫他写“赦免状”，用公库金二千两做为营兵酒食费，才暂且放他回去。
第二天，这两名首领假意自己捆绑来拜见吴中丞及御史台，说是自己带头叛变，请求接受刑罚，其他人都不相关。其实所有叛变的亲兵都备好武器，一有状况，马上再作乱，诸官员害怕再引起祸患，只有好言相慰，将他们遣走，再将此事详细地向朝廷奏报。
少司马张肖甫奉命到浙江代替吴中丞，并由朝廷授权可视情况全权处理，但张肖甫人未到而平民又起叛变。
起初，杭州城的哨楼各设役夫，负责巡夜。担当役夫的往往由官府自行招募无业游民充任，前两年开始严格执行，一定要由人民轮番亲自担任役夫，害怕担任役夫的人，便相率投靠权势之家而免除劳役；另一面无业游民失去利益，也产生怨恨。
上虞人丁仕卿寄居杭州，向来喜爱舞文弄墨，并和城中的一些狡诈不法人士互相勾结，遂上言官府恢复过往招募的做法，监司、太守、县令不予采纳，丁仕卿觉得很丢脸，生气的四下宣称，上次亲兵作乱，官府除了屈服外也不敢如何，这样的官府下令，我们爱听不听，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以此挑起城中一些不法之徒的愤怒。
适逢丁仕卿犯其他法令被捕，这些不法之徒就鼓动群众去劫狱，一时闻风响应的高达上千人，暴民于是向权贵人家打劫放火以泄恨，并击破御史台衙门，监司以下的官员都逃匿无踪。
张肖甫抵达嘉禾，听说军民叛变，问侍从说：“海防的七营士兵出发了没有？”
“出发了。”
张肖甫又问：“另外两营还在吗？”
侍从回答：“是的。”
张肖甫说：“立刻把他们也派遣去海边，还来得及和叛民隔离。民兵一合，则事不可为。”
随从的人员都很害怕，张肖甫却谈笑自如。
张肖甫抵达官府以后，群众聚集得更多，揭竿树立旗帜，拿着武器包围官府的近二千人，而且几次想破墙而入。
张肖甫带着数名士卒乘轿子出迎，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作乱，乱事一起，朝廷一定会派大军来讨平，连累你们全家、甚至亲戚都不得活命。有什么痛苦与不平，何不告诉我呢？”
众人都说是巡夜的事不公平。
张肖甫说：“小事，很容易，何必因一时愤怒，拿你们一家大小的生命开玩笑呢？”
于是张肖甫当场就下令废除巡夜，众人才从官府退开。气焰却更嚣张，夜里又去抢劫大户，并放火烧屋，弄得满城火光。张肖甫点着蜡烛写公文，告谕人民作乱必然导致的灾祸。天刚亮时，张贴在重要路口。众人却把它扯下来撕破。
张肖甫很生气，说：“我奉命来平定悍兵，应该从悍民着手。”
张肖甫认为，营兵虽有过失，但一时还可派用，而乱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很容易可平定，于是命令游击将军徐景星带二营士卒入城，召伍长来安抚说：“前任幕府错待了你们，既要你们尽力效命，而让你们吃不饱，难怪你们心里不满。”
众兵皆恭敬地应诺，张肖甫又说：“城中无赖已开始闹事，他们不像你们有为国守土的辛劳，所以不可和你们的事一概而论，你们若能为我尽力去逮捕他们，我就让你们因这次立功而过好日子，但是要记住不要杀太多人，多杀人就不算你们的功劳。”
众兵踊跃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马文英、杨廷用来，私下说：“先前自己捆绑来请罪的是你们吗？”
二人谢罪，张肖甫接着说：“男子汉大丈夫本来就应该不怕死，但也不要死得默默无名，你们为我率兵缉捕乱民，赎罪而且还能得到奖赏，就算不幸牺牲，也算死得合于义理不是吗？”
二人也热切表示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徐星卿，派出自己身边骁勇的人做剿贼的先锋，营兵居第二线，最后才是当地的人民团练，于是严整队伍，明定规矩，然后开始对乱民展开攻击，果然很顺利的接连击破乱民，逮捕一百五十多人，而丁仕卿也在其中。张肖甫便升堂审问，查到挟带兵器并满身劫来的财帛的主谋者共五十多人，都处以死刑，并将首级悬挂军营门上，其余的人则当场无罪释放，于是众人不敢放肆，各自散去。
此时营兵作乱的事尚未处理，然而民乱才刚刚压下，张肖甫担心太急切会再度出事，若是借他罪处置他们，或秘密杀死他们也都不对劲，因此假装奖励马、杨二人的功劳，给予帽冠束带，榜示于军营，又恢复他们的粮饷，使众人都很服贴安顺。
但马文英和杨廷用在自我捆绑请罪时，曾要众人说：“我俩以死来让你们脱罪，你们应该给我们两人一点丧葬费和妻儿的生活费。”
众人因此为他们凑了数百金的安家费，但马、杨二人无罪后又不退还，弄得大家都十分怨恨；此外，各营带头作乱的人有数十名，张肖甫也都大略知道是谁。
到第二年春季海潮期，七营军士又将出发，张肖甫在军士宣誓时，秘密命令徐星卿在每一营中各逮捕一名带头作乱的人处死，然后又逮捕马、杨两名首领，张肖甫说：“你们以前自己请求处死，到今天才杀，已算是让你们多活很久了。你们带头作乱，又欺骗众人的钱，即使我想赦免你们，众人的愤怒又怎么能平息？”
又杀死他们两人，一共九个首级，一齐陈列在军营门外。最后，张肖甫派使者去告诉各营军士，他说：“天子不忍心将你们全部处死，你们自己想想该不该死，今后应当尽力防卫国土。”众人都感动得落泪。
［冯评译文］
军士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因为上级剥夺所激成的；平民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因为权贵压迫所缴成的。军士平民竟然一起叛变，好危险啊！幸好只是仓卒聚集的乌合之众，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志，而马、杨两个军士首领又仗着张肖甫的好言慰藉，自己以为可以侥幸不死，所以不至军民合而为一，这样就好处理了，张肖甫这番作为，非常机智，又能按部就班进行，更好的是不多杀人，如果是贪功的臣子，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363、张仁愿 余玠
【原文】
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总管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云祠为中城，距东，西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
［冯评］
今皆弃为荒壤矣，惜哉！
余玠帅蜀，筑召贤馆于府左，供帐一如帅所。时播州冉王进，冉璞兄弟隐居蛮中，前后阃帅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诣府。玠素闻其名，与之分庭均礼。居数月，无所言，玠乃为设宴，亲主之。酒酣，坐客纷纷，竞言所长，王进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馆以处之，因使人窥之，但见兄弟终日对踞，以垩画地为山川城池，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请玠屏人言曰：“某蒙明公礼遇，今日思有以少报，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中形胜之地莫如钓鱼山，请徙诸砦，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余玠大喜，密闻于朝，请不次官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于是臂指联络，蜀始可守。
［冯述评］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而河北之斥堠始远；吴玠筑钓鱼山十余城，而蜀之形胜始壮。皆所谓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者也。
嘉靖中，大同巡抚张文锦议于镇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徙镇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为大同藩篱，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悬几百里，戍卒惮虏不愿往。必也兴屯田、葺庐舍，使民见可趋之利，而又置训练之将，严互援之条，使武备饬而有恃无恐，民谁不欣然而趋之？乃不察机宜，而徒用峻法以驱民于死地，所任贾鉴者，又不能体国奉公，以犯众怒，遂致杀身辱国，赖蔡天祐相机抚定，仅而无恙。欲建功任事者，先在体悉人情哉！
【译文】
唐朝时朔方的军队和突厥以黄河为界，突厥首领默啜率领全军向西攻击突骑施娑葛。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突厥空虚之时，夺取漠南地方，在河北建筑三座受降城，首尾相应，以断绝突厥南侵的路，六十天可以完工。以佛云祠为中受降城，距东西受降城各四百多里，都在牛头朝那山北方，地势险要，并设置烽火台一千八里座，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来游牧。
直到现在还弃置为荒地，从经济角度来看真是可惜！
宋朝人余玠，薪州人，字义夫，在蜀统军时，在元帅府左边建筑一座招贤馆，陈列摆饰完全依照元帅府。
当时播州人郏冉璡、冉璞兄弟隐居在南蛮，前数任将帅屡次征召，都不肯出来做官。到此时才亲身拜访余玠府，余玠听说过他们的名气，就用完全对等的礼节对待他们。住了几个月，冉氏兄弟却都没有深谈。
有一天，余玠特地准备酒宴，亲自招待他们，酒喝得高兴时，其他客人纷纷抢先说自己的专长，而冉氏兄弟始终沉默不语。余玠心想：“他们是在观察我对待贤士的礼节如何罢了。”
第二天。余玠又请冉氏兄弟迁入更豪华的居室，并派人偷偷监视他们。只见兄弟俩整天对坐，用白土在地上画山川城池，一会儿又马上涂掉。
这样过了十天，两兄弟就请余玠屏退其他人说：“我们兄弟承蒙大人礼遇，想给大人少许报答，您是否有意迁移到合州城呢？”
余玠听了大吃一惊，握着他们的手说：“这正是我想了好久的事，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进行。”
冉氏兄弟说：“巴蜀地方没有比钓鱼山更险要的了，请您将军营迁移过去。如果能任用适当的人选，并积存粮食来防守，远胜过十万大军。”
余玠非常高兴，秘密奏报朝廷，请求破例任命冉氏兄弟为高官。
钓鱼山山顶有十多个天然的城，都依山势而成堡垒，分布排列，联络方便，于是巴蜀才能固守。
［冯评译文］
唐朝的张仁愿兴建了三座受降城，城北的前锋斥堠方得以到达荒远的边界；宋朝的吴玠建造了钓鱼城，四川的形势才因而显得重要。这都是所谓的“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
明朝嘉靖年间，大同巡抚张文锦建议朝廷在镇城北方五十里处建筑五座城堡，将二千五百户士卒家庭迁往当地戌守，每座城堡各五百户人家，可做为大同的屏障，这也是百世之利。但那五座城堡孤悬于汉土数百里外，戌守的士卒畏惧辛劳不愿前往。因此必须兴建屯田，修葺庐舍，使民众知道值得前往，当地也必须设置训练有素的将领，各城堡间严密往来，充份建立起武装防卫，有恃无恐，这样，民众才会欣然愿往。但是朝廷却未能把握机宜，而光是用严苛的法令将百姓赶入绝地之中，所任命的贾鉴，又不能公忠体国，于是干犯众怒，导致杀身辱国的灾祸。最后虽然蔡天佑相机抚平了乱事，但也仅仅是暂时稳住了情势，若要建功立业，必先体察人情事理。
364、孟珙
【原文】
淳祐中，孟珙镇江陵。初至，登城周览，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今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无所限隔，敌一呜鞭，不即至城外乎？”乃修复内隘十有一，而别作十隘于外，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则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而民不知役。
【译文】
宋理宗淳祐年间，孟珙(字璞玉)镇守江陵府。初到任时，上江陵城四处观看，不觉叹息道：“江陵府自古号称险要，在于三面临水，殊不知沧海也可能化为桑田。如今从江陵城以东，自古岭先锋一直到三汉，一点都没有阻隔，敌人只要一声号令，大军便能毫无阻隔的直逼城外！”
于是他在城里修复十一处要塞，城外另建十个要塞，沮水、漳水原来是从城西流入长江，如今把它引导向东，环绕城北流入汉水，完全恢复了江陵城原来三面临水的旧观。孟珙并随着地势高低作水坝蓄水，方圆二百里之间，都是辽阔的水域，土木工程费用总共一百七十万钱，但并没有使老百姓困于劳役。
365、康伯可
【原文】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跸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究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诏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途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宰相汪、黄辈不能用，惜哉！
［冯按］
康伯可后来附会贼桧，擢为台郎，两宫宴乐，专应制为歌词，名节扫地矣！然此《十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未或过也，可以人废言乎？
【译文】
宋高宗建炎年间，天子移驾扬州，康伯可上《中兴十策》如下：
一、请皇帝设坛，和群臣六军穿白色军服祈祷，决心北伐金人，迎徽宗，钦宗回朝；
二、请皇帝移驾关中，整军积粮，号召两河军民为国雪耻，光是东南地方不足以建立帝业；
三、暂时废除国家正常的法制，改以战时的军事体制，如汉朝的所施行过的，并遍选天下杰出的人才，每天陪侍皇帝身边，积极讨论国家政策的利病得失，以及全天下的真实情况；
四、河北未沦陷的州郡，朝廷不设置官吏，而由当地人自己互相推选，各自保护自己的乡里，再派两支军队屯驻要害地方作声援，在滑州设置仲介官署，负责接应北方的州郡，并传达朝廷的号令；
五、裁减宫内的内侍人数和州县冗员，文书力求简明切实，以节省公款，提高行事效率；
六、大赦天下，给与百姓更新的机会，过往种种一律不再过问，不论文武官员，不必依常法任用，以收揽人心；
七、凡是逃避金人，带着乡民南来归顺的北方豪杰，应封以将帅，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盗贼；
八、调整保甲法，团结山东，京东及两淮的人民，以备金人随时可能的攻击；
九、研究汉唐漕运的方法，在长江，淮河中途设置官员，以运送粮食到关中；
十、要求全国官员百姓直言进谏，州郡即日起呈上奏本，由皇帝亲自阅览，以扩大豪杰进用的途径。
这中兴十策，宰相汪伯彦（祁门人，字廷俊）、黄潜善（邵武人，字茂和）等人不能采用，真是可惜。
［冯按译文］
康伯可后来投效奸贼秦桧，被任用为尚书郎。两宫设宴作乐时，专门负责制作歌词，因而名节扫地。然而这十策，立意正大真确，虽是李纲、赵鼎也未必超过他。大家难道可以因人废言吗？
366、李纲
【原文】
纲疏经略两河大要云：河北、河东、国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尚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戴宋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抚慰而援其危，臣恐粮尽力疲，危迫无告，愤怨必生，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如张所、傅亮者为之，使宣谕天子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即如唐藩镇之制，使自为守。如此，则不唯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最今日先务。
李纲当金人围城死守时，有京师不逞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剑纳官请功。纲命集守御使司，以次纳讫，凡二十余人，各言姓名，皆斩之。并斩杀伤部队将者二十余人，及盗衲袄一领者，强取妇人绢一匹者，妄斫伤平民者，皆即以徇。故外有强敌月余日，而城中窃盗无有也。
【译文】
李纲的奏疏《经络两河大要》里说：
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只要稍稍加以整顿，中原就可以保全，而东南也可以安定。现在河东失守的不过只有恒、代、太原、泽、潞、汾、晋等几州而已，其余州郡都安然无恙；河北失守的更少，不过是真定、怀、卫、浚四州。其余三十多郡，还在朝廷的掌握之中。
而河北，河东这两路的人民和军队，拥戴宋室的心意很坚决，多主动推举豪杰之士为首来防御金人。人数多的有数万，少的也不低于一万。朝廷如果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官吏，大力抚慰并加以支援，微臣恐怕一旦粮食用尽，民力疲惫，危险急迫之际无处求助，必定对本朝心生愤怒，若金人乘机安抚而任用他们，到头来可能都成为我们心腹之患的精锐军队。
因此，若依微臣的想法，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略的人如张浚、傅亮等，去宣扬天子不忍放弃两河给金人的坚定立场，凡是能够保全一州，恢复一郡的，就像唐朝藩镇的制度，由他们自举将官吏来固守，朝廷也完全予以承认。如此，不只断绝他们归附敌国的可能，又可以借助他们来抵御金人南侵，这是今日当务之急。
李纲在金人围攻，困守京城之时，京城中有不法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走金钱，而将劫来的库藏兵器缴纳官府邀功。
李纲命令他们集中在官府依次缴纳完毕，一共二十多人，各自报告姓名后，全部处斩。同时另外斩杀了杀害部队将领的乱民二十多人。
凡盗取一件夹袄，强夺妇人一匹绢，随意杀伤平民的，都一概处死，所以城外虽然有强敌围攻一个多月，而城里却一个盗贼也没有。
367、沈晦
【原文】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扬州，将召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帝曰：“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耶？”绍兴四年，用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过行在面对，言“藩帅之兵可用。今沿江千余里，若今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隘，彼难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弱，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则五郡尾而邀之，敌安能远去？”时不能用。
【译文】
宋朝人沈晦任信州知州时，宋高宗驾临扬州，将召他任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晋陵人，字全真）谈论他为平民时的往事，高宗说：“不久之前，朕在金营见到他，显得意气激昂。读书人的细节，哪值得成为他终身的牵累呢？”
绍兴四年，沈晦受命为镇府两浙西路安抚使，曾上策给高宗：“现在沿着长江一千多里，如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士兵一、二万名，宜用本郡的财赋收入，购买官田给他们，以坚定他们守土作战的决心。若敌兵进攻五郡，则用水师守长江，用步兵守隘口，敌军很难冲破这道防线；就算能冲过，则由五郡的驻军联合攻击，敌人再怎么善战，也不可能一天之中拿下全部的五郡的城池。如果敌军分兵围攻五郡，则必然造成军力分散而战力削弱，要对付就容易了。若敌方派轻骑尾随我北伐大军班师来进行骚扰，则五郡的部队就可以从后加以拦击，敌军还能回得去吗？”
可惜高宗当时不能采用。
368、汪立信 文天祥
【原文】
襄阳围急将破，立信遗似道书，云：“沿江之守，不过七千里，而内郡见兵尚可七十余万，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汰其老弱，可得精锐五十万，于七千里中，距百里为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则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江、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互援，联络不断，以成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莫若礼而归之，请输岁币以缓目前之急。俟边患稍休，徐图战守，此中策也！”后伯颜入建康，闻其策，叹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意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邑郡，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变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广，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冯评］
靖康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江伯彦；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然则宋不衰于金，自衰也；不亡于元，自亡也！
【译文】
南宋时襄阳城被蒙古军围攻，情势急迫时，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
沿长江的防线不过七千里，而内郡现有的士兵还有七十多万，应该都派到江边，充实对外防御的兵力。七十多万兵力中，淘汰掉老弱不堪作战者，还有五十万精锐。在七千里之间，每距一百里设一屯，每屯有守将，十屯为一府，每府有总督。地势特别重要的地方，兵力则增加三倍。平时在江淮之间泛舟来往保持联系，战时东西彼此支援，联络不断，以造成足以应付蒙古人忽然攻击的防御力量，这是上策。
扣留蒙古人的使臣，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只会给敌人更多攻击的借口。不如礼遇他们，放他们回去，并想办法以每年输送财帛的方式，和蒙古人达成暂时的和议，以缓和目前急迫的形势，等边境的压力稍微缓和下来，再从长计议战守的策略，这是中策。
后来蒙古伯颜攻入建康，听说汪立信这番策略，叹息道：“假使宋室真的采用，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呢？
蒙古人南侵，文天祥(吉水人，字宋瑞，履善，号文山)上疏，大略是说：朝廷只求一时偏安，牵制前方将帅作战的气息太浓，而奋发进取、决心作战的意志太弱。并要求立刻斩杀师孟，以他的鲜血涂于鼓，来激励士气。
又说，宋朝受五代之乱的伤害，虽然削弱拥兵的藩镇，建立邑郡，一时可以矫正军人拥兵作乱的弊病，然而也付出国力衰弱的代价。所以敌人每到一州，一州就残破，每到一县，一县也残破，最后弄得整个中原沦陷，如今后悔也来不及。
如今应将天下分为四镇，每镇设立都督一人负责统领：将广西并入两湖为一镇，军府建于长沙；将广东并入江西为一镇，军府建于隆兴；将福建并入江东，军府建于番阳；，将淮西并入淮东，军府建于扬州。要求长沙负责收复鄂地一带，隆兴负责蕲黄一带，番阳负责江东一带，扬州负责收复两淮一带。如此，才能使各镇地大兵多，足以对抗敌军。
并找寻适当时机约定日期一起进军北伐，有进无退，倾尽全力攻击敌军，使敌军因战线扩大，必须防备各方的攻击兵力，而造成局部防御兵力的不足，疲于奔命，再加上我方策动敌后的百姓起义，从内部加以骚扰颠覆，如此敌人就不难击退了。
［冯评译文］
靖康年间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年间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佑年间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永嘉人，字与权)。可见宋朝不是因金人强大而衰弱，而是自己衰弱；不是被元灭亡，而是自己灭亡。